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製度與“三權分立”孰優孰劣？
張雪忠（上海）
(已發表於聯合早報）
最近，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求是》雜誌上撰文表示，人民政協在思想建設中，要“築牢抵禦西方兩黨製、多黨製、兩院製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幹擾的防線”。隨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在理論版以專題形式刊發了三位學者的文章，論述中國“為什麽要堅持人民代表大會製度而不能搞‘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製度的理論基礎可以溯源至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提出的分權學說。這一學說基於一個經驗性法則，即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暴政和腐敗。根據這一學說，國家權力應該分立為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種權力，並使它們互相製衡。
分權與製衡原則的基本政治功能，是防止專製並保障公民的自由。三權分立製度與代議製民主的結合，在確保公民普遍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同時，也可以防止國家權力的獨斷與暴虐。這實際上是現代憲政民主的基本政治架構。
在上述三位學者看來，人大製度相對於三權分立的主要優越性之一是，它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和社會掌控能力，有利於集聚國家力量辦成大事。但這與其說是人大製度的優越之處，不如說是它秉持了與三權分立不同的製度價值。
三權分立的主要製度功能，便是對國家權力支配社會資源的範圍和方式進行必要的限製。而人大製度作為一種集權政體，恰恰是為了使政府獲得不受約束的資源支配權力，在貫徹政府意誌和實現政策目標時，民眾意願和機會成本從來都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在任何社會都存在資源稀缺問題的前提下，讓政府獲得不計代價辦成一些由政府決定的大事的權力，這並不像上述學者所說的那樣，代表一種政治製度的民主優越性。因為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恰恰在於，民眾是否可以決定政策目標以及為實現這些目標所願意支付的成本。
衡量政府效率的更合理標準，是政府在嚴格預算約束條件下實現一定政策目標的能力。從這一角度而言，中國政府在效率方麵並無任何值得自豪之處。本次北京奧運會據說舉辦得極為成功，但政府對其實際成本卻一直諱莫如深。在這一問題上，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導演張藝謀可謂一語中的：“其實西方人也想搞‘人海戰術’，可是他們找不到這麽多人，也花不起這些錢啊。”
人大製度與三權分立孰優孰劣，這應該是可以通過經驗事實來加以回答的政治科學問題。在實現民主的作用上，人們可以問：哪一種製度更能為民眾提供政治參與空間，更能強化政府問責機製？在政府效率上，人們可以問：哪一種製度可以同等資源為民眾帶來更優良的公共服務？人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哪一種製度更能遏製腐敗，哪一種製度可以提供司法公正，哪一種製度可以確保公民免受權勢的淩辱，等等。
那些讚揚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人，並不願意麵對這些可以從經驗事實中找到答案的問題。他們認為，人大製度可以貫徹共產黨的領導，而共產黨又是由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因而是人類曆史上最具進步性的政黨，可以領導民眾進入最美好的人類曆史階段。這樣一來，這些人就把屬於經驗世界的政治科學辯論變成了一種超驗的、帶有神學色彩的詭辯。
實際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關於人類曆史的完整和詳盡的知識。人們對5000年前的人類社會的情況顯然知之甚少，而即使是對100年後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又能作出多少可靠的預測呢？聲稱一個政黨是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政治力量，因而天然地擁有政治領導權，這種斷言並不比早被拋入曆史垃圾堆的“君權神授”更為科學和合理。
那些提出這種超驗主張的人，如果不是出於私利的驅使，便是出於理性的怠惰。正是依恃此類超驗主張，一種製度盡管實際剝奪了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利，卻被稱為最具民主性的製度；一個腐敗無孔不入的政府，卻被說成最能為民謀利的政府；依仗權力視民眾如草芥的官員被稱為公仆，如此等等。
但是，判斷一種政治製度是否公正合理的終極標準，決不是那些聲稱洞察了人類曆史客觀真理的形而上學體係，而是民眾內心的主觀感受。根據自身的感受，對影響自身生活的政治製度進行評判，並決定是否要對其進行變更，在任何社會都是民眾的自然權利。在這裏，‘自然’一詞是在其最真實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因為民眾的這一權利在客觀上既無法放棄也無法剝奪。
正是基於自己作為一名普通民眾的個人感受，筆者相信人民代表大會這種“代議”機構的最終命運，很可能就像國民政府的“萬年國代”一樣，隻是作為一個笑柄而載入中國政治實踐的史冊。它唯一正麵的作用就是用以警示世人，一種不合理的政治製度可能造成的後果，是多麽的荒誕和可悲。
作者任教於中國華東政法大學
張雪忠（上海）
(已發表於聯合早報）
最近，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求是》雜誌上撰文表示，人民政協在思想建設中，要“築牢抵禦西方兩黨製、多黨製、兩院製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幹擾的防線”。隨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在理論版以專題形式刊發了三位學者的文章，論述中國“為什麽要堅持人民代表大會製度而不能搞‘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製度的理論基礎可以溯源至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提出的分權學說。這一學說基於一個經驗性法則，即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暴政和腐敗。根據這一學說，國家權力應該分立為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種權力，並使它們互相製衡。
分權與製衡原則的基本政治功能，是防止專製並保障公民的自由。三權分立製度與代議製民主的結合，在確保公民普遍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同時，也可以防止國家權力的獨斷與暴虐。這實際上是現代憲政民主的基本政治架構。
在上述三位學者看來，人大製度相對於三權分立的主要優越性之一是，它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和社會掌控能力，有利於集聚國家力量辦成大事。但這與其說是人大製度的優越之處，不如說是它秉持了與三權分立不同的製度價值。
三權分立的主要製度功能，便是對國家權力支配社會資源的範圍和方式進行必要的限製。而人大製度作為一種集權政體，恰恰是為了使政府獲得不受約束的資源支配權力，在貫徹政府意誌和實現政策目標時，民眾意願和機會成本從來都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在任何社會都存在資源稀缺問題的前提下，讓政府獲得不計代價辦成一些由政府決定的大事的權力，這並不像上述學者所說的那樣，代表一種政治製度的民主優越性。因為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恰恰在於，民眾是否可以決定政策目標以及為實現這些目標所願意支付的成本。
衡量政府效率的更合理標準，是政府在嚴格預算約束條件下實現一定政策目標的能力。從這一角度而言，中國政府在效率方麵並無任何值得自豪之處。本次北京奧運會據說舉辦得極為成功，但政府對其實際成本卻一直諱莫如深。在這一問題上，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導演張藝謀可謂一語中的：“其實西方人也想搞‘人海戰術’，可是他們找不到這麽多人，也花不起這些錢啊。”
人大製度與三權分立孰優孰劣，這應該是可以通過經驗事實來加以回答的政治科學問題。在實現民主的作用上，人們可以問：哪一種製度更能為民眾提供政治參與空間，更能強化政府問責機製？在政府效率上，人們可以問：哪一種製度可以同等資源為民眾帶來更優良的公共服務？人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哪一種製度更能遏製腐敗，哪一種製度可以提供司法公正，哪一種製度可以確保公民免受權勢的淩辱，等等。
那些讚揚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人，並不願意麵對這些可以從經驗事實中找到答案的問題。他們認為，人大製度可以貫徹共產黨的領導，而共產黨又是由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因而是人類曆史上最具進步性的政黨，可以領導民眾進入最美好的人類曆史階段。這樣一來，這些人就把屬於經驗世界的政治科學辯論變成了一種超驗的、帶有神學色彩的詭辯。
實際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關於人類曆史的完整和詳盡的知識。人們對5000年前的人類社會的情況顯然知之甚少，而即使是對100年後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又能作出多少可靠的預測呢？聲稱一個政黨是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政治力量，因而天然地擁有政治領導權，這種斷言並不比早被拋入曆史垃圾堆的“君權神授”更為科學和合理。
那些提出這種超驗主張的人，如果不是出於私利的驅使，便是出於理性的怠惰。正是依恃此類超驗主張，一種製度盡管實際剝奪了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利，卻被稱為最具民主性的製度；一個腐敗無孔不入的政府，卻被說成最能為民謀利的政府；依仗權力視民眾如草芥的官員被稱為公仆，如此等等。
但是，判斷一種政治製度是否公正合理的終極標準，決不是那些聲稱洞察了人類曆史客觀真理的形而上學體係，而是民眾內心的主觀感受。根據自身的感受，對影響自身生活的政治製度進行評判，並決定是否要對其進行變更，在任何社會都是民眾的自然權利。在這裏，‘自然’一詞是在其最真實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因為民眾的這一權利在客觀上既無法放棄也無法剝奪。
正是基於自己作為一名普通民眾的個人感受，筆者相信人民代表大會這種“代議”機構的最終命運，很可能就像國民政府的“萬年國代”一樣，隻是作為一個笑柄而載入中國政治實踐的史冊。它唯一正麵的作用就是用以警示世人，一種不合理的政治製度可能造成的後果，是多麽的荒誕和可悲。
作者任教於中國華東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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