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單減少、生意清淡的中小企業主、返鄉的農民工、
正在求職的大學生、尋找其他投資機會的煤老板，
在剛剛過去的春節假期裏，他們都沒有閑著，
至少心沒有閑著，在這個不知道何時能結束的經濟寒冬裏，他們必須努力地尋找自己的生存或財富之路。
剩者為王
“現在，堅持最重要”
除夕夜，廣東東莞怡豐都市廣場，商業繁華地帶。魯菜館老板梁子，滿臉堆笑地站在飯店大廳，迎接來吃年夜飯的客人。晚8點，10個包房坐滿，但大廳40張桌還閑著2/3。
對於今天的客流，梁子早有心理準備。
“和往年相比，今年年夜飯訂得一般。”他說，到十二月廿七，10個包房才勉強訂滿一輪。他記得去年年夜飯，早在2007年10月就訂滿了兩輪，17點30到19點30第一輪，19點30到21點30第二輪。甚至有個老板訂了21點30的第三輪，和沒回家過年的工人搞聯歡。去年大廳也預訂了一半，今年基本無人問津。
在世界製造業之都東莞，金融危機引發諸多行業的連鎖反應，餐飲業正感知著蕭瑟冬寒。
一個瘦瘦高高的男人和他的老婆兒子走進來。見到老客戶，梁子熱情地打招呼：“錦哥，新店開張，一定要通知小弟一聲喲！”那個性格內斂的廣東男人，拍了拍梁子的肩膀，表達了他重整旗鼓的決心。
不惑之年的錦哥，正處在痛苦與希望的交織中。他剛剛關閉了自己辛苦經營16年的服裝加工廠，準備開個健身房。
錦哥對金融危機並沒有太多埋怨。在他看來，金融危機引發的震蕩，就像過去用簸萁顛穀子，顛下去的，多是癟的，顆粒飽滿的，終會留下來。他把企業的倒掉，歸咎於整個服裝加工行業的沒落。而“訣別服裝加工業，轉投健身業”，他理解為“從夕陽產業向朝陽產業的轉型”。
梁子將錦哥一家引向包房。
包房設有最低消費，從480元到1288元不等。“今年訂年夜飯，有人為了省錢不訂包房，這種情況，我們就給他免了最低消費，不然包房都坐不滿。”梁子說，“今年情況特殊。”
錦哥預訂的是388元年夜套餐，也不及小包最低消費，但梁子還是為他留了一間。錦哥的工廠離餐館不遠，兩年多來，他一直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宴客廳。梁子沒有理由不對老客戶特殊照顧，而且他相信錦哥的能力，覺得他很快會東山再起。
一個餐館的2008生態
魯菜館所在的怡豐都市廣場，緊臨東莞大道，一旁是高檔住宅小區中信凱旋城——2007年房價每平米一萬五，2008年掉到八九千。這個周邊環境被人視作有消費潛力，因此吸引了大量商戶。廣場街長約300米，有六七十家商鋪，其中30多家是餐館。
梁子的餐館2005年進駐，2006年打造知名度，2007年迎來了強勁客流。這個店，麵積800平米，上下兩層，260個餐位。“07年7月客流高峰期，天天中午、晚上排隊。”梁子介紹說，“但2008年7月，別提平時中午排隊了，周末晚上都很少排隊。”
餐飲業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間接地承接著金融危機的影響。
從2008年7月到12月，餐館生意下滑嚴重，營業額較上半年下降了1/4。“明顯感受消費群體減少，消費能力下降。”餐館至少1個月要做一次人均消費和單張（餐桌）消費統計。2008年下半年，人均單次消費40元，比上半年下降了20元，單張（餐桌）單次消費從上半年的220元下降到200元以下。
“人們的消費觀念變了。”梁子說，其實很多人收入沒有太大變化，或者根本就沒有變化。但他看到股市在跌、樓市在跌，心裏恐慌，有錢也不敢花。“這種恐慌心理的蔓延，對經濟的影響才是最致命的。”
在梁子的餐館，穩健客戶多是像錦哥那樣的中小企業老板，他們的工廠或公司就在怡豐都市廣場周邊。他們大約有20多人，一半是台商，行業分散，電子、印刷、家居、服裝等。通常，他們一周會光顧1到3次，請客、聚餐。其中又有表現突出的10多個，成為餐館重點關照的對象。
但2008年7月以來，那些穩健客戶也明顯減少了餐飲消費。上半年創下連續16周消費2000元以上紀錄的台商陳老板，下半年兩個月也消費不到2500元。他是做電子產品的，梁子猜到他工廠情況不妙。10月後，梁子曾多次看見他下小飯館，“都不好意思和他打招呼。”
有的穩健客戶甚至倒掉了。12月20日，錦哥關閉了工廠。
從12月起，很多台商陸續返鄉。有交情好的，去餐館和梁子打招呼。“要回家了，已經6年沒回去了。”12月18日，陳老板向梁子道別，此前他有1個多月沒踏進魯菜館的大門。1月，做箱包的王老板也向梁子告別。他透露了廠子的經營狀況：開一天，虧一天，並說年後會回來得晚一點。
告別的，不告而別的。餐館客流在減少，營業額在下降。歲末，生意尤其慘淡。而在往年，年底聚餐多，生意是相當好的。2008年12月，餐館營業額比上年下降了將近3成，從100萬下降到70萬。
即便如此，梁子的餐館在整條街上，還算是比較好的。以前和他們不相上下的一家餐館，從9月起幹脆關掉一個廳，大約80個座位，隻有周末人多的時候才開。
在怡豐都市廣場的六七十家店鋪中，1/4在轉。隔壁店鋪，一年轉了3個老板。如今轉店也相當困難。10月底，對麵的食品鋪子開不下去，開價6萬轉手，無人過問，現在降到3萬5，還是沒人要。店主隻好咬牙經營下去，天天虧錢。
最慘的是一家火鍋店，經營了15天就倒閉了。“他們裝修就花了一個半月”。
那邊韓國料理的老板，年前逃跑了。“中午還在營業，下午就走人了。當時20幾個員工的工資沒發，房租、水電也沒交。”
在持續下行的經濟環境中，梁子小心地經營著自己的餐館。他製定一係列新的營銷策略，比如親情營銷，把客人變朋友，逢年過節送禮物；開發非主流業務，在門口賣土特產；更新菜品，增加新鮮感等。
“現在，堅持最重要。”梁子說，“這是一個剩者為王的時代。”
栽倒在風暴中
錦哥關廠後做的第一件事是處理機器設備。價值200萬的機器設備，賣了10多萬，廢鐵價。“誰要這些設備啊？現在沒有人願意做這一行，隻有收垃圾的要。”他以16年的從業經曆判斷：服裝加工業已經日薄西山了。
錦哥的工廠，做牛仔褲生產加工，主要出口美國、歐洲、日本，也承接內地和香港品牌。
他做的最後一單，是1萬件發往美國的牛仔褲。這一單，他能掙1?2萬元。
當月，他拿出10萬元發工資。當時工廠隻有60多個工人，不及四年前工人數量的1/5。有人走的時候問他：“來年還做不做？”錦哥說：“可能不做了，你先把東西拿走。”他始終沒有宣布工廠倒閉。
他提前終止了房屋租賃合同。他的2000平米廠房，是向當地居委會租的，月租金2.6萬。2000年簽合同時，約定租期10年。如今不得不提前2年歸還。
錦哥是在苦撐一年後才關閉工廠的。
2007年末，他已開始考慮轉行。“如果不是做了10多年，在情感上難以割舍，我07年就給它關閉了”。那時，金融危機已經在錦哥的訂單上出現了反應，“年尾較年頭，訂單減少了10％。”
訂單減少，利潤空間又被擠壓得厲害，“有時候做單也是虧”。2007年10月，錦哥給香港某知名品牌做了2單2萬多條牛仔褲，領教到惡性競爭之苦。該品牌在網上競標，以5毛之差拉開檔位。錦哥以單價39.5元競下2單。
“我的預算是打平，並不打算賺錢。”錦哥說，當時廠裏還有150多個工人，不能沒事做。但競價時，不可能算得那麽準，結果一條褲子虧3塊，2萬多條褲子，虧了6萬多。
2007年全年，錦哥虧了差不多50萬。但他還想再堅持一年。“那時候有很多服裝加工廠倒閉，我以為撐下來，或許還有一線生機。結果一個金融風暴打過來，很厲害，煩死人了。”
2008年3月以來，金融危機的影響更加嚴重，“美、歐、日，連續幾個月，很少有單過來。以往，1個月至少接2?3萬件牛仔褲。”訂單艱難伴隨全年，直到關廠未見太大起色。“以為08會‘發發’，結果，虧了80萬。”
和訂單相比，匯率的影響並不嚴重。服裝加工業，一個單從報價，到做板，到生產，最後到收錢，曆時差不多半年。期間匯率變動大。“但我們可以預防，跟客人談好，調低2?3個點。”比如2008年初和客戶談單價時，當時匯率是7.2，但按7.0簽合同，最後收錢時，匯率是6.8，“賺不多，但不用虧。”
2008年1月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給錦哥增加了不少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東莞市工人月最低工資從690元上調到770元，錦哥給每個工人上調了保底工資，平均漲幅20％。
他同時增加了社保投入，“過去隻有一個意外傷害險，社保隻保了15％。現在要求100％社保，我們保了60％。那些不願意保的，在寫了自願放棄投保的保證書後，可以不參保。”
這樣，在錦哥的工廠，總體成本增加了3％，使他們原本10％的利潤，縮減到7％。“服裝加工，已無利可圖。”他說。
“還要小心踩到地雷！”錦哥擔心的是違法成本。勞動合同法實施後，錦哥明顯感覺“工人變厲害了”，“現在我做得有一點不對，工人就要把我告到勞動局。”他說，勞動局門口站著很多律師，等著給工人出頭。
虧本，關廠。在金融風暴中應聲倒掉，但錦哥認為罪魁不在金融風暴，而在整個服裝加工行業的沒落。他以自己16年的從業經曆，窺視這個行業的起伏趨勢：1992?2001年，發展期；2002?2004年，高峰期，當時他有300多工人；2005?2006年，退潮期，“賺不到錢，但不用虧”；2007年，轉折點；2008年，生死劫。
忍痛與過去作別
“招不到工。”2007年，錦哥已經感覺到這個行業對工人失去吸引力。“很少有人願意做這一行。”3月，工廠還有120多人。但到7月，隻剩下80來人。工人流失嚴重。
對一個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勞動力短缺是最致命的。
“其實那個時候，單還可以，10萬的訂單也有，但就是人手不夠。”有時候，為了趕活，錦哥不得不高價請散工。
散工是這樣一群人：他們不願進廠，而是外麵跑廠，專等著老板人手不夠的時候來叫。急用的價格是平時的1倍。近年，在“民工荒”的東莞，打散工儼然成為一個很吃香的行業。
錦哥曾經請過10個散工，碼牛仔褲後腰部位的一道縫。那個月，每個散工拿走了5000多塊錢。“但趕工的時候，顧不了這些。”
“現在，我打個電話也可以拿到單做，但人手太少。”關廠前，錦哥隻剩下60多個工人。一個月的房租、水電費，加在一起近3萬。做一條褲子掙1?2塊錢。1個月要做3萬多條才可以保本。但因為人手太少，1個月隻能做1萬多條，根本回不了本。
工資並不是招工難的主要原因。2007年6月，錦哥開出1000元保底工資，找一個熟手工人，都招不來。“我們廠的工人，有事做的時候，基本都能拿到2000多。而且包吃包住。待遇不低吧。”
“但他們工時較長，一般晚上要加班”。錦哥認為，工時長、工作累，可能是這個行業失去吸引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現在內地開了很多服裝加工廠，分流了以往集中在廣東服裝加工業的勞動力。錦哥認識一個江西人，在廣東打了10年工，然後回江西自己開廠，很多當地人就近就業。“服裝加工業在內地中西部，或許還有一段發展時期。”錦哥說，反正廣東不行了。
這個時候被淘汰，錦哥認為不是自己倒黴，而是大勢所趨。“服裝加工業，門檻低，一般會選擇在窮地方落戶，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現在，錦哥的一個香港朋友已經去柬埔寨建廠了。“在那邊，工人月工資換算成人民幣隻要500?600元。在東莞，1000多塊找不到人。”
遵從趨勢，是聰明人的做事方法。“現在有機會轉，就轉了。”回想起這10多年做服裝加工生意，錦哥感覺壓力很大。“擔心沒單，有單擔心趕不出活，出了貨又擔心質量，檢查完了又擔心收錢。一個輪回接著一個輪回。”
這一個多月，錦哥對東莞健身行業做了調查，發現周末80％?90％的羽毛球館都是滿的。他認定這是一個朝陽產業。“而且相對輕鬆啊，每天推開門就能看見生意，不用提心吊膽。”
年夜飯上，錦哥的兒子祝願他“開始一段新的人生，二次創業成功！”這句話觸動了他。
錦哥正忍痛與他的過去告別，他感覺這座城市也一樣。
回家過活
城裏找不到生計，隻好回老家了
你是天上的叮叮貓，我是地下的推屎爬。你在天上飛，我在地下追。”（前為蜻蜓，後為屎殼郎。本題常出現在四川話等級考題中）
除夕夜，電視裏，山寨春晚的小品突然冒出這話時，何順芳直笑得眼淚橫飛。她暫時忘記了自家房頂和她的淚腺一樣具備漏水功能，地震折騰的。
這是她和老公堯遠雨在這所擁有15年曆史的老宅裏度過的最後一個大年三十，也是16歲的獨子堯定波和父母在近三年裏相守的首個除夕。
堯遠雨不是推屎爬，何順芳也不是叮叮貓。可是夫妻纏綿，三年前倆人從四川瀘州的農村一同到廣西的欽州港做工。直到2008年10月，夫妻雙雙被經濟危機“踹”回了老家。
由於工作量劇減，在當地生活已入不敷出，堯遠雨記得，在他們夫妻返鄉前，已經走掉了1000多來自各地的農民工，占欽州港碼頭搬運工總數的近一半。
搬運工沒了活兒
從視覺上看，何順芳比起丈夫堯遠雨還要壯那麽一點點，身材不高，寬度和厚度相當於城市審美標準的1.2～1.4倍。可是，這絲毫不影響何順芳成為農村標準的好媳婦，敦實、勤勞、盆骨寬，生娃娃不累。
尤為重要的是，在外出打工掙錢時，何順芳也是一等一的勞力。夫妻倆在廣西做的同一工種，搬運工，從火車站到海港，從海港到火車站，哪有活幹就跑哪。他們由欽州港招聘，不屬於某一個私人老板。
2008年前，欽州港搬運工們約60%工作量是原料硫磺，它們先被火車裝運至雲南加工成肥料，再拉過來通過欽州港出口到韓國、朝鮮和越南。其他常規貨物是一胺、二胺、瀝青、鐵礦石，量都不多。
“來的好多都是外國老板，說話唧唧咕咕的，聽都聽不懂”，堯遠雨說。
他倆的工作就是裝卸。把散裝硫磺包好後用傳送帶裝上車皮，或者是把雲南拉來的肥料拆包裝船。經濟危機降臨之前，一年到頭都是如此。
也裝運煤。2008年初南方雪災期間，每一天從越南進口過來的煤炭就有200多個火車皮。那是堯遠雨和何順芳最忙的時候，每天工作12、13個小時，他們在火車廂頂上用鏟子把煤頂削平，以方便運輸。
但夫妻倆很高興，他們能賺到比平時多一點點的薪水，大約1700。換作平時，一天工作8、9個小時，每個人能賺1400～1500，兩人每月800元左右的生活費，還能為家裏存2000塊錢。
在欽州港度過的兩個春節裏，堯、何二人隻在大年三十休息半天，初一都上工，堯遠雨說：“加班工資高嘛。”
但進入2008年，何順芳就很少看到外國老板的身影，硫磺沒人要了，庫房堆滿後也就沒法再運過來。其他貨物的運輸量也持續走低。
2009年1月23日早上10點，何順芳從井裏挑來兩桶水，倒進院壩裏的半自動洗衣機，擰開電源，然後雙手扶在桶蓋上詛咒起去年的黴運：“我們兩個一共才掙八九百，好點才一千出頭，咋個在那邊過得下來嘛？不如回家待，還花不了那麽多錢。”
換個工種呢？並不是說開叉車就比當搬運工更有麵子。
堯遠雨說：“開叉車在那邊就八九百一個月，還不如當搬運，那邊搬運是最賺錢的。顯然哪樣掙錢多你幹哪樣啊。”
離開欽州前，他們隻能搬點瀝青和鐵礦，但活也不多。
何順芳不知道外商為什麽不來了，她知道大概是因為“經濟危機”，工友們都在談論這個名詞，令她印象深刻。
他們決定回家。
返鄉覓工
2009年1月31日晨，淡淡一層薄霧籠罩在此起彼伏的一座座低矮的丘陵之上，竹林、青岡樹為乳白色的霧景勾勒出深青色的輪廓，挑著擔子的農夫、水田中跳躍的鯽魚，偶爾刺破村落中田園間的霧膜。
這是堯遠雨、何順芳夫婦的家鄉，四川省瀘州市棉花坡鎮柑灣村八組。
這裏田地肥沃、水源豐富，適合水稻耕種，甚至不遠處還盛產荔枝、龍眼，可這並不能幫助堯遠雨通過農業解決經濟問題。
3畝水田可以產稻近3000斤，堯遠雨會情不自禁感謝下袁隆平，盡管不記得他的名字，隻知道是“專家”。但還隻是剛剛夠吃，如果所有人都在家的話，就沒啥餘糧。
產量僅此而已，沒有更多的。雖然幾公裏外就是浩浩長江，但柑灣村附近沒有水利工程，缺水就不能種兩季，春小麥在當地容易得瘟病，如果不狂打農藥的話一畝下來隻能收三四十斤，“農藥不要錢？”
“咋個不出去打工嘛？在家待著務農的話，地裏產的東西連自己都不夠吃。娃兒還要上學的錢從哪來啊？” 堯遠雨說。
何順芳一直在絮叨自己沒文化、沒技能，除了好身板外一無是處；堯遠雨也嘟囔自己沒文化，不咋識字，可他是個石匠，建築施工的方方麵麵都略懂。
10月初回到家鄉，經人介紹，當月21號堯遠雨就去了地震重災區茂縣幫人修房子碼磚裝修，工錢每天120元。
可20多天後，11月中旬，他就從川北的茂縣回到了川南的家。
“一個建築施工隊裏麵有很多個小老板，我們要去打工，必須有他們的介紹。出錢蓋房子的人先付錢給施工隊，施工隊再付錢給包工頭，最後才是我們，一層一層轉下來。那邊確實是災區，再加上我又是外來的，價錢就不一定能夠給得清。”
堯遠雨在茂縣待了20多天，隻拿了1000多塊錢就走人。從瀘州到茂縣的單程路費就要花200多，堯隻賺了幾百塊錢，“那再去就實在沒道理了。”
他想過單幹，比如說承包工地。可承包工地要簽合同，堯遠雨不識字，怕被人整，於是生生把這個念頭吞回了嗓子眼。堯遠雨家兄妹六人，都沒念過書，小時候家裏太窮。因為買不起牙膏，堯遠雨現在滿口20塊錢一顆的補牙。
除去嫁人的二姐，和在家照顧田地、老人的大哥，六兄妹中的四個兄弟常年外出打工。堯遠雨排行老三，去了欽州港；老四夫婦在廣州跑工地打雜，春節都沒回；老五堯遠海、老六堯遠洪地震時正在映秀的工地上，五弟媳何洪英甚至還被壓在了廢墟下，到晚上才被救出來，幸而就腰和手臂受了點輕傷，現在這兩兄弟沒固定去處，到處打零工。
家裏就3畝水稻田，隨便一個人就能應付，現在是農閑時節也沒啥活幹。“5·12”地震對遠離震心的瀘州市多少還是造成了影響，堯遠雨家的屋頂被震出三條長長的裂縫。
堯遠雨說服自己，留下來拆舊房蓋新房。他拿出積蓄的二三萬元錢，向親戚總共借了五六萬，打算在3月前把新房蓋起來。老大、老五、老六會幫著堯遠雨蓋房子，這樣可以節約一大筆人工費。
何順芳待在家中也頗覺無聊，想找點事情幹。
和1000多農民一起，2008年11月19日，她參加了瀘州市納溪區在棉花坡鎮為返鄉、失地農民舉辦的專場招聘會。何順芳顯然沒擠過萬人以上招聘會的經驗，她覺得像“趕場”，有點小小的興奮。堯遠雨在家沒去。
她隻“投”了一份“簡曆”，簽了個名，留了個電話，報名到一家當地的小包裝廠折白酒的外包盒。當地媒體於次日報道有439人與招聘單位達成就業意向，何順芳至今沒等到消息，有點不耐煩，“就欺負我沒文化。”
所以父母就想孩子一定要有文化，堯遠雨說：“農村娃不讀書咋有活路嘛？”
兒子堯定波目前就讀於離家不太遠的江南職高，學汽修，學費每年2000，上學每天交通費5元，在學校吃一頓午飯。
“幸虧學費之前就交清了，（他）下學期就出去實習找工作了”，何順芳慶幸打工掙錢的壓力又小了一點。
堯定波聽老師說要把他們介紹到福建那邊去實習，“我想出去，待家裏一點意思都沒得”。他從沒出過瀘州市的地盤，甚至去10來公裏外的市區次數都不多。父母不在時，他一直和今年67歲的奶奶李桂英在另一座房子裏生活。
堯遠雨發愁兒子的工作：“你也幫他想想門路嘛”，“汽車修理這個專業要不要得哦？”何順芳在一旁喃喃：“娃娃快畢業又遇到經濟危機，工作都那麽難找。”
幸免於地震的何洪英前不久剛去過鄉裏舉辦的勞動技能培訓點，想學點裁縫手藝。“人太多了，都擠爆了，根本沒上手機會，現在不知道好點沒。好像還有學電腦的，那邊沒幾個人，（大家）字都認不到。”
拆老房子
除夕後，堯家的“中心工作”就是拆老房子。
老房子位於丘陵的半腰上，離平地不到10米高。房後是一塊剛種上萵筍的小土坡，坡麵和老房屋頂平行，距離隻有不到2米，能跳過來。
初七早上10點，堯家開始拆自家的閣樓。堯遠雨爬坡上坎，不停地將已卸下的青色瓦片用兩個竹編籮筐擔到已築好地基的新房址。趕來幫忙的五弟媳何洪英，和爬在牆頭的堯定波，用小榔頭東一塊西一塊地敲著磚頭，把它們輕輕放到露台上。何順芳坐在露台上用小斧頭嗶嗶啵啵地砍去以前嵌合磚塊的白泥灰，再將清理幹淨的磚塊整齊地碼起來等丈夫擔下去，她的坐處正前方就是地震震出的三四米長的裂縫。
為節省費用，堯家盡可能回收利用老宅能用的建材。磚塊拉過來4毛7一匹，比以前貴了不少。堯遠雨說：“北邊的災區現在也在這邊拉磚，所以價格就上去了。”
堯家的榔頭、鋼釺等工具都是從兄弟那兒借來的，原本家裏有，夫妻倆打工外出後，在空置的房子裏被偷了，而且被偷了兩回。
一會兒，李桂英爬上了屋頂露台，前來為老宅斷電的村裏電工唐世澤、唐代軍父子也湊上一同吹牛。
“兩口鍋、一個盆、扇子、鍋鏟瓢兒、火鉗、菜板，廚房裏麵的全都偷走了”，令李桂英最憤憤的是，“偷兒連娃兒的書都偷走了。”
唐世澤在一旁哈哈大笑：“偷兒也曉得自己沒文化。”
“偷兒欺負外出打工的，趁著沒人在家，清清靜靜地偷，還能抽根煙歇一下再挑著東西偷。一大隊的李順民更黴，被偷了三次，連家裏頭的電線都被偷了。上次他回來的時候還喊我過去整電哎。他想把房子租出去，帶著房客去開門，結果發現裏頭啥子東西都沒有了。”
兒子唐代軍接嘴：“哪有偷兒才欺負打工的哦？我在浙江義烏打工的時候有次上醫院，門診醫生對我說，你的病有點麻煩咧，我幫你找個內科醫生給你會診一下。他打電話，那邊問了兩句，‘是哪兒的哦？’‘四川的。’‘幹啥子的？’‘打工的。’然後那邊就說‘抽不出時間來，忙得很’，就把電話掛了。”
28歲的唐代軍覺得現在出不出去都無所謂。他有電工的技能，在外稍微多掙一點錢，但在家能照顧即將年邁身體不佳的父親，何況在家不受氣。於是他留在了家鄉。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災，唐家的電工父子外出3天3夜，扛著梯子，揮著刀子砍掉掛掉電線的竹子，打掉上麵的冰雪。唐老爺子還從電杆上摔下過，4、5月份一直在求醫問藥，他倒是饒有興趣探討一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中存在的問題。
他還聽說國家的糧食收購價又上調了一點點：“都賣不了多少糧，調高一點點完全沒影響。”喂豬也不賺錢。大前年養豬還得賠本，外出打工後，家裏根本就不喂豬了。
身為農民的宿命
堯家的牛年春節預算，年前是500元。
節後，堯遠雨樂嗬嗬地說：“隻花了200塊，能節省一點算一點。”
大年二十九，堯遠雨去集市買了50塊錢的粉條，20塊錢的湯圓粉和餡，總共15塊錢的花生瓜子。嗜好品裏沒有酒，沒人喝酒，但有堯遠雨買給自己的22元一條的天下秀香煙。
大年三十，他買了新鮮蔬菜。最貴的是一條10塊錢的白鰱，2斤半，這種魚在瀘州市內的價格是6.5元/斤。雞、鴨是媽媽李桂英送的，堯遠雨才回家沒養這些。
娛樂方麵，沒人打牌。堯家湊不起人，也沒錢可打。經濟危機對習俗都造成了影響，在廣州打工返鄉的瀘州市嘉明鎮鎮民陳季平說：“今年鬥地主都不敢喊大了。”
經濟危機下蓋新房是否明智，至少堯遠雨覺得是值得的。“94年我住的土坯房倒了，不得不蓋現在拆的這個房子。那時候我一分錢都沒有，花了八九千全部是借的。這次還是不得不蓋房子，但至少我有二三萬了吧。那會兒都挺過來了。”
“我也老了，不想出遠門再打拚，想有個安穩的房子，在家附近找點錢。娃兒也大了，以後他肯定要出去，帶個媳婦回來不至於落腳個爛房子吧？”
堯定波在一旁心不在焉地敲著磚，媳婦的事情他還沒概念，並拒絕透露喜歡的女生。不過，他隱約知道，從這個家裏走出去，然後在某一天回來，並永遠不再離開，這幾乎就是他的宿命。
他暫時體會不到父親居然在拆自家房子時還有發自內心的快樂。
老房拆了，新房子還會遠嗎？
16次公務員考試
2008年法學碩士畢業的周文峰背負著一個農民家庭的期望， 輾轉各地參加公務員考試
幾個月沒有下一滴雨，春節前後，正是冬小麥需要一場冬灌來休養生息的時候。父親拿手指撚著土塊，墒情讓人揪心。河南信陽和整個中國北部在這個歲末一起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旱災。“老鄉們都很憂心。”周文峰說。
但這個春節，周文峰的父親最為擔心的，不是地裏幹渴的小麥，而是自己28歲的小兒子。這個鄭州大學2005級的刑法學碩士曾是家裏的驕傲。但自2008年7月畢業之後，一直沒有找到工作。
在過去的300多天裏，周文峰南到海南，北到沈陽，走遍了中國的20多個省試圖尋找一份工作，春節前半個月，他兩手空空地坐上火車回到寒冷的家鄉。“一切事情等先過了年再說。”周文峰說。“年”在情感上，似乎對於一切焦慮都有某種緩衝作用。
但農民家庭的焦慮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老天爺仍然吝嗇它的雨水，明年莊稼就會歉收；周文峰的幾個在山東打工的哥哥也因為經濟危機失去了工作；周文峰讀書時，淘空了家裏的積蓄並且還欠著6000多元的學費，如果找不到工作，會讓整個家庭陷於困境。
“當官”也是一種被動選擇
這是過去10多年裏，周文峰家裏最為熱鬧的春節。在外謀生的親人們都回來了。但是，都是懷著自己的焦慮回來的。
回家之後，周文峰和父親一塊下地幹過幾次農活。上一次在農地裏耕作，是1998年的事了。那時他在讀高三，成績優秀，家裏指望著從他開始，有一個端鐵飯碗的人。1999年上大學之後，這個農民之子的手指，再也沒有碰過地裏的泥土。一切已經非常陌生。
三年大專，周文峰花了家裏2萬塊錢。當年，有機會花掉這樣一筆巨款，在村裏人的眼裏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周文峰會成為“機關”的人，會成為國家幹部。
但後來周文峰才知道，他趕上了一個什麽樣的時代。
周文峰參加高考的1999年，恰是全國高校大規模擴招開始第一年。據統計，1999年中國普通高校招生160萬人,比1998年增加了52萬人，增幅高達48%。到了2008年，高校招生人數已達到620萬人。
大學生擴招，被一些經濟學家視為緩解中國就業壓力的良策。但這個往後推移的壓力最終還是在幾年後，抵達了周文峰他們的身上。
2002年大專畢業時，周文峰就遇到過找不到工作的尷尬——當然最大的尷尬是，他得努力向父親解釋外麵的世界發生了什麽：在父親的經驗框架裏，兒子大學畢業，就應該“當官”，成為“政府的人”。但現在，種下水稻，卻收割了稗草。
2002年10月份，周文峰最終在浙江一家私立中學找到了一份工作。“其實當時收入蠻不錯的。”周文峰說。但“當官”始終是周家心裏的掛念。2005年，周文峰考取了鄭州大學的刑法學碩士，打算為成為公務員，再賭一把。
當私立中學老師三年期間的2萬多元積蓄，並不足以支付三年的研究生費用。學費加上生活費得要5萬塊錢。在沿海打工的哥哥，資助了自己的弟弟。
這一次，周文峰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資本找到一個滿意的工作。他是河南省一所頂級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並且已經有幾年的工作經驗。但周文峰對其他的工作沒有興趣。他就想成為一個公務員。
“其實也是沒有選擇，”周文峰說，“盡管學校從秋天開始每周都舉行招聘會，但是許多出席學校招聘會的公司，他們僅僅是來坐坐，根本就沒有想過要招人！所以考公務員，是我們最現實的一條求職道路。”
現行的公務員考試始於1996年，熱度一年高於一年，競爭一年勝於一年。2005年之後，因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將大批求職者趕到了這裏，公考因其規模和壓力，被稱為“中國第一考”。
周文峰參加的第一次公務員考試，是2007年5月份河南省組織的省公務員考試。未果。這年年底，周文峰又一口氣參加了12月初的國考和隨後廣州市的公務員考試，也未果。
但周文峰當時並沒有感覺到緊張，“我相信自己作為一所國家重點大學的碩士畢業生，肯定能找到工作。”
幾乎跑遍整個中國
2008年，周文峰幾乎跑遍了整個中國，以參加各省組織的公務員考試。
“每一次都是坐硬座去，住50元左右一晚的便宜旅社。”周文峰說。為了參加公務員考試，他專門辦了一個假學生證以方便買到半價的火車票。但路稍微遠一些，一趟沒有800塊錢的盤纏，是下不來的。
但周文峰碰到了最糟糕的年份。
大學的不斷擴張所試圖緩解的就業壓力，在2008年更加凸顯。畢業生離校時找到合適工作的人數也在下降。2008年，有創紀錄的560萬大學生畢業，與2007年相比增加了65萬。而2009年又將有600多萬人畢業。然而，去年的畢業生中仍有大約15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
相對於求職人數來說，工作崗位卻在減少。國務院參事陳全生提供的信息顯示，2008年有大約 67萬家公司倒閉，減少了約670萬個工作崗位。現在，白領較多的商務型公司已經開始采取動作——裁員、降薪還有取消高額的年終獎。與此同時，公務員的待遇不降反漲，各地公務員加薪的消息為公務員考試隊伍又打了一針興奮劑。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沒有什麽比一份穩定的工作更吸引人，更何況這份工作擁有可以預期的薪水增長，以及不可預期的額外收入。
周文峰的研究生班裏有36名學生，隻有一個人找到了去企業謀職的機會。除了一個一心考博士的同學外，其他34個同學，都加入了考公務員的行列之中。
一旦有考公務員的機會，班裏的同學就結伴而行。“題越來越難，但大家的分數卻越來越高。” 周文峰說，造成這個現狀的原因是考的人太多，而職位太少。
周文峰的《申論》很好，考廣東公務員考到80多分，但是行政職業能力測試不佳，總是掛在及格線附近，把總分拉低了。在參加的16次公務員考試中，周文峰僅有3次參加了麵試。
“我說不清經濟危機對公務員考試到底有多麽直接的影響，但我們一些在企業工作的朋友，都在醞釀著考公務員。”周文峰說。
春節在家修整的這些日子裏，每過兩三天，周文峰便會借鄰居家的電腦，查看全國各省招考公務員的信息。“我得時刻準備著。”
2008年，周文峰花在公務員考試上的費用，僅去各地趕考的盤纏，就超過了15000元。這還不包括將近2000元的報名費。“我算是比較幸運的。我班幾個同學因為掏不起趕考的盤纏，隻能眼睜睜地錯過機會。”
2009年國家公務員報名通過審核的人數創紀錄地超過了105萬人，各職位平均競爭比例為78：1，為曆年來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最多的一次。其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組聯部基層組織建設一職，競爭比例高達4723：1 。
“報哪個職位容易考上，全靠運氣，好幾次，如果我換別的職位，競爭的人少，早就考上了。”周文峰說。
趕考的經濟壓力
春節在家，周文峰極力掩飾著自己的焦慮。而他掩飾自己焦慮的方式便是不願意見任何熟人，包括自己的哥哥。“花光了家裏的錢讀書，卻找不到工作，覺得對不起家裏人。”
實在見到避不開的親戚，便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每天除偶爾幫著父親幹些農活，便是在家陪著母親說話。每天晚上，他給母親洗腳後，自己才回到房間等待另一個黎明。
“有時候，覺得自己和民工一樣。”周文峰說。“2008年12月份，我到上海參加公務員考試。那天下午，餓著肚子想找一個便宜的餐館，大街上的吃不起，轉到一些個巷子裏，突然看到五六個農民工蹲在一個小餐館吃飯，覺得自己終於找到了一個能吃得起的地方了。眼淚一下子流了下來。”
偶爾周文峰也會和班裏原來的同學交流一些信息。過去的一年裏，全班殺遍全國大江南北參加公務員考試，還是取得了不菲的效果：全班有22個人考上了國家以及廣東、浙江、遼寧、河南等省的公務員。
其他的五六個人放棄了公務員考試，到一些公司打零工。還有五六個人和周文峰一樣，將在無奈中，繼續堅持他們的公考之路。
但那些考上了公務員的同學，也麵臨著新的問題。林強（化名）是周文峰的同班同學，也是他一塊南征北戰四處參加公考的戰友，林最終考上山西省的公務員，但他的女友考到河南的公務員。兩個人不得不麵臨異地戀愛。
林強直到過年還沒領過工資。在山西遠離家人和戀人，工作壓力非常大。他曾多次向女友哭訴過。
但林強的壓力遠小於周文峰，他一直惦記著這個曾並肩作戰的戰友，隔一段時間就給周打次電話。周文峰每次都會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拉住林講上半個多鍾頭，曾經經曆過多次公務員考試的林顯然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他的苦衷。
“‘痛苦’和‘壓力’是每次和周文峰聊天時，他提到的最多的詞語，”林強說，“反複念叨著兩個詞後，他就又會一次次談到，最近的一次考試，又哪裏失誤了。”
“我知道，但我不好跟他提及，2009年的公務員考試，將會更加困難。”林強說。去年上百萬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以及今年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會成為周文峰的競爭對手。
“但我還得考，我得還錢給哥哥。”周文峰說，但今年因為經濟問題，他再也不能像去年那樣全國趕考了，而要選擇把握大、花費低的考試。
還有幾天，周文峰就要回到他在鄭大校外租的廉價的小屋子去了，2009年新一輪的考試就要開始。“或許我會找個其他工作先幹著。”周猶豫良久才說出這句話，他想緩和一下經濟上的壓力。
“但公務員我會一直考下去。”周文峰堅定地說。
再見，賣煤的好日子
煤老板的暴利時代暫時結束了
王瑞林拿出手機，決定給堂弟打電話問個平安。過年了，和兄弟一起合作開的煤廠停了，日子能波瀾不驚地過下去，還得謝謝兄弟承擔得起。
囤的煤封在庫房裏，工人打發回家了，隻剩下一個看大門。自從2008年11月煤廠停工後，他就一直在等機會，隻要兩年之內煤廠還有機會重新開張，就不愁投進去的錢賺不回來：隻要有實實在在的東西在，不怕換不成錢。
他不著急，雖然煤廠還壓著100多萬現金。至於平常的日子，有工資就夠了。除了和堂弟合資的煤廠，他還有一個身份，作為鄂爾多斯神東煤田哈拉溝煤礦的正式工，每個月有幾千塊的工資拿，日子就不會成為問題。
後悔下手太晚
王瑞林不急，是因為他知道急也沒用，因為停的煤廠不是他們一家，整個鄂爾多斯的私營煤廠都停了。
鄂爾多斯政府正在進行新一輪的私人煤窯和煤廠整頓。這樣的整頓，差不多隔一年就要進行一次。作為全國首個億噸級現代化煤炭生產基地，整個鄂爾多斯遍布煤礦。在王瑞林生活的烏蘭木倫鎮，煤更不是什麽稀罕東西。從他小時候記憶起，拿個小鏟子挖下去，就能看到黑乎乎的精煤。煤不僅讓他從普通農戶變成企業正式工，也讓他有機會過了把生意癮。
說起來，在煤老板裏，他算不走運的，2008年初他才開始做和煤有關的生意。之所以開煤廠，就因為上手容易，沒什麽技術要求，隻需要四五個工人，四五百萬投資，一個空場地。每天，司機會從煤礦把煤拉到煤廠，然後煤廠工人開始選煤，加工分成大小不等的煤。不同的煤賣給不同的下家。煤選好後，焦化廠、電石廠和電廠的買家自然會來拉煤。
這種隻需要找好賣家和買家的中間生意本來是穩賺不賠的，但2008年他們先後遇到奧運會長達兩個月的封場和11月之後看起來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的整頓，讓他把100多萬砸在裏麵。
不過王瑞林並沒有為此發愁。堂弟在另外一個鎮的鐵架廠，已經接到多達一億的單子。有賠有掙，對生意人來說，就是家常便飯，隻要不是所有的買賣都賠了就行。不管怎麽說，他們還是掙了一段時間“好錢”的。說起年初到五月煤價飛漲的日子，王瑞林眉眼裏都是笑意，“最初，煤是每噸200多。到了5月，每噸就漲成500多。到了9月，每噸煤就能賣650元。最瘋狂的時候，上午和下午的煤價都不一樣。成本沒變，收益卻成倍地增加，那錢能賺得少？”
起初，經濟危機這個詞對王瑞林而言隻是電視上看到的美國人驚慌一片，後來他從自己的生活中已經隱隱約約感受到了經濟危機的影響。他上班的煤礦，生產出來的煤大多出口日本。自從11月開始，就聽說煤都堆在秦皇島賣不出去。另外，過年時，本來應該發的2000多元超產獎金也沒了。幸好他還有別的投資進項，一個月200元的損失，也真的是算不了什麽。
雖然他的煤廠是因為政府整頓停工，但就算政府讓開工，他也未必願意繼續經營。原因很簡單，很多鋼鐵廠都停工了，所以上遊的焦炭廠和電石廠就得停工，這些小廠都停了，他進來的煤怎麽能賣出去？做買賣的人，都知道賣的價錢要比買的高才合算，現在連買家都成問題，怎麽還敢貿然往裏麵投錢？
王瑞林說他最後悔的是下手太晚，要是早幾年開始做生意，現在肯定賺成億萬富翁了。2001 年，煤是每噸22元，到2008年9月，每噸650元，而這幾年，人工費和場地成本就幾乎沒怎麽漲過。他認識的好多人，就是因為幾年前就開始做，都發展到自產自銷的程度了：買個合法的小煤窯，然後在自己的煤廠裏選煤；在自己的焦化廠煉焦炭，加工成焦粉。買點鐵粉，用焦粉做燃料，煉鋼。多一個環節，生產出來的產品價格就上漲數倍。
轉投房地產
邊玉堂的煤窯就可以自己循環。煤窯、煤廠和焦炭廠一輪下來，便宜的原始煤塊價格就能上漲四倍以上。當然，現在他也歇了，下遊的鋼鐵廠一停產，焦炭廠也就沒什麽經營的必要了。相應的，煤窯也停了。
煤窯停工，邊玉堂可沒歇著。2008年賺的錢，他得在年前找個地方繼續生錢。“銀行利息那麽低，存個幾十萬就行了。”
2008年，邊玉堂賺的錢基本上就用在三個地方：買房、放貸和存銀行。存銀行是最小頭，不到收入的5%。房子不能買在同一個地方，到了他這個份上，房子純是投資，哪裏可能升值就買哪裏的。當然也不能太遠，就在最近的鄂爾多斯和神木。剩下的一部分，上半年他準備放貸給親戚。邊玉堂打聽了一下，王瑞林堂弟的鋼架廠2009年肯定能賺錢，而且現在也需要一部分活錢，他就以每月每元2分5的利息放出 30萬。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裏，這個道理他懂，所以他把錢放給十來個親戚朋友，大小筆數不等，共400萬。
邊玉堂說，像他這樣的也就是“小打小鬧”，更有錢的煤窯主都把錢放進房地產，要麽就是買更多的房子，要麽就是買地等著升值。王瑞林也說，投資典當行或放私貸雖然在鄂爾多斯非常普及，但基本上都是普通百姓“撿點小錢的事”，一般的煤窯和煤廠主還是更看好房地產。在全國房價一片喊跌的時候，鄂爾多斯的房子還在升值。王瑞林就沒有放貸，他說還是房子好，“實實在在，什麽時候都有東西在。”
邊玉堂也認這個理。他剛買了一塊地，估計六月底就能開工。放貸的時候，他就和典當行說好，6 月30號收錢。到那時，他就可以用這400萬和所得的利息蓋棟四層的樓房。他打算開個賓館。“要是2010年後私人煤窯和煤廠還受限製，就不能指望煤了，得另外找轍。”雖然小煤窯和煤廠被勒令整頓，鄂爾多斯的國營煤礦和大煤礦還紅火著呢。煤礦在，人流量就不是問題。這麽合計著，邊玉堂就覺得自己的煤廠和煤礦關了，可能還不是什麽壞事呢。當然，賓館不比煤礦，一年內利潤翻幾番的好事肯定是沒有了。但如果就此可以打開另一種生意的大門，誰能說不是好事呢。這麽想著，邊玉堂就覺得接下來的一年還是挺值得期待的。
王瑞林也對2009年充滿信心。堂弟的鋼架廠正在建，投資在那裏的錢，如果不出意外，肯定可以加倍地賺回來。再說，他們的錢也不是全放在鋼架廠了，還有一部分投在修公路的項目上。“金橋銀路，工業不行了，基建肯定會好的。政府發下來的4萬億，分給地方政府，肯定會有一大部分放在基礎建設上。而修路，是最能給當地政府爭臉的，能算在GDP裏。”投資，得天天看新聞，得懂中央的大動向，這個，王瑞林懂，就像11月初堂弟和他決定關掉不可能再賺錢的煤廠，把錢轉到修路上一樣。“做生意的，要是沒有狡兔三窟的本領，賠得血本無歸也是活該。”
至少，在王瑞林和邊玉堂的交際圈裏，雖然今年經濟危機了，賠了的，他們隻是聽說，而賺了的，他們認識的就有一大把。隻不過，“那些煤老板們，賺了的時候，錢偷偷地裝起來，買房置地；賠了，就跑出來，哭喊著說經濟危機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了。豈不知，老是一本萬利，也不正常啊。”
在危機中尋找機會
“沒有倒閉的行業，隻有倒閉的企業”
王毅原本的計劃是，兩年左右的適應期後，他的企業應當進入一個穩定發展階段：經過雙向選擇，基本能夠確定一批比較穩定的客戶與供應商。“訂單方麵不必貪多，重要的是能夠與對方保持持續、穩定的合作。”
這一點當然適用於任何一家OEM工廠，隻是在王毅的設想裏，他的企業不會永遠隻是一個代工單位；研發出一款特色產品，同樣是他這一階段的目標。在他看來，與其把人力物力分散投入在多個方麵，倒不如先集中在某一點上，完成之後再進行下一個。“我當然想把我的想法都付諸實踐，但對一個小企業來說，研發成本必須被控製在一定範圍之內，隻能集中力量逐個去實現了。”
因為有過一次失敗的合夥創業經驗，這個30歲的年輕人在目前的公司決策上相當謹慎，但即使再謹慎，也總會有意料之外的事件發生，比如說，經濟危機。
危機
關於經濟危機的影響，王毅先是聽說的：“去年10月的時候，商檢局的人跟我們說，很奇怪啊，你們到現在也還在生產，很多同行都2個月沒有訂單了。”
他當然沒有天真到以為自己能夠逃過一劫。大學畢業後，王毅一直從事吸塵器貿易，先是為人打工，而後自己創業，在這一行浸淫了八九年，自然了解在蘇州這樣一個代工工廠集中地，很少有誰家的訂單是獨家的。委托加工的企業通常樂於將一次需求的量分為若幹張訂單，交予幾家企業同時生產，既保證效率，又享有更大的自由度與主導權。所以當別人開始停產的時候，王毅並不為自己還在生產而感到僥幸，他能從別人的處境上預料到自己的前景。
有兩家同行在差不多時候倒閉了，一說起來，似乎直接可以聯係到經濟危機的威脅性，但王毅並不這麽認為：“應該是他們本身就有問題，經濟危機隻是使這些問題爆發出來，而不是像原來那樣，還可以勉強維持。”
因為他自己就出過這一類的問題。2004年的時候他與一位朋友合夥開工廠，他占49%的股份。但這個設想得很順利的合作在短短幾個月後就失敗了。一方麵是因為他們對市場的預計不準確，另一方麵，也因為兩個投資人在生產、管理、經營等方麵上想法不統一，存在很多混亂和矛盾。他最後選擇了停止合作，但“工作四五年，將近30萬的積蓄，已經全賠進去了”。
而後他繼續為人打工，做業務員。到2006年3月，他賣了自己在蘇州和在南京的房子，賣了車，添進了所有積蓄，創辦了現在的企業。工廠9月投入生產，然而在12月的時候，他已經瀕臨絕境：“那時候我太貪多求快，很多產品生產出來都壓在倉庫裏賣不掉；而供應商到了年底，肯定是要來討原材料的費用的；正好那時候有一批貨被要求退貨，也是因為開始時貪多求快的關係，對方覺得質量不合格，發貨和退貨的運費都得我承擔。幾方麵加在一起，我有一個480萬的洞要填，幾乎就要破產了。”
這一次他挺過來了。但挺過來的方式可能不具有什麽複製性：他以10萬塊賣了一套剛付了首付的房子，並以其中的8萬，買了一張廣交會攤位的黑票：“賣票給我的人一副見得多了的樣子，問我，你是不是某某某介紹來的？我想也沒想就說是。他就說包在他身上了。想起來，還真感謝這個我素昧平生而且還不記得名字的某某某了。”
然後他帶著剩下的2萬塊，坐飛機去廣州：“真的特別害怕，老擔心要是那賣黑票的騙我，最後還是沒有攤位怎麽辦；還擔心人生地不熟的，帶這麽多現金在身上，要是被謀財害命了，還真是無聲無息沒人知道的。晚上睡都睡不踏實。”
好在他擔心的一切都沒有發生，他最後帶著幾個訂單平安回了蘇州，靠了那幾個單子，他的企業度過了難關。但是放在現在，他的飽受資金運作不靈壓力的同行們，顯然不會再有這樣的好運。“經濟危機麽，最直接就是資金的縮緊，如果本身就是資金鏈上有問題，那麽這個形勢下就很難有救了。”
員工
11月開始，王毅的工廠同樣沒了訂單，生產線陷入停頓：“11、12兩個月沒開工，損失大概有200萬。”
這隻是最直接的資金損失，王毅感受到的額外的壓力，還在於“融資也困難了，銀行貸款不大能批；供應商方麵也不大肯賒賬，清賬的周期越來越短。”
同時，他的場租、機器損耗及維護費用，以及員工工資等方麵的開銷，也還得照付。這是OEM廠商沉重的現實負擔，遠不同於他們的委托商們的輕盈飄逸，至少他們不必養這麽一大批人和設備，要撤走的隻是資金罷了。
當人事開支看起來越來越像企業不能承受的最後一根稻草的時候，裁員似乎就不證自明地成為許多企業應對經濟危機的必要措施。為了規避裁員5%需上報的政策，也為了節省一筆遣散費，雖然多數企業都不願承認，但是合同到期不續，試用期滿不錄用，降薪、增加工作壓力而迫使員工自動離職等變相裁員的方式，是很多OEM工廠心照不宣的策略：沒有訂單，工人的存在就是多餘的。
不過王毅沒有選擇裁員：“我們公司總共也就五六十個員工，在工資方麵的開支算不上很大，並沒有到不能維持的程度；並且作為一個小公司，如何吸引人、留住人是發展的關鍵，所以我並不打算裁員。”
年後他會篩汰一批上一年度勞動表現不佳的員工：“大概兩三個吧。”
經濟形勢雖然很嚴峻，但也還是有員工主動離職，王毅也看得很開：“很正常的人員流動。畢竟公司現階段沒辦法給他們很高的工資，不開工、不加班，沒有加班工資的話，要在蘇州生活下去也並不容易。”
王毅所謂的不“很高的工資”是1200，蘇州地區的代工廠的流水線工人，薪酬差不多都是這個水平，繳上三金，再去掉房租，所剩自然無多。
因此，他們通常不拒絕，甚至是很歡迎加班，因為能夠直接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從陝西來蘇州打工的韓彬說，以前可以通過加班來“多勞多得”的時候，他一個月的收入能到2300，這個數字他自己都頗為滿意。“但是現在都停工了，別說加班，有個工作都已經不錯了。還不知道以後怎麽辦。工作很難找，能做下去就還是做下去吧。”
韓彬的妻子沒有工作，並且已經懷孕，兩人住在300元租的農民房裏的一個單間裏，靠他的收入過活。他在蘇州工作也有四年了，但一直沒有存下錢來，“每個月都不能給家裏寄錢，都是自己生活上花掉的。我自己也覺得很對不起父母的，可也沒有辦法。”
應對
要是在工廠門口貼上一個招工告示，來應聘的恐怕會擠破大門：蘇州實在有著太充裕的勞動力，尤其在各工廠紛紛裁員的情況下。先試用三月，然後借故不予轉正，解聘或者繼續試用，同時也可以尋找下一批廉價勞動力來接手。
這種方式可以將人力成本降到最低。但是，王毅不幹：“我的目標是成為一個企業家，而不是那些所謂的老板。”
在他看來，企業家的關鍵詞是夢想，不僅實現自己的夢想，並且也要為員工提供夢想與實現夢想的平台。
但相對於界定這夢想到底指的是什麽，王毅更願意強調他為這夢想做了多少努力：“2008年我至少花了4萬塊錢在這上麵，包括我自己和員工的培訓。”
先是王毅自己讀了一個PMBA課程，覺得從具體到宏觀，對自己運作公司、協調人事，甚至某些個人觀念乃至心態，都有所裨益。於是他開始讓他的員工也進行一些課程的學習：先是公司管理層，然後是各部門的一些骨幹員工，年末的時候，他更索性買了 8000塊錢的課時，讓全體工人都上了一節人際溝通的課程。
2009年的計劃中，他仍保留了這一類的培訓開支。盡管在今年的訂單尚不知道在哪裏的情況下，談論“公司文化”似乎略有些奢侈，但他還是對自己的構想一往情深。
“這不是說，我們對經濟危機就聽之任之了，相反的，我們還是在尋找措施，並且相對來說是比較積極的。”
多數公司采取的cost down的方式，他並不反對，但在王毅的理解裏，資金既然稱為鏈，那麽解決之道應當在於注重鏈條兩端的互相協作：“這時候應該對供應商進行一定的篩選了，我們需要與其中的一些分道揚鑣，而與另外一些建立合作關係。我想供應商是能夠了解現在的處境，必須和工廠團結一致才能夠克服危機；而我們隻需要讓他們相信，我們會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公司，現在共同分擔困難，將來就能共同受益。”
在王毅的經驗裏，這一點並不難達成。他認為國內的供應商多數講人情，好說話，隻要自身信用過硬，貨款拖延一些時日或一部分，都不成問題；在價格上也往往肯讓步。“外國人就比較麻煩了，跟合同上有什麽不一樣，一定要詳細說明這樣那樣的理由，他們才會考慮，結果也未必肯通融。人情社會自有人情社會的好處。”
資金鏈的問題緩解了，在王毅看來，經濟危機的“危”也就紓解了大半。這時候有沒有足量的訂單，倒是其次了，關鍵在於他開始有餘裕去尋找其中的機會所在。比如王毅認識的一個美國設計公司，以前並不注重他這樣的小客戶，而現在，可能因為他們的訂單同樣在減少，竟主動提出可以幫王毅公司設計產品。“如果沒有經濟危機，可能我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培訓
2009年1月16日，蘇州人才市場年前的最後一個大型招聘會——名為大型，來招聘的企業卻還不到10家，一樓的展位隻占用了1/3都不到。
求職者卻是不合比例地多，人才市場的大廳裏，空餘的展位多半是被求職者占用了，坐著休息，或者當場填寫、修改簡曆。在一個招聘電話接線員的展位前，排著的長隊甚至要拐一個彎。
王毅的展位前同樣有很多人圍觀，但是遞簡曆者卻並不多：他招的是工程師、技術專員、外貿經理等職位，對專業與工作經驗都有要求。收到的簡曆照例王毅先過目一下，提幾個問題，最後問一下薪酬要求，隨手都標注在簡曆上。
收了十來份簡曆，王毅覺得差不多了，打算要走。符合要求的簡曆他都打了個五角星，留待下周進行下一輪的麵試。人事也跟他一起走，他叮囑說：“在展位上留個聯係方式，讓人家好投簡曆，畢竟是花了錢來的。”
他先開車送人事回公司。創業那時候他把車賣了，後來掙了點錢，花一萬多重新買了輛普桑。那時候他開車送當時的女友，停車以後自己每次先奔過去幫她開門，讓她感覺特別殷勤。後來他才坦白：“那邊的車門裏麵壞了，隻能從外麵開。”
他現在開的是奔馳。當時的女友也在去年變成現在的老婆，而他們的婚禮錄像，是一部活生生的企業宣傳片：露臉的不僅是一對新人，更有他的工廠和員工。
或許是因為生命中的一切，在2008年都變得相對穩定，王毅對這經濟危機的一年，感情遠甚於創業初始的那兩年。公司不再如起步階段的舉步維艱，而是漸漸步入正軌，由此他認為，“經濟危機不是滅頂之災，不是倒退，不是不發展，而是發展比較緩慢。在曆次經濟危機中，都沒有倒閉的行業，隻有倒閉的企業，隻是說明在現在的生存環境下，對企業以及企業的決策者的要求更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