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過後，農民工們又開始了在鄉村與城市之間浩浩蕩蕩的“漂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說，中國今年大約有兩千萬農民工由於經濟不景氣而失去工作。
“漂移”，是現實中農民工的真實生存狀態。鄉村已經盛不下他們物質的夢想，也盛不下他們已被城市生活改變的精神需求。而到城市重新尋覓一份工作，已經成為失去工作的農民工最迫切的需要。
而解決進入經濟下滑周期的就業崗位矛盾，並非政府的春風行動一項可以化解。
在中國，無論是在財產權利、政府提供的基礎服務，還是進行市場活動的交易成本方麵，農民都與非農民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這些差別同樣體現在中西部與東部的地區性差異之中。
想要改變農民工的漂移狀態，很顯然，改變城市本位主義，從公民權利平等的角度審視有關農民工的基本製度是首要的。另外，改革戶籍製度、農村土地製度，培育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在內的一係列製度性改革，方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之道
-- 中國新聞周刊
此處不再是我的“家”
金融危機和經濟調整導致的失業使顧忠暫時回到家鄉，但在這裏，顧忠們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歸宿
農曆正月十七，中國農民工流出大縣湖南省慈利縣零溪鄉岩橋村。19歲的岩橋村村民顧忠和他的表弟林勇在縣城慈利遊蕩了整整一下午，他們想找點事做，最終卻什麽也沒找到。到了快晚上的時間回村，他走到了一家叫做“岩橋村信息服務中心”的網吧門口。
顧忠在門口排了一個小時的隊。門口進進出出的，全是同顧忠一樣打工回來的年輕人。網吧今年生意異常得好，15台從縣城裏淘汰的舊電腦，24小時都滿員。
這家網吧，最後成了顧忠和比他小四歲的林勇晚上的棲身之處。
在家住了三個月，回鄉農民工顧忠的生活主題，便大致變成上網、找人打麻將、睡覺三部曲。顧忠很不喜歡這個在白天也看不見幾個人影的山村。在他打了兩年工的城市順德，就算是半夜，街上的小店還會放《狼愛上羊》。
顧忠喜歡流行歌曲，人也很時髦，雖然父母不喜歡，但他去年11月回家之前，額前還是帶著幾縷紫色頭發。
遊蕩的“油子”
半年來，顧忠已經在家鄉岩橋村和廣東順德市之間來回遊蕩了三次。
最早的一次是在去年6月份。順德的燈具工廠因為訂單減少，顧忠麵臨第一次放假。這也是顧忠自17歲外出打工以來，兩年內第一次回家。回家呆了一個月，顧忠又接到廠裏打來的電話，讓他回去上班。
但他回去一個月後，不得已在8月份又回到岩橋。位於順德的工廠正式倒閉了，這時候家裏的稻子也熟了，顧忠便回家幫忙收稻子。之後，村裏的同伴介紹顧忠去了東莞一家燈飾廠。在那裏，他擰螺絲，工資每月1000元，這個工作比順德的工作要累些，工資也少200元。三個月後，顧忠擰螺絲的右手手臂全都青了。
去年11月份是顧忠第三次回家。他辭掉了擰螺絲的工作，之後，沒能找到新工作。
顧忠並不是村裏唯一在家“賦閑”的人。他發現，村裏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都陸續從南方回來，時間比往常都早了好幾個月。
這個春節，村裏多少年來頭一次這麽熱鬧。年後也沒有人急著去南方。顧忠家所在的村民小組，就有七八個與他年紀相仿的年輕人。
顧忠的表弟林勇，今年15歲，在慈利縣城讀技校。過完年之後，林勇再也不肯去學校了，每天跟著顧忠和其他年輕人玩耍。他認為那些打工的人都找不到事情做，現在學校的畢業生更是很難找到工作了。所以不想去學校“浪費錢”。
在這個位於湘西的小縣城，縣裏有關部門發現太多顧忠們在遊蕩了。於是，在年底，慈利縣勞動保障部便開始針對顧忠們開展“春風行動”：包括對顧忠這些返鄉人員提供了免費餐宿、進行勞動法律知識、勞動維權知識培訓，並組織了農民工返廠專車，春節之後幫助農民返回務工地。
顧忠對此無動於衷。他去年已經三次回鄉了，即使一分錢路費不花再回到東莞，也沒什麽希望找到合適的工作。
回到四裏地之外的村集市外，兩個不滿20歲的男孩坐在田邊。顧忠掏出打火機，毫無目的地點燃田邊的枯草。
“弟，我們去做什麽？”
“打油！”沒有收獲，表弟林勇垂頭喪氣。村民把四處晃蕩、不務正業的人叫“油子”，“打油”的意思，就是去做“油子”。
撕不掉的農民標簽
林勇說：“打死我，我也不想像爹一樣成為一個農民。”
父輩們給他和顧忠的建議是：如果不去打工或種田，他們可以做的是木匠、泥瓦匠、漆匠，或者在城裏學著父輩們做小工，挑土挖沙。
晚飯時，父親又說到這些，林勇氣衝衝放下碗出了門。周圍還有幾個失業在家的年輕人，聚在一起發牢騷，顧忠也和家裏吵架了，他要去學開車，家裏拿不出錢。大家都沒有想到什麽好主意，來撕掉農民的標簽。最後，幹脆聚在一起打了幾小時“鬥地主”。
顧忠們跳出農門、向上流動的方式極其有限，大部門人出去仍然是做苦力工人。城市生活需要城市戶口、工作崗位，以及養老保險金等，這些使得顧忠和林勇成為一個城市人的夢想實現起來非常困難。村支書王興國對顧忠說，讀書才是年輕人脫離農民身份的唯一出路，但顧忠搖搖頭。村裏出來的大學生很少，在這個村的龍台小組，甚至從來沒有出過一個大學生。
讓孩子讀大學跳農門的出路也不是顧忠父親顧長青的想法。對於顧長青來說，培養顧忠讀書，一是希望孩子跳出農村的藩籬，不再重複自己的苦日子；二是希望孩子能夠出人頭地，使自己在村中揚眉吐氣。
然而，顧忠鄰村的表兄大學畢業之後，工資也不過1000多塊，這徹底擊碎了顧長青的想法，“讀高中了不一定能考上大學；讀大學了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十多年來，村裏幾乎沒有人願意送孩子讀高中。縣城裏有兩所職業高中和一所技校，村裏的年輕人，幾乎都是三所學校的畢業生。
顧忠的表姐林敏，2003年從技校畢業，之後被學校統一輸送到東莞一家電子廠打工，打工的第一年，就往家裏寄回了一萬元。有了這個榜樣，2008年林勇初中畢業後，家裏同樣讓他讀了縣城的技校，希望通過學校將他送到工廠去打工。
但從2007年上半年開始，三所學校的畢業生就業開始變得困難。到了該畢業的時候，學生們隻能三三兩兩的陸續被送往不同地方、不同工廠，工資每個月多數難超過1500元。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襲來，將要畢業的學生們工作幾乎全沒有著落，剛讀半年的林勇也不願再去讀書了。林勇在縣城讀技校的學費是一年2600元，每個月生活費400元，算起來，他一年需要花費6000餘元。看不到出去打工掙錢的希望，父母寧願林勇在家無所事事。
青壯打工去，收禾翁與嫗
顧忠家的山後，一家城裏人承包了龍台組的近150畝荒山，承包者是今年70歲的轉業軍官魏銀初。這位老人務農的艱辛，讓顧忠對農村生活更加失望。
8年前，村裏人不願種的荒山，全讓魏銀初承包了下來。山上種了上萬棵栗子樹、橘樹，以及近兩萬棵羅漢鬆。150畝的山林，投入了近30萬，現在每年依然要投入5000多元錢的農藥化肥。他給這片山林取名為“岩橋村個體農民綜合林場”。
去年山上終於有了收成，3000多斤桔子、4000多斤栗子。因為“橘子生蛆”謠言，3000多斤橘子，隻賣出了幾百塊錢。栗子也幾乎沒有銷路。魏銀初隻好叫來附近的村民摘免費的栗子吃。
摘栗子那天，周圍幾裏地的村民都爭相跑來。200多人，老魏的山林從來沒有這樣熱鬧過。36歲的小兒子魏祖國，原本在廣州做保安，今年年初返家，也被他拉到山裏來種樹。
常年在外打工的兒子魏祖國，沒有做過一天的農民，現在每天跟在老父親後麵學習鋤草。兒子挖過的地，老父親還要在後麵再補挖一遍。魏祖國已經逐漸接受了回鄉種樹的現實。
但顧忠另有想法。在村裏，年輕人想要娶親，至少應該有一棟漂亮的樓房。村裏人不得不爭相修樓，而修好一棟樓房，起碼需要12萬元，一個年輕人在外打工十年，才能夠修起一棟房子。
“如果靠種田，一輩子也別想修樓房！”顧忠說，“娶媳婦？那是下輩子的事！”
湖南多丘陵地帶，耕地資源缺乏，岩橋村的人均耕地麵積不足一畝。湖南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2008年，湖南外出務工的農民達到960萬人，其中有70%在廣東珠三角地區。林勇所在的慈利縣則有近12萬人外出務工。
村裏的其他年輕人，每次回家鄉都打扮得幹幹淨淨，穿著新潮。如果在家務農，會被人認為沒出息。顧忠的父親顧長青也不同意兒子在家當農民。
顧長青算了一筆賬：村裏人均耕地一畝，每畝稻田的畝產量約1000斤，一人一年的口糧需要500斤，能賣掉的稻穀隻有500斤。
500斤稻穀能賣450元。除去農藥、化肥的成本250元，請人用耕牛犁田的成本150元，種一畝水稻一年的純利潤不足50元——而在城裏做小工，一天65元，工錢當天結算。大家都冷了心，沒人再願意做“吃力不討好”的農活。
岩橋村龍台組38戶人家中，外出打工的就有近30戶，分別在廣東、深圳、浙江等地。打工收入這幾年改變了這個村的麵貌。村裏的住房，已經在10年內由瓦房變成了外牆貼著白瓷磚、鋁合金大門緊鎖的兩層小樓。顧忠家也是這樣的小樓，但樓裏麵的牆壁是水泥。
青壯年外出，老人們留守，已經成了這個村的常態。今年春節後的熱鬧反而有些反常。老人們已經習慣了自理一切，種地，養孫子孫女。這個組有一百多畝莊稼，收種都靠六十歲以上的老頭老太。
舅舅外出打工之後，顧忠72歲的外公和外婆，種著近5畝土地。從1998年算起，兩位老人一共做了5次手術，花了近兩萬元多塊錢，種地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兩位老人的生活和醫療。
2006年初，岩橋村實行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這年年底，顧忠外公的又動一次手術，花費5000元，通過醫療保險，報銷了近3000元。老人稍微心安一點。
但本應該受到公共財政大力支撐的農村社會保障體係，還遠沒有在這個縣建立起來。外公和外婆隻能像螞蟻啃骨頭一樣，把莊稼從地裏一把一把收回來。一到春夏季節，村裏到處是撿田螺、挖鱔魚賣錢的老人。五年間，村裏已經有三位生病的老人自殺。
而顧忠，仿佛從老人們的現狀中看到了自己的將來，“不出去打工掙錢，等我老了也就是這樣！”
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預計，2009年，湖南省將有30%的外出務工人員約280萬人失業返鄉。
岩橋村的返鄉農民中，十多年前出去打工的第一代農民，如今已年近四十，與年輕一代的返鄉農民工相比，他們悄無聲息地回到家鄉，很快就繼續融入了農村生活。而新一代的農民工如顧忠們，則大多是80後，職業中學畢業，沒有務農經曆，整天仍然想著的，就是離開這個破舊的農村，重新回到城市。 ★
漂在順德
對於這些再回到城市的農民工來說，“一頭掛著城市，一頭掛著鄉村，哪裏也容不下”
車剛一停穩，陳寶衛正準備起身，車門已經從外麵打開，迎接他的是一名交警和一張200元的違章停車罰單。
一番拉扯之後，陳寶衛拎著兩隻裝得鼓鼓的大包，目送司機兼表哥離去。
2月12日，農曆元宵節過後的第三天，湖北天門農民陳寶衛離開嶽口鎮蔡堤村，坐上了表哥南下廣東的順風車，開始了1200多公裏的節後旅程。
16個小時後，38歲的陳寶衛站在順德街頭。
回到順德
夜色中，陳寶衛憑著印象，找到了老鄉程銀平在倫教鎮的家。這是一個典型的外來打工夫妻合租房：位於一棟三層樓民居樓梯間不足15平米的小房中，放了一張雙人床、一個由木板釘製的小飯桌，一台21寸的彩電。這是程氏夫婦的所有家當。
程銀平2000年經人介紹到順德一家模具城做鉗工，此後一直沒換過工作。
陳寶衛到達時，程銀平還沒下班。程每天下午要工作到6點，晚上吃完飯還去另外一家廠子加班掙點外快，通常到了夜裏10點多才能睡覺。到了6點半，程銀平穿著一身油膩的工作服，滿頭大汗地趕回家。
當天的晚飯是清炒油麥菜、酸辣土豆絲，一人一個鹹鴨蛋，沒有喝酒。
陳寶衛被安排在這棟樓房二樓的一個小房間，裏麵除了放著一張雙人床外，無其他家具。這間房一直沒有租出去，房東把大門鎖了，但是靠近走廊邊的窗戶卻沒有關上，於是陳寶衛登窗入室，每天晚睡早起，平時把被褥卷起來放到床鋪底下，以免被人發現。
這一夜，陳寶衛一直睡不踏實，腦海裏始終浮現著10年前來順德打工的一幕幕場景。
順德對陳寶衛來說並不陌生。1999年，當時27歲的陳寶衛第一次來到順德，憑借在家鄉學來的操控車床的一技之長，在倫教鎮找到了一份木工機器廠車工的活，每月收入接近2500元。倫教鎮聚集了數百家木工機械廠，擁有全國最大的木工機械交易市場。
在順德，幾乎每個鄉鎮都擁有自己的優勢產業，比如北鎮、容桂鎮分別是國內知名家電企業美的、格蘭仕的總部以及主要產品工廠所在地，龍江鎮有1200多家家具廠、是中國最大的家具製造中心。順德境內的2萬多家企業，不僅為順德創造了1500億元的 GDP，而且每天還提供了數十萬個職位。
順德所在的整個珠三角地區，在工業發展的驅動下，就像海綿一樣源源不斷地吸納著全國各地的農民工洪流。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統計數據表明，2008年廣東吸納了全國三分之一的跨省流動的農民工，超過長三角和京津塘地區的總和，確切的人數高達1800萬。
從1999年到2005年，這6年間，陳寶衛一共換了4份工作，包括車床工、折彎工、鉗工，但一直沒離開倫教鎮，終日在車床和鋼板邊勞作。順德打工6年，為陳寶衛換來了位於老家的一棟嶄新的三層樓房，同時也給他的肩膀和胳膊留下永久的傷痛——長期單調、繁重的車工操作，陳寶衛落下了久治不愈的肩周炎。
2005年，陳寶衛帶著打工積攢下的10萬元離開了順德，回到了家鄉天門嶽口鎮，從當時傳授他車床技術的師傅那裏接手了一家木工機械廠。這是陳寶衛一直不願回憶的一段經曆。由於當時訂單少，加之賒賬現象普遍，不到一年時間，廠子的經營就難以為繼。最後，陳寶衛不得不關閉工廠，創業夢就此破滅。南下打工，再一次成為陳寶衛的唯一選擇。
“形勢變了”
2月13日，陳寶衛到順德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起來步行1個多小時，來到大良鎮。大良是順德區政府所在地，也是傳統意義上的老城區。順德區人才市場就設在這裏。
在順德人才市場，招聘信息被分為三塊：技工類、普通工類、家政服務類。在這三類職業中，技工類的平均工資最高，月薪平均在1500元以上，而後麵兩類則普遍低於1000元。這個價格十年沒變。
陳寶衛在來順德之前，老鄉程銀平就給介紹了一份車床工工作，月薪1500元。但這與陳寶衛的理想相差甚遠。
第二次來順德打工，陳寶衛給自己的工作定了兩個標準：一是盡量不做車床工；二是月薪在包吃包住的情況下，不得少於2000元。
在順德人才市場轉悠了一圈後，陳寶衛發現，往年月薪均過2000元的車工，現在收入跌到了1500元，嚴重的肩周炎讓他對重操舊業望而生畏；而他最感興趣的“活不累，也幹淨”的器械維修，則普通要求應聘者要有高中以上學曆或者中級工證明，而這二者陳皆不具備。
陳寶衛轉悠了半天，又來到了離順德人才市場不到2公裏之外的順德人才智力市場。他認為自己“既懂車床，又懂機械維修，不愁找不到工作。”
這裏在2月12日舉辦了一場技工專場招聘會，那也是陳到達順德的當天，他剛好錯過了。陳寶衛在服務窗口拿了份求職簡曆信心表，花了20多分鍾填寫這張涉及姓名、學曆等不到十個項目的簡曆表，其間，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詢問服務人員“遊”字的寫法。盡管戴著400度的近視眼鏡，陳寶衛卻沒念多少書。高二沒讀完，他就進了嶽口鎮一家機械廠當學徒。喜歡俠客的陳寶衛是一個詩歌愛好者，最喜歡的是席慕容的詩。
填完後，他把簡曆交上去，就進入了人才網，招聘企業可以從網絡上看到他的信息。簡曆看上去還不錯：高中學曆，10年的車床工作經驗，順德、武漢兩地工作經驗，2000元的工作要求。
但在這兩家具有政府背景的人才市場裏，陳寶衛最終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陳寶衛接著又趕到了與大良鎮比鄰的倫教鎮，這裏有一個私人職業介紹所組成的人才市場，需要付150元的中介費。陳寶衛到了這裏才發現，原本有17家職業介紹所的人才市場，現在關閉了至少一半，餘下的幾家掛出來的工作信息大都是招聘工廠流水線小工，技工很少，而且開出的薪水也大都是800元。
在陳寶衛離開順德的4年間，珠三角的產業升級政策和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直接導致了對農民工需求的下滑。
2008年，廣東力推“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政策，這項政策旨在將珠江三角洲的低端製造業轉移至粵東、粵西、粵北，把高端技術產業引入到珠江三角洲。這一政策實施導致的直接後果是，服裝、玩具等低附加值的產業開始遷往內地，由此導致對普通工人的需求下滑，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統計數據表明，2008年流入廣東的外省農民工較上一年減少了5%；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對高度依賴出口的廣東企業的打擊超乎想象，這一年，珠三角地區倒閉了近萬家企業。
“今年的形勢真的變了。”陳寶衛春節在家時，也聽到外出打工回來的老鄉說，去年沿海倒閉了很多工廠，但是他當時總覺得自己有手藝，總能找到工作。現在看來當時的估計有些過於樂觀了。
招聘會上， “條件不夠了”
陳寶衛開始把希望放在2月14日和2月15日的兩場招聘會上。
這兩場招聘會分別由北鎮和倫教鎮勞動管理所舉辦。春節過後，順德每個鄉鎮每月逢1日和15日均舉辦招聘會，以緩解當前的勞動力供需矛盾。這也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於2008年底下達的，旨在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的“春風計劃”的一部分。
2月14日的招聘會在北體育場舉行，與會招聘的300家企業以順德本地企業居多，順德電視台的報道稱，當天招聘會上共計提供了1萬多個職位，有2萬多名求職者入場。
陳寶衛到體育場時，著實被這個陣勢嚇著了。到處都是人，陳寶衛被裹挾在人流之中，耳朵裏聽到的是湖南、四川、江西各色方言，與他摩肩接踵的大都是年輕的麵孔，其中有一些甚至還是一些本科院校畢業的大學生。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日前預計，春節後入粵農民工將達到970萬左右，其中200萬農民工沒有明確就業目標。陳寶衛就是這200萬中的一員。生存的壓力導致一些大學生采用“田忌賽馬”式策略，與農民工一起競爭求職。
陳寶衛明顯感覺到了競爭的壓力。“1999年我來順德找工作，騎自行車跑一天，去幾家工廠問一問，工作就搞掂了。現在又要麵試，又要試用，真麻煩。”
這是陳寶衛第一次參加招聘會，他還不習慣招聘會的種種規則。比如，要事先準備簡曆，麵試時要自我介紹，甚至還要被問及一些知識性的問題。
他花了1個半小時走馬觀花式地轉了一遍所有的展台。他原先盡量不做車工的打算可能要泡湯了。幾乎所有職位，都要求有3年以上的連續工作經驗。照此要求，他唯有重操舊業，回到機床邊上，繼續折磨本已酸脹不堪的肩膀，才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更糟糕的是，傳統的車床開始讓位於數控車床——這要求應聘者要懂得使用電腦。這對於陳寶衛來說可是難事一樁。他認為電腦是相當高深的玩意，一直敬而遠之，從來也沒有參加數控機床培訓的打算。
陳寶衛在服務處花了2快錢，填寫了兩份簡曆。有幾次，陳寶衛排著隊，但聽著前麵的應聘者麵試時口若懸河地回答考官提問，他就悄悄地離開，溜向別的展台。
對於美的、格蘭仕這樣的大企業的展台，陳寶衛本能地回避，在這些展台前都排起了長長的隊伍。一開始，陳寶衛說他討厭排隊。後來又承認他不喜歡大公司的原因是，崗位規定得太死，規矩又多，對學曆要求也高，沒有上升空間。
2月15日的另外一場招聘會的一次應聘經曆，幾乎徹底摧毀了陳寶衛的自信。一家木工機械廠的招聘人員在現場給了陳寶衛一張施工圖紙，大意是，如何最有效率地將一塊鋼板切割成若幹塊，然後焊接成一個櫃子。陳寶衛盯著圖紙看了差不多5分鍾後，看了眼招聘人員後，說“我做了十幾年車工了，理論說不上，但是到了工廠，什麽都能做。”
與陳寶衛一樣沒有精通某項專業技能的農民工不計其數。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統計數據表明，目前廣東近3000萬本省和外省的農民工中，四分之三的人學曆在初中以下，沒有任何專業技能。此前，廣東省服裝、玩具等低技術含量的產業吸納絕大部分農民工。
陳最後去應聘了另一家五金公司的車床工。不過廠方提供的待遇令陳寶衛不太滿意，月薪1500元，不包括食宿。工廠所處的位置也較為偏僻，食宿頗為不便。
“一頭掛著城市，一頭掛著農村”
2月16日是陳寶衛來順德後，走路走得最多的一天。他要到位於北桃村工業園的一家五金機械廠找工作，廠名和地址是他從招聘會上抄到的。陳寶衛從倫教鎮老鄉陳銀平家走到北鎮中心城區，最後又坐公交車、摩的，最後徒步，2個小時後來到桃村工業園。
然而，他走遍工業園也沒有發現有這麽一個五金機械廠。這個時候他想起了打電話再問一問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根本就沒有記錄這家工廠的電話。而他現在使用的還是家鄉天門的手機號，而且已經欠費停機，手機的功能隻剩下看時間。
2月12日，他來順德第一天，老鄉程銀平就給他一個當地的手機卡，但是陳寶衛一直沒有充值。5天來，他參加了兩場招聘會，去了3家人才市場，接觸了不下20家企業，所有的經曆都在動搖他最初的信心。
離開桃村工業園後，失落的陳寶衛又問了附近的一些工廠，沒有一家需要招聘車工。這時候，他想起給以前的老雇主，在路邊的小賣部裏，他客氣地給這些老板們打電話，但得到都是一樣的答案：現在不需要人。
在從桃村回倫教鎮的途中，有一段是沿著車流滾滾的105國道行進，噪音喧天。如果這個星期還找不到工作，陳寶衛想，不如回武漢碰碰運氣。畢竟那裏離家近些。但在武漢會不會重複在順德的遭遇，陳寶衛不敢想。
“城市的生活真是一種罪惡。”這是陳寶衛來順德5天後，說的最有詩意的一句話。但是回到鄉村，陳寶衛也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麽。“我這一代人，最難了，一頭掛著城市，一頭掛著農村，哪裏也容不下。” ★
“春風行動”化解農民工就業難題
比起培訓來，“春風行動”最難的，還是就業崗位的落實
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疊加上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二者共同放大了中國的失業影響。如何解決2000萬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成為當前各級政府的重點工作。
“核心工作就是保就業”
“就業工作是今年國家經濟生活的重中之重，核心就是保就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定要千方百計增加就業” 的思路，已經成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幾個部門的首要任務。
春節過後，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要求，積極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這主要是因為，2000萬農民工滯留在鄉村，不僅會帶來當地極大的經濟壓力，也會滋生許多社會問題。
“部裏已經就具體的指導意見下發到各省，各省正在執行，現在我們打的是一場保就業‘大戰’。”一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士說。
此前的12月19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推出了具體針對農民工群體的“春風行動係列活動”。
“春風行動”其實不是一個單獨的行動，而是一個總稱。行動本身由人保部發起，強調“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鼓勵企業穩定就業崗位，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就業，強化公共就業服務，實施職業技能培訓，並強化政府促進就業行動責任”，後來其行動外延被大大延伸，擴展到所有政府機構為農民工就業提供的服務。
與此同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派出十來個調查小組，分赴全國主要勞務輸出、輸入省份調研，參與和指導地方推動農民工就業工作。
2009年2月16日，《中國新聞周刊》從人保部得知，日前該部各司局領導帶隊的工作小組，已經完成調研工作回到北京，相關情況將在近期舉行的全國會議中公布。
很顯然，節後形勢嚴峻，其中工作崗位的缺乏最為嚴重。故此，針對企業的一些剛性規定出台。
比如，2月10日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做好當前經濟形勢下就業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各部門 “規範企業裁員行為”，“企業需要裁減人員20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20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10%以上”，需提前30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意見後，向當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報告裁減人員方案。這被認為是從源頭上控製失業的最嚴厲的舉措。
但是企業的用工與政府的要求之間，無疑存在差異。如何解決這一差異？
2008年12月22日，人保部、財政部等部委聯合發出通知，提出了降低社保費率、暫緩繳保費、失業保險基金用於社保補貼、對不裁員企業員工培訓進行補貼等五項措施。
鄭功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前需要針對就業問題采取一攬子方案，“任何單項措施都不可能奏效，中央政府應該加強政策引導，要有大格局、大調整。”
從現實的操作層麵來講，中央政策的引導可以從加大公共投入、給中小企業減稅讓利、擴大技能培訓、提高就業服務水平等方麵入手。
鄭功成認為，既有的就業促進措施之外，政府還可以調整產業政策，大力發展保障性住房、旅遊、文化等行業，“從而拉動內需擴大就業，同時還能改變人們的生活理念提升文化素質。”
“應該考慮是不是可以把就業崗位的增長列入評價政績的指標。”鄭功成說，“包括評估如何結合4萬億的投資來增加就業。”
各地“春風”
地方中最早行動起來的，是去年受金融危機衝擊最早的廣東勞務輸入地東莞。
2月17日，東莞啟動麵向外來工群體免費就業推薦和谘詢服務的“春風行動”，至3月10日，東莞市準備舉辦“春風行動”現場招聘會29場。
在火爆的招聘現場，各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開始放下架子，為外來務工者提供求職登記、崗位信息、職業介紹以及有關政策谘詢等服務。東莞還規定，前往求職的外來工一律免收報名費、信息查詢費和求職中介費。
類似於東莞這種以強化服務為主的“春風行動”隨即在全國各地展開：
北京市勞動保障部門2月12日表示，將在一個月內采集10萬個就業崗位提供給外來農民工；湖北省勞動保障部門表示，春節前已從各個渠道為農民工籌集了43萬個崗位，其中武漢市有6萬多個崗位；2月上旬，青島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組織了23家用人單位前往河北省邯鄲市舉辦了三場“青島—邯鄲就業援助招聘會”8943;8943;
除了提供就業崗位與培訓之外，農民工創業也被納入地方的應對思維之中。
河北省工商局2月5日宣布，無論從事何種行業的合夥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注冊資金最低一元人民幣即可辦理營業執照，而且無須審驗注冊資金。河北省工商局主管注冊工作的副局長金洪鈞向媒體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此舉是為了進一步推進全民創業。”
在廣東，本省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可按程序向當地勞動保障部門申請提供最高不超過5萬元的小額貸款，農民工創業從事托兒所、幼兒園、養老院等機構可免征營業稅。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貴認為，長遠來看，最重要的還是要開發城市就業市場，加快城鎮化步伐，推進農民市民化，“我們的生活有多少不方便就有多少市場。不對城鄉結構失衡進行調整，這種失業就不會有多大改變。”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 ★
讓農民工不再漂移
改變城市本位主義，要從公民權利平等的角度審視有關農民工的基本製度
近一個時期以來，全社會對農民工處境給予了高度關切。人們從金融危機中大量農民工失業這一社會現實發現，農民工問題不僅是一個城市問題，而且是一個農村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綜合性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問題。而這一切，又都與目前中國農民工群體是漂移在城市與鄉村的社會弱勢群體有關。
農民工群體為何漂移
首先，農民工勞動在異鄉，但根還在生養他們的鄉村。“農民工”這個詞語最為準確地揭示了這一社會群體的特征：農民的身份，工人的職業，是一個處於城鄉二元社會夾縫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就像一群候鳥，每年春節後從鄉村飛向城市，又趕在來年的春節前飛回家鄉，大規模地、周期性地往返遷徙，形成中國獨有的“春運”難題。更為嚴重的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由於戶籍等製度的障礙，他們無法擺脫農民的身份，雖然他們的青春、血汗甚至生命都遺落在城市，但終究難以在城市中找到歸屬感，擺脫不了葉落歸“鄉”的命運。
由於融入不了城市，農民工群體絕大部分並不放棄自己在農村擁有的土地、房產等權利，這也成為他們規避生存風險的最根本的渠道。再者，農民工的親屬、朋友關係大部分都在農村，這一關係網絡成為農民工群體最為可靠的安全保障——城市裏一有風吹草動或春節時期，他們大多千方百計、不計成本回到農村的這個“家”，即使一家數口人都在城市打工。另外，農民工雖然身在城市，但是鄉村選舉、計劃生育等工作中他們並不能擺脫家鄉政府的管理。可見，作為一個“漂移”在城鄉社會間的群體，農民工雖然在城市工作，但他們的經濟資源、社會關係和政治控製都紮根在農村。
其次，農民工出賣勞動，但沒有固定的職業和職位。農民工從事的是工人的工作，但工作極不穩定。一般而言，他們的職業流動和職位變換速度遠遠快於城市工人。他們大多數人從一個工廠（職業）流動到另一個工廠（職業），短的一般幾個月甚至數天，長的也有三到五年時間，但大多數每一個工作持續時間是不到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雖然職業流動頻繁，但社會地位卻上升得極慢，基本都是在某一階層水平流動，而農民工中的大部分人，終其打工生涯都在從事最繁重的體力勞動。
農民工職業之所以流動頻繁，表麵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從事的大多數是體力勞動或者非技術勞動，這些職業或工種的門檻較低，變換職業或工種幾乎沒有技術障礙；或即使有技術要求，通過較短期的培訓也可能完全勝任。職業變換頻繁的較深層次原因，是由於戶籍等製度的存在。農民工擺脫不了農民的身份，他們中的所有人都幾乎是受雇於私營企業或者成為國有企業中的臨時工，工作單位與他們之間完全是單純的勞動與資本交換關係，這些單位很難給他們提供固定的工作。另外，農民工從事的行業大多存在季節性用工需求，而且農民工作為勞動的供給方，由於數量巨大，相對於資本則處於弱勢，這使得廠家在用工淡季時隨時可以解雇他們，也間接造成了農民工的職業流動。
再次，農民工生活在城鎮，但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待遇，這也是農民工群體在主動維權中至今尚未全麵顧及到的方麵。與城鎮居民同在一個城市工作，但絕大部分農民工都難以如市民一樣享受到醫療保險、子女教育、失業保險、住房等各種社會保障，究其根本，還是城鄉二元體製帶來的城市對農民工的歧視在作祟。
以農民工養老保險為例。本來養老保險被視為保障農民工基本權益的一項重要舉措，但社科院農村所的一項調查顯示，90%以上的農民工沒有購買養老保險。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現階段推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尖銳矛盾，農民工調換工作崗位後沒有辦法轉移、保持養老保險關係；即使個別能轉移，但是費時費錢費精力，使農民工很難真正老有所養。這也是農民工消極對待養老保險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目前各地實施的農民工養老保險製度存在不便民和不利民這一根本性的缺陷。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農民工自然很難產生對工作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形成身在城市、心卻“飄”在農村的局麵。
最後，農民工有巨大群體，是一個很大的板塊，卻又是漂移的碎片，尚未有能真正切實代表他們利益的組織。雖然在現實中政府大力鼓勵農民工加入工會，並稱在2010年前實現農民工組建工會和入會的全覆蓋，但現實卻表明，由於資金、體製和管理等各種原因，工會很難在維護農民工的權利方麵有所作為。當農民工與資本方發生衝突時，工會更多的是出來安撫農民工，促其讓步，而很難真正維護農民工利益。另外，由於宏觀體製環境的影響，當前部分地區成立的農民工維權NGO普遍麵臨著法律、政治、民間合法性的缺失，發展空間有限，維持自身生存尚且捉襟見肘，去維護農民工權益更是力難從心。
如何改變農民工的漂移狀態
正是由於上麵這些因素，才使農民工問題以目前這樣的方式綜合性表現出來。這也決定，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綜合性的配套方案。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下麵這三個方麵的工作是解決農民工不再漂移的關鍵。
第一，改變城市本位主義，要從公民權利平等的角度審視有關農民工的基本製度。首先要將戶籍製度改革進行到底，以保障農民的平等就業權和遷徒自由。同時改革農村土地製度，讓農民可以進城。《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發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也就是說，如果農民要改變身份，離開農村時，土地並不能作為其財產而為他在城裏創業提供資金。這實際上是阻礙了農民實現身份轉換。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把土地真正當成農民的財產，許可他們進行轉讓和抵押。
第二，消除地方保護主義，要從社會穩定大局和發展角度來正視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社會保障要地方化，如實行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等；保障農民子弟享受國民教育的權利；克製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保障農民工提請勞資爭議處理的權利；用剛性規定，轉變政府職能，維護農民工的基本權利，如清除地方性限製農民工就業的歧視政策、各地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製度和保障農民工的休息休假權、勞動安全保護權、接受職業技能培訓權等。
第三，改變國家全能主義，要培育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開放社會組織，讓農民工有自己的利益組織和代表。讓農民工有自己的利益組織不僅是為了維護農民工的基本權利問題，而且對社會長期穩定的發展是有益的。因為，農民工有能力主張自己的基本權利，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製約處於強勢的資本所有者和公共權力掌握者對農民工的侵權行為，使社會處於相對均衡。相反，如果我們不許可農民工具有集體談判的能力，而把農民工的命運交給那些隻為獲得最大化利潤的企業主及個別進行權錢交易的官員，那就會有更多的農民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並進而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