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及其未來走向 / 紅西子(附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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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來,政治是少數人的玩物;其政權結果,即少數人的玩具,建立在民生多艱所致的累累白骨上。社會主義的紅色高棉,極端一例,一幅透明的縮影。 

     如果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繼承和發揚,那麽,更無需、也無法確認“資本主義終將滅亡”的斷言。從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及其建樹中,我們百感交集地看到,資本主義理論與它的發展進步,具有了持續不斷的更新能力。

     製度、體製的正確,不可以一方滅絕、一方起立的結果來做簡單斷言——可是,這一點,卻在人民被日複一日的洗腦中,形成了一條偏頗而獨斷的是非標準。消滅,如果是一個終極目的,本身已經違背了辯證法,成為反唯物的觀點。消滅一個舊製度後,若無法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新製度,那麽,消滅行動本身已非正確。

     我國不斷地強調過去鬥爭的“勝利”,卻非以全民福祉為目的,必然墮入權力的無限反複的爭奪,而不做海納百川式的更新式接收,那麽,未來的道路隻有一條:在意識形態至上的專政下,走向消亡。

     讀《亂燉社會主義》有感。以下是全文轉載,作者:呂偉明


亂燉社會主義 

文/呂偉明 

 

    湯因比在論及文明消亡時說:“衰落起於內部的疾病,而且必然先於表麵的物質原因而出現。”他對此的解釋是:少數人不可能永遠保持著創造性,他們一旦失去了創造性,自然而然就失去了“影響那些沒有創造性的廣大群眾靈魂的魔力。”沒有了魔力,人民就不會再進行模仿了。如果照此推理,能夠以個人或集體的創造性統率整個國家的隻有封建君主製度和社會主義製度。前者的標誌是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和帝陵,後者的標誌是領袖思想模式和水晶棺。所以,我認為湯因比的理論有誤,站在任何體製巔峰的少數人是能夠被替換的,誰也不能長生不老,關鍵是這種替換的體製能不能將這個國家最新銳、最有活力的力量替換到新的領袖地位上來。如果不能,那麽就證明站在巔峰的少數人最終將權力私有化,由此從反麵證明社會主義製度和封建君主製度別無二致。 

 

    當權力被私有化,自然便產生了不公平的社會地位,由此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應。社會地位的不公平必然直接形成公民機遇的不對等。胡佛在論及政府權力時曾說:“我們將維護每個人以同等的機會在該社會取得相應的地位,而這種地位是他的知識、資格、能力和抱負所授權獲得的。”然而,在權力被私有化的國家體製下,知識、資格、能力和抱負都不能成為影響個人機遇的砝碼。杜波依斯曾說:“資本主義不能自我改造,它注定要滅亡,因為普遍的利己主義絕不能給全人類帶來社會福利”。誠然,一個利己主義的社會製度與共產主義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隻要能夠向統治階層源源不斷的輸送新鮮血液,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巔峰布滿社會精英,誰又能說資本主義製度已經日落西山? 

 

    社會主義大生產起源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摸索階段,國家政策是為了爭取工人階級,因此企業國有化便是為了將剩餘價值從個人手中收歸國家所有。後來,集體所有製成為國家所有製的補充。隨著實踐的深入,這些所有製慢慢失去調控市場的能力,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配給製越來越僵化。對公有製的發展,卡德爾早就有靈活的觀點,他認為不能靜止地、超越時間和空間去評價公有製的不同形式的社會曆史作用。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初期,實行國有製是必要的。但是若把國有製當成一成不變的信條,就會造成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脫離的某種形式的再生條件。因此,南斯拉夫實行的是社會所有製,“這是社會主義自治在所有製方麵的體現”。社會主義自治原則在政治上表現為代表團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人之間,聯合勞動組織之間,工業係統之間,各部門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利益和矛盾,這是自治利益的多元主義。然而這些矛盾不是對抗性的,可以用民主的方法協調解決。將所有的國家資源放到全社會中管理,並用民主方式協調社會內部矛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理想的設計。當然,南斯拉夫的最終分裂也是出於製度設計的原因。1970年,鐵托為維護國家安定和民族團結,確認每個民族都有同等代表參加國家管理,提出集體總統製的設想。集體總統製由22人組成,加入聯邦的每個共和國三人,兩個自治省各兩人,在鐵托逝世後每人輪流任職一年。鐵托之後,開國元勳們先後離世,領袖的個人威望漸漸被民族主義勢力取代。 

 

    卡德爾說,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後,國家機器強化的傾向和政治製度官僚化的危險,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大障礙,而工人官僚同工人階級的衝突具有階級衝突的性質。他推論說,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向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這個推論與毛澤東為打破“曆史周期律”所找到的答案相同。不過,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民主是通過廣泛的自治民主形式表現出來,也就是通過聯合勞動組織使工人直接支配自己的勞動條件和成果,通過各級代表製度使工人更廣泛地參加對社會各方麵事務的管理。在這種局麵下,國家機關變為自治社會的公共服務機構。當國家職能實現了社會化,也就為國家本身的消亡創造了條件。這是最接近馬克思的未來共產主義預測的一個曆史曲線圖。可是,在這個製度設計裏沒有政黨的位置。當國家職能實現了社會化,也就意味著除了國家立法之外,不再有統一的約束力量,政權便自然出現了弱化的趨勢,僅僅一個私有化浪潮就可以將社會主義政權推翻,並將工人階級釜底抽薪。

 

    波立特在分析英國二戰後的政治經濟形勢後,確定了英國共產黨的鬥爭策略:選擇議會政治路線。他設想將“議會轉變為一個代表絕大多數英國人民意誌的民主機構”,在“真正代表人民的議會的基礎上建立人民政府”,“這個政府將結束富人的統治,實現走向社會主義的變革”。半個世紀過去了,如果從政黨利益角度來分析,波立特的路線是失敗的。因為在資產階級政黨主導下的社會改良運動將一部分窮人改變成為富人,絕對貧困階層在慢慢減少。盡管富人統治依舊。

 

    格瓦拉是最古板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之一。他提出:“建設共產主義及其物質基礎的同時,我們必須造就新人”,然而他反對強調“物質刺激”,反對實行計件工資製,以至於取消了工人的帶薪休假。格瓦拉主張國家嚴格執行預算控製,加強對企業的集中領導和監督,反對給企業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利。依我看來,格瓦拉的思想固然有當時國際形勢緊張的成因,但在更大程度上,是那種“小國寡民”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想作祟,小國寡民自然有小國寡民的簡單計算方法。將整個國家的經濟都落實到數字上麵,永遠都不會出現“深圳速度”。

 

    格瓦拉的“遊擊中心”思想其實是二十世紀違背軍事常識的冒險行動之一,後來的美國政府營救伊朗人質行動可以與之相媲美。格瓦拉思想的主要內容有三個:第一,是“美洲各國人民解放的道路都將用武裝鬥爭來開辟”,“在不發達的拉丁美洲,武裝鬥爭的場所基本上應該是農村”。這一點是正確的,也和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遊擊戰終極戰略暗合;第二,是“拉美各國人民應以古巴為榜樣,立即建立遊擊中心”,因為“幾乎所有國家已經具備條件進行這種類型的戰爭”。這一點就有些主觀,因為古巴模式在當時條件下幾乎是不可複製的。第三,格瓦拉認為,遊擊中心的建立最初隻需要依靠那些能“扭轉乾坤”的“天使”和“人民精華”,這些人應該“意誌堅決、視死如歸”,其人數隻需要20至30人。當第一個遊擊中心人數增加到100至150人時,再派一部分戰士去開辟第二個遊擊中心,依次逐漸增加。這一點徹底顛覆了遊擊戰是“人民戰爭”的本質。當格瓦拉用英雄主義來主導軍事行動的時候,遊擊中心和流寇已經沒有本質區別。

 

    庇隆認為“一個沒有理論指導的政府等於沒有靈魂的軀體”,因此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張稱為正義主義,以“社會主義、經濟獨立、政治主權”為綱領性口號,其中的核心便是“第三種立場”理論。不過,庇隆的“社會主義”非常褊狹,僅僅包括實行增加社會福利的措施、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者的物質待遇。他的正義主義學說的最基本原則,“是與各種對抗力量保持等距離而處於理想的協調狀態,可以通過抑製兩個極端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點。”這就是所謂的“第三種立場”。說白了,就是將帝國主義分為“資本帝國主義”和“共產帝國主義”,對兩者都保持距離,對誰都有禮貌,對誰都不得罪。所以,在後來的英阿馬島之戰中,阿根廷成為全世界的棄兒。

    1927年,阿亞在世界第一次反帝代表大會上,公開反對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宣稱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論斷隻適用於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不發達國家來說,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最初階段。不發達國家必須鼓勵帝國主義的發展進程,建立起資本主義,從而產生領導被壓迫者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和中產階層。阿亞並沒有意識到,他的觀點意味著在他這一代根本無法驗證。後來,阿亞與社會主義理論漸行漸遠,四十年代初,他將美國稱為“建設性帝國主義”,將德國和蘇聯稱為“種族帝國主義和極權帝國主義”,並主張對這兩類“帝國主義”區別對待。然而,阿亞在拋卻社會主義理論之後迷失了方向,他的“美洲印第安主義”本意是想將民族主義運動和玻利瓦爾的理想結合起來,但是目的卻是為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強者統治弱者的社會製度,已經陷入不可能的空想。

                                                                                       十

    蘇加諾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充其量他隻將馬克思主義看成一種科學方法。然而在他的建國五原則裏,將民族主義、人道主義、民主協商、社會繁榮和信仰神道混合在一起,這說明馬克思主義一直是蘇加諾民族主義旗幟上的裝飾品。例如,在他的“馬爾哈恩主義”理論中,無產者被包括在“貧農”的概念之內。蘇加諾否認無產階級是一個獨立存在的階級,也就否定了它在印尼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再例如,蘇加諾的“納沙貢”理論提出民族主義、伊斯蘭教和馬克思主義三大政治勢力應該互相調和,團結合作,共同爭取民族獨立。蘇加諾因此建立了反帝反殖民統一戰線,但是卻模糊了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特別是與伊斯蘭教的原則區別。這兩個理論最終使蘇加諾贏得了政權,但也最終喪失了統治基礎。 

十一

    尼赫魯的“社會主義”允許資本主義存在,他將政府重心放在發展公私營並舉的混合經濟。一方麵,他主張基本工業、戰略性工業和公用事業為國家所有,建立公營經濟,並盡快予以發展;另一方麵,他又認為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起著重要作用,但要加以限製。尼赫魯認為兩者並不矛盾,必須看成一個整體,為此他主張在經濟計劃的途徑下,公私營應各有自己的經營範圍。於是,印度的貧富差別在混合經濟的背景下,以空前速度擴大起來。綿延到今日,印度不僅有富豪屢屢衝擊世界首富榜的位置,也擁有世界上最壯觀的貧民窟。尼赫魯的觀點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基本相似,那麽,中國的貧富差別又該用什麽方法來避免或者縮小呢?

十二 

    與庇隆不同,班達拉奈克是在佛教的影響下,企圖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即所謂“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將會左傾,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製度將會匯合在民主社會主義的中間點上。在國際關係上,他采取中立政策,不參加任何陣營。因為當時國際形勢錯綜複雜,斯裏蘭卡孤懸海外,參加哪一個陣營都不保險。然而班達拉奈克的思想逐漸成為自由黨對外主張和平、中立、不結盟,對內實行國有化經濟政策的基礎,這也是一個弱國的必然選擇。可惜的是,弱國無外交,斯裏蘭卡獨立後,一直備受民族分離主義的摧殘和印度的染指,這是客觀條件的原因,與先進的思想無關。

十三 

    同樣是標榜社會主義,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最離譜,因為他主張信仰宗教、實行全民民主、在合作範圍內實行土地私人所有製、反對暴利、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衝突和矛盾。不能不這麽認為:納賽爾想同時扮演穆罕默德和甘地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角色。然而,納賽爾認為:“沒有經濟上的獨立,政治獨立是沒有價值的”。他對這一點看得很準,因此收回了蘇伊士運河,因此與以色列勢同水火,因此丟掉了西奈半島。

十四 

    當齊臘納納宣稱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者”的時候,這個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百分之百的事了。齊臘納納說,馬達加斯加的社會主義是一種獨特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反省的社會主義,受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啟迪的社會主義,但首先是切實可行的和人道的社會主義,它將不頑固堅持那些常被事實拋在後麵的偉大理論而生存和興旺下去。這個社會主義將在勞動、平等、博愛及對祖國的熱愛中,在我們祖先的社會主義傳統的覺醒中建設起來”。這種“社會主義”的標誌,一方麵是實行“計劃化”。另一方麵是使用“社會主義方法”,如建立合作社、混合經濟公司,甚至共管公司,以彌補私人主動性的不足或避免弊端,並不妨礙私人企業製度的發展,國家實行自由主義方針。齊臘納納說“馬達加斯加社會主義不是針對資本家”,並且他甚至說:“我反對一黨製,我相信一個建設性的反對派的效能”。如果將齊臘納納的理論用於實踐,馬達加斯加現在必定成為一個強國。然而,在齊臘納納任總統的十四年時間裏,他對內獨裁,對外奉行親法政策,經濟惡化,1972年10月被迫下台。華美的詞藻可以將一個卑鄙的人塑造得無比高尚,但是卻不能掩蓋政權的本質。

                                                            2009年2月9日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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