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這個名字一直是我所敬重的，不為別的，1974年11月10日，一張名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 - 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大字報貼在廣州北京路口，那張大字報很轟動，是幾個人寫的，後來知道其中之一就有王希哲。這幾個人再後來成了“反革命集團”，據說為首的李正天在中山大學還遭萬人大會批判，大字報的內容當時讀過現在早就沒印象了，大致知道它是主張民主反對“個人迷信”的。那時，敢於主張還敢於公布就足以令人敬佩。
以後的事就知之寥寥了，大致是他們都平反了，然後各奔前程，據說王希哲跑到美國去發展，還聽說他屬於民運那夥人裏的一個，也沒在意，跑到美國去發展的人不少，魚龍混雜，不知老王屬龍還是屬魚。沒見到他有什麽大作，隻聽說改主意致力於嘬合國共兩黨合作了，也無可厚非的。大概在06年初吧，“老三屆論壇”裏載了一篇《王希哲是大混蛋》的帖子，因涉王故，細讀了，知道那個帖子的作者是抨擊老王歌頌義和團的，隻是沒讀到老王那篇歌頌文字，也不知道老王主張些啥。現在看見這篇老王新作，題目叫做《民族主義也是個好東西》，認真讀了一下，內有“義和團是中國人民蒙昧時期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欺侮的初級抵抗。不錯，它帶有很大的消極麵和野蠻麵。但是任何成年人都有他的兒童蒙昧時代，任何成熟的運動都有它早期的粗糙原始的非理性階段。義和團的主流，則代表著中華民族在帝國主義侵略麵前的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滑稽了，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打得如此窩囊怎麽都沒瞧見義和團出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倒是沒有戰爭的時候他們卻鬧騰開了。一句話，義和團之所以興起，跟西太後鎮壓維新運動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朝廷通緝殺戮“康黨”，用暴力肅清“新政”，義和團有了報效朝廷恢複舊製的機遇，於是跳出來一逞其“消極麵和野蠻麵”，他們認定“教民”也是“康黨”，有恃無恐地殺之劫之，既體麵又實惠。知道老王有如此陳腐見識，覺得確實“廉頗老矣”，不知是否到了“一餐三遺矢”的地步，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氣魄倒是挺足的。
文章一開篇，老王就說：“
沒錯，老孫的“三民主義”之首便是民族主義，倘若我們稍微讀一點曆史資料，不難知道，他這個“民族主義”是完全秉承蘇俄旨意製定的，首先是吳廷康（維經斯基）起草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經斯大林認可由共產國際寄給老孫的蘇俄顧問鮑羅廷，鮑據此《決議》一字一句修改審定了孫的“三民主義”，鮑的工作筆記寫道：“應當指出，共產國際關於應該怎樣看待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提綱在一定程度上為這個文件奠定了基礎。”蘇俄駐北京使節加拉罕致函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關於民族主義一條非常有意思，那裏的民族主義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聲明的精神解釋的”，加拉罕對於孫中山“如此馴服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興高采烈。
完全按照外國主子的旨意製定並經外國顧問修改製定的“民族主義”，也能算民族主義麽？滑天下之大稽！老孫為的隻是得到外國主子的資助，大批武器、軍事顧問、大量金錢幫他打內戰，他報以犧牲外蒙古以及中東鐵路的主權，這等民族主義如果還有一點民族味道，那麽，溥儀、汪精衛也都可以喚做“民族主義”了！把國家權益出賣給日本算是“”，出賣給蘇俄算是“民族英雄”，中國式思維之邏輯何在？其實，蘇俄牽線老孫手舞足蹈的“民族主義”不過是轉移中國人視線，使他們拚命地跑到前門鬥“西方列強”，從而任由蘇俄從後門盜走外蒙古、唐努烏梁海以及中東鐵路權益的障眼法。中國有太多雞腦，沒想到大名鼎鼎的老王也如此淺薄，《王希哲是個大混蛋》看來說得沒錯。他判斷是非的準則不是自己的思維與判斷，而是瞄著大人物的臉色，投其所好而已。回顧當年那張大字報，“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似乎有理由懷疑他的動機隻是為了表忠，可惜拍錯了馬屁，反倒被踹了一腳。
然後就是老王以下的說道：“‘極端民族主義’和‘正當民族主義’怎樣區分？
民族主義本身就是陳腐的觀念，所謂“極端”與“正當”充其量不過激烈程度有差別，沒有本質差異。按照“百度百科”所提供的定義：“民族主義是以本民族為思維起點，以本民族為思維終點的民族自我中心主義。它由共化原則和排外原則組成。共化原則是這個民族能有效地維持這個民族內部人員集體認同的一切物質和精神因素與結構的總和，包括生產方式，社會製度，地理環境，精神價值信仰，生活習慣和語言文化等等。而排外原則則將這種集體認同的總和作為僅僅是自己單個民族的利益與價值標準，從而排斥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所以民族主義的本質就是民族的自我中心主義，外民族的平等利益與價值觀是被排斥在外的。”我認同這個定義。值得一提的是，在1979年及之前的《辭海》裏，民族主義也是不妙的，它隻是“資產階級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原則。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家起著不同的作用。”而且，“在民族問題上，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是國際主義，不是民族主義。”故，老毛和老周多次耿耿於懷地表示：斯大林一直懷疑我們是民族主義者，直到抗美援朝，他才相信我們是國際主義者。
利比亞獨裁者卡紮菲在其《綠皮書》裏有一段描述倒是挺實在的：“部落是繁衍和擴大後的家庭。所以，部落是一個大家庭。民族是繁衍和擴大後的部落，所以，民族是一個大部落。世界是經過生息繁衍而分成眾多族係的民族。所以，世界是一個大民族。”這段話至少說明了民族主義其實隻是人們從原始部落（其實還要早，是從動物世界裏）帶來的一根尾巴。人類文明積澱到現在，那根尾巴早已成為累贅並且很難看。泰戈爾在《西方的民族主義》裏說過：“民族的概念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最強烈的麻醉劑。在這種麻醉劑的作用下，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毒的利己主義計劃。”他說明了民族主義的危害性，這個危害性在希特勒、東條英機那裏早已證明過了。蕭伯納則借《英國佬的另一個島》說：“一個健康的民族不會意識到自己的民族性，就像一個健康的人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身體一樣。”他這段話道出那些津津樂道民族主義的群體內心的虛弱與病態。
民族主義是所謂“西方文明”的產物，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麽民族主義，隻有宗族傳統與忠君主義。就連“民族”這個詞，也是清末時才從日本引進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為臣綱；家長、族長、官長、皇上或領袖，總之一係列“隻唯上”的權力體係，充其量不過是在共化與排外問題上同民族主義有相同嗜好而已，它完全不具備近代民族國家那種內部監督與製約機製，算作“大家族主義”似乎更準確。老王所羅列的那些事例，其實不過是鄉下那些大家族連同其家奴在內，風聞鄰居有所冒犯於是全體不分青紅皂白一窩蜂“共禦外侮”之另類表現罷了；倘若是主子在外受辱，奴才更是必須迫不及待要替主子討回麵子，說它是民族主義，恐怕還有辱慢了民族主義之嫌。盧梭在他的《論科學與藝術》一書中並沒有忘記譏諷幾句：“如果科學可以敦風化俗，如果它們能教導人們為祖國而流血，如果它們能鼓舞人們的勇氣，那麽中國人民就應該是聰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沒有一種邪惡未曾統治過他們，如果沒有一種罪行他們不曾熟悉，而且無論是大臣們的見識，還是法律所號稱的睿智，還是那個廣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於愚昧而又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麽他們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麽用處呢？他們所滿載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到什麽結果呢？結果不是充斥著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們嗎？”魯迅也曾挖苦道：“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裏，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汗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誰若是相信，一個先跪倒在蒙古人膝下後又跪倒在滿族人膝下的族群會有民族主義，腦子一定進水了。
應該看到，中國式民族主義或者老王說的“中華民族主義”之所以在目前突然盛行起來，其實質就是集體主義對於自由主義的討伐。民族就是一個集體，一個依據種群關係湊合起來的集體，跟部落是一個集體同樣。自由主義才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境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描述他的理想社會時也說：“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黨同伐異是痼疾，不僅伐，而且須“一統”。在西方文化裏各種思潮都可以存在、張揚，但決不允許任何一種主張“一統”其他；東方文化正相反，幾乎每一種思潮都夢寐以求把別人“統”至麾下，於是隻能奪取權力以助之，否則是“一統”不了的。如今，馬主義毛思想日漸衰落，否則作為開國元勳之一的鄧公不會壯士斷臂毅然決然改革開放，隻管“照過去方針辦”就萬事大吉。它顯然已經不可能完成這個“一統”任務之時，“國學”夥同“中華民族主義”當仁不讓地跳出來也不奇怪。你隻要看看，當那些狂傲的“中華民族主義”者剛剛狂熱地利用金晶說事，偏偏小姑娘理智地不讚成他們的“抵製”主張，他們立即轉向撒潑謾罵，可知他們執行的不過隻是打著民族招牌的集體主義罷了。這個主義決不肯允許一絲一毫的離經叛道言行，所堅持的隻不過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翻版。
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階段，民族主義早已在世界大多數地方成為過街老鼠，我們中國卻冒出來這麽一批“中華民族主義”者，那是權力壟斷教育製造出來的劣質產品。我們不難看出，中國那些堅決抵製西方文化的人士，恰恰熱衷於拾取人家已經揚棄了的“牙慧”，例如民族主義。他們撿起人家扔掉的舊武器，為的隻是抵禦人家曆經艱辛通過實踐檢驗的更先進更現代的東西。靠這批人實現“未來民主中國”恐怕隻是笑話，但靠他們延續中國式專製還是有希望的，至少可以做到苟延殘喘。
我們從讀曆史中可以看到，大清朝廷以及義和團之類抵製西方文化可以算作“防禦作戰”，借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界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除了淒淒慘慘戚戚的鳴冤叫屈之外，還有老毛的豪壯：“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遺憾的是世界潮流是擋不住的，於是才有改革開放，網開一麵引進西方文化的部分成果。效果迅速顯現出來，腰包鼓脹起來了，阿Q一旦發現祖上很闊，暴發戶的脾氣頓時膨脹，然後就有“文化超越”論調。這種論調屬於“進攻型”的，很為老王誇讚的那批人恭奉並身體力行，滿世界招搖呐喊。問題不在於世界能否“平等待我”，而在於我們能否“平等待人”，我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信守孔子《春秋》之訓：“不以中國從夷狄，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所謂“文化超越”應該首先超越自我，而不是一味指望超越世界。我們隻有老老實實融入世界而不是與之對立，才可能在未來謀一席之地。老王還忘記了一條根本：民主自由是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國人也不例外，誰企圖阻攔這個需求注定會失敗。羅曼.羅蘭在其公開信《約翰.克利斯朵夫致中國兄弟們》裏說：“我不知道什麽叫做歐洲，什麽叫做亞洲。我隻知道世界上有兩種族類：一種是向上的靈魂的族類，另一種是墮落的靈魂的族類。這一邊人們用耐心、熱情、固執和勇敢的力量衝向光明，衝向一切光明：科學、美、對於人類的熱愛、共同的進步。另一邊是侵略的力量：陰影、蒙昧無知、麻木不仁、執迷不悟的成見和粗暴的舉動。”我們如果稍加留意，不難看到，那些“中華民族主義”者們難道不是一直在表演著“陰影、蒙昧無知、麻木不仁、執迷不悟的成見和粗暴”嗎?
附錄：
王希哲：《民族主義也是個好東西》
民主主義是好東西。民族主義呢？也是個好東西呀！
極端民族主義不好，是個壞東西。因為它障礙了中國走向世界，擁抱現代世界文明，但正當的民族主義，卻是個萬不可缺的好東西，因為它支持中國人民站起來，無論經濟、政治、文化，都以堅強的自信武裝自己的精神，而求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那麽，“極端民族主義”和“正當民族主義”怎樣區分？
若人並沒有侵略我，壓迫我，侮辱我，我無故傲慢他國、他民族，或出於自卑的陰暗心理敵視他民族，無理將本國的狹隘利益淩駕他國利益之上，這才是要不得的“極端民族主義”。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一下這次席卷海內外的中國國人民反藏獨護聖火愛國民族主義運動，它是正當的正義的民族主義，還是“極端民主主義”？
今年三月以來，是海內外的中國人無理挑釁西方列強，冒犯它們，侮辱了它們嗎？不。恰恰相反，是頑固偏見的西方列強，在某些勢力的唆使下，首先無理向中國發難，企圖以北京奧運為“人質”，借助預謀的西藏暴亂，縱容暴力幹擾和侮辱奧運火炬傳遞，公然支持分裂中國勢力，這就冒犯了中國人民的主權利益和尊嚴，引起了中國人民普遍的憤怒。他們發動起來，組織起聲勢浩大的堅決抵抗運動，回擊了對中國人民的冒犯，使西方列強和他們的仆從輿論工具意識到中國人民不可輕侮，認識到中國海內外各界華人可以不喜歡共產黨，但在維護中華民族國家主權利益上，是完全可以與共產黨站在一條戰線上的。
這場運動，不是什麽“極端民族主義”。它是最正當最正義的中華民族主義。是西方列強的極端反華主義，引起的現代中國人民正義的反抗。隻要西方列強發現了自己的錯誤，願意修正自己的錯誤，改變極端反華辱華行為，站在“平等待我”的立場幫助中國，理解中國，因而采取恰當方式批評中國政府（這次布什政府應該說就相對的有分寸），今日海內外中國人民的主流，決不會敵視西方，不會有任何的所謂“反西方”，更不必說幾十萬的海外青年留學生了。
現在海內外的自由派“精英”們卻在極力地攻擊這場愛國民族民主運動，把它歪曲為反西方運動。自80年代《河殤》以來，侮蔑、抹黑、妖魔化民族主義，並成功地負麵化了民族主義，成了精英們的職業。不徹底負麵化民族主義，精英們代理西方列強對中國利益，就難以使自己獲得合法性，就難以克服包括自己在內的心理殘存的最後一絲良心。
按照精英們的說法，這場愛國民族民主運動是被煽動的“民族主義”。那麽，海內外華人不被“煽動”又該如何呢？難道眼睜睜看西方列強趁西藏暴亂，縱容暴力搶奪和侮辱奧運火炬傳遞，鼓動分裂中國，冷冰冰旁觀而無動於衷，不敢對西方老爺說個“不”字，才是本分應該的麽？西方奧運火炬辱華事件發生，海外華人留學生尚未動員之時，精英們不是已經大聲歡呼，說是中國人民都支持西方的辱華行徑麽？人民一動員，不合你們的期盼，你們就開罵。怎麽你們隻許自己的極端反華主義，卻要抹黑和侮蔑海內外中國人的正當正義民族主義呢？
罵“義和團”？義和團是中國人民蒙昧時期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欺侮的初級抵抗。不錯，它帶有很大的消極麵和野蠻麵。但是任何成年人都有他的兒童蒙昧時代，任何成熟的運動都有它早期的粗糙原始的非理性階段。義和團的主流，則代表著中華民族在帝國主義侵略麵前的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罵義和團，罵今天的愛國民族民主運動，從曆史否定到現在，將“民族主義”妖魔化負麵化，這一切，無非是精英們對中國人民實行精神繳械，要去除中國人民精神的武裝罷了。
還有“民族主義是雙刃劍”，嘮叨不休。老王說過，雙刃劍？有哪兩個刃？一個刃向外，是對著帝國主義的。一個刃向內，是對著政府的。如果政府對帝國主義的欺侮軟弱，不敢抵抗而賣國，人民就打倒它。這個刃有什麽不好？五四運動使用的，就是這個雙刃劍。精英用“民族主義是雙刃劍”天天嚇唬中共政府，天天盼著中共政府出手去鎮壓“民族主義”的人民愛國運動，說穿了，無非是想拉著中共政府入他們的夥，去共同出賣中國的民族利益罷了。精英們明白，其實共產黨內的右派，早就與他們是裏外呼應的一夥了，因此需要“民族主義雙刃劍”的提醒。雖然右派專政了，精英們未必就會特赦這些共產黨右派。精英們口裏的“人權”，無非如此。
人們常說，“台灣比大陸更好地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深究一下，為什麽呢？因為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的第一主義：中華民族主義。台灣中華民國藍色的知識分子，無論老少，幾乎都是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中華民族主義者，沒有斷層，這點與大陸很不相同。而大陸知識分子，特別是80年代前後登場的“精英”，卻幾乎是整一代的反民族主義反愛國主義的“普世民主”國際主義者。他們似乎是共產黨的叛逆，實際上，本身就是共產黨右派80年代拋棄了社會主義而又沒有民族主義填空的混亂時期統治路線的產兒。
中華民族主義推動下，70年代愛國保釣運動在波士頓孕育了今天的馬英九，我們堅信，經過了今天幾乎是一場“世界戰爭”的風雲洶湧的反藏獨保奧運愛國民族民主運動，從倫敦、溫哥華、渥太華、巴黎、舊金山、堪培拉、長野、漢城…漫長戰線的“80後”青年留學生中，一定能產生出傑出和優秀過馬英九百倍的未來民主中國的“馬英九”總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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