鄭義聲：二十年後的"六四暴徒"
漢卿·毅庵 @ 2009-3-2 8:31 評論(9) 推薦(110) 引用通告 分類: 未歸類
寫下這樣一個標題後，我覺得自己太過膚淺：從未經曆過"六四"、也沒有親人在"六四"中喪生的我，對於"六四"根本不了解的人，有資格寫這個話題或者類似的話題嗎？
一次偶然的聚會，讓我知道，即使沒有，我也必須得寫。為他們，為我們，為正義，為明天。聚會的具體日期我忘記了，隻知道那是一個深冬時節，待我趕去時，天色已晚，飯桌上坐了一大桌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認識的居多。而不認識的人裏，有幾個居然是"六四"時期被判刑出獄的所謂的"暴徒"。那天，因為有事，我沒有等宴席結束就走了。回去後，我睡不著，王維林擋坦克的身影猶如刻在我腦子裏，翻來覆去，印象越來越清晰。
後來，我再次和他們見麵，雖然沒有聊更多，但他們內心的沉重與悲憤卻是實實在在感受到了的。為此，我知道，我無法裝作什麽都不知道，也更無法不寫些什麽，以表達我的心情。
廖亦武先生在《六四畫家武文建》一文中寫道：有一個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過他的《判決書》看，上麵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還有人撿一鋼錐，也判了10多年；還有扣下給養軍車，把食品分給學生和市民充饑--一個叫朱某某的，大公無私地分了半天，車空了，自己卻沒撈著吃。他東尋西找，終於在旮旯裏發現有隻燒雞。不料，這燒雞上了《起訴書》，他判了13年，後來他在獄中衝我叫屈："這雞貴啊！"這不是個別現象，我所了解到的是：一個工人，就為了"我們北京市民要給絕食學生以道義上的支持"這句話，每天下了班，在天安門的一個綠化帶邊蹲著，一蹲就是幾天。他說："我為學生們做不了什麽，也沒有能力做什麽。但我知道，學生們是為了這個國家好，是為了讓中國人過上平等、幸福、沒有貪汙腐敗的正常生活而遊行絕食的，我認為我應該在道義上給他們以支持，別的我什麽也沒想。"
6月3日那天晚上，他親眼看到了解放軍殺人的場景，年輕的心一時不敢相信人民子弟兵會開槍射殺自己的同胞，悲痛之餘他和一些市民參與了將被打傷學生和市民往醫院送的事情，並站在一個離天安門不遠的地方繼續關注事態的發展。有人放火燒坦克了，他也被抓了，被判死緩。他說："很荒誕，我從不抽煙，所以我身上從來不裝打火機或者火柴，也沒有做過那樣（燒坦克）的事情，但我依然被判了死緩，因為我和扔燃燒瓶的人站在一起。"還有一位，他因為在住所附近看到了解放軍殺人的場麵，義憤難平，便和見到的人述說真相，並帶著燒軍車的人離開危險地帶，也被判了死緩。判決時，審判長問："是不是覺得冤枉？"他們說："冤枉。"然而審判長的回答讓他們哭笑不得："我也知道你們冤枉，但比你們還冤枉的人呢。有一個人，因為打了解放軍兩個嘴巴，就判了12年。一個嘴巴6年，你說他不比你們冤枉嗎？但我沒辦法，上麵讓我這麽判的，不要怨我，我也沒辦法。"
而這些所謂的暴徒，在監獄裏，成了誰都可以欺負的人。廖亦武在《六四畫家武文建》提到了一個細節：聽人說，監獄長找他（陳子明）：陳子明，我們聊聊。他卻揮揮手道：去去，你沒資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長叫來。但這種情形，在"六四暴徒"中卻隻能是天方夜譚。他們幹最苦最累的活，人格、尊嚴等等一切皆無。他們隻能用"今冬明春"來安慰自己。（注：這是"六四暴徒"們在互相詢問他們他這個群體什麽時候能出獄時，一位獄友用"今冬明春"來安慰他們也是安慰自己的話，此語在北京二監成了一句最足以安慰他們的話，因此也流行了起來。）。用他們的話說："我們是從鬼門關上逃出來的，能活著就已經滿足了，其他的，我們不敢想。比起很多人，我們都是幸運的。六四時，我們沒死，是第一大幸運；在公安局，我們沒被解放軍打死，是第二大幸運；在判刑時，我們沒有被判死刑，是第三大幸運；在監獄裏，我們沒有被欺負死，活著出來了，是第四大幸運。我們已經不敢奢求什麽了。"聽了這些話，我什麽都不想說，因為任何話都是蒼白的，都是多餘的，根本就無法撫慰他們的心靈。再加上長年的監獄生活讓他們個個從精壯的小夥子成了疾病纏身的中年人，原有的技術已經無法適應現在這個社會，讓他們的生存變得艱難無比。我，一個飄蕩在北京的外地人，如果不能給他們以實際幫助，最好還是閉嘴吧。否則，說什麽對他們都是傷害。
也許是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太緊了，他們即使出獄了，也被所住地的各專政部門死死看守著，隨時都得到相關部門去報到，雖然這種報到讓他們感到屈辱，但他們不得不去，否則就會被以"再次關進去"來要挾。一位大哥緩緩地說："我們已經出獄了，我們已經是公民了，但我們依然被這個政府當作對這個國家會產生威脅或者危險的人。我們似乎被烙上了烙印，一輩子就和這個烙印粘在一起，永世不得分開。"這種屈辱我們都未曾經曆過，所以我無法體會他內心的悲憤和抑鬱，但我知道，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猶如"紅字"的東西對人的傷害的程度，隻是，我不知道該怎麽辦，誰讓我們隻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比螞蟻都微不足道的存在？
由於疾病纏身，由於"特殊"身份，由於有關部門的"照顧"，由於他們自身年紀已大，由於……種種原因讓他們在出獄後生活得異常艱難，不得不靠家裏人接濟才能活下去。此時，尊嚴從哪裏來？一個大哥反複說："我們就是在苟且偷生啊，兄弟，就是苟且偷生！"一個人，在什麽樣的情況下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也許你我都不會說出來，但他們隻能這麽說！
廖亦武在《六四畫家武文建》的結尾寫到：王丹的回憶錄我也看過，他沒提一件事兒，就是在監獄中曾與六四暴徒們狹路相逢。隔了好幾米遠，他大聲問："你們怎麽進來的？"暴徒們答："我們是為六四進來的。"王丹於是很激動地說："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為爭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麽挺得住啊，哥們？"話音一落，全場啞然。我想，廖先生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說說的。這麽多年來，很少見人為他們說句公道話，為他們的遭遇和當下的境況做點事情。我曾試圖采訪他們，以對他們的情況做更多的了解，然而，他們拒絕了。一位大哥說："兄弟，謝謝你的好意。你的心意我們領了，但我們不想再說什麽了。如果我們說了什麽，不但的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幫助，還會遭到所住地的相關部門的打壓。我們已經受夠了，不想再給自己找事了。"這種悲涼誰又能體會？
"六四暴徒"，一群為了單純的正義，為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和責任的人，付出了他們的全部。而現在，他們猶如黑暗角落裏的塵埃，不被人注意，更不被人提及。隻在黑暗中自生自滅，從一無所有走向一無所有。
我們，愧對他們！
169; http://blog./hanqingyian
漢卿·毅庵 @ 2009-3-2 8:31 評論(9) 推薦(110) 引用通告 分類: 未歸類
寫下這樣一個標題後，我覺得自己太過膚淺：從未經曆過"六四"、也沒有親人在"六四"中喪生的我，對於"六四"根本不了解的人，有資格寫這個話題或者類似的話題嗎？
一次偶然的聚會，讓我知道，即使沒有，我也必須得寫。為他們，為我們，為正義，為明天。聚會的具體日期我忘記了，隻知道那是一個深冬時節，待我趕去時，天色已晚，飯桌上坐了一大桌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認識的居多。而不認識的人裏，有幾個居然是"六四"時期被判刑出獄的所謂的"暴徒"。那天，因為有事，我沒有等宴席結束就走了。回去後，我睡不著，王維林擋坦克的身影猶如刻在我腦子裏，翻來覆去，印象越來越清晰。
後來，我再次和他們見麵，雖然沒有聊更多，但他們內心的沉重與悲憤卻是實實在在感受到了的。為此，我知道，我無法裝作什麽都不知道，也更無法不寫些什麽，以表達我的心情。
廖亦武先生在《六四畫家武文建》一文中寫道：有一個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過他的《判決書》看，上麵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還有人撿一鋼錐，也判了10多年；還有扣下給養軍車，把食品分給學生和市民充饑--一個叫朱某某的，大公無私地分了半天，車空了，自己卻沒撈著吃。他東尋西找，終於在旮旯裏發現有隻燒雞。不料，這燒雞上了《起訴書》，他判了13年，後來他在獄中衝我叫屈："這雞貴啊！"這不是個別現象，我所了解到的是：一個工人，就為了"我們北京市民要給絕食學生以道義上的支持"這句話，每天下了班，在天安門的一個綠化帶邊蹲著，一蹲就是幾天。他說："我為學生們做不了什麽，也沒有能力做什麽。但我知道，學生們是為了這個國家好，是為了讓中國人過上平等、幸福、沒有貪汙腐敗的正常生活而遊行絕食的，我認為我應該在道義上給他們以支持，別的我什麽也沒想。"
6月3日那天晚上，他親眼看到了解放軍殺人的場景，年輕的心一時不敢相信人民子弟兵會開槍射殺自己的同胞，悲痛之餘他和一些市民參與了將被打傷學生和市民往醫院送的事情，並站在一個離天安門不遠的地方繼續關注事態的發展。有人放火燒坦克了，他也被抓了，被判死緩。他說："很荒誕，我從不抽煙，所以我身上從來不裝打火機或者火柴，也沒有做過那樣（燒坦克）的事情，但我依然被判了死緩，因為我和扔燃燒瓶的人站在一起。"還有一位，他因為在住所附近看到了解放軍殺人的場麵，義憤難平，便和見到的人述說真相，並帶著燒軍車的人離開危險地帶，也被判了死緩。判決時，審判長問："是不是覺得冤枉？"他們說："冤枉。"然而審判長的回答讓他們哭笑不得："我也知道你們冤枉，但比你們還冤枉的人呢。有一個人，因為打了解放軍兩個嘴巴，就判了12年。一個嘴巴6年，你說他不比你們冤枉嗎？但我沒辦法，上麵讓我這麽判的，不要怨我，我也沒辦法。"
而這些所謂的暴徒，在監獄裏，成了誰都可以欺負的人。廖亦武在《六四畫家武文建》提到了一個細節：聽人說，監獄長找他（陳子明）：陳子明，我們聊聊。他卻揮揮手道：去去，你沒資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長叫來。但這種情形，在"六四暴徒"中卻隻能是天方夜譚。他們幹最苦最累的活，人格、尊嚴等等一切皆無。他們隻能用"今冬明春"來安慰自己。（注：這是"六四暴徒"們在互相詢問他們他這個群體什麽時候能出獄時，一位獄友用"今冬明春"來安慰他們也是安慰自己的話，此語在北京二監成了一句最足以安慰他們的話，因此也流行了起來。）。用他們的話說："我們是從鬼門關上逃出來的，能活著就已經滿足了，其他的，我們不敢想。比起很多人，我們都是幸運的。六四時，我們沒死，是第一大幸運；在公安局，我們沒被解放軍打死，是第二大幸運；在判刑時，我們沒有被判死刑，是第三大幸運；在監獄裏，我們沒有被欺負死，活著出來了，是第四大幸運。我們已經不敢奢求什麽了。"聽了這些話，我什麽都不想說，因為任何話都是蒼白的，都是多餘的，根本就無法撫慰他們的心靈。再加上長年的監獄生活讓他們個個從精壯的小夥子成了疾病纏身的中年人，原有的技術已經無法適應現在這個社會，讓他們的生存變得艱難無比。我，一個飄蕩在北京的外地人，如果不能給他們以實際幫助，最好還是閉嘴吧。否則，說什麽對他們都是傷害。
也許是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太緊了，他們即使出獄了，也被所住地的各專政部門死死看守著，隨時都得到相關部門去報到，雖然這種報到讓他們感到屈辱，但他們不得不去，否則就會被以"再次關進去"來要挾。一位大哥緩緩地說："我們已經出獄了，我們已經是公民了，但我們依然被這個政府當作對這個國家會產生威脅或者危險的人。我們似乎被烙上了烙印，一輩子就和這個烙印粘在一起，永世不得分開。"這種屈辱我們都未曾經曆過，所以我無法體會他內心的悲憤和抑鬱，但我知道，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猶如"紅字"的東西對人的傷害的程度，隻是，我不知道該怎麽辦，誰讓我們隻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比螞蟻都微不足道的存在？
由於疾病纏身，由於"特殊"身份，由於有關部門的"照顧"，由於他們自身年紀已大，由於……種種原因讓他們在出獄後生活得異常艱難，不得不靠家裏人接濟才能活下去。此時，尊嚴從哪裏來？一個大哥反複說："我們就是在苟且偷生啊，兄弟，就是苟且偷生！"一個人，在什麽樣的情況下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也許你我都不會說出來，但他們隻能這麽說！
廖亦武在《六四畫家武文建》的結尾寫到：王丹的回憶錄我也看過，他沒提一件事兒，就是在監獄中曾與六四暴徒們狹路相逢。隔了好幾米遠，他大聲問："你們怎麽進來的？"暴徒們答："我們是為六四進來的。"王丹於是很激動地說："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為爭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麽挺得住啊，哥們？"話音一落，全場啞然。我想，廖先生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說說的。這麽多年來，很少見人為他們說句公道話，為他們的遭遇和當下的境況做點事情。我曾試圖采訪他們，以對他們的情況做更多的了解，然而，他們拒絕了。一位大哥說："兄弟，謝謝你的好意。你的心意我們領了，但我們不想再說什麽了。如果我們說了什麽，不但的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幫助，還會遭到所住地的相關部門的打壓。我們已經受夠了，不想再給自己找事了。"這種悲涼誰又能體會？
"六四暴徒"，一群為了單純的正義，為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和責任的人，付出了他們的全部。而現在，他們猶如黑暗角落裏的塵埃，不被人注意，更不被人提及。隻在黑暗中自生自滅，從一無所有走向一無所有。
我們，愧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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