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內對偽造人民幣刑罰極重，所以犯罪組織一般利用台灣、香港或者海外的高超印刷技術，在外印製偽鈔，再通過海上、陸地與境內不法分子勾結走私，主要還是通過漁船走私 “洗錢”，從而得利。
“最近流行仿真度極高的100元假人民幣，編號開始為HD90，提醒大家千萬不要上當受騙。”
自2009年初始，這條消息在互聯網各大論壇上開始流傳：一批仿真度極高的百元假鈔流入全國各省市，這批假鈔都是HD開頭，很多網友也都把自己的鈔票拿出來逐一辨別。而與此同時，福建、廣東、浙江等地相繼發現以HD打頭的假幣，一時間人心惶惶。
幾乎每年各地警方都會破獲無數或大或小的“偽造人民幣”案件，而案值金額也從幾千萬到過億之間不等。然而，2009年伊始，以高仿真“HD”版百元假鈔為典型的假鈔風波迅速在大陸和港澳地區蔓延，更有直接指向來自台灣。
台灣特偵組前調查員蘇玉麒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各方截獲的HD90假幣案件顯示，台灣很可能是此次假幣案的造假源頭。而巧合的是，2008年10月8日，一個活躍於台灣與內地之間的假人民幣集團在台灣被搗破，6名台灣人落網，台灣警方繳獲假人民幣達1億多元。
1月16日上午，國務院反假貨幣聯席第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各成員單位要進一步加大反假貨幣工作力度，采取綜合整治措施，深入開展反假貨幣工作。並加大反假貨幣工作力度，最大限度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保證公眾使用放心貨幣。
藏著假幣的水果
從12元漲至24元再跌落回到10元，整個假幣市場行情猶如股市般波動。對於劉曉輝來說，他並不懂K線圖，隻知道今天沒有出貨。他把手中的煙最後猛吸了一口彈落在地上，吹上一聲口哨，帶著大大的墨鏡開著那輛無牌豐田車回去了。
劉曉輝是浙江人，平日裏的身份是貿易公司老總。這個染著金黃色頭發的三十多歲男人每隔幾天便會到物流中心提貨和送貨。每次都會運幾箱水果回去，有時候吃橘子，有時候吃蘋果，吃不完的時候還會送給附近的街坊。
與其他做貿易的公司一樣，他也在離物流中心不遠處租了層樓，既當家又當倉庫。平日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常運些水果回來之外，並沒有表現出與常人有太多的不同。誰也不知道他是幹什麽的，隻是大概猜測他是個做貿易生意的，還有，很喜歡吃水果。
1月21日，義烏物流中心，劉曉輝一邊取貨，一邊漫無目的地四處打量，這是他最後一次取貨。劉曉輝告訴《小康》記者，現在風聲太緊了，他要歇一段再說。他向記者透露，最高峰時一月能出20萬的貨，24元都未必能買到一張，而且是供不應求，現在 10元一張都無人問津。他所說的“貨”，指的是“假鈔”。
取貨後，他麻利地用小刀把膠帶一割，立刻露出了一粒粒火紅的蘋果，但在裝蘋果的箱子底部卻另有乾坤——箱子底部有一個看似平常的夾層，夾層裏麵就是他想要的“貨”。
劉曉輝幹這行有些年頭了，但他對自己的上家並不熟悉，隻知道是個福清人。他告訴《小康》記者，幹這行的一般都是單線聯係，知道越少越好，對誰都有好處。
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史寶科副科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犯罪分子主要是通過私人夾帶，借助火車、汽車等普通交通工具從事假幣的販運活動，而且有組織的犯罪團夥大多采用單線聯係。“有時被查獲的嫌疑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攜帶的是假鈔，他隻是被告知交貨的地點和時間。”
劉曉輝知道賣假幣犯法，但不知道會判多重。為了安全起見，不是熟客，他一般不輕易理會，隻說“你打錯電話了” 。他對記者表示，錢這東西，誰都喜歡。“再說，賣假錢比賣假藥、三鹿奶粉好多了”，劉曉輝認為，自己雖然不是好人，但始終也無大害。
事實上，假幣的背後隱藏著一個巨大的貨幣流通市場。隨著中國國力不斷加強和大三通時代的到來，人民幣也允許在台灣島內和港澳等地自由兌換。僅據台灣陸委會估計，光島內的人民幣現鈔就將超過1000億元。而目前已經開放大陸客觀光，擁有的金額還會再增加，人民幣流通市場也從過去的大陸一地擴展為兩岸四地。有經濟學專家曾指出，巨大的貨幣流通將滋生犯罪。
在一份來自警方公布的資料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不到5年的時間裏，境外黑社會偽鈔集團已向內地投放假人民幣達3億元之多。
假幣流通的秘密
如果不是劉曉輝自己也在ATM機中取到了假幣，他還不會意識到連銀行都已可能被滲透。從那之後，他便很小心地分辨每一張四巨頭，並從淘寶網買了個便攜式驗鈔機，時不時的驗一下，雖然他自己是賣假鈔的。
“現在的造假手法和膽子比以前狠多了。”從ATM機中取到假幣的劉曉輝也在抱怨，還狠狠地罵了一句髒話解恨。
一位從事假鈔多年的業內人士告訴《小康》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的“簡易版”到90年代的“ 深圳版”再到今天的“台灣版”，整個假幣製造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假幣最早出貨是從香港轉到內地。但自1995年起，內地已從單一的海上販運入境發展到自製自販，產、供、銷“一條龍”，極個別的組織還發展到分工合作的家庭式作業。“早期大家膽子都小，主要采用了拓英複英套色描繪等簡單工藝，製作粗糙，易於識別，而那時候的數量也並不大。”
這位業內人士表示，由於國內對偽造人民幣刑罰極重，動輒就處以死刑，所以組織一般利用台灣、香港或者海外的高超印刷技術，在境外印製偽鈔，再通過海上、陸地與內地不法分子勾結走私，通過漁船走私 “洗錢”，從而得利。他還向《小康》記者透露，假鈔到了國內後，一般國內組織會與銀行內部進行勾結，再以各種方式試圖從銀行路線流通或者從地下賭錢洗掉。
這個說法得到了台灣特偵組前調查員蘇玉麒的證實，這位調查員日前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聲稱，在台灣島內，製造假鈔的地下工廠已經形成相當的規模，製版、印刷、運輸、銷售，井然有序。這些地下偽鈔工廠，擁有一流的先進設備，偽造技術也十分高明。真鈔中的紅色和藍色纖維、陰陽互補對印圖案、手工雕刻頭像、雕刻凹版印刷都能彷製得維妙維肖，甚至假鈔廠可印出騙過提款機的“變造幣”，印鈔技術冠絕全球。
蘇玉麒指出，台中、台南地區的偽鈔集團一般會將成品運送到屏東、屏南等漁港交貨，然後由漁船運送到大陸。這些漁船會選擇兩條路徑，一是直接開往廣東潮汕地區，與潮汕地區的大陸鈔販接頭；另外一條路線是“小三通”，先到金門、馬祖，再由金馬兩地伺機運送到福建、廣東沿海。
據台灣媒體報道，2008年10月破獲的一起高雄假幣案主犯許晉誠在印刷過程中就已想好“銷售計劃”。於2008年初，先行印製了一批麵額百元的人民幣，然後再找人帶著“樣品”專程到大陸去尋找“買家”。由於其製作精良，幾乎可以假亂真。不但光憑肉眼難以分辨真假，甚至還可以通過商用點鈔機的“驗證 ”，並有大部分假鈔落入大陸沿海假鈔團夥手上。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金銀處董強副處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假幣流通明顯呈自南向北的趨勢，北京和上海成為大的集散地和周轉站。
劉曉輝對此不以為然，他告訴《小康》記者，董強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雖然他與上家聯係不多，但以他這些年的經驗判斷，很明顯是從台灣到福建和廣東再至浙江，而後再由南自北的散開，福建和廣東才為周轉站，北京和上海隻能算個集散地。
他表示，現在走貨方式一般分為三種，物流、人帶和水路。前兩種現在用得比較多，靠單線聯係，但數額都不會很大，風險也就低。而水路基本金額較大，但這是做大買賣的，風險性高，而利潤也相對更高。一般會先用油板紙包裝假鈔，然後用黑色防水塑料袋捆綁七、八層，再沉入暗艙底層，上麵放滿漁貨，這樣就不容易發現。
一位業內人士向《小康》記者透露，大批量的假鈔自海外帶入大陸後，將會通過各種渠道和級次的“批發”分散成小批量，再設法流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然後進行擴散。而像劉曉輝這樣的角色，隻能算個“三線”，在他的上麵還有“二線”和“一線”以及一個組織。
HD90假幣最大賣點：能騙過驗鈔機
ATM機有無漏洞？
HD90打頭的假幣風波暴發後，多名市民都曾在各大銀行的ATM機上取到假鈔。對此，銀行方麵稱是意外，因此，並不會為此買單。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銀行工作人員向《小康》記者表示，“櫃員機裝鈔從最開始的出金庫到最後裝進機器裏，一整套流程是非常嚴格的。裝鈔不但有兩人以上的工作人員監管，並且全程都有攝像頭監控，況且每台取款機都設有自動驗鈔功能，從中取出假錢是不可能發生的事。”1月15日，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更是強調，商業銀行驗鈔機和自動存取款機均能識別出該版假幣，完全可以保證公眾存取款的安全。
事實上，HD90的假幣最大賣點為能騙過驗鈔機。有關專家曾指出，這與我國驗鈔機行業的國家標準相對滯後有關。我國現有120餘家驗鈔機生產商，實行準入製度，按照1997年頒布的GB16999-1997人民幣偽鈔鑒別儀國家標準生產。但這套標準是針對當時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幣製定的，與現在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幣的防偽特征相比，相對滯後。但他同時表示，自動存取款機的驗鈔功能遠超過驗鈔機，且存款和取款箱獨立，市民大可不必擔心。
但根據記者的調查了解到，自動存取款機的性能並不如該專家所言如是完善。一名接近銀行內部的人士向《小康》記者透露，自動存取款機存有漏洞。他告訴記者，該機的電腦主機分為兩台，存款與取款各一台。而驗鈔性能上隻有存款時能驗，取款時並不能驗。也就是說，該機在存取款驗鈔方麵存有漏洞。
“如果在取款的時候，將真鈔與假鈔進行對調，那麽就可能將假鈔存入”。但該人士同時表示，這樣的概率極其低微，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功，況且銀行內部依然可以通過主機查找到存款人的資料。
對此，《小康》記者曾向中國人民銀行發函求證，但並沒有得到相關答複。該行新聞處一名負責人向《小康》記者表示，如果沒有回複，就是無法核實。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教授對《小康》記者表示，人民幣造假屬於犯罪行為。HD90的假鈔風波暴露我國在立法和執法方麵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也說明了中國的商業銀行在金融交易活動中，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識別義務，將自己的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通過自動櫃員機轉嫁給消費者。這是一種缺乏職業道德的表現。他認為，這種現象值得立法機關和社會認真思考。公民不可能也不需要具備許多識別人民幣的專業知識，專業的金融機構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
“在處理假幣的過程中，究竟應該如何做到以人為本，這才是關鍵。如果屈從於商業金融機構的壓力，強化消費者的義務，減輕或者免除商業銀行的責任，那麽將會導致中國的國家貨幣聲譽受到嚴重損害。”喬新生說。
打假之困
台灣特偵組前調查員蘇玉麒告訴《小康》記者，在“HD90假鈔風波”發生後，台灣警方已經開始加強打擊力度。台灣調查局還專門特別開班、教民眾如何分辨人民幣的真假。
與此同時，1月20日的全國公安機關打擊假幣犯罪“09行動”電視電話會議上，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在會議上要求，將在全國範圍特別是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河南、湖南、四川、安徽、雲南、江西等10個重點省區公安機關開展打擊假幣犯罪“09行動”。專項行動期間，對舉報偽造貨幣窩點的，一經查實，獎勵人民幣30萬元；對舉報出售、運輸、購買假幣數額巨大的，獎勵1萬元至10萬元；對舉報在逃偽造貨幣窩點主犯和骨幹的，一經抓獲，獎勵1萬元至5萬元。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警方便開始嚴厲打擊假幣犯罪。但一位長期參與打假的警員告訴《小康》記者，多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多次打假，層層打，反複打，每次打假都大獲全勝，但還是屢禁不絕。在利益的誘惑驅動下，福建、廣東作為毗鄰港澳台的地區，已是全國製販假幣最為活躍的地區。
他分析，中國的假幣犯罪居高不下，案件頻發，主要因為境外走私與境內偽造並重，多發地基本都以廣東等東南沿海向西北、西南為主，且製造水平不斷提高，犯罪手段花樣翻新，如今更是假幣種類多、涉及麵廣。
該警員還透露，一些執法部門的人，很顯然也介入到了整個假幣鏈條之中。往往打假剛一行動，組織就能準確獲得信息，聞風而動，人去樓空。
喬新生認為，當前我國在打擊假幣犯罪過程中存在的金融機構責任過輕，也是導致假幣泛濫的主要原因。他告訴《小康》記者，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收到假幣之後，再次使用假幣，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而消費者方麵的責任卻過重，如果使用假幣，輕則失去假幣，重則要承擔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他認為，隻有讓金融機構承擔更多的責任，他們才會真正利用專業設備和技能，對付日益泛濫的假幣。
喬新生強調，假幣現象是一個國際普遍的現象。自從出現貨幣以來，造假現象就屢禁不絕。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必須從源頭抓起。如果發現商業金融機構使用假幣，那麽，商業金融機構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反之，發現居民個人持有假幣，那麽偵查機關應當鼓勵並公民個人上交假幣，但必須配合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要是破獲販賣假幣或者製造假幣的犯罪團夥，就該獲得巨額獎勵。隻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假幣的問題。
2月5日，當記者再次撥打劉曉輝電話時，已成空號，國內質疑央行的聲音還在繼續。而據澳門媒體報道，澳門又出現了以TJ38字母打頭的假幣。街對麵的食雜店老板又一次將貼在門上的假幣告示重新更換，HD90、HB、FA、TJ 38不收。
鏈接
一般根據國際上反假幣的經驗，最常見的假幣是列最大麵額第二位的幣種，例如人民幣麵額按從大到小排列，依次為 100元、50元、20元等等，按國際經驗50元應該是最經常被假冒的幣種，但是在我國，100元的假幣所占比例也非常大。而目前10元、5元、2元，乃至1元的硬幣都曾被發現，並且有增多的趨勢。
台版假幣案
據曆史資料表明，台灣印製假人民幣的曆史可追溯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末。1949年8月31日，《解放日報》報道了第一起政治性偽造人民幣案。主犯施子良等受白崇禧、湯恩伯指使，大量偽造人民幣及中洲幣，數量就達16900萬元。
1994年4月至6月，台灣漁民陳其鵬、徐金狂、呂逸生、蘇火明、林登峰等人，從台灣省以水路模式向大陸走私偽造的人民幣3300萬元，並將其中的 1400萬元在廣東出售，流入社會。後來這起案件在警方查獲時被喻為“建國以來破獲最大的一起走私偽造人民幣案。”兩年後，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陳其鵬等五人的死刑判決，這也是中國內地首宗判決製販假人民幣的台灣人死刑案例。
2007年3月，台灣人陳國林、誌忠從高雄郵寄一批麵值達人民幣95.25萬元的假鈔到金門，再通過另外兩台灣人羅丞宏、蘇義萬海運到廈門。羅、蘇二人雇請船工阿文幫忙，並付給“阿文”4000元人民幣作為報酬。當阿文把貨物搬到海邊時，遇上了執勤的邊防警察。隨即羅丞宏、蘇義萬兩人被警方控製，並因涉嫌走私假幣罪由廈門市湖裏區檢察院批準逮捕。
2008年10月8日，一個活躍於台灣與內地之間的假人民幣集團在台灣被搗破，6名台灣人落網，台灣警方檢獲假人民幣達1億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