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特色”是一個充滿爭議和魔力的術語。隻所以充滿爭議，原因在於“特色“之下似乎傳統概念的社會主義特征不複存在或所剩無幾。而之所以被認為充滿魔力，則是三十年在“特色”的旗幟下，中國創造了人類曆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跡：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美國最大的債權團、四億中國人脫貧……也就是這種“魔力”麵前，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得到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支持和全球範圍內的肯定。然而，當曆史前進到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2008年，麵對遇到的新問題和挑戰，中國又提出了新的特色術語：社會主義民主或中國特色的民主。
民主的概念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但在西方長期是一個被刻意冷落、甚至否定的概念。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漸漸扶正。一直到冷戰後上升到世界潮流和普世價值的高度。但是如果以西方標準的民主模式：“多黨、普選、三權分立”來看中國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功和之毫無關係。或者也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恰恰是沒有采用西方模式的民主才取得的成功。然而，進入2008年，在中國模式成功和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精英、理論學者接連提出與西方不同的民主觀點，“中國特色的民主”逐漸成型。
2008年9月23日，中國總理溫家寶首次出席紐約聯大會議，在這個舉世矚目的特殊舞台上，溫家寶出人意料地大框架勾勒出中國的未來民主藍圖：“中國要加強民主建設，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汙腐敗。要讓政府的運作透明在陽光下，一個製度、一個政府，隻有不斷地聽取批評意見，才能夠不斷改進工作，不斷進步。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讓人民提出批評意見，政府接受人民的監督。要完善法製，所謂依法治國，最重要的就是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使司法獨立和公正。民主法製建設、政治體製改革要繼續進行下去，隻有這樣才能夠保證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才能保證社會公平正義，才能保證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有道德力量的國家。”如果說溫總講話隻是搭建了一個框架的話，幾天之後，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女士則以更加明確和細化的方式宣示中國的民主發展路線圖。傅大使在英保守黨伯明翰年會期間舉辦論壇，開宗明義明確的指出：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傅大使隨後進一步宣示了中國的民主觀和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民主，不能隻看有沒有一天的全國性選舉，關鍵是政府的決策過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務於人民的利益。中國仍處於工業化初期，有自己的曆史、文化傳統，用西方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國是不適宜的”。她進而指出西方民主的特殊性、發展曲折曆程以及非普及性：“西方民主脫胎於西方的曆史文化傳統，在幾個世紀 的工業化過程中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逐步成熟起來，它在特定國情的土壤裏和相應的經濟、社會基礎上發展順利，但是世界上移植西式民主的國家並非都是成功的範例”。如果說傅瑩大使在指出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同時，並沒有提出具體的中國特色民主模式的話，這個空白是由中共四號人物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來完成的。2009年1月17日，賈慶林在中共最高理論刊物《求是》發表文章，明確提出“築牢抵禦西方多黨製的防線”，將西方民主的標準之一“多黨製”排除在外。不久之後，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房寧在《求是》雜誌紅旗文稿發表了《民主還是中國的好》一文，提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在一定的政治製度下實現的，經濟成功總有政治上的原因。那麽，中國經濟社會成功發展的政治原因是什麽？中國究竟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涉及民主的標準問題。長久以來，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們關心和爭論的問題，關於民主有數不清的定義。在人們無法就民主的概念與定義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觀地觀察一個國家所實行的政治製度的實際社會效果。”而且提出“不能僅從形式上和概念上去定義民主”。並以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論證了“民主還是中國的好”的結論。而2009年2月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英國倫敦接受了《金融時報》主編巴伯專訪時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論，標誌著中共對“中國特色民主”闡述的接近完成。
毫無疑問，中共政治精英對“中國特色的民主”的闡述和創新是充滿自信與無比勇氣的。然而，如果我們放眼全球，仍然可以發現與中國特色民主想類似的“瑞士模式”。
瑞士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最富裕、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民主國家之一。然而其民主製度的形式卻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因為這個國家隻有執政黨，沒有反對黨！長期以來是四個主要政黨以大聯合政府的形式執政。這和中國隻有執政黨、參政黨而無反對黨最為接近。而且到現在也沒有領導人直接選舉，有的隻是國會議員的選舉。既可以節省大筆選舉經費，更可以避免政局的對抗和大選引發的爭議。除此以外，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產生方式最為奇特：由國會議員選出由七位成員（來自四個黨）構成的聯邦委員會，由這七人輪流擔任總統各一年。每名聯邦委員的任期為4年。在4年之內國會不能因不信任案而將其免職，聯邦委員也同樣無權解散國會。這和中國的七常委、九常委製也很類似。而瑞士模式與全球（包括中國）另一個不同的特色是大量采用公投這種直接民主方式來決定內政或外交的重大事件----正如絕大多數國家沒有采用這種瑞士模式一樣，中國繼續完善中的特色民主也未必一定要借鑒。
其實縱觀全球發達國家，幾乎沒有相同的民主模式。英國是君主立憲形式的內閣製，法國是總統、總理雙首長製（創造第五共和的戴高樂認為法國不適合英國的內閣製和美國的總統製），直至1962年才實現總統直選（在此之前由國會兩院議員間接選舉產生，這和中國人大選舉方式類似。不同的是總統不受國會監督和製衡，直到2007年才修憲增加彈劾程序），但直到2008年總統還可以連選連任，毫無限製（俄羅斯如果采用法國憲法，普京自不必再去做總理）。德國則是總理內閣製，總統隻是名譽職務（這和中國的國家主席一職相似）。美國則是唯一的發達國家中不采用總統直選的方式。日本則是在西方民主的外殼下，仍然保留了二戰前財閥和派係的格局。而在選舉的具體規定上更是不同。比如，法國對選舉經費設立上限，同是政府補助占主導地位。而美國選舉過於看重資金來源的透明（特別是嚴禁國外資金進入，這和新加坡相同），但對資金總額並無最高限製，而且政府選舉資金隻起輔助性作用。
關於中國的民主模式，西方也早有研究和評論。2008年2月7日德國《新德意報》文章說：“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當代最偉大的社會實踐……中國定將實現一種特殊的民主，這種民主將考慮到這個大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特點。這種亞洲"社會主義民主"所涉及的是史無前例地繼續思考，不是抽象的複製西方資本階級民主。 ”2008年2月，美國“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的特殊發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發達國家稱為可效仿的模樣，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民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作者：宋魯鄭
http://blog.ifeng.com/index.php?action=article&itemid=2180209&page=10&time=1234495445#comments8628096
民主的概念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但在西方長期是一個被刻意冷落、甚至否定的概念。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漸漸扶正。一直到冷戰後上升到世界潮流和普世價值的高度。但是如果以西方標準的民主模式：“多黨、普選、三權分立”來看中國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功和之毫無關係。或者也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恰恰是沒有采用西方模式的民主才取得的成功。然而，進入2008年，在中國模式成功和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精英、理論學者接連提出與西方不同的民主觀點，“中國特色的民主”逐漸成型。
2008年9月23日，中國總理溫家寶首次出席紐約聯大會議，在這個舉世矚目的特殊舞台上，溫家寶出人意料地大框架勾勒出中國的未來民主藍圖：“中國要加強民主建設，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汙腐敗。要讓政府的運作透明在陽光下，一個製度、一個政府，隻有不斷地聽取批評意見，才能夠不斷改進工作，不斷進步。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讓人民提出批評意見，政府接受人民的監督。要完善法製，所謂依法治國，最重要的就是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使司法獨立和公正。民主法製建設、政治體製改革要繼續進行下去，隻有這樣才能夠保證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才能保證社會公平正義，才能保證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有道德力量的國家。”如果說溫總講話隻是搭建了一個框架的話，幾天之後，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女士則以更加明確和細化的方式宣示中國的民主發展路線圖。傅大使在英保守黨伯明翰年會期間舉辦論壇，開宗明義明確的指出：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傅大使隨後進一步宣示了中國的民主觀和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民主，不能隻看有沒有一天的全國性選舉，關鍵是政府的決策過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務於人民的利益。中國仍處於工業化初期，有自己的曆史、文化傳統，用西方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國是不適宜的”。她進而指出西方民主的特殊性、發展曲折曆程以及非普及性：“西方民主脫胎於西方的曆史文化傳統，在幾個世紀 的工業化過程中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逐步成熟起來，它在特定國情的土壤裏和相應的經濟、社會基礎上發展順利，但是世界上移植西式民主的國家並非都是成功的範例”。如果說傅瑩大使在指出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同時，並沒有提出具體的中國特色民主模式的話，這個空白是由中共四號人物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來完成的。2009年1月17日，賈慶林在中共最高理論刊物《求是》發表文章，明確提出“築牢抵禦西方多黨製的防線”，將西方民主的標準之一“多黨製”排除在外。不久之後，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房寧在《求是》雜誌紅旗文稿發表了《民主還是中國的好》一文，提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在一定的政治製度下實現的，經濟成功總有政治上的原因。那麽，中國經濟社會成功發展的政治原因是什麽？中國究竟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涉及民主的標準問題。長久以來，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們關心和爭論的問題，關於民主有數不清的定義。在人們無法就民主的概念與定義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觀地觀察一個國家所實行的政治製度的實際社會效果。”而且提出“不能僅從形式上和概念上去定義民主”。並以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論證了“民主還是中國的好”的結論。而2009年2月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英國倫敦接受了《金融時報》主編巴伯專訪時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論，標誌著中共對“中國特色民主”闡述的接近完成。
毫無疑問，中共政治精英對“中國特色的民主”的闡述和創新是充滿自信與無比勇氣的。然而，如果我們放眼全球，仍然可以發現與中國特色民主想類似的“瑞士模式”。
瑞士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最富裕、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民主國家之一。然而其民主製度的形式卻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因為這個國家隻有執政黨，沒有反對黨！長期以來是四個主要政黨以大聯合政府的形式執政。這和中國隻有執政黨、參政黨而無反對黨最為接近。而且到現在也沒有領導人直接選舉，有的隻是國會議員的選舉。既可以節省大筆選舉經費，更可以避免政局的對抗和大選引發的爭議。除此以外，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產生方式最為奇特：由國會議員選出由七位成員（來自四個黨）構成的聯邦委員會，由這七人輪流擔任總統各一年。每名聯邦委員的任期為4年。在4年之內國會不能因不信任案而將其免職，聯邦委員也同樣無權解散國會。這和中國的七常委、九常委製也很類似。而瑞士模式與全球（包括中國）另一個不同的特色是大量采用公投這種直接民主方式來決定內政或外交的重大事件----正如絕大多數國家沒有采用這種瑞士模式一樣，中國繼續完善中的特色民主也未必一定要借鑒。
其實縱觀全球發達國家，幾乎沒有相同的民主模式。英國是君主立憲形式的內閣製，法國是總統、總理雙首長製（創造第五共和的戴高樂認為法國不適合英國的內閣製和美國的總統製），直至1962年才實現總統直選（在此之前由國會兩院議員間接選舉產生，這和中國人大選舉方式類似。不同的是總統不受國會監督和製衡，直到2007年才修憲增加彈劾程序），但直到2008年總統還可以連選連任，毫無限製（俄羅斯如果采用法國憲法，普京自不必再去做總理）。德國則是總理內閣製，總統隻是名譽職務（這和中國的國家主席一職相似）。美國則是唯一的發達國家中不采用總統直選的方式。日本則是在西方民主的外殼下，仍然保留了二戰前財閥和派係的格局。而在選舉的具體規定上更是不同。比如，法國對選舉經費設立上限，同是政府補助占主導地位。而美國選舉過於看重資金來源的透明（特別是嚴禁國外資金進入，這和新加坡相同），但對資金總額並無最高限製，而且政府選舉資金隻起輔助性作用。
關於中國的民主模式，西方也早有研究和評論。2008年2月7日德國《新德意報》文章說：“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當代最偉大的社會實踐……中國定將實現一種特殊的民主，這種民主將考慮到這個大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特點。這種亞洲"社會主義民主"所涉及的是史無前例地繼續思考，不是抽象的複製西方資本階級民主。 ”2008年2月，美國“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的特殊發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發達國家稱為可效仿的模樣，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民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作者：宋魯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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