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劫寶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當西方列強瓜分長江南北的大片領土的時候， 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帝國主義國家也開始了一場掠奪、瓜分中國 古物的競爭。
起先，人們並不知 道沙漠的深處和殘破的洞窟、城堡當中理有豐富的古物，為了爭取或擴大在新疆的勢力範圍，占領印度的英國和侵占中 亞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國，分別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如1870 年和1873年英國的弗賽斯（ T．D．Forrsyth）使團，1887年 英國的榮赫鵬（F．E．Younghu*****and）探險隊，1870— 1885年間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 N．M．Przheval’skii） 組織的四次探險，足跡遍及新疆、甘肅、蒙古、西藏的許多地方，他們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這些探險的主要 目的，是攫取各種軍事情報，了解當地的政情和測繪地圖，探查道路，為將來可能進行的軍事行動打基礎。
[在英國的敦煌壁畫]
在英國的敦煌壁畫
1889 年，一個名叫鮑威爾（H.Bower）的英國大尉，在 庫車附近的一座廢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貝葉寫本，當時在印度的梵文學家霍恩雷（R.A．F．Hoernle）博 士，鑒定出這是現存最古的梵文寫本，於是，新疆出土文物的重要學術價值，很快就為歐洲學術界得知。與此同時， 法國的杜特伊·德·蘭斯（ Dutreuil de Rhins）探險隊，也在1890—1895年間的新疆考察中，從和田地區買到了同 樣古老的佉盧文貝葉本《法句經》，大大刺激了歐洲日益 興盛的東方學研究。 1899年，羅馬召開了第12屆國際東方學 家大會。會上，在俄國學者拉德洛夫（ W．Radloff）的倡議下，成立了“中亞與遠東曆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國 際協會”，本部設在俄國的首都聖彼得堡，並在各國設立分會，以推動在中國西北的考古調查。此後，各國紛紛派出考 察隊進入新、甘、蒙、藏等地區，把攫取抄漠廢墟、古城遺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其中比 較著名的有，俄國科茲洛夫（ P．K．Kozlov）1899－1901 年的中亞探險，特別是他1908年對甘肅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 城子的發掘，英國斯坦因（ M．A．Stein） 1900—1901年、 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亞探險，他涉獵的地 域最廣，收獲也最多；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 —1902年的中亞考察，發現了樓蘭古國遺址；普魯土王國格 倫威德爾（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率領的吐魯番考察隊，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 1907年、1913－1914年四次調查發掘，重點在吐魯番盆地、焉耆、庫車等塔裏木盆地北沿綠洲遺址；法國伯希和（P．P－ elliot）1906－1909年的新疆、甘肅考察；芬蘭曼涅爾海姆 （ C．G．E．Mannerheim） 1906－19O8年的考察；俄國奧登 堡（ S．F．Oldenburg） 1909－1910年、1914－1915年的兩 次新疆、甘肅考古調查，以及日本大穀光瑞1902—1904年、 1908～1909年、1910—1914年三次派遣的中亞考察隊。數不 清的中國古代珍貴文物，被他們掠走，入藏於各個國家的圖書館或博物館。在這場浩劫中，敦煌藏經洞的文獻和文物， 也沒有逃過他們的魔爪。
第一個來敦煌盜竊藏經洞文獻的外國探險者是斯坦因，他原籍匈牙利，後來在英國所屬的印度政府供 職，他是考古學家，但不懂漢語，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經在新疆塔裏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樓蘭等地許多古 遺址進行過發掘，盜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寫本，有相當多的陰謀伎倆。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從他的同鄉好友、匈牙利地 質學家拉喬斯·洛克濟（ Lajos.Loczy）那裏，聽說過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所以，在他第二次中亞探險過程 中，樓蘭的發掘工作一結束，就沿羅布泊南的古代絲綢之路，穿過庫姆塔格沙漠，於1907年3月16日來到敦煌。不久，斯 坦因從一個烏魯木齊商人那裏聽說，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數年前偶然發現了一間藏有大量古代寫本的石室，於是，斯坦因 立即出發，來到莫高窟找王道士。這時，王道士為了籌集修整洞窟的經費，到別處化緣去了。一個小和尚給他看了一卷 精美的寫經，斯坦因雖然不懂漢文，但從外觀上已經感覺到這種寫本一定很古老。他知道一定得等到王道士回來才能見 到大批的寫本，所以就抓緊時間返回敦煌縣城，雇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長城鋒燧遺址，獲得了大批漢代簡牘。
6月21日，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王道士已從外麵回來了，並且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正不安 地等待著斯坦因的到來。斯坦因通過他的中文翻譯蔣師爺（名孝琬），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蔣師爺表示了斯坦因想 看看這批寫本，並有意用一筆捐款幫助道士修理洞觀，以此來換取一些寫本。王道士明知藩台衙門有封存遺書的命令， 又害怕讓老百姓知道了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猶豫不決，沒敢馬上答應。斯坦因當然不會死心，於是在 莫高窟支起帳篷，作長期停留的打算，並開始考察石窟，拍 攝壁畫和塑像的照片。
斯坦因對王道士正在努力興修的洞窟 感興趣，使王道士很興奮，他答應帶著斯坦因等人參觀一遍洞窟的全貌，還根據《西遊記》一類的唐三藏取經故事，指 點著一幅壁畫，給斯坦因講上麵畫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條激流的河岸旁，一匹滿載著佛經卷子的馬站在一旁，一隻巨龜向 他們遊來，想幫助他把從印度取來的神聖經典運過河去。這恰好給為尋找古代遺址而深入鑽研過玄奘《大唐西域記》的 斯坦因帶來了靈感。經過蔣師爺的幾次交涉，一天夜裏，王道士終於拿出了一卷寫經，借給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 異常高興的是這卷漢文寫經，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譯的一部佛教經典。於是，斯坦因就自稱是從遙遠的印度來的佛教信徒 和玄奘法師的追隨崇拜者，他之所以在這一天看到了玄奘帶回並翻譯的佛經，完全是因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讓他把這 些印度已經不存在的經書送回原來的地方。斯坦因的這番鬼話對於這個虔誠愚昧的道士比金錢還靈，很快就起了作用， 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牆，借著王道士的油燈亮光，斯坦因走進了這個堆滿寫本的洞窟。
當時，藏經洞的 寫本還沒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蔣孝琬在洞窟中做翻檢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這樣會引起旁人 的注意。於是，每天夜裏，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寫本，拿到附近的一間小屋裏，讓斯坦因和蔣孝琬翻閱檢選，由於 數量龐大，斯坦因放棄了給每個寫本都編出目錄的打算，隻從他的考古學標準出發．盡可能多、盡可能好地選擇寫本和 絹、紙繪畫。不久，一筆不尋常的交易達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幾塊銀元和一個絕對嚴守秘密的保證，換取了滿滿24箱 寫本和5箱經過仔細包紮好的絹畫或刺繡等藝術品，它們經過1年零6個月的長途運輸，於1909年1月完整地抵達倫 敦，入藏英國博物館。
對於這筆交易，斯坦因當然是滿意 的，他由此得到了西方世界給予的許多榮譽。王道士似乎也是滿意的，並且對斯坦因一直抱有好感，當1914年3月斯坦 因第三次中亞探險中經過敦煌時，雖然大部分藏經洞文獻已被伯希和探險隊、大穀探險隊和北京政府取走，但是，王道 士又把早已經他轉移到安全地點秘藏起來的570卷敦煌文獻，送給斯坦因。可以說，斯坦因是盜走藏經洞文獻最多的 人。
第二個前來敦煌盜寶的人是法國的伯希和。伯希和是專門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除了精通漢語之外，還懂得幾種 中亞流行的語言。從1899年開始，他供職於設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曾在1901年前往中國購買書籍、繪畫和美術 品。他在語言上的天賦和對中國圖書版本學的知識，為他後來盜竊藏經洞文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大概正是因為他的這 些才幹，當1905年中亞與遠東曆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國際協會法國分會組成中亞考察隊時，伯希和被挑選為考察 隊長。1906年6月15日，他率領著測量、攝影方麵的專家自巴黎出發，從喀什噶爾開始，沿塔裏木盆地北沿的古絲路， 對沿途遺址、石窟逐個進行考察發掘。翌年10月到達烏魯木 齊。
當時，斯坦因從藏經洞盜走大批寫本的消息還沒有傳出，伯希和是從清朝伊犁將軍長庚那裏，得知敦煌莫高窟發 現了古代寫本的消息，並且看到了一卷流散出來的寫經，立刻判斷出這是八世紀的珍貴文物。伯希和取消了從烏魯木齊 向西北方向行進的原訂計劃，甚至連他向往的到處是古物的 吐魯番盆地都不去，立即趕赴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一行來到莫高窟前，一麵開始對所有洞窟進行編號、測量、拍照和抄錄各種文字題記，一 麵和王道士進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漢語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從談話中得知，伯希和並不知道他 把一大批寫本出賣給斯坦因的事，所以對這些洋人的堅守諾言感到滿意，很快，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進藏經洞， 而且還允許他在洞中挑選。
麵對著這數萬件珍貴文獻，伯希 和在驚呆之餘，立刻盤算了一番，然後下決心把它們全部翻閱一遍。在以後的三個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經洞中，借助昏 暗的燭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檢著每一件寫本，並把它們分成兩堆，一堆是最有價值的文獻，他給自己訂立了幾 條標準，即：一是要標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經之外的各種文獻，三是要漢文之外的各種民族文字材料，這堆寫本 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則是必要時可以舍棄 的寫卷。
伯希和挑選完畢，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 求，王道士當然還沒有這樣的膽量，結果，伯希和以600兩 銀子，換得了藏經洞寫本的菁華，它們的數量雖然沒有斯坦 因進取的多，但質量最高，說不清有多少件是無價之寶。
5月30日，伯希和等人結束了敦煌的考察，一麵派人把 大批文物運往巴黎，一麵又沿河西走廊進入中原，最後在10 月5日到達北京，采購圖書。狡猾的伯希和知道寫本尚在途 中，這次來京，對在莫高窟得到寫本的事守口如瓶。
同年12 月，伯希和回到河內的遠東學院。 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國國立圖書館委托，從河內 出發，經南京、天津，到北京購買漢籍。這時，從藏經洞劫得的大批文獻已安全運抵巴黎，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伯希 和於是隨身攜帶一些敦煌珍本，如《尚書釋文》、《沙州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敦煌碑讚合集》等，來到 北京，出示給北京的中國學者，目的是買好他們，以取得在 收購珍本漢籍時的幫助。
當時在北京的許多著名學者加羅振 玉、蔣伯斧、王仁俊、董康、寶熙、柯劭忞、江瀚、徐枋、吳寅臣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參觀或抄錄，他們為這些珍貴 寫本落入外人手中大為震驚，立刻上書清朝學部，電令駐蘭州的陝甘總督，讓敦煌縣知縣調查清點藏經洞文獻，不許賣 給外人，並讓甘肅布政使何彥升押運送京，交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收藏。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這一點，在官 府清點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較好的寫本轉移收藏起來。而前來押運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並沒有把藏經洞文獻收拾幹 淨，而且沿途又遺失了不少。當運載寫本的大車進了北京城後，押運官何彥升並沒有馬上移交學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 內，夥同親友李盛鐸、劉廷琛等人，把其中的許多珍貴寫本據為已有，然後才交給學部，入藏京師圖書館，總共約九千 多件。
何家藏品後來賣給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鄰館，李家藏品一部分歸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在台北。其他也大部分轉 售日本了。 王道士隱藏起來的寫本，一部分後來送給了斯坦因，還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間被日本大穀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 和橘瑞超買走，總數也有數百卷。大穀探險隊的成員，沒有經過考古學的訓練，從他們在新疆盜掘古墓的行徑來看，也 不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得到敦煌寫本後，既沒有編目，也沒有馬上放入博物館保存，以至後來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 在。
最後一個來藏經洞盜室僅收獲並非最少的人是俄國的奧登堡。他是帝俄時期的著名佛學家，在1914－1915年間，率 領俄國考察隊來敦煌活動，他們測繪了莫高窟四百多個窟的平麵圖，還拍攝了不少照片。據說他們還在已經搬空了寫本 的藏經洞從事了挖掘，結果獲得了大批材料，雖然多是碎片，但總數在一萬件以上，它們目前收藏在蘇聯科學院東方 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因為奧登堡的工作日記一直秘藏在蘇聯科學院檔案庫，所以奧登堡如何搞到這麽多藏經洞文 獻，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敦煌文獻的被盜，是中國近代學術文化史上的最大損失 之一。難怪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悲憤地說：“敦煌者， 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當西方列強瓜分長江南北的大片領土的時候， 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帝國主義國家也開始了一場掠奪、瓜分中國 古物的競爭。
起先，人們並不知 道沙漠的深處和殘破的洞窟、城堡當中理有豐富的古物，為了爭取或擴大在新疆的勢力範圍，占領印度的英國和侵占中 亞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國，分別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如1870 年和1873年英國的弗賽斯（ T．D．Forrsyth）使團，1887年 英國的榮赫鵬（F．E．Younghu*****and）探險隊，1870— 1885年間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 N．M．Przheval’skii） 組織的四次探險，足跡遍及新疆、甘肅、蒙古、西藏的許多地方，他們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這些探險的主要 目的，是攫取各種軍事情報，了解當地的政情和測繪地圖，探查道路，為將來可能進行的軍事行動打基礎。
[在英國的敦煌壁畫]
在英國的敦煌壁畫
1889 年，一個名叫鮑威爾（H.Bower）的英國大尉，在 庫車附近的一座廢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貝葉寫本，當時在印度的梵文學家霍恩雷（R.A．F．Hoernle）博 士，鑒定出這是現存最古的梵文寫本，於是，新疆出土文物的重要學術價值，很快就為歐洲學術界得知。與此同時， 法國的杜特伊·德·蘭斯（ Dutreuil de Rhins）探險隊，也在1890—1895年間的新疆考察中，從和田地區買到了同 樣古老的佉盧文貝葉本《法句經》，大大刺激了歐洲日益 興盛的東方學研究。 1899年，羅馬召開了第12屆國際東方學 家大會。會上，在俄國學者拉德洛夫（ W．Radloff）的倡議下，成立了“中亞與遠東曆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國 際協會”，本部設在俄國的首都聖彼得堡，並在各國設立分會，以推動在中國西北的考古調查。此後，各國紛紛派出考 察隊進入新、甘、蒙、藏等地區，把攫取抄漠廢墟、古城遺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其中比 較著名的有，俄國科茲洛夫（ P．K．Kozlov）1899－1901 年的中亞探險，特別是他1908年對甘肅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 城子的發掘，英國斯坦因（ M．A．Stein） 1900—1901年、 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亞探險，他涉獵的地 域最廣，收獲也最多；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 —1902年的中亞考察，發現了樓蘭古國遺址；普魯土王國格 倫威德爾（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率領的吐魯番考察隊，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 1907年、1913－1914年四次調查發掘，重點在吐魯番盆地、焉耆、庫車等塔裏木盆地北沿綠洲遺址；法國伯希和（P．P－ elliot）1906－1909年的新疆、甘肅考察；芬蘭曼涅爾海姆 （ C．G．E．Mannerheim） 1906－19O8年的考察；俄國奧登 堡（ S．F．Oldenburg） 1909－1910年、1914－1915年的兩 次新疆、甘肅考古調查，以及日本大穀光瑞1902—1904年、 1908～1909年、1910—1914年三次派遣的中亞考察隊。數不 清的中國古代珍貴文物，被他們掠走，入藏於各個國家的圖書館或博物館。在這場浩劫中，敦煌藏經洞的文獻和文物， 也沒有逃過他們的魔爪。
第一個來敦煌盜竊藏經洞文獻的外國探險者是斯坦因，他原籍匈牙利，後來在英國所屬的印度政府供 職，他是考古學家，但不懂漢語，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經在新疆塔裏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樓蘭等地許多古 遺址進行過發掘，盜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寫本，有相當多的陰謀伎倆。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從他的同鄉好友、匈牙利地 質學家拉喬斯·洛克濟（ Lajos.Loczy）那裏，聽說過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所以，在他第二次中亞探險過程 中，樓蘭的發掘工作一結束，就沿羅布泊南的古代絲綢之路，穿過庫姆塔格沙漠，於1907年3月16日來到敦煌。不久，斯 坦因從一個烏魯木齊商人那裏聽說，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數年前偶然發現了一間藏有大量古代寫本的石室，於是，斯坦因 立即出發，來到莫高窟找王道士。這時，王道士為了籌集修整洞窟的經費，到別處化緣去了。一個小和尚給他看了一卷 精美的寫經，斯坦因雖然不懂漢文，但從外觀上已經感覺到這種寫本一定很古老。他知道一定得等到王道士回來才能見 到大批的寫本，所以就抓緊時間返回敦煌縣城，雇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長城鋒燧遺址，獲得了大批漢代簡牘。
6月21日，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王道士已從外麵回來了，並且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正不安 地等待著斯坦因的到來。斯坦因通過他的中文翻譯蔣師爺（名孝琬），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蔣師爺表示了斯坦因想 看看這批寫本，並有意用一筆捐款幫助道士修理洞觀，以此來換取一些寫本。王道士明知藩台衙門有封存遺書的命令， 又害怕讓老百姓知道了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猶豫不決，沒敢馬上答應。斯坦因當然不會死心，於是在 莫高窟支起帳篷，作長期停留的打算，並開始考察石窟，拍 攝壁畫和塑像的照片。
斯坦因對王道士正在努力興修的洞窟 感興趣，使王道士很興奮，他答應帶著斯坦因等人參觀一遍洞窟的全貌，還根據《西遊記》一類的唐三藏取經故事，指 點著一幅壁畫，給斯坦因講上麵畫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條激流的河岸旁，一匹滿載著佛經卷子的馬站在一旁，一隻巨龜向 他們遊來，想幫助他把從印度取來的神聖經典運過河去。這恰好給為尋找古代遺址而深入鑽研過玄奘《大唐西域記》的 斯坦因帶來了靈感。經過蔣師爺的幾次交涉，一天夜裏，王道士終於拿出了一卷寫經，借給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 異常高興的是這卷漢文寫經，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譯的一部佛教經典。於是，斯坦因就自稱是從遙遠的印度來的佛教信徒 和玄奘法師的追隨崇拜者，他之所以在這一天看到了玄奘帶回並翻譯的佛經，完全是因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讓他把這 些印度已經不存在的經書送回原來的地方。斯坦因的這番鬼話對於這個虔誠愚昧的道士比金錢還靈，很快就起了作用， 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牆，借著王道士的油燈亮光，斯坦因走進了這個堆滿寫本的洞窟。
當時，藏經洞的 寫本還沒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蔣孝琬在洞窟中做翻檢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這樣會引起旁人 的注意。於是，每天夜裏，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寫本，拿到附近的一間小屋裏，讓斯坦因和蔣孝琬翻閱檢選，由於 數量龐大，斯坦因放棄了給每個寫本都編出目錄的打算，隻從他的考古學標準出發．盡可能多、盡可能好地選擇寫本和 絹、紙繪畫。不久，一筆不尋常的交易達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幾塊銀元和一個絕對嚴守秘密的保證，換取了滿滿24箱 寫本和5箱經過仔細包紮好的絹畫或刺繡等藝術品，它們經過1年零6個月的長途運輸，於1909年1月完整地抵達倫 敦，入藏英國博物館。
對於這筆交易，斯坦因當然是滿意 的，他由此得到了西方世界給予的許多榮譽。王道士似乎也是滿意的，並且對斯坦因一直抱有好感，當1914年3月斯坦 因第三次中亞探險中經過敦煌時，雖然大部分藏經洞文獻已被伯希和探險隊、大穀探險隊和北京政府取走，但是，王道 士又把早已經他轉移到安全地點秘藏起來的570卷敦煌文獻，送給斯坦因。可以說，斯坦因是盜走藏經洞文獻最多的 人。
第二個前來敦煌盜寶的人是法國的伯希和。伯希和是專門研究中國學問的漢學家，除了精通漢語之外，還懂得幾種 中亞流行的語言。從1899年開始，他供職於設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曾在1901年前往中國購買書籍、繪畫和美術 品。他在語言上的天賦和對中國圖書版本學的知識，為他後來盜竊藏經洞文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大概正是因為他的這 些才幹，當1905年中亞與遠東曆史、考古、語言、人種探察國際協會法國分會組成中亞考察隊時，伯希和被挑選為考察 隊長。1906年6月15日，他率領著測量、攝影方麵的專家自巴黎出發，從喀什噶爾開始，沿塔裏木盆地北沿的古絲路， 對沿途遺址、石窟逐個進行考察發掘。翌年10月到達烏魯木 齊。
當時，斯坦因從藏經洞盜走大批寫本的消息還沒有傳出，伯希和是從清朝伊犁將軍長庚那裏，得知敦煌莫高窟發 現了古代寫本的消息，並且看到了一卷流散出來的寫經，立刻判斷出這是八世紀的珍貴文物。伯希和取消了從烏魯木齊 向西北方向行進的原訂計劃，甚至連他向往的到處是古物的 吐魯番盆地都不去，立即趕赴敦煌。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一行來到莫高窟前，一麵開始對所有洞窟進行編號、測量、拍照和抄錄各種文字題記，一 麵和王道士進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漢語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從談話中得知，伯希和並不知道他 把一大批寫本出賣給斯坦因的事，所以對這些洋人的堅守諾言感到滿意，很快，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進藏經洞， 而且還允許他在洞中挑選。
麵對著這數萬件珍貴文獻，伯希 和在驚呆之餘，立刻盤算了一番，然後下決心把它們全部翻閱一遍。在以後的三個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經洞中，借助昏 暗的燭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檢著每一件寫本，並把它們分成兩堆，一堆是最有價值的文獻，他給自己訂立了幾 條標準，即：一是要標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經之外的各種文獻，三是要漢文之外的各種民族文字材料，這堆寫本 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則是必要時可以舍棄 的寫卷。
伯希和挑選完畢，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 求，王道士當然還沒有這樣的膽量，結果，伯希和以600兩 銀子，換得了藏經洞寫本的菁華，它們的數量雖然沒有斯坦 因進取的多，但質量最高，說不清有多少件是無價之寶。
5月30日，伯希和等人結束了敦煌的考察，一麵派人把 大批文物運往巴黎，一麵又沿河西走廊進入中原，最後在10 月5日到達北京，采購圖書。狡猾的伯希和知道寫本尚在途 中，這次來京，對在莫高窟得到寫本的事守口如瓶。
同年12 月，伯希和回到河內的遠東學院。 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國國立圖書館委托，從河內 出發，經南京、天津，到北京購買漢籍。這時，從藏經洞劫得的大批文獻已安全運抵巴黎，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伯希 和於是隨身攜帶一些敦煌珍本，如《尚書釋文》、《沙州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敦煌碑讚合集》等，來到 北京，出示給北京的中國學者，目的是買好他們，以取得在 收購珍本漢籍時的幫助。
當時在北京的許多著名學者加羅振 玉、蔣伯斧、王仁俊、董康、寶熙、柯劭忞、江瀚、徐枋、吳寅臣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參觀或抄錄，他們為這些珍貴 寫本落入外人手中大為震驚，立刻上書清朝學部，電令駐蘭州的陝甘總督，讓敦煌縣知縣調查清點藏經洞文獻，不許賣 給外人，並讓甘肅布政使何彥升押運送京，交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收藏。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這一點，在官 府清點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較好的寫本轉移收藏起來。而前來押運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並沒有把藏經洞文獻收拾幹 淨，而且沿途又遺失了不少。當運載寫本的大車進了北京城後，押運官何彥升並沒有馬上移交學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 內，夥同親友李盛鐸、劉廷琛等人，把其中的許多珍貴寫本據為已有，然後才交給學部，入藏京師圖書館，總共約九千 多件。
何家藏品後來賣給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鄰館，李家藏品一部分歸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在台北。其他也大部分轉 售日本了。 王道士隱藏起來的寫本，一部分後來送給了斯坦因，還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間被日本大穀探險隊的吉川小一郎 和橘瑞超買走，總數也有數百卷。大穀探險隊的成員，沒有經過考古學的訓練，從他們在新疆盜掘古墓的行徑來看，也 不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得到敦煌寫本後，既沒有編目，也沒有馬上放入博物館保存，以至後來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 在。
最後一個來藏經洞盜室僅收獲並非最少的人是俄國的奧登堡。他是帝俄時期的著名佛學家，在1914－1915年間，率 領俄國考察隊來敦煌活動，他們測繪了莫高窟四百多個窟的平麵圖，還拍攝了不少照片。據說他們還在已經搬空了寫本 的藏經洞從事了挖掘，結果獲得了大批材料，雖然多是碎片，但總數在一萬件以上，它們目前收藏在蘇聯科學院東方 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因為奧登堡的工作日記一直秘藏在蘇聯科學院檔案庫，所以奧登堡如何搞到這麽多藏經洞文 獻，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敦煌文獻的被盜，是中國近代學術文化史上的最大損失 之一。難怪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悲憤地說：“敦煌者， 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