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上海至少1200人失業的沉重，拋開成都市低調迎接英特爾入川的奮進，最值得掂量的正是大上海的未來。如果還有後續企業陸續搬離，製造業占GDP高達50%的上海將向何處去？
“服務業的發展要依賴於製造業的發展，作為現代的生產型服務業更是如此。”上海一直學習的榜樣——倫敦，也是經曆過大製造業時代而今才成為以金融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城市，可如今還有多少人記得倫敦當年的機器轟鳴聲？
1994年11月，英特爾成為第一家進駐浦東外高橋保稅區的大型生產企業，而2009年底或2010年第一季度，這裏的工廠將徹底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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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家嘴是上海的標誌，但在這裏有多少內資企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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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想打造金融中心
十幾年彈指一揮，英特爾眨眼就在兩個“第一”中將舊日所有的恩愛悉數拋在身後。1994年 11月，英特爾成為第一家進駐浦東 外高橋 (行情股吧)保稅區的大型生產企業，而2009年底或2010年第一季度，這裏的工廠將徹底關門。全球金融海嘯，跨國公司在華的第一波減員，從英特爾浦東工廠登陸中國。
“城市發展的目標是提高收入水平，但同時，這又會導致其傳統的要素價格提高，競爭 優勢受到削弱。如果不能在接下來的發展中解決這個問題，城市的發展也就是其傳統的競爭優勢不斷失去的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營報》社社長金碚指出。
what inside？
春節的喜慶，仿佛隻是一枚短暫的煙花，一閃即逝。
半個多月內的三次“揪心”，讓劉敏（化名）的這種“宿命”感越發強烈。
劉敏是英特爾浦東工廠的員工，大學畢業後“擠”進了英特爾，6年多來，劉敏已經在上海購房、結婚，穩定而有保障的這份工作曾讓其倍覺自豪。
然而這種幸福在2009年1月16日遭到了突如其來的“襲擊”：這一天，英特爾發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財報顯示，該季度英特爾淨利潤僅為2.34億美元，同比下降90%。劉敏隱約嗅到了風暴來臨前的味道。
果然，1月22日，英特爾總部宣布了關於全球工廠的調整計劃：兩座美國矽片生產廠終止生產，同時關閉2家馬來西亞和1家菲律賓的工廠。
“當時鬆了一口氣，覺得這次調整不關我們的事了，我們安全了。”劉敏與英特爾浦東工廠的2000多位同事，都踏踏實實地過了一個春節。
劉敏未曾想到的是，躲得了初一，躲不過正月十五。2月5日，來自英特爾總部的決定稱，其位於上海浦東的封裝測試工廠將與成都工廠合並，浦東工廠將在2009年年底或2010年第一季度停產。
全球金融海嘯，跨國公司在華的第一波減員，從英特爾浦東工廠登陸中國。
至少1200人失業：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太突然了！我們都震驚了！一些老員工現場忍不住相擁痛哭。”劉敏從感情上同樣難以接受。忐忑，焦慮，震驚，悲哀，無奈，對未來的擔憂，20多天來的各種感受，這一刻集中湧向心頭，百味雜陳。
幾天過去了，工廠的管理者一直在做安撫工作，希望大家能夠穩定下來，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雖然都很意外，但也確實沒有人鬧事，畢竟，每個人還有一年的時間安排自己的未來。
劉敏慢慢平靜下來，開始冷靜地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工廠關閉的具體步驟還沒有確定，員工安置的方案也沒有細節。大約要到4月底才會出來詳細的方案。”劉敏稱，目前英特爾隻是表示將會給員工提供轉崗的機會。
英特爾浦東工廠的2000多人當中，大約1000人是操作工人，這些幾乎全是上海本地人。另外約1000人是坐辦公室的，有一般技術員，有工程師，還有管理者。“按照公司內部以往的轉崗政策看，轉到成都工資會打7折，轉到大連工資不變。”這樣的政策，對於在上海安家的大多數人，根本沒有吸引力。
當然，對於轉崗，英特爾會提供一筆安家費，額度大約相當於一年年薪的60%~70%。“但這筆費用要工作兩年後才支付一部分，工作五年後才全部支付。而相對於我們在外地安家的實際費用，這其實遠遠不夠。”劉敏發現，身邊願意轉崗的人少之又少。
那麽，如果留在上海，英特爾內部有沒有其他選擇？
“英特爾在上海主要是公司運營總部和研發部門，雖然都是一個公司，但工作性質相差很遠，隔行如隔山，幾乎沒有什麽適合我們的崗位。”劉敏算了算，如果自己離開公司，按照“N 4”（N為工作年限）補償方案，自己可以拿到10萬元以上的補償。
拿到這10萬元之後，劉敏就再也看不到一點希望。“我的同事們問了問找工作的事，結果悲哀地發現，現在不是能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很差的工作也並不容易找。”
來自英特爾成都方麵的消息顯示，目前，成都工廠約有1300人，將來可望新增700~800人。這也即是說，即便英特爾浦東工廠有800人願意轉移至成都工作，還將至少有1200人失業。
產業鏈西移： 揮別“上海派”，增添“蜀味濃”
英特爾浦東工廠附近，還有很多人跟劉敏們一樣，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麽樣。
“在我們工廠周圍，有很多上下遊企業，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劉敏推算，至少上百家公司是英特爾的相關企業。這些企業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英特爾的全球供應商，英特爾走到哪兒它們就跟到哪兒；這類企業雖然業務可能會受到損失，但不會有生存危機。另一類則是上海的本地企業，專做英特爾的供貨商或是物流，英特爾西遷之後，它們隻能關門。
更要命的是，劉敏從上海與成都員工的工資對比中發現，上海的人力成本比成都高出 30%~50%。她現在最擔心的是英特爾撤離的“示範效應”：“一個工廠的撤離跟一個辦公室的撤離意義不同，影響還會擴大。半導體產業本來就是密集型產業，英特爾這樣的巨頭走了，其他企業很可能也會陸續遷出。這是我最擔心的事情。如果那樣，明年我們就麵臨的是轉行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學習適應新的行業了。 ”
英特爾對半導體產業的“示範效應”，用英特爾成都建廠後的發展情況最容易證明。
“英特爾去成都之前，那個工業區幾乎是一窮二白。英特爾西進成都之後，不僅把自己的上下遊企業帶了過去，更是帶動了其他半導體產業往那裏集聚。”一位離開了英特爾公司的員工分析稱，英特爾之後，成都成功地引進了中芯國際、馬來西亞友尼森集團、美國芯源係統等集成電路封裝測試企業，成芯半導體8英寸晶圓製造、莫仕連接器、京東方科技集團等IT生產企業，同時還帶動了成都IC設計產業的快速發展。
此外，相關的服務配套行業也被帶動。UPS、DHL等國際知名物流企業相繼在成都設立分公司或開展業務，成都當地的物流、運輸、貨運代理企業都應運而生。數據顯示，2007年，英特爾成都公司進口12億美元，出口8.4億美元，均位居四川省第一。
作為對上海市政府的“安慰”，長袖善舞的英特爾在宣布撤廠的同時也宣布增加1.1億美元的注冊資金。“注冊資本沒有實際意義，不是一定會投資，也不會給員工加薪，更不會對當地稅收有影響。這隻是一個表麵的安慰。”前述離職人士稱。
中國區“糾錯”：危機是最佳時機
英特爾浦東工廠的關閉雖然有些突兀，但看起來，該決斷的做出並非倉促出手。數位英特爾北京的內部員工都表示：自己知道的並不比外界多，很多新聞都是從網上看來的。可以確定的是，浦東工廠的相關決策都是由總部直接做出，“中國區的管理者可能會影響一點點方向，但他們做不了決定。工廠的總經理也是總部派來的。”
但有聰明人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2003年宣布在成都建廠，而且新廠的功能與上海浦東工廠的功能一樣，隻是一些產品線不同。”前述英特爾離職員工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他當時就料到合並是早晚的事。那時候就有些人擔心自己隨時有可能丟掉飯碗，所以已經開始動手尋找新的工作。不同的是，那時經濟形勢好，找工作算是跳槽，找到一個同等水平甚至更好的工作，並不難。
“現在把兩個工廠合並確實時機比較好。由於整個市場疲軟，上海和成都的開工都不足，這種情況下合並，成都應該可以滿足英特爾在華的生產需求。”上述員工說。
顯然，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遠比英特爾想象的要大得多。2008年10月，英特爾總裁歐德寧訪華時還堅稱：英特爾不怕金融風暴。但歐德寧在一份內部文件中坦承，2009財年第一季度，英特爾有可能遭受20多年來的首次虧損。
不樂觀的財務數據和不見好轉的市場形勢，使得英特爾大連新建的亞洲第一座晶圓製造廠的前景也變得不確定起來。25億美元的投資，約是英特爾2008年第四季度淨利潤的10.7倍。
一些分析人士已經對英特爾大連工廠能否建成表示了疑問：“大連工廠也延遲了，已經裝好的設備就先放在那裏，人員已經停止招聘了。”
回首英特爾中國建廠的布局史，在過去中國大力發展製造業的十幾年中，英特爾確實抓住了中國製造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順應了中國政府的發展策略。用英特爾中國執行董事戈峻的話來說：上海浦東大開發，我們響應國家的號召開發浦東，英特爾是第一家進入浦東外高橋保稅區的大型的生產型企業，現在還是外高橋保稅區裏最大的一個外商投資企業；此後，西部大開發，我們決定去西部，就到了成都；國家倡導振興東北，我們又去了大連投資。
但成功本土化的同時，浦東工廠和成都工廠的功能重複，卻讓英特爾目前的中國布局不盡完美。現在，經濟危機給了英特爾一個“糾錯”的良機。
“上海工廠的設備將來會慢慢遷到成都去使用。但將來市場好了，成都是否擴建很難說。因為中國已經不是製造成本最低的地方，英特爾很可能會向更好的地方去投資。我們覺得很可能會投向越南那種成本更低的地區。”劉敏分析說。
大上海二次“拐彎”
劉敏的明天，很像郭亮、吳爾瑜的昨天。
52歲的郭亮已經在家含飴弄孫。每當帶著牙牙學語的小孫子在陸家嘴的綠地散步，她總會指著那個耀眼的紅球——東方明珠——告訴孫子，“那裏以前是奶奶工作的廠子”。據浦東新區的宣傳部門介紹，東方明珠三條“腿”中的一條所矗立的位置，原是浦東的一家紡織廠，郭亮則是該廠的職工。
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顯示，1992年，上海紡織業在職職工55萬人；1995 年，紡織業要裁員，當時提出要下崗38萬人。郭亮等52萬餘名紡織工人接受了買斷工齡、政府輔助再就業等辦法“下崗”，吳爾瑜也從上海紡織印染機械廠研究所技術檔案管理員變成了上海航空公司的“空嫂”，這可是新中國的第一代“空嫂”。
從下崗紡織女工到空乘，吳爾瑜反映的不僅是時尚，更是濃縮了上海市第一次產業結構調整的背影。彼時，紡織業是該次調整的重點。盡管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紡織業都是上海第一大支柱產業，但400多個紡織企業大多分布在中環線以內，所占土地麵積 800多萬平方米，顯然不利於上海的進一步發展。而在按照“三二一”（優先發展第三產業、積極調整第二產業、穩定提高第一產業）的產業發展方針經過搬遷調整後，僅“八五”期間，上海內環即騰出了約300萬平方米的土地。
現在看來，由英特爾浦東工廠西遷開始，新一輪的製造業外遷，或將揭開大上海產業結構第二次“拐彎”的序幕。
與劉敏們對英特爾封裝廠撤離上海的無奈和擔憂意見相左，在上海市政府特聘決策專家楊建文眼裏，既然上海傳統製造業的產業升級“勢在必行”，陣痛必須要經曆，那就不如讓它來得早一些。
作為上海市政府的智囊，楊建文認為上海作為製造業基地的第二次“拐彎”幾年前已經開始：“目前上海的發展仍然需要製造業。但應該給這些製造業貼上一個‘先進’的標簽，必須至少要滿足下列兩個條件之一：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
這意味著上海市政府從幾年前開始就對製造業的升級有了一定的準備。楊建文分析稱，加入WTO 後，我國製造業的全球采購趨勢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上海過去以配套設施齊全吸引外資製造業落地的優勢不再突出。2003年，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對工業用地的審批把關更嚴。土地成本的飆升使企業的要素成本大幅提高，而傳統製造業是成本驅動，此類製造型企業離開上海成為必然。
對於製造業的轉移趨勢，上海市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應對措施。以英特爾所在的外高橋工業園區為例，2008年9月10日，上海外高橋（啟東）產業園正式開工建設，這是30年來外高橋集團公司首次走出上海。伴隨著崇（明）啟（東）大橋在2010年建成通車，上海和啟東之間的車程隻有一小時。而啟東5平方公裏的土地，為破解上海的廠房、土地、能源資源等瓶頸製約、應對商務成本升高奠定了基礎。
針對這一模式，上海市委辦公廳印發了調研報告。浦東綜合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庭輝稱此模式對上海的工業園區以及製造業升級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解放日報》有評論指出，上海“十一五”規劃中，社會投資總量為1.5萬億元~2萬億元；投資的三個重點之一就是製造業基地。這意味著，製造業仍將在上海的經濟形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為內需服務的裝備工業，將成為新興製造業的突破方向，成為上海經濟的新“發動機”。
那麽，作為目標瞄準頂級國際大都市的上海，為何服務業僅占GDP的50％左右，而製造業可以平分天下？
有學者提出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應該繼續保持自己的第三產業發展之路、而不該分心去大力發展製造業的言論，否則上海早離現代服務業城市的距離更近。
楊建文對此的觀點是：“服務業的發展要依賴於製造業的發展，作為現代的生產型服務業更是如此。”上海一直學習的榜樣——倫敦，也是經曆過大製造業時代而今才成為以金融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城市，可如今還有多少人記得倫敦當年的機器轟鳴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