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不相知並非永遠的宿命
1996年，一個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國青年，從頂尖大學普林斯頓和牛津畢業，浪蕩旅遊了兩年之後，加入了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一個師範學院教英語，取了中文名字何偉。
兩年後，英文老師的工作結束了，他卻不願離開中國。這個國家太有意思了。那些為了寫作的旅遊，成為他了解中國的最佳途徑。
2001年，他的第一本書《江城》出版，寫的是他在涪陵的經曆和感想。他也有了穩定的工作——《華爾街日報》的新聞助理。從此，他的中國寫作引起了美國新聞界的注意。
2006年，他的《甲骨文——在中國過去與現在之間旅行》一書出版。這是美國記者寫中國的書裏最好的一本。裏麵沒有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關於意識形態和宗教的長篇大論，他隻是寫他的學生畢業之後的工作與家庭、艱辛和愉悅，“文革”中自殺的“ 新月派”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的故事，以及北京奧運會前後中國人的家長裏短。
一個美國知識分子，目睹了中國的轉型，一個骨子裏浸淫著西方文化卻渴望了解中國文化的記者。何偉的個人經曆，就是美國30年來試圖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
這個東方的國度，對美國人來說已經不是馬可·波羅式的幻想了。他們曾經和中國對峙，又曆盡千辛萬苦向對方敞開。中國的青年到他們的國家留學，他們的商人到中國做生意。他們的日常生活無法缺少Made in China的物品，但他們又經常被新聞裏的中國所震驚，所恐嚇。
許多人開始描述中國，章士敦的《即將崩潰的中國》、費西曼的《中國公司》、大衛·艾克曼的《北京的基督》、潘文的《中國課程》，等等。但中國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國度。
《甲骨文》出版後，華爾街日報對何偉的采訪是這樣的：
“似乎你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在努力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取得成功。這和我們對共產主義的看法如何取得一致？──至少在前蘇聯，共產主義似乎不提倡個人努力。”
“中國人有多少個人自由？在人們的交談中有什麽禁忌嗎？”
這是何偉以及他之前的費正清的尷尬，他們試圖告訴美國一個中國的真相——而這種真相是極其複雜的：既有傳統中的陰鷙與偉岸，又有轉型期的光明與羈絆。但許多人，不管是美國的知識界，還是普通平民，他們寧願抱殘守缺地將中國做簡易的黑白區分。
中美建交後的30年裏，美國人幾乎都是被形勢逼著來了解中國的。作為前奏的1972年的重新握手，是美國深陷越南泥沼時的需要；1979年的建交，是美蘇鬥法的結果；改革開放前20年裏，中國幾乎不入美國法眼；1997年後的美國在滿大街的 made in China中談論中國勞工問題；2000年後，開始恐懼中國的軍事崛起；2005年後，開始講中國文化；2006年，“突然”發現中國在非洲和拉美的存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開始談中國在美國的投資。
早在100多年前，在中國最動蕩的時刻，已經有一個西方人對中國有過全麵觀察和深刻認識，他就是大清授予全權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他在庚子事變當年發回英國的一係列文章中，毫不避諱地批評了各國強加於中國的治外法權的歧視性質，而當時各大國熱衷的僅僅是賠款與割地。
今天，美國人對於中國的了解，無疑是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至少，現在已經沒有那麽多人相信中美難免一戰；至少，中國威脅論的故事，不再有那麽多人相信。有了這些，30年中的風雨如晦才能逾越過去，雙方才可以言笑晏晏，在一張桌子上吃飯。
中國是不斷流動，不斷變化的
——美國人的中國觀之變遷
2月21日下午，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與清華大學學生有一個小型座談。這位前第一夫人向來不以親華聞名，但那天，“她的表現相當謙虛”，組織學生參與對話的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孫哲說。
她先是自我批評，希望中國不要重犯美國在環保方麵犯過的錯誤，又回憶了1979年克林頓任阿肯色州州長時與鄧小平見麵的情形，讚揚了中國30年來的巨變，最後，在告別時與25名學生和10名專家一一握手——她是如此笑容可掬，“就像競選時一樣 ”，結果，那些準備了尖銳問題的學生，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8年前，孫哲是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教授，“9·11”事件發生前一個月，時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拜登訪華，在複旦大學，拜登當著主持人孫哲的麵“訓示”中國學生：“你們剛剛20多歲，已經忍受了共產黨專製統治20多年。……在未來 20年裏，你們應該得到民主和自由，生活在一個更為幸福的體製中。如果那樣，你們就可以大膽地像我們美國學生一樣批評我，和我自由對話……”
對於這種反差，你可以理解為時移世易、地緣政治以及中美兩國的處境都有了變化，也可以認為這隻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矛盾的一個側麵，但請不要相信這樣的概括，譬如拜登反華，而希拉裏變得親華。
中美建交30年，中國人的“美國觀”與美國人的“中國觀”都經曆了數輪刷新，在孫哲看來，明白中國的自許與美國的期待，是透視中美交往的關鍵，換句話說，美國人的“中國觀”，不僅僅取決於美國的利益與價值，更取決於中國的自身發展。以實用主義的經濟視角觀之，內外認知相差過大的國家形象，會增加改革的風險，如清華大學教授雷默所言，“任何對中國形象的略微遲疑，幾乎都會直接增加中國的成本。在技術方麵尤其如此。”
於是我們選擇了考察對象，他是位外交官，1950年代從北外畢業進入外交部起就開始從事對美事務，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談判，他都有參與，中美建交後，他曾擔任駐美使館的政治參讚；1990年代，他從駐芝加哥總領事的位置上退休，其後返聘到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至2001年。我們試圖通過對他的個人命運，以及他所親曆之曆史的考察，窺見美國人“中國觀”的一角，更重要的是，看清我們自己的發展—— 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麽樣的中國。
1971年，尼克鬆說，中國人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巨大的經濟力量
王立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時候，俄語還是熱門專業，他是“被硬派去學英文的”。1954年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新聞司(當時叫情報司)，任龔澎司長的秘書，當時的新聞司，除了每日有專人收聽美國之音、BBC的新聞節目，就是為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等準備材料。
美聯社日內瓦1954年4月28日電：“日內瓦會議上的美國代表團不理睬中國共產黨人。國務卿杜勒斯顯然正在做出榜樣來。雖然他在會議桌旁距離周恩來隻有4個座位遠，但他沒有與周恩來握手或說話……一位美國代表說，杜勒斯在第一次會議上甚至連向周恩來那邊看也不看。”
1960年，曾報名“參幹”的王立被派往朝鮮開城中國人民誌願軍代表團，一待就是7年，卻也躲過了“文革”的開始。1967年回國時，“搞外事已經沒多少人了”，根據總理周恩來的指示，王立幸運地留在正義路(當時叫反帝路)15號，繼續搞業務，和他一同留下來的隻有一百來人，其餘上千人去了正義路30號搞運動，龔澎後來在運動中被打成裏通外國的“三反分子”，1970年病逝。
1969年，王立調到美大司，這一年的2月1日，尼克鬆上台後10天即指示基辛格：“我認為應該盡力促成這樣一種態度，即我國政府正在尋求與中國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3月，中蘇關係因珍寶島事件更加惡化。年底，周恩來指示美大司，要留意美國伸出的觸角。“看美國報紙，已經有一些觀點出來，比如哈佛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就呼籲不要孤立中國。”王立說。
那時總參和外交部在香港設有圖書采購點，王立借外交部圖書館之便，看到一些相關著作，他對基辛格的地緣政治分析印象頗深。“當時的中美蘇大三角間接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複旦大學特聘教授相藍欣說，“但在美國人的眼裏，中國隻是大棋局中的棋子，最多算是一副‘中國牌’，打給蘇聯看的，對美國國內政治格局影響不大。”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前的7月6日，尼克鬆在堪薩斯發表講話，稱當今世界有美、蘇、西歐、中國和日本5大力量中心，“8億中國人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巨大的經濟力量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其他方麵所能取得的成就”。於是會談中，周恩來一再提及尼克鬆講話，基辛格竟對此一無所知，頗顯被動。會後，倒是基辛格向中方借閱尼克鬆講話，王立當時被分在政治組，立即向新華社索要英文稿，新華社參編室以特急件送到釣魚台時，上麵寫了“僅此一份，請用畢歸還”。後來美方以為“歸還”要求是外交部所提，還在回憶錄中提起，事實上，由於“文革”內耗，當時外交部真的連一台複印機都沒有。
1972年，尼克鬆訪華後，王立陪同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出訪美、英、加、瑞(典)4國，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國。“人家敞開給我們看，好多大型實驗室都去了，但回來時有些東西不敢講，當時還是軍代表管著科學院啊，寫報告時就講一條優點，再想方設法講一條缺點，可挑來挑去也沒找到什麽毛病，正好在加拿大看到一個收集蛾子的實驗室，趕緊湊一條：不聯係生產實際……”王立回憶說，“結果不久，我們從加拿大進口的小麥鬧蟲害，還得求助那個實驗室。”
那次出訪讓王立印象頗深的還有一件事，中國人所到之處，大型企業都相當歡迎，但有一次沒參觀成，因為當地的工會不幹，工會、工人居然不歡迎共產黨國家的客人？代表團很吃驚，感觸有二：這裏的工人挺保守！美國的工會勢力挺大！
布什認為蘇聯說的多，做的少，中國正好相反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當日出版的《時代》周刊以“一個嶄新中國的憧憬”為標題，選取鄧小平為年度人物，“(改革開放)這是一項浩大、冒險而前無古人的工程。”這家雜誌寫道，“改變10億人的生活軌跡，領導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擺脫教條和與世隔絕，跟上20世紀末的腳步，過上正常的生活，這怎麽可能不是前無古人呢？”
“這裏的每一個人都非常支持他(鄧)，支持中國，因為他開啟了中國的經濟改革，美國人認為，事情當時在往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國問題專家、克林頓時期的對華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說。
作為這句話相對應的表達，王立說，“1980年代確實是中美關係的黃金時期，一個原因是美國對中國抱有幻想，它希望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頭羊’，以為改革開放將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社會。”
《時代》周刊的封麵傳達了這種“浪漫”的情緒，1984年4月，裏根訪華前夕，《時代》刊出《中國的新麵孔：裏根將看到什麽》的文章，封麵上，一個中國青年站在長城上，小心翼翼地拿著一瓶可口可樂；1985年9月23日，鄧小平再次登上封麵，配以通欄大標題：漸漸擺脫馬克思。
1980年以後美國即進入裏根時代。“裏根對於外交事務並非沒有自己的思想，”《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以略帶戲謔的口吻寫道，“他的許多想法都來自他觀看和參演的電影，在他眼中的世界裏，美國率領的正義之師與蘇聯這個‘邪惡帝國’進行著你死我活的較量……”“1984年4月，裏根訪問中國，中國人以其特有的方式特別殷勤地款待他，此後他們再也沒有因他而感到苦惱，他對此次旅行受到的接待非常滿意，在離開中國時，他對中國的生活方式抱有一種比事先可能認為的更加樂觀的看法。”
1985年年初，王立就任中國駐美使館政治參讚。“那時候關係確實好，它(美國)信任中國，也不怎麽挑毛病……當時最支持發展中美關係的是情報部門，CIA在中國的新疆、內蒙資助我們建情報站，他們也需要加強對蘇情報，還有好幾個合作項目，像‘殲8改’、魚雷什麽的。”
事實上，從1985年到1988年，每年聖誕前夕，副總統布什都會應中國大使韓敘之邀，前往中國大使官邸共度聖誕。1987年12月23日，布什一到韓旭家就喊：“這次我們全家都到齊啦！”美國客人與中方人員握手、擁抱，氣氛很是熱烈，王立記得，韓旭大使與布什聊起戈爾巴喬夫訪美的情況，布什回答，他認為蘇聯說得多，做得少，與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
1989年2月25日，作為總統的布什訪華，當他們的車隊經過天安門時，路兩旁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群，有人向布什夫婦揮手致意，布什停車，與民眾握手。王立說，這情景讓布什夫婦極為感動。當年6月“政治風波”後，中國與西方的關係降至冰點，美國也出現“中國速亡論”，4月剛剛離任的前駐華大使洛德發表文章稱，現在不必與中國恢複正常關係，而應當越過現政權，與未來更加開明的新政權打交道。而布什對此則持慎重態度，王立在《美國駐華大使傳奇》一書中寫道，1989年下半年，布什在一批經過選擇的記者和國會議員的吹風會上說：“……看起來轟轟烈烈……由於缺少廣泛的社會基礎，它不可能代替現存的領導……任何魯莽的行動都可能把中國推向蘇聯的手中。”
王立1977年曾與楊潔篪等陪同布什夫婦遊覽長江三峽。1989年年底，王立被派往芝加哥任總領事，布什還委托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李潔明告訴他，他仍記得當時王立先生所念的李白的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政治學教授哈羅德·伊羅生(Harold R.Isaacs)在考察了181個美國人對中國和印度的印象之後說，局勢是由社會力量形成的，但政策製定者對有關人們的印象，確實占有某些地位，隻不過這是什麽樣的地位必須通過每一個特定的例子來研究。不過，隨著東歐變天和蘇聯解體，中國戰略地位下降，形勢比人強，布什任內中美關係並未走出萬重山來。
不滿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反複，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Harry Harding)1992年發表《非敵非友：1990年代的對華政策》說，美國人在試圖走出一套誤解的觀念的同時，又常常用另一套新的誤解來取代原來的偏見。
當中國因素進入美國百姓生活
孫哲1990年赴美留學，2000年回國，在美求學、教書期間見證了10年間“最惠國待遇大辯論”、“台海危機”、“炸館事件”等議題在美國社會的發酵，也眼見著經濟因素在兩國關係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我剛到美國時，在美國市場上是幾乎找不到中國貨的，”孫哲記得很清楚，他當時要買一個雙卡錄音機，並且一定要買“中國製造”，找了很多地方，終於花36美金買到了國貨。“作為一個普通的留學生，我們很想表達一點愛國熱情嘛”。他說。等到 2000年回國前，“你想要買些禮物送給朋友，要找一件不是中國製造的產品，都不容易了”。
“當中國因素開始進入美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開始被普通人所關注，那麽，它對美國政治格局的影響就更大了。”相藍欣說。
1993年4月中旬，其時美國國會正在辯論是否應給對華最惠國待遇附加政治條件，中國派出以計委副主任甘子玉為首的赴美采購團，一麵簽合同，一麵推動商界人士向國會和政府遊說，王立也參加了代表團。4月13日，在汽車城底特律，美國三大汽車公司聯合舉行午餐會表示歡迎，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發表講話說，1992年甘子玉采購團也來了底特律，並簽下大筆合同，對於這樣能減少美國逆差的好事，竟有人在電視上做出令人驚異的反應，說底特律的老板們從屠殺者手中接受了1.3億美元的汽車訂單，就忘掉了天安門事件，這表明紐約和華盛頓有些人一心想損害中美關係。
對於美國的“反華勢力”這個詞，相藍欣持保留態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概括，它到底說的是什麽呢？是保守派？新保守派？還是南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美國社會的各種力量都有自己的山頭，各自的‘興奮點’也不一樣，比如新保守派關注的就是中國的政治體製。”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沃爾福威茨是相的朋友，曾經把中國的崛起和19世紀的德國相對比，“現在新保守主義失勢，美國在經濟上也有求於中國，但前不久在莫斯科見到他，他仍然是這個觀點。”
美國的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分別在2005年和2007年進行了“美國人對華態度”的問卷調查，對於多數美國普通民眾來說，他們一方麵承認價格低廉的中國製造為美國消費者創造了經濟福利，一方麵又擔心中國經濟增長導致美國工作流失；而縱向來看，與兩年前相比，美國精英群體對中國的第一印象不再集中於中國政體和人權問題，而是更容易聯想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與責任。
有趣的是，中美兩國的精英群體常常錯誤判斷本國民眾的實際觀點——中國的精英高估了中國公眾對美國的良好印象，而美國的精英則低估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好感。在美國，73%的商界精英和86%的國會工作人員認為公眾對中國持負麵態度，但實際上，有 52%的美國人對中國印象良好。
所以不難理解，當談到中國時，美國民意呈現出來的“精神分裂”，而毫無疑問，2008年發生的一切，加劇了這種“分裂”。知名論者楊恒均在自己的博客裏寫道，“好幾個美國人看到我們留學生在他們的街頭揮舞五星紅旗就被真正雷到了”，換言之，他們不知道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國的民意，“學者對中國的態度有變化了，趨向比較平和與不置可否，我想……是他們確實看不清中國了。”
而孫哲發現，最近幾年美國的中國熱正在塑造出一種新型的中國觀，“它認識到中國是一個矛盾體，中國這個國家是流質的，是不斷流動、不斷變化的。”
在美國，政府官員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向民眾解釋他們為什麽要這麽做，換言之，這個政策好不好是一方麵，民眾認為它好不好也許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看，美國人的“中國觀”製約著美國政府的“中國觀”，而從政策提出-形成-合法化-執行-反饋，這樣一條時間鏈，中間會伴隨著媒體報道、公眾討論、集團遊說等種種影響因素，所以在相藍欣看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是利益集團互相討價還價的結果，而利益集團的前台就是國會。
對美國國會素有研究的孫哲說，對於國會，他覺得60%是肯定的，“雖然它通過了很多對華不友好的法案，但你不能不說，在中美關係的幾個重大曆史關頭，比如建交、比如中國入世，它是支持與中國交往的，因為中國畢竟不是伊拉克，中國太大了。你不能要求美國國會像中國人大一樣，那是不可能的事兒，你想想，它對自己的美國總統都修理得很厲害呀。”
王立前不久參加了一個中美關係研討會，與會者有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洛德等，他覺得布熱津斯基講得很好，“他認為中國的崛起，雖然是‘要求變革的力量’，但不挑戰美國倡導的國際秩序，是美國可以接受的”，而洛德“講得就沒那麽好”，“他雖然也主張中美搞好關係，但仍然強調了他們的價值觀和我們的價值觀的不同。”
不過，這位當初不想學英語，沒打算和美國打交道的77歲老人，在回顧自己走的路時，還是說：我挺幸運的。
靜悄悄的革命
——《時代》周刊中國觀察30年
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來，《時代》周刊共有20013篇報道提到了中國。關於中國的封麵，一共有59個
1923年3月3日，在《時代》周刊創刊號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孫博士與英國人》的短篇報道。它這樣開頭：“一個星期以前，中國的天空中充滿了醜陋的烏雲：據稱孫逸仙博士將借道香港去廣州。英國人會讓他過去嗎？存疑。”這篇隻有4段的報道最後發現原來孫博士和英國人的關係蠻好的。
從這裏開始，《時代》周刊在其86年的曆史裏，從未間斷過對中國的報道，即便是在中美兩國斷交的歲月裏。
2009年3月2日，即將出版的《時代》周刊刊登了Jessie Jiang的報道《北京明信片》，講的是北京一個網絡癮君子康複所的故事。另外一個有關中國的故事，是購買美國債券。
86年裏，尤其在過去的30年的曆程中，就像它自己曾經發表的一篇關於中國的報道《靜悄悄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一樣，《時代》周刊的中國報道，靜悄悄地革命了。
數據化《時代》周刊的中國
在《時代》周刊的數據庫中搜索可以發現，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來，共有20013 篇報道提到了中國。關於中國的封麵，一共有59個(《時代》周刊有多個版本，其中包括了亞洲版。亞洲版針對的主要是亞洲讀者，其中關於中國的封麵更多。本文的數據統計，僅限於美國版)。
最早的關於中國的封麵出現在1924年9月8日，封麵是北洋軍閥吳佩孚。最晚出現的中國封麵是2008年3月31日，封麵是達賴喇嘛。
在這些封麵報道中，政治題材共有55個，社會題材3個，文化題材1個。當然，政治題材中經常也夾雜著經濟、文化、社會等內容。例如，2007年1月22日的《一個新王朝的黎明》中，夾雜著諸多關於經濟和文化的報道。不過，這些封麵都非常清晰地表達了它的態度：《一個新王朝的黎明》，其主旨乃在中國勢力的全球擴張。其副標題已然昭彰：正當美國深陷伊拉克，一個新的超級大國已經出現，這裏告訴你如何對付。
而惟一一個關於文化報道的封麵上，赫然出現毛澤東身穿LV標誌的中山裝。這個2005年6月27日刊登的專題是《中國的新文化革命：重新塑造我們的世界，一次一個項目》。
59個封麵中，42個在1949年之後，之前僅有17個。1979年之後共出現了17個。所有關於文化和社會的封麵，全部在1979年之後出現。雖然關於香港的報道出現在1960年11月21日，但在《時代》周刊的眼中，這不是中國報道。
占據比例最大的封麵是政治人物。其中最多的是蔣介石，共登上《時代》周刊封麵10次。毛澤東出現了8次，鄧小平出現了9次，周恩來出現了6次。
蔣介石第一次登上《時代》周刊封麵是他擔任北伐軍總司令的1927年4月4日，最後一次是 1955年4月18日他退居台灣時期。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封麵是中國即將解放的1949年2月7日，最近一次是以中國新文化代表的波普形象出現於2005年 6月27日。鄧小平於1976年1月19日第二次複出時受到《時代》周刊的關注登上封麵，1979年1月1日被評為年度人物。他最近一次登上封麵是在 1997年3月3日逝世之後。
曾經登上封麵的中國人除了以上4人，還有李富春、劉少奇、羅瑞卿、江青、林彪、陳毅、吳國楨(1950年時的台灣省政府主席)、陳立夫、宋子文、宋美齡(單獨一次，與蔣介石兩次，1938年1月3日被評為年度夫妻)、陳誠、汪精衛、溥儀、閻錫山和吳佩孚。
許多被中國人認為應該亮相的中國事件，並未出現在《時代》周刊封麵，例如，1997年的香港回歸。
在創刊的1923年3月，共有17篇報道提到中國，整個1923年，共有91篇報道提到中國。1979年至今，共有6860篇報道提及中國。2008年全年，共有951篇報道提到中國，2009年2月的一個月中，共有110篇報道提到中國。
1972年之後的政治，變與不變
20013是一個龐大的數字，6860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對於一個讀者而言。下麵以政治、經濟和文化為主體的采擷，隻不過是關鍵年份，1979、1984、1997、2003和2008年間一些代表性報道的複述。不過，這些報道卻頗能看出《時代》周刊中國報道在視角和語言姿態上的變遷。
“最初，我們就像到了另外一個星球。”1971年，經過了20多年的隔絕，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開始“乒乓外交”。《生活》雜誌香港分社社長約翰·沙爾和攝影記者弗蘭克·費希貝克隨同乒乓外交的美國隊來到中國。這是沙爾的感想。
這篇4月26日發表的《兩個竹簾之後的目擊者》，首次向與中國隔絕多年的美國人描述了職業記者眼中的中國。沙爾的敘述，今天聽來就像一場夢幻。“我們看見了一個非常團結而有序的社會和國家——總體上是某種程度的貧窮，但是絕對沒有悲哀，沒有饑餓。”而費希貝克的回憶更加浪漫：“無論在哪裏，人們都非常溫情，健康，圓臉，玫瑰色的雙頰，白色的牙齒。……他們明顯地非常幸福。”
1972年3月6日的封麵報道《尼克鬆中國曆險記》顯然被無法得到內幕消息所困擾。主文中充斥的是對中美兩國關係發展的猜測與懷疑。
這之後的《時代》周刊報道，都聚焦在中國高層政治的起伏和變動，並且憂心忡忡地看著美國政府在這之間進退失據。一直到1979年1月1日鄧小平成為了年度人物。在這篇題為《新中國的遠見者》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是中國人融入世界的渴望與焦急的步伐，“他們正在拋棄掉許多舊的意識形態包裹……毛時代神聖的自力更生和不靠外部資源原則一去不複返了。”對中國的了解依然停留在表麵上，在名為《超越孔子和功夫》的報道中，記者記流水賬似地告訴他的讀者，中國不再是蔣介石或者小腳太太的時代了。它的疆域、它的人口、它的民族構成，以及它的基本曆史。他很震驚地寫道，中國居然複活了100多年前的口號。一個年輕人問：為什麽西方國家小而強，中國大而弱？答案是因為中國人精神強大而西方了解實用知識。因此，“ 洋為中用”。
1989年的《時代》周刊，是以中國為封麵最多的單個年份。5個封麵故事，一個個都聚焦在意識形態上。
1997年，整個雜誌對中國的報道幾乎隻關心兩件事情：鄧小平逝世，江澤民是否能夠鞏固中國，將之帶向發展的新高峰？香港回歸，許多人去了加拿大、英國、美國，它的未來前途如何？鄧小平逝世，3月3日，封麵報道是《下一個中國：鄧的繼承者能夠把中國變成一個世界可相愛的超級大國嗎？》，這篇向鄧告別的主文寫下了鄧的4句話，留下了一個問號：“致富光榮”，“改革開放必須堅持100年不動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它提問：“不管是對國中之人，還是對美國和其餘的世界，下一個中國的地貌仍然是個非常令人擔憂的問號。”
2003年5月12日，一篇題為《中國失敗的醫療係統》，撇開了眾多的關於政治問題的爭論，探討中國農村醫療體製的問題。記者在結尾中寫道：“《工人日報》批評(陝西某地放鞭炮逐病)說‘這種散播迷信的方法是另外一種災難，會打擾和傷害人民’。而真正在傷害農村人民的，是缺乏一個能夠照料他們的醫療係統。”
從2005年開始，美國突然對中國的亞非拉外交敏感起來。2007年1月22日，集此類報道之大成的封麵《一個新王朝的黎明》出現。其中以大量篇幅描述中國在緬甸、泰國、安哥拉、委內瑞拉的諸多資源開采行動。一位專家說，“中國不會自己這麽說，但是在他們心裏，我想他們相信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但是，文章的主旨，卻在於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一種觀點認為，不管如何，中國的崛起依然是和平的。中國並沒有挑釁其他國家的主權，也沒有陷入對外侵略。……但是一些觀察家依然恐懼中國與西方的對峙恐怕還是要變成現實，那就是中國國防部隊的現代化和台灣海峽的戰爭陰影。”作者並不擔心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隻是想要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已。“在這個世紀裏，美國的權力相對要衰弱，而中國將要崛起。這個蛋糕，早就在烤了。”
2008年的奧運會顯然沒怎麽引起《時代》周刊的關注。對於奧運會本身的報道並不太多。一方麵，2008年8月28日的報道是《任務完成，現在怎麽辦？》；另一方麵，在《鄧後30年》中，專欄作家邁克·艾略特寫道：“想想，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帶著他們的好和壞，美與醜，重新加入了人類發展的主流，而之前的幾個世紀，他們一直站在旁邊。……這是我們時代的偉大故事。這是我們的故事，每個人的故事——不僅是中國的。而這，是鄧的遺產。”
在關於中國的政治報道中，《時代》周刊一直彷徨在歡呼與憂鬱之間。權力的交轉、民間的興起、公民的形成，都是它的話語。但是幾乎沒有一年，《時代》周刊不以民主、自由、社會主義這樣的字眼為標題報道中國，並且幾乎全為負麵。
從宴會到宴會的經濟眼
1979年，中國的大門已經打開了。這時候，美國的商人成群結隊湧了進來。不過，他們發現了一個重大的問題：他們喝不了太多的茅台酒。這不是開玩笑。1979年2月19日，在《如何和中國人做生意》的報道中，社交問題被當成重大注意事項提了出來。“中國人會邀請美國客人參加最少一次宴會，這些宴會上他們會提出很多次關於‘友誼’的祝酒，每一次祝酒都伴隨著幹杯。禮儀要求祝酒的人和代表團團長必須真的幹杯。”這篇稿子是美國人投資中國的指南，從如何申請進入中國開始。“除開眾多的混亂，”文章對在中國投資的總體評價：“一些規則已經顯現出來：耐心、友好，最重要的是，做好準備：對於一個在其他地方需要6個月的談判，在中國，多預估兩個月。”那個時候，許多的交易在談，賓館、鐵礦、飛機、采油，包括可口可樂。樂觀的估計是，1985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將達到60億美元。可是有人很懷疑，“北京對進口消費產品沒有興趣，那些可樂最終的消費者會是外國遊客。”
1984年裏根訪華的時候，《時代》周刊饒有興趣地對中國經濟表示樂觀。4月30日的《資本主義在形成》，記載了一個當時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有一天，鄧小平帶著孫子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讓他叫“伯爺爺”，小孫子拒絕了。鄧說：“你為什麽不給他個蘋果呢？”小孫子拿過毛遞給他的蘋果咬了一大口，甜甜地叫道：“多謝你，伯爺爺。”
鄧小平說道：“你看，這就是激勵能夠做到的。”
那年，深圳建造了第一個高爾夫球場。湖南湘江國營農場裏的200戶人家，126戶買了電視，112戶買了錄音機。“在城市，在鄉村，來自西方的許多生活方式正在改變中國的麵貌。在北京，女性會花20元美金作美容手術，使眼睛變大，或者做雙眼皮，或者墊高鼻子。男人們想都不想，就花5 美金戴上一個蛤蟆鏡。……並不奇怪，這股新的財富潮流正在創造中國版本的豐裕社會。”結論：在毛過世之後8年，鄧已經把隻要足夠刺激，就能讓人民生產更多的革命性觀念植入中國。12月3日，《時代》周刊報道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價格雙軌製，以及其所產生的後坐力。記者略微提到了這個政策所導致的搶購潮，同時用大量筆墨描寫了經濟市場化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包括1949年以來第一個外國人被任命擔任國營工廠顧問，以及政企分開的新舉措。
1997年，《時代》周刊幾乎沒有關注中國的經濟。不過，2月20日有一個小稿子《生意如常》，說的是香港、北京和台北的股市在鄧小平逝世的第二天全麵上揚，也許，這是對鄧的“最大致敬”。
2003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1月6日，題為《中國股市的新警察》的報道，講了一個重慶的退休工人、職業股民的故事。1999年，他在《人民日報》鼓勵人們投資股市的時候，投入了他一生的儲蓄4萬美金，現在蒸發了60%。從前，中國股民都在期待政府托市，現在政府卻要股民自己承擔。尚福林彷徨在加強市場監管和放鬆民企入市的矛盾之中。到了12月22日，入世對美國的副作用顯示出來。《貿易的拔河》從地球兩邊的競爭者開始講起。一邊，美國的北卡羅來納州兩年間失去了3萬7千個紡織工作崗位，美國紡織公司的CEO正在發愁他就是下一個；另一邊，金華內衣公司的楊榮(音)卻擔心他的訂單太多了趕不過來。美國人對中國有諸多指控，包括傾銷、勞工利益等等，但得益的不僅僅是中國公司。回應美國的指控，中國取消了一項出口退稅，結果引發了摩托羅拉的不滿。“當多數國家在貿易中幹並不合法的勾當的時候，中國並不特別喜歡貿易欺騙。……中國更加對國外投資和進口開放……很少有國家像它這樣冒如此之高的風險擁抱全球化。”
2008年，中國的事情太多，《時代》周刊出現了900多篇關於中國的報道。到了下半年，關於中國金融與美國金融危機之間的聯係，尤其是中國將如何參與救世、如何幫助美國渡過難關的報道眾多。最典型的標題是10月13日的《中國的現金能夠拯救世界的銀行嗎？》。有意思的是，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時，8月10日，《時代》周刊又報道了兩場宴會，這一次沒有茅台酒。一場發生在紫禁城裏的建福宮花園，由香港恒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操辦，嘉賓有吳儀、基辛格和老布什；另外一場由地產商潘石屹、張欣夫婦主辦，嘉賓有百度的李彥宏、原MTV中國總裁李亦菲，還有默多克和鄧文迪夫婦。這兩場宴會當然和1979年的土氣宴會大為不同。“關鍵的並不是這些宴會僅僅潮流舒服，國際化裝飾。他們這些人，在創造這些。”這篇報道的題目叫《北京的晚宴與革命》。
世界進入中國與中國進入世界的文化
1979年，樣板戲剛剛結束的時代，小澤征爾帶著波士頓交響樂團到了中國。“如果說波士頓交響樂團8天的中國旅程在上海順利展開的話，那麽它在征服北京中結束。”4月2日的報道《關於翅膀和剪刀》中這樣寫道。這場演出的觀眾，包括了鄧小平、外交部長黃華、副總理方毅和宋慶齡。但這次的演出有些為難了小澤，因為他是和中國愛樂樂團合作。他這樣評價中國的鋼琴家劉詩昆和中國同行：“他們演奏得太快，並且樂章的結束持續不夠長。也許這和他們的語言有關係，因為他們使用方塊字而不是連續的句子。”那年，另外一個事件在北京掀起了颶風：皮爾·卡丹帶著他的整套設計和模特隊來到中國。最起碼《時代》周刊的記者是這麽認為的。這篇題為《巴黎時尚來到北京》的報道這樣形容當時的北京時尚：“這個國家清瘦、整潔的女性們不擦香水，不戴首飾，不抹指甲油，也不畫她們如杏的眼睛。一般而言，她們穿著幾乎一樣的白襯衣，沒有形狀的藍褲子和男人一樣的拖鞋在街上行走。”而皮爾·卡丹的衣服呢，“有開衩至大腿的衣服，透視裝，以及露肩的上衣。”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實現了零的突破。從這時起，《時代》周刊已經開始擔心兩國之間的體育實力的競爭。8月20日，《飛躍、優雅的慢速》，說的就是美國跳水隊對中國隊實力的恐懼和應對。“從1980年開始，中國就開始派出強大，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好的跳水隊參加國際比賽了。”盡管女子跳板最後中國隊僅獲得第4、第5名，但是中國隊的兩個小將已經嚇了美國人一身汗。那時的跳水傳奇，男子冠軍洛加尼斯已經快要走到盡頭了，中國的譚良德緊隨其後。在女子10米跳台上，中國終於讓美國人噩夢成真：周繼紅擊敗了美國對手，取得了中國的第一塊跳水金牌。美國人說，“她跳下去的時候，幾乎沒有驚動水麵。”
2003年，中國興奮的事情太多，入世，奧運，世博。這時，有一個美國人正悄悄在北京賺錢，用的是中國人的方式：他收集了一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物”，裝飾之後高價賣給中國人。這個當年41歲的紐約人勞倫斯·勃拉姆，在北京開著一家名叫新紅資俱樂部的酒吧，和一家“新紅資客棧”。他還擁有江青當年的紅旗牌坐駕。《變現毛懷舊》裏，講的是他的發財故事，和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人生活中的投影：新紅資俱樂部裏，堆放著許多當年北京高級官員使用過的物品，電視裏放著《東方紅》和《紅色娘子軍》。勃拉姆說：“我想做的是重建當時的情緒，一個1950年代理想主義建設新中國的純真年代。我想抓住實質：當時人們如何生活，領袖們如何做決定。”記者發現，紅衛兵是他的主角，那不是50年代的純真，而是60年代的癲狂。
2003年，姚明進入NBA已經一年。他在上海東方大鯊魚籃球隊的位置空下來了，不過當時已經被填上。填補他的空缺的，是一個NBA來的人，25歲的丹尼爾·雷蒙德·麥克林托克。丹尼爾從北亞利桑那州大學籃球隊出身，在丹佛掘金隊短暫效力，打了 6場球就被拋棄了。《那個成為“姚明”的人》，敘述的就是丹尼爾在姚明曾經的位置上，而兩個人如此翻天覆地地掉了個個的故事。姚明已經成為NBA的天皇巨星，丹尼爾的生活卻帶著姚明的陰影。他倒很坦白：“他們(大鯊魚)隻是在找一個好的球員來幫忙，而不是替代姚明——那是我穿不進的鞋子。”在那場和香港飛龍隊的對抗中，丹尼爾打了上半場，得了25分。“大鯊魚贏了，122：108。在那個時刻，姚明不過是個記憶。”
30年過去之後，小澤征爾已經去世。當年的高層觀眾，都已然逝去。雖然劉詩昆依然演出，但是已經沒有太多人了解他。現在是郎朗的時代。2008年11月6日《伯恩斯坦在北京：中國的古典音樂爆炸》描述了一個為西方古典音樂而瘋狂的中國。從紫禁城的普契尼，北京音樂廳的狄多與埃涅阿斯，王府井教堂的亨德爾的《彌賽亞》，到保利劇院的瓦格納的《唐豪瑟》。“中國有5000萬孩子在學樂器。20年後，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音樂之國。”今天，在中國，世界最頂尖的樂團都在預約時間表演，而餘隆(北京愛樂樂團藝術總監、北京國際音樂節創辦人)這樣的人，正在把最好的音樂帶進中國。
謝淑麗：美國必須適應中國的崛起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製度改變中國，這不是什麽秘密。當然，我們希望中國能夠漸進地、和平地發展，沒人希望中國出現政治危機
謝淑麗(Susan Shirk)1971年第一次來到中國。作為美國研究生訪問團的一員，她受到總理周恩來的接見，20多年後她擔任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成為克林頓政府的中國問題專家。
如今謝淑麗在美國加州大學任政治學教授。2007年，她的《脆弱的超級大國》一書引發廣泛反響。有人說她給中國貼上“脆弱的超級大國”標簽，可作兩種解釋。其一是奉勸美國，中國內部問題多多，別誤以為它想取代美國；其二是提醒中國，想成為超級大國，首先要解決好內部問題。
沒人希望中國出現政治危機
我在政府任職的時候，美中關係有三個最重要的議程：防止核擴散、貿易、人權問題。當然，現在來說，第一個問題基本解決了，第二個問題成了大頭，第三個問題更多地涉及內政，所以更為困難。
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這更多是出於中國自己的選擇，而非國際社會的壓力。我們很尊重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但仍然覺得在某些最低標準上有改進空間。而另一層麵的問題還包括加強司法力量，讓法院係統更有權威，更專業化。所以克林頓政府會選擇與中國合作，通過技術培訓來加強中國司法機構的力量，而非單純在政治上施壓。
我們在政府工作時，會經常性地做一些勸說工作。我們會對他們說，你可以因為經濟成就而令世界刮目相看，但隻有接受普世的規範才會得到真正的尊重。他們則會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取得的成就，而且會說，你們關於人權的標準過於集中在政治權利上，經濟權利卻不夠重視——我認為，這種看法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的。
不過，我們的民眾希望我們傳播美國的價值觀，所以我們會經常性地作一些演講。我們並不期待這些演講會對改善現狀有推動作用，但這是美國民眾希望聽到的。你知道，由於中美兩國的政治體製不同，很多美國民眾並不信任中國政府，所以中國政府改善人權，可以更容易地與歐美打交道。
我想我們對中國抱有切實的期待，沒人指望它一夜之間就變得更加民主。
當鄧小平1979年來到美國時，每個人都非常支持他、支持中國，他成了當年《時代》的年度人物，因為他開啟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果現在中國政府能夠宣布一個漸進的方案或至少讓前進的方向更明晰，我想情勢會大有不同。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製度改變中國，這不是什麽秘密。當然，我們希望中國能夠漸進地、和平地發展，沒人希望中國出現政治危機或者暴力革命。我想說的另一件事是，我尊重穩定的重要性，但正如克林頓先生1998年在北大演講所說，真正的穩定應該是自下而上的，應該來源於人民的同意。
現在，對於美國的政界商界人士來說，我想，他們最關心的事情還是經濟。人們希望和中國保持好關係以幫助美國複蘇經濟，他們認識到合作將是我們渡過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方法。
我想，北京的領導人很明白他們所麵臨的挑戰，而且正在努力解決問題。環境和社會保障問題的困難之處在於，地方官員有其自身利益，中央政府如何監管他們、讓政令暢通，這非常非常困難，因為中國太大了，僅憑官僚係統層層下達命令去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在憲法上，中國是一個單一製國家，但從地方層麵來說，中國一些地方政府權力比聯邦製國家下的地方政府還要大。
中國需要更多信息傳播渠道
我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印象深刻。我想，總體看來中國起的作用非常有建設性、非常重要。政策製定者非常清楚，中國的崛起令一些國家感到威脅，他們很努力地消除這種感覺。他們的工作，可以打高分。即便在中日關係和台灣問題上中國的政策也越來越務實，這讓中國贏得了更大的國際影響力，也讓中美更好地合作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去年人們看到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勃興，但其實過去10多年它一直處在上升通道中。我想，這種情況部分是隨中國國力增強自然發生的，另一部分則和愛國運動有關。
民族主義並不總是負麵的，它也可以成為正麵的力量。在地震中的攜手互助，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對國家的認同感，而當中國人為奧運、載人航天飛船感到自豪時，民族主義都是很好的、健康的。
當然，民族主義這個詞本身有一個略含貶義的隱喻，我們總是說，我是patriotic(愛國的)，而你是nationalistic(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潛在威脅是排外，它可能給政府壓力，迫使它選擇一些並不符合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奧運會前，中國網民都在抱怨和抵製CNN及其他一些西方媒體。不管這是對是錯，外交部發言人確實站出來說了一些批評西方媒體的話。就在大批外國記者將要采訪北京奧運前夕，這麽做其實很不明智，也不符合自身利益。我曾經問過一位高級官員：為何中國政府要表態？讓網民表態就好了嘛！他告訴我，你不明白，網民不隻在批評CNN，也在批評政府無作為、表現軟弱。正是這種壓力讓官員覺得有必要回應，即便這種回應不利於國家利益。
總有人告訴我中國的年輕人隻想著賺錢，隻關心他們的職位，不真正關心政治。我不這麽認為。這隻是因為他們參與政治的機會太有限，而互聯網就是一個出口。
問題在於，中國領導人有時會發現，從網絡上得到的信息比內參更真實可靠。他們並不會完全相信內參係統，可能更傾向於認為，網絡意見更有代表性，也容易對這些意見作出過大的反應。但你知道，喜歡在網上發表意見的人在任何國家都是相對極端的，他們是存在偏見的。如果中國有更多自由表達意見和傳播信息的渠道，或許可以避免這種偏見。
很多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經濟威脅，擔心來自中國的競爭，而且這種擔心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而繼續增加。
我總覺得製度比文化重要。我1970年代第一次來中國，那時沒人努力工作，去建築工地，會發現工人都在曬太陽，但現在每個外國人都會說，他們真努力！一樣的文化，但激勵體製不同了！
美國人在世界上占據統治地位太長時間了，中國的崛起是他們必須學會適應的，我與奧爾布賴特 (美國前國務卿)共事時，她會說“多極化”——這個詞是中國願意提及的詞。我們正在進入需要合作的世界。當然，當球場上選手越來越多，合作也就越來越困難，但方向就是如此。我也希望，美國的新一屆政府能夠做得比他們的上任更好些。
何偉：中國人什麽時候想要公正？
中國人的心靈是本能封閉的，一旦遭受失敗，通常的反應就是關門送客。美國人的心靈則是本能開放的，遭受創傷的反應是改變整個世界。這是兩種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導致傷害。中國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國人看起來更容易害了別人
記者和作家間，何偉(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後者。他出生於密蘇裏州的哥倫比亞市，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修習英語文學。1991年，他還是大四學生時，就申請加入美國誌願者組織“和平隊”。何偉通過了麵試，“和平隊”計劃將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來挺樂意去那裏的，但隨後得到了牛津的獎學金，學費和生活費全免，於是我收回了申請。”1995年再次提出申請時，有兩件事情已經很不同：他經曆了一次歐亞大陸旅行，對亞洲有了格外的興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隊”開始在中國設立項目。於是他沒去非洲，來了中國，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偉在涪陵度過了兩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書並由此開啟了寫作生涯。他為《紐約客》、《國家地理》、《大西洋月刊》這樣的美國頂尖雜誌撰稿。有人評價說，“何偉的筆下是真中國，是連一些生活在中國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絕認識的中國。”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國的地氣
1994年我第一次來到亞洲。在此之前我對亞洲並沒有什麽興趣，更別提中國了。但是我想從東方回家，從英國一路搭乘火車經過俄羅斯，穿越西伯利亞。老實說，當時來中國的惟一理由就是這段鐵路的終點是北京。我原本以為，我不會在中國待多長時間，最多一兩周罷了。
結果俄羅斯讓我有點失望。當時它的經濟很糟，看起來這個國家已經被擊倒了，在莫斯科，人們排了長長的隊伍隻為換取外幣然後買些吃的。然後我到了中國，立刻發現這個國家的不同。你可以觸摸到它的活力。盡管那時我隻是個根本不會說漢語的老外，但我能感覺到，這裏人人都很務實聰明，盡管他們看到外國人時會有古怪反應。總體上說，中國是一個越來越向外界開放的國度。我意識到這些值得探尋，於是把首次中國之行延長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後，我開始找機會重返中國，並在這裏生活。
我申請那會兒，“和平隊”的成員被派駐到四川的小城市。這對我來說是個好事。我去過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樣的城市有很多外國人，會讓我難以自覺地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選擇，當時這是“和平隊”最遠的一個派駐點。生活在這樣一個小地方你幾乎看不到什麽外國人，我喜歡這種挑戰。我也喜歡長江和那裏的風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歡在那裏跑步或者遠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簡單，隻是想教書並學會夠用的中文。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慢慢有了寫作的自信，最後，我覺得我能動筆寫這個地方了。
當你是一個駐華記者時，你和當地生活總是有隔膜的，你的“單位”是一本外國雜誌，你的目標讀者是美國人。我想這是傳統記者體製的一個短腿，記者和他所報道的對象之間經常存在巨大的鴻溝。很多外國記者並沒有進入過一個中國單位和中國人共事過。我覺得我在涪陵的歲月對我的寫作有著難以想象的重要影響，雖然我已經離開它有10年了。這段經曆讓我更接中國的地氣，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國的大部分方式，我覺得自己在寫作時比大多數外國記者更投入感情。
因為以前沒有研究過中國，我對這裏的人和物反而沒有什麽強烈的態度或意見。有時候你缺乏相關知識不是壞事，中國變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學了什麽有關中國的東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過時——中國已經變成另一個國家了。
普通的中國人非常非常務實
我在涪陵度過了兩年，從1996年到1998年。後來作為一個記者，我總是重返小城市或者農村去找選題。我在北京寫作，但幾乎不寫北京。
我惟一沒去過的省份是海南，我也從沒去過蘇州杭州。事實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長時間，特別是浙江南部，但居然從沒去過蘇杭。當然，我的出行計劃不是為旅遊安排的。我喜歡去那些能夠激發我記者興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溫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時間，當然也包括北方農業省份。
我會去那些未向外國人開放的地方，有時候會被拘留，不過這些經曆通常都帶有喜劇色彩——當地警方不知道該拿我怎麽辦，所以罰一筆小錢就讓我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給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實用主義的，他們不希望為當地發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負責，不想給自己惹麻煩，所以如果你向他們保證你不搗亂，基本就沒事了。當然，作為一個外國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國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嚇住了。
我很難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密切交往。這很奇怪。中國的知識分子很關注曆史、國際的觀點，有時過於看重這些問題並把它們強加到與之打交道的外國人身上，這讓你時刻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我倒覺得自己更容易被工農大眾接受。一開始，他們因為你是外國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並且不把你當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國人非常非常務實，這是我喜歡他們的眾多原因之一。這種務實讓我更容易與他們打交道，因為他們總是通情達理的。但我又必須說在中國當一個知識分子真難。糟糕的曆史，複雜的政治，教育製度也不鼓勵獨立的思考者。
在中國，知識分子和普羅大眾間的確有一條鴻溝。有時候我會吃驚：為什麽當代中國小說會有這麽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圖騰》，這本書無論在文字上還是在象征意義上都和中國的現狀隔得很遠。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那段時間，社會變化劇烈，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戰爭的傷痛被拋下，美國當時的作家們試圖抓住社會心理，於是我們看到了德萊塞，看到了克萊恩，也看到了傑克·倫敦。他們在各個層麵關注這個社會。我希望同樣的現象出現在中國，但好像情況並非如此。也許一個原因是知識分子和大眾之間的鴻溝。中國的小說家關注民工嗎？好像不。但如果他們想要抓住當下最重要的故事，他們應該關注。
政治變革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美國人通常都對中國抱有相當政治化的看法，覺得這是個被嚴密控製的共產主義國家，這裏的人民都是被壓迫者。而一旦他們真的來了中國，又會大吃一驚而後態度大轉彎。其實中國是一個鬧哄哄的國家，多數中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這是中國動力的來源。
在政治改革方麵，我尚未看到中國有足夠多的行動，也沒看到像樣的草根民主。當然，現在有一些抗議活動，但基本上他們隻是在抱怨個人得失。他們應該想想更大的問題。不過這需要時間，尤其在一個多數人剛剛擺脫貧困的國度。這也要求中國教育體係的變革，我感覺中國的學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勵創造性和個人主義。
我相信中國需要政治變革，但我不覺得這是美國的責任，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他們得自己想出解決辦法。對於他們來說，更多地接觸外部世界、接觸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時，我也不覺得那些批評中國的外國人有任何問題。在美國我們也批評美國政府，所以美國人如果覺得中國人有問題，自然就要說出來——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意識到並能夠接受這一點。
中國人和美國人都被他們的文化所困擾，但這種困擾是截然相反的。中國人的心靈是本能封閉的，他們覺得外來者無法了解他們的文化，一旦他們遭受失敗，通常的反應就是關門送客。美國人的心靈則是本能開放的，他們以為所有的外來者都是仰慕美國文化的，以為人人都需要美國產品、美國思想、美國民主。美國人遭受創傷時的反應和中國人很不一樣，看看“9·11”吧，美國人的反應是想要改變整個世界。這是兩種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導致傷害。中國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國人看起來更容易害了別人。
中美之間時不時會關係緊張，但我覺得這些都是可控的。中國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務實的階段，所以它的行為都是可預測的。而且中國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
不過，兩國都太民族主義了。我一直很不喜歡美國的愛國主義，既單調又無腦。中國的情況也很有趣。我沒辦法理解一個人怎麽會對國家有那樣的感情。看來我仍然是個人主義者。
在中國討論倫理問題是困難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體主義這個國家會更加健康。個人主義不等於自私自利，它還會讓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點在中國人身上並不太多見。
中國現行體製某種意義上是很有效的，“關係”得到廣泛承認，行賄日趨“規範”，在很多方麵，它運行良好。但這不意味著它是個無需改變的體製。我必須再說一遍，這也是中國人必須自己解決的問題。現在，很多人對這種腐敗卻運行有效的體製很滿意(也算一種“務實”)，問題在於，他們什麽時候才想要一個公正的體製呢？
艾遠征：最不喜歡這裏的汙染
經濟出了問題，普通美國人首先就會責怪中國奪走了他們的機會；經濟好轉時，他們又會樂於使用中國製造的東西
艾遠征(Gady Epstein)是《福布斯》雜誌駐京首席記者。2002年，第一次來到中國、來到北京，第一印象是“繁忙的國度，很多事故”，“北京人很多，有意思的活動很多，一些人榮華富貴，一些人窮困潦倒”。
在2007年12月的一篇商業報道裏他說：“中國投資者居住在一個奇異的世界裏。在這裏，一個不掙錢的公司能夠持續增值，礦業公司可以比它們所能開采的所有儲量更值錢，並且投資者頑固地忽視交易醜聞和官方警示估值過高的股票。”
對一個商業記者來說，中國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地方，這裏總有東西值得你去發掘。有時候，在這裏做生意沒什麽規則，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成功學，而這裏麵臨的挑戰和西方也完全不同。
正如胡錦濤先生指出的，對中國的經濟，對中國社會的穩定，現在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
我個人覺得房地產——不論商業住房還是公房，是一個觀察中國經濟的非常有趣的指標。首先，中國樓市牽動著社會公眾心理；其次，如果樓市下滑，一切流向樓市的相關資源的開發也會放緩，比如水泥、鋼材等等，幾乎會影響到經濟的方方麵麵；第三，房地產已經是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自有其問題，比如官商勾結，但房價上漲還有許多其他方麵的原因，比如城市化，比如進口增加等。我想總的來說，這些問題最後會自行解決——泡沫一度很多，但現在已經開始破裂，房價開始下跌。我相信在未來兩三年，會出現更多人們相對負擔得起的房子，畢竟過去幾年，多數中國城市人口的平均購買力其實在下降。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出手購房的時機。也許應該再等等？我想房價可能會再降，降到人們可承受的程度。這是經濟規律的力量。
中國股市不是一個公正、透明的市場，而是有很多內部交易，充斥著各種遊戲，黃光裕的案子不算稀奇，假如我是個在中國投資的人，我也會想方設法取得內部消息。我認為應該給證監會更多權力，製定的規則應該更有力地得到執行。
國外有一些批評，說中國股市就是一個遊樂場，我覺得沒到那程度，股價和盈利還有一定的關聯，特別是那些藍籌公司和大公司。
我沒有證據，但我想很多經濟學家和利益集團關係很近，但也有很多經濟學家是獨立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見解深刻並很有勇氣，顯然中國需要這樣的知識分子。
經濟學上的左派認為中國對窮人關注不夠，一些政策偏離社會主義的理論太遠，右派則認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惟一可取途徑是建立自由市場和一係列相關的製度。我想中國麵臨的最嚴重的問題還是政府缺乏權責對應，並由此導致了腐敗、汙染等一係列的問題。
基於此，我想中國的政治改革將會非常非常緩慢，我對草根民主能施加重大影響也不抱太大希望。
作為記者我首先希望的還是中國政府提高透明度。這能夠讓政府更加負責，一些被當作秘密的東西其實不應成為秘密。
現在的頭號問題是金融危機。一旦經濟出了問題，普通美國人首先就會責怪中國奪走了他們的機會；而在中國，我們也即將看到可能存在類似情緒。好在兩國的領導人都知道，兩國互相依賴。經濟好轉時，普通美國人又會樂於使用中國製造的各種東西。總的來說，多數美國人視野狹窄，對中國的認知也相當簡單。
中國人對外國記者的批評——說西方媒體歪曲報道中國，早就不新鮮了。我隻想說，我們畢竟不是中國人，不可避免會從外來者的角度看中國。另外西方記者也不是一個整體，我們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共同點隻在於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國。
我最不喜歡的一點就是汙染：空氣汙染、水汙染、食品汙染。比較頭疼的是你不知道吃下去喝下去的東西有沒有譜。“奶粉事件”影響很大。我沒有孩子，如果我有孩子，我也會非常非常生氣。
傑克：美國人的“中國功夫”
“我至今還聽不懂中文，更不會講。”在北京三裏屯外交公寓的家中，剛剛度過60歲生日的傑克·潘考夫斯基聳聳肩，微笑著對記者說。
很多時候，在中國呆了17年，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創建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標杆企業——亞新科(ASIMCO)的傑克先生與他的中國客戶們交流仍需翻譯。
來中國建廠之前的17年，傑克在華爾街做投行。
不會講中國話並不妨礙他被美國商人們視為“超級中國通”。“要和中國地方政府搞好關係，這至關重要。”——傑克常對美國朋友講，盡管他們雙手托著下巴，百思不得其解。
讓想法實現“軟著陸”
傑克在中國的17年並非一帆風順。1990年代初，他剛來中國“旅遊考察”時，為中國文化的深邃和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長力吸引，萌生留在中國做生意的想法，結果遭到朋友們的嘲諷：“你瘋了！”1993年創建亞新科，進軍汽車零部件行業，雖然生意越做越大，但在找到本土化管理良方前的3年，傑克曾經撞得頭破血流。
“創業時我真是太幼稚了。”傑克說，“我一度以為中國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隻要與北京的中央機構互相了解，達成一攬子協議，就可以在各省暢通無阻、分取利益了。實際上我大錯特錯了。”
認識到中國國情的複雜性之後，傑克的許多想法逐漸實現了“軟著陸”。他開始接受中國國有企業繞圈子的習性和“打太極”的風格——無數次的寒暄與晚餐，合作意向就是不明朗。傑克對此不反感的“好處”是，這促使他創下了1993年一年內到過40座城市、100多家工廠參觀的紀錄。
經過幾次危機後，傑克加倍拓展與中國各地政府之間的關係網，其中一項努力是，請幾位當地能人做顧問，保證“同盟關係”不會中斷。
等到亞新科聲名鵲起後，傑克到歐美巡回演講，他的“入鄉隨俗”的做法總讓在場者驚歎。有人不以為然道：“遇到糾紛找律師不是更有效率嗎？”
傑克答道：“恰恰相反，應不惜代價盡量避免打官司，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訴諸法律。這便是中國。” 說完大笑。
借船出海，順風搭車
他偶爾也向人表露這種自豪感：“我在中國呆了這麽久，從沒有聽說過還有哪個西方人隻憑一個想法，就闊別在外人眼中很風光的華爾街生涯，來中國組建實體公司並使之成為中國最大產業之一中的領先企業。”
傑克進入華爾街是在1973年，當時華爾街不過是個“小作坊”。他沒有迅速成為美國投行界的風雲人物。不過，正因親曆了19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不斷完善的曆史，他才能一到中國就嗅出了中國市場的潛力和機會。
從這個層麵來說，傑克並不像業界描述的“兩手空空來到了中國”。恰恰相反，他的華爾街關係幫他完成了一次不錯的“中西合璧”。
在考察完中國近100家工廠後，1993年傑克先行成立了“亞洲戰略投資公司”，而後他才根據“亞洲戰略投資公司”的縮寫成立了亞新科(ASIMCO)。
傑克打的算盤，一是“借船出海”——華爾街的證券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當時已對中國市場萌發好奇與興趣，而拉攏幾家華爾街公司做股東又能給中國政府“實力過硬”的第一印象；二是搭上中國1993年製訂的新的汽車產業政策的快車，在之後的合資潮中牢牢掌握控股權。
可以說，傑克的成功源於他的悟性與韌勁，背後的“永動機”便是他嫻熟的資源整合術。他把他的中國從商技巧稱為他自己的“中國功夫”。
傑克說他在中國遇到不少企業界的“達人”，這讓他走得更快。他提到了一個人——玉柴前董事長王建明。
“大家都叫王建明‘王董事長’，我也這樣稱呼他。他是我的良師益友，幾次給我指點迷津，是真正的預言家。他能夠成為業界領袖，完全是由於他的人格力量和堅定意誌。”
在去年完成的《與龍共舞》一書中，傑克毫不掩飾對王建明的敬重之情。令人驚訝的是，基於對中國人際關係複雜性的認識，書中他稱王建明是一位“獨行俠”，“一些人其實盼著他失敗”。
去年11月初，媒體報道王建明“神秘失蹤”，後來證實他正被江蘇有關方麵調查。
實際上，傑克一方麵吸收了“王建明”們的長處，一方麵又規避了其短處，譬如對合作夥伴的過分信任、不善於與地方政府“打成一片”等。同樣是在江蘇省，傑克能“零地價”拿地，且“不違觀，不行賄”。
真是一個善於變通的老頭兒。孔子說“六十而耳順”，傑克笑著說：“我至少還要再幹17年。”
黃亞生：任何個人都不代表美國
與其追問美國媒體為什麽老挑中國的毛病，我們不如問問自己：為什麽美國媒體老要挑他們自己國內的毛病？
來到國內，經常會被同仁和記者問一個相似的問題：美國怎麽看待中國的這個或那個問題？美國的學術圈怎麽看待這個或那個問題？……
他們提這些問題之前，顯然有一個想當然的假設：在美國，有一種聲音能代表美國。然而，美國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社會，關於中國，什麽樣的觀點都有，根本沒法做這種綜述和總結。
大多數美國人根本就不了解中國的情況。我指的不僅是普通的美國公眾，也包括精英階層。而剩下的對中國問題有看法的小部分人，對中國的經濟現狀和前景，什麽樣的觀點都有，有很悲觀的，有很樂觀的，也有奇奇怪怪的。
在中國人眼裏，中國的崛起可能是很重要的話題。確實，這很重要，但是大多數美國人關心的是自己的事。特別是現在，他們自己國內的經濟碰到很大的問題，失業率有可能達到兩位數，銀行界麻煩重重，這些才是美國主流學術界所關心的議題。那些關心中國問題並常常發表觀點的美國人，大多是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分析人士。即使是他們，看法也很多樣化。
我注意到，中國媒體采訪某個美國學者常冠以“美國的觀點”之名。然而，美國是如此多元的社會，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聲稱他代表美國！
現在，美國經濟界和學術界正在對金融危機進行反思，並追究責任，大部分分析是檢討自己的問題。然而，不久前美國財政部長談到人民幣匯率的問題，認為中國政府在背後操控著。從某種角度說，這種觀點暗含著一種分析意見——中國需要為這場經濟危機負一定責任。
這種觀點認為：這一次次貸危機和2000年以後國際金融資金過剩有關，而過剩資金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中國。所以，關鍵就是如何解決不平衡的問題——美國的過度消費和中國的過度生產。對這樣的言論，國內反應很強烈。但從供求角度來講，中國大量輸出產品、大量輸出資金，而美國過度消費，勢必造成某種影響。
美國現在急於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所以短期來看美國政府當然希望中國繼續購買他們的國債，這樣客觀上可以降低他們解決金融危機、經濟問題的成本——美國政府有了繼續發債的機會，然後可以談刺激美國經濟的方案。如果沒人去購買他們的國債，美國的借貸成本就會高企。
但經濟問題本身就是非常複雜的，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會加重美國的經濟問題——中國之所以能購買美國國債，是因為中國有外貿盈餘，而中國有外貿盈餘是因為人民幣幣值不符合價值規律。
即使沒有美國的經濟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已經出現很多不平衡的問題需要去解決，但是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增加了中國解決這些問題的迫切度。如果美國經濟惡化，中國麵對的問題會更多。從這個角度說，兩國在利益上沒有根本性衝突。
大多數中國人通過中國媒體有選擇的呈現來了解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這和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出入。我自己很少看《時代》和《新聞周刊》，但每天都讀《紐約時報》，我看到的是各種意見、聲音都有，很難總結出一個更為具體的結論——美國的主流媒體是如何看待中國的。
許多中國人總認為，美國媒體總要給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挑刺，總是看我們不順眼，認為他們有偏見。這是一個關乎新聞製度和期望值的問題：在中國，媒體受到一些限製。所以長期以來給中國讀者一種印象——媒體就該是以正麵報道為主的。但是在美國，媒體天天報道的就是負麵新聞。
與其追問美國媒體為什麽老挑中國的毛病，我們不如問問自己：為什麽美國媒體老要挑他們自己國內的毛病？
黃亞生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國際管理係教授。哈佛大學文學學士和政府學博士。曾執教於哈佛商學院，是《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定期撰稿人。著作《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入選《經濟學人》“2008年度最佳圖書”
美國百姓對中國所知有限
記者曾在美國的小學裏當過一天代課老師，教授那裏的孩子關於中國的知識。在普及完常識，秀了一番獨一無二的中國字後，緊接著的提問環節讓人噴飯，各種頭發和膚色的小孩瞪著大大的眼睛，一雙雙小手舉起，充滿好奇地問道，“中國在哪裏？” “中國有雲朵嗎？”“中國人還留辮子嗎？”
另一方麵，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的中國研究則在日益升溫，據估計，全美最好的100所大學內，以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學者為首，大約有300到500位專門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學者，而在智庫密集的大華盛頓地區，更是活躍著眾多的“ 中國問題專家”。學術之外，布什在任的8年，更是破天荒地對中國進行了4次訪問，這在中美關係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一部分社會精英對中國充滿了無盡的好奇和探知欲，他們嚐試著弄清楚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直以來是如何思考的，政策的製定者們也深知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間，普通美國人似乎對中國並不了解，也許是他們的教育裏對中國的介紹本來就少，抑或他們根本就提不起對於中國的興趣。
微軟的軟件工程師比克今年50歲，沒來過中國，卻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這得益於他長期練習氣功和太極拳。氛圍也很重要，他的同事裏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大陸來的第一代移民。中國對他來說是一個文明古國，人口眾多，並且日益強大。他所認識的中國人勤勤懇懇，家庭觀念很重，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可謂傾盡全力，不計代價地供他們上最好的學校，而比克自己是典型的丁克族，沒有要孩子，他希望過自由的生活。從中國象形字的構造和英文字母的組成，他得出兩國思維方式不同的結論：中國人更重視結果，也就是一個字一個意思，而西方必須幾個字母才能構成一個單詞，這裏麵過程顯得更為重要。
克裏斯汀·波特今年32歲，在華盛頓大學進修法律。她認為中美兩國都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忽略了弱勢群體和窮困階級。通過張藝謀和李安的電影，她看到了中國，並且在大學的時候上過中國的詩歌課，對中國的水墨畫特別感興趣，認為其中蘊涵著一種平和的力量。
薩姆·艾柯斯塔住在達拉斯，是一名工程師，今年27歲。他最關心的是環境保護問題，他希望中國不要走美國的老路，也就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汙染了環境。談到這次的全球經濟危機，他認為主要是由美國過度的消費和混亂的房貸條例造成，而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再次複蘇中將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他身邊的中國人給他的印象是十分懂得享受生活，時常開懷大笑。他說中國人和美國人很多方麵十分相似，不過中國人在吃的方麵更有冒險精神。
中國文化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許多美國人。首先是飲食，在美國任何一座城市，總能找到一家美式中餐館，午夜之後，也隻有這些中餐館的霓虹燈依然閃亮，上麵寫著“營業中”。李安對武俠夢的重新演繹，令美國人領略到了東方深沉的意境。此外，中國的藝術家們也紛紛開始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他們在卡內基音樂廳開獨奏音樂會，在古根海姆美術館開個展，在舊金山芭蕾舞團充當領舞。
如此看來，一扇扇文化溝通的窗口早已打開，就待美國民眾伸出頭去一探究竟了。事實卻並非如此。
很多接受記者電話訪問的普通美國人，都沒有親身來過中國，因此隻限於從媒體和周圍所認識的中國人身上獲取信息。當被問到“提起中國，你腦海裏首先浮現出來的5個關鍵詞”的時候，大部分的答案包含了人口眾多、國土麵積大、文明古國等常見詞語，也少不了“崛起”這個世人的共識，不過依然可見一般美國民眾對於中國的認識仍停留在很淺的層麵上。當記者反問中國一些老百姓同樣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毫不雷同，並且更為個性化，從模糊的概念，例如自由、包容，到人物和城市的名字，奧巴馬、布拉德·皮特、紐約，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文化符號。
中國的經濟是在崛起，這毫無疑問，可是這個成長中的巨人在美國人眼裏卻依舊保持著從前的和常識中的模樣。蓋洛普谘詢公司長期跟蹤調查美國民眾30年來對中國的好感度，深綠色線代表有好感，淺綠色代表無好感。從跌宕起伏的曲線中我們可以看出中美關係的發展可謂沐雨經風、曲折迂回、恩怨輪替。這裏麵既包含相互鬥爭、坎坷蜿蜒的一麵，也有相互尊重、相對穩定的一麵。這期間中美有過兩個蜜月期，自 1972年尼克鬆訪華後，1979年鄧小平回訪美國，給美國人民留下了深刻和友好的印象，民意指數攀高。1989年雖然標誌著中美80年代短暫蜜月期的結束，但同時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也達到了曆史上的巔峰，美國提出的幫助中國提升軍備力量的“和平典範”計劃在這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進入90年代，中美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主要原因體現在價值觀和政治製度上的差異，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戰略利益上的分歧，以及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競爭與合作。
很久以來，以美國為首的三大電視新聞機構一直是美國人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這裏邊，大部分的內容由廣告和娛樂構成，正常的新聞也是以國內新聞為主，國際新聞除了已經焦頭爛額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事之外，鮮有關於其它國家的報道，就連提供的觀點也總是驚人地相似，尤其是布什任內，新聞從業人員的懷疑精神已經蕩然無存。前副總統以及總統候選人戈爾在其書《對理智的侵犯》 (Assault to Reason)中提到了傳媒巨頭對信息的壟斷和對人民意誌的操控，他認為人民因此失去了思辨的能力，並呼籲人們在網上重構一個自由交流和分享信息的言論民主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采訪的幾十位美國人裏，他們對於一些關於中國的問題總是要搜腸刮肚、苦苦思索一番，才能有個答案。最後，當問到他們是否知道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時，電話那邊傳來的是同一語調的“NO”。
(感謝在美國的王丹平一家對本文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