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麽要懷疑西方的“普世價值”

來源: 狂風於 2009-02-07 13:30:22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21877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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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麽要懷疑西方的“普世價值”

　　冷戰結束以後，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價值取代了過去的反共大旗。關於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經常掛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等等。且不說這些是不是公認的普世價值，僅就西方竭力甚至強行在當今世界推銷，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別是對於我們中國，更要打一個問號。

　　一、從東西方關係看普世價值

　　1840年，西方憑借大炮和鴉片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東西方也進入了全麵交流時代。在這此後的100多年間，西方在東西方關係上一直是處於支配地位，對中國更是極盡掠奪和欺淩之能事。甚至即使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是西方的盟友和戰勝國，也仍然無法避免西方對中國利益的侵占和出賣。眾所周知，一戰後，西方主導的“巴黎和會”把戰敗國德國在青島的權益轉交給日本；二戰後，英國和美國更聯手瞞著中國把東北利益出賣給蘇聯，英國甚至繼續蠻橫占據香港，拒絕交還中國。當麵對這種隻追求自身利益、毫無誠信而言的西方所推銷的東西時，怎麽可能讓中國人相信是為了中國好呢？退一萬步講，即使這次西方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中國鑒於過往慘痛的曆史，本著“吃一塹長一智”的古訓，怎麽可能毫無戒備地接受呢？

　　其次，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與世界日益成為一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共同體；當麵對經濟危機時，還是命運共同體。然而，即便如此，當中石油於2005年收購美國一家陷入困境、規模也並不大的石油公司時——這是一件買賣雙方都無異議、單純得不能再單純的商務活動，美國國會、美國政府卻橫加幹涉，強力反對，認為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或者國家安全。一件單純的商務交易尚且如此，更不用說美國先進的科技和軍事裝備。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何以西方當做價值核心的普世價值卻沒來由地大方得很，不但積極推銷，甚至還要強買強賣。這和中國購買美國石油公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麽藥，實在令人犯思量。難道石油公司比普世價值更重要？所以才導致西方寧可把普世價值推銷甚至是免費送給中國，也要把石油公司留在手裏甚至繼續虧損也無妨？當然，如果從純商務角度看，美國除了不賣給中國石油公司、高科技和先進軍事裝備，有一樣東西是向中國大力推銷的，而且是由美國的財長親自到中國來推銷，這就是美國的“兩房”債券，也就是現在俗稱的“毒債券”。至於後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西方你不能怪中國對你的積極推銷抱懷疑態度，甚至拒之於千裏之外。畢竟，萬一普世價值是兩房債券，什麽時候中國就毀在這上麵也未可知。

　　最為可疑的是英國。“民主國家”英國統治香港150多年，就是不給香港人民民主權利。但就在中英雙方簽訂香港回歸的協定後，英國人突然對香港的民主熱心起來，主動要推進香港的民主。顯然，如果香港實行民主對英國有利的話，英國早就讓香港民主化了。而當香港回歸中國不可避免的時候，英國人才恍然大悟突然要搞民主，不惜違反中英兩國所簽協議的有關規定，不惜得罪中國，其司馬昭之心就路人皆知了。於是乎，國際社會上出現了這樣不可思議的一幕：一個西方眼裏不民主的中國，僅僅在收回香港十年後，就釋法推動香港特首直選；而一個西方眼裏民主的英國，在統治香港150多年間，居然一直拒絕在香港實行民主！當然，這件事上其他西方國家也同樣可疑。為何英國統治香港時，美國等西方國家並不向英國施加壓力迫使其實行民主？

　　最後，在西方眼裏，西藏是人權問題，台灣是人權問題，俄羅斯的車臣是人權問題，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也是人權問題。然而，何以西班牙對巴斯克大開殺戒不是人權問題，土耳其派軍越境到伊拉克清剿庫爾德人也不是人權問題，英國在北愛爾蘭濫殺無辜還不是人權問題，魁北克被加拿大聯邦取消公投權利仍然不是人權問題？就隻因為他們是北約成員，是西方的一分子？！

　　從東西方160年曆史看，西方主動式、強迫式地向中國推銷的東西確實不少：初期有鴉片、治外法權、租界，現在則有“兩房”債券和普世價值。前幾樣，已證明是毒害或損害中國，隻有普世價值還待確認，也許已經吸取了眾多經驗教訓的中國人民，已經不會再給西方一次機會了。

　　二、從民主與自由、人權、平等的關係看普世價值

　　如果我們再回到西方極力推崇的普世價值本身，即捆綁在一起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仍然令人疑惑叢生。因為從西方民主國家300多年的曆史來看，至少民主和自由、人權、平等並沒有天生的必然關係，甚至是毫無關係。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憲政國家。但這個製度建立後卻並沒有帶給人民自由、平等和人權。對內采用殘酷的“羊吃人”的圈地運動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同時立法禁止失地的農民乞討——連乞討的自由都被剝奪——隻能被迫成為新生的工人階級，在沒有任何勞動保障的環境下每日工作12至18個小時，所得甚少。更別說政治上的選舉和被選舉權。這個時候的英國民眾可以說是完全的無人權、無自由狀態。對外則通過殖民掠奪、武力擴張、販賣黑奴積累了龐大的肮髒財富。當愛爾蘭被強行並入英國後，發生嚴重的饑荒，英國不但不救助，而且阻止其他國家的援助。甚至在災荒最嚴重的幾年間，愛爾蘭仍然大量向外輸出糧食。在長達200多年的時期，英國人民別說什麽人權，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權都受到威脅。隨著財富的增加和下層民眾的強烈抗爭，“民主製度”下的英國才慢慢不得不建立社會保障體係，擴大選舉的範圍——從過去的貴族、有產者向城市男性勞動者、農村男性勞動者和女性擴展。英國婦女作為最後一個得到選舉權利的群體，是在付出暴力、絕食、自殺等代價以及在一戰時的巨大犧牲和貢獻後才得到的。瑞士則到上世紀70年代才給予女性投票權，實現了西方所宣揚的普選。

　　法國大革命被認為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革命中誕生的自由、平等、博愛原則響徹雲霄。然而，推翻了王室、僧侶和貴族統治的資產階級，立即成為新的特權階層。曾同為第三等級的下層人民轉而成為被鎮壓和盤剝的對象。當然，和英國一樣，在100多年過後，隨著財富的增加和人民的暴力反抗，這些民主國家不得不做出讓步，建立保障體係，擴大選舉權，最後發展成為今天的模樣。

　　美國獨立時喊得最響的就是“人人平等”。然而包括華盛頓在內的眾多開國之父們大多是奴隸主，蓄有黑奴。美國內戰時，打著廢奴旗號的林肯總統，他的夫人家裏就是養黑奴的大家，而北方的軍隊就被擁有眾多黑奴的格蘭特將軍率領（頗為反諷的是，南方軍統帥羅伯特·李反而沒有黑奴）。在剛開始通過的美國憲法中，居然沒有人權條款!而就是在這部憲法中，在南方奴隸主的要求下，在眾議院按人口比例選舉議員，南方蓄奴州的黑奴（在當時是按奴隸主的固定資產來看待的，不交稅，沒有投票權）按3/5的人口數計算。美國獨立後，開始了工業化進程。英國和法國原始積累的一幕再現美國。這期間，對所有的工人罷工一律鎮壓。現在的“八小時工作日”和“五一”勞動節就是芝加哥工人用鮮血換來的。二戰後，美國已成為全球頭號強國。然而，美國國內仍然實行嚴格的種族隔離製度。所有的公共場所，甚至教堂、墓地都要分黑人、白人。於是，無法忍受的黑人長達10多年間，用暴力或和平的方式爭取自己的權利，終於在1965年得到了公民權和選舉權。而女性記者可以參加白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也是在肯尼迪時代才實現的。

　　縱觀西方民主300多年曆史，民主確實和自由、平等、人權沒有必然的聯係。但西方為什麽要歪曲曆史，把民主和自由、人權、平等掛起鉤來，是非常需要打一個問號的。至於西方把包裝起來的普世價值當作謀利的外交工具，就更有違普世價值的本意了吧。

　　三、從民主在西方的曆史演變看普世價值①

　　如果從古希臘民主算起，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經有2500多年的曆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民主在西方，2000多年來，無論是先賢先哲，還是精英政府，不少人對民主持強烈的否定甚至厭惡態度。而僅僅是最近這兩三百年才算是扶正，特別是冷戰後才躍升為現在的崇高地位。

　　在西方，有產階級和知識精英反對民主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大多數人是無知無識的，他們對問題的看法經常是錯誤的。而政治是專業人才的領域，但專業人才永遠是少數。二是由於大多數人都是無知無識的，就很容易受人蠱惑、擺布，特別是被無恥而又有野心的鼓動家利用。因此，他們得出結論：多數人一旦獲得參政的權利就會變成集體暴君。因此，在他們眼裏，民主就是占多數的窮人對富人橫行霸道的製度。這種觀點從蘇格拉底到美國的開國之父那裏都能找到影子。《柏拉圖對話錄》曾記錄下蘇格拉底這樣一段對話：他力圖說服某人，作決定時不應受民意的左右，因為大眾大多是無知的，他們的意見不值得采納。色諾芬在《蘇格拉底回憶錄》中，就通過對話得出“民主實際上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暴政”的結論。至於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更深信，隻有哲學家才能充當統治者，普通民眾沒有能力也不適於管理國家。由於民主讓所有的人參與，他認為這就取消了分工和專業化，其後果是讓政治變成一種無效率的東西。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把民主定義為“適用於窮人控製政府的體係”，“包含著專製君主的性質，簡直不能算是一個政體”。柏拉圖師徒都深信，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平等，政治製度的設計就必須反映這種天然的不平等。

　　同一時代的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和波裏比阿也對民主持否定的態度。在《伯羅奔尼撤戰爭史》中，修昔底德提供了雅典民主導致敗壞、墮落、濫權、不講法製、壓製富人的大量事實。波裏比阿則直指民主是建立在不講原則的平等和自由之上。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羅也對民主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把地位不平等的人置於同等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平等”。在他看來，正是民主帶來的無序和混亂，才導致雅典的滅亡。

　　進入公元後，歐洲陷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民主更成為反麵和被抨擊的對象。中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奎那就認為：“不義的政治可以由許多人行施，那就叫做民主政治。當平民利用人數上的優勢來壓迫富人時，這種政治就是暴民統治。”民主政治不過是暴民政治的別稱而已。

　　歐洲進入文藝複興時期，盡管掀起了整理、學習和研究古希臘、羅馬精神遺產的熱潮，但民主卻依然無法改變被否定的命運。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馬基雅維利鼓吹羅馬式的“共和政體”和民主的最大區別在於不能讓人民當家作主。而整個文藝複興時期的主流也是認為民主主義不過是“愚民、暴民”統治的代名詞。

　　17世紀，歐洲進入啟蒙時代。這些啟蒙大師又是如何看待民主的呢？英國偉大的政論家、詩人彌爾頓一方麵高呼“對於暴君，人民有權反抗，人民的權利至高無上”，但另一方麵他卻認為必須由少數開明者強迫多數人接受自由，否則多數人可能出於卑劣的動機迫使少數人成為奴隸。英國的洛克強調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但認為人類的未來隻能由少數人掌握，隻能由開明者掌握。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天賦人權”是財產權！

　　法國百科全書派是重要的啟蒙運動派別。但他們政治上的主張大都十分保守，主張開明君主製。孟德斯鳩一方麵激烈抨擊專製政體，但又認為，在民主政體下，平等精神會走向極端。由此產生一窩窩小暴君，而且很快自由就會消失，單一暴君就會出現。因此，他主張英國式的有節製的君主政體。伏爾泰主張“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他認為民主政體“隻適合於非常小的國家。即使如此，也會出錯，因為它是由人構成的，相互傾軋在所難免”。狄德羅則更直截了當，認為一個種族的未來不能掌握在多數人手裏，未來隻能抓到像他自己一樣有教養的人手裏。他為《百科全書》編寫的“民眾”詞條寫道：“民眾是愚昧與遲鈍的”。

　　在那個時代，盧梭是一個少有的例外。他傾向於直接民主製。因此，他對於英國的議會製大加批評：“英國人自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隻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時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值得一提的時候，當時英國700萬人中，有權投票的隻有25萬人！隻有這25萬人在投票時才有自由，剩下的600多萬人連投票時也沒有自由。但盧梭也認為“真正的民主製從來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因為“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那是違反自然的秩序的”。因此，當波蘭人請他設計一份民主的憲法時，他卻勸告波蘭人選擇世襲君主製。

　　德國的康德也認為民主不是一種合理的政治製度，因為它不是建立在從事物的永恒秩序中生發出來的理智和正義之上，而是多數人隨性而為的結果。

　　法國大革命揭開了人類的新篇章，但法國大革命高舉的大旗是“自由、平等、博愛”而沒有民主。盡管如此，有產者仍然把法國大革命當作民主發作的後果。民主被當成“財產掠奪、暴民政治、紅色恐怖”的代名詞。柏克詛咒這種純粹的民主製是不光彩的寡頭政治，並指責“純粹的民主製就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大衛·李嘉圖認為，選舉權隻能賦予那些不會推翻私有財產權的人。當英國發生大規模的憲章運動爭取普選權時，英國曆史學家麥考萊認為，普選權意味著“私有財產以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終結”。

　　美國獨立之後，民主也長期受到開國之父的冷遇。與現在美國總統張口閉口民主不同，從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到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再到第三任總統傑弗遜都絕口不提民主。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更認為：“政府若采用民主形式，與生俱來的就是麻煩和不方便，人們之所以譴責民主，原因就在這裏。”如果查看《美國製憲會議記錄》,充滿了對民主的聲討。民主總是和“愚蠢、過分、危險、罪惡和暴政”連在一起。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大談美國的共和政體如何勝於民主政體。

　　然而，民主最終成為西方的核心價值和外交工具則是出於以下三個原因：一是人民發起的聲勢浩大的運動，迫使西方資產階級不斷做出讓步。二是西方對民主加以限製，比如提出“憲政民主、代議民主、程序民主”等修飾詞，以確保保護私有財產的底線。民主等於被閹割和馴化乃至篡改。三是通過一段時間的普選實踐，他們發現在媒體和財富仍然在他們控製之下的普選，自己的權利不但沒有受到損害，反而更增加了政權的合法性，更可將社會不安定因素消除於無形，特別重要的是並沒有出現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在這種背景下，民主便成了顯學，成了西方統治最為有利的工具。

　　四、從一個世紀的全球實踐看普世價值

　　民主在西方確定“獨尊”地位之後，便伴隨著西方的擴張在全球傳播。然而，這是一種怎樣的傳播方式呢？1898年，美國進行了北美大陸以外的第一次擴張，發動了美西戰爭，並借此占領了菲律賓，但遇到當地人民的強烈反抗。美國一方麵殘酷鎮壓，一方麵仍然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護。美國時任總統麥金利聲明：“我們沒有什麽別的辦法，隻能鎮壓這些起義。這塊土地是我們的。我們要給他們帶去文明”。“我們在菲律賓的旗幟既不是帝國主義的大旗，也不是壓迫的象征，而是自由的旗幟，是希望和文明的旗幟”。一位戰地將軍則在信中寫道：“也許需要殺掉一半的菲律賓人，才能使剩下的那一半進入更高水平的生活”。美國就是以這種邏輯來到這個世界，並憑著這種邏輯迅速發展壯大至今。而當整個西方都是以這種邏輯來輸出文明和普世價值的時候，便不可避免地迎來兩次世界大戰。到現在為止，人類曆史上代價最為慘重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兩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全都發生在普世價值誕生地歐洲及普世價值發揚地北美，這實在不是一個意外。

　　如果侵占菲律賓是久遠的過去，那麽發生在21世紀的美國入侵伊拉克則仍然是曆史的翻版。2003年，時逢經濟衰退的美國再次把目標投向了伊拉克。然而，這一次美國遇到了國內外空前的反對和阻力。它的西方盟國法國、德國都站到了反對的第一線。甚至美國這個基督教國家，總統就職宣誓都必須手按聖經的國家，竟然十分罕見地遭到羅馬教皇的公開反對！在看到通過聯合國無法達到目的的情況下，美國幹脆繞開聯合國，僅僅聯合了英國等少數盟國就用武力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如果說此前不久的阿富汗戰爭，美國還有一個反恐的理由，但這一次美國就什麽借口都沒有了：既沒有薩達姆與恐怖組織合作的證據，也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憑據，僅僅是以“企圖擁有”這等莫須有的罪名入侵了伊拉克。美國占領伊拉克後，自然什麽也找不到，麵對這種尷尬場麵，美國政府隻好以“情報錯誤”搪塞了事。而幾年後，真相才大白於天下：一是情報部門為迎合布什而將情報修改。二是美國情報人員用50萬美元收買了一位伊拉克高官，偽造了一封給薩達姆的信。而這位高官一收到錢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至此，美國用暴力和謊言建立和維持的伊拉克民主政權真相才水落石出！隻是世界要問：一個靠暴力和謊言建立並維持的政權是民主政權嗎？也許，當小布什卸任前最後一次訪問伊拉克而遭到出席新聞發布會的一名憤怒的記者不顧一切地用兩隻鞋子這一阿拉伯世界最為傳統和極端的羞辱方式歡迎他時，這個答案已經昭然若揭了。美國占領伊拉克五年，把這個中東地區曾經教育水平最高、醫療設備最為先進、基礎設施最完備的國家，變成了世界最不安全、腐敗排名高居世界前列的國家！與此相對應，小布什在國內的支持率創下難以置信的新低，達到了24%，而當年深陷“水門事件”的尼克鬆的支持率還有34%。美國自二戰之後，還沒有哪一位總統的不支持率超過70%，當然小布什除外！

　　我們再來看那些接受了普世價值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何番景象。

　　印度是除中國之外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實行民主已經60多年的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2008年，總部設在德國的國際透明組織公布了最新的腐敗榜。前年尚和中國並列72位的印度，由於存在嚴重的政治賄選現象，排名一下跌到85位（透明國際專門評論中國說：“中國今年的得分和1995年我們第一次發表清廉指數的時候相比，中國的得分進步了1.4分。這個進步在整個亞太地區還是非常實質性的巨大進步）。不久，總部設於華盛頓的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發布的饑荒指數，印度又很不幸地排在88個國家中的第66位（中國第15位），而凡是倒數30位的國家，都是饑餓嚴重存在而迫切需要首先解決的國家。與此相印證，在聯合國公布的全球貧困人口中，印度又以4.5億高居榜首。盡管印度目前最大的挑戰是饑荒，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印度多年以來仍然是糧食淨出口國，而且政府還提供大量的補貼用於鼓勵出口。因此，盡管印度是一個實行免費醫療的國家，但是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體現兒童生活狀況最重要的指標“五歲以下兒童夭折率”，印度為76‰，高居全球49位（死亡人數越少名次越靠後，中國24‰，101位，美國8‰，151位）。而其原因，就在於饑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印度兒童低於正常體重的高達43%（美國2%，中國7%）！此外，由於宗教、種姓製度、民族矛盾和不公正的選舉，動亂和騷亂此起彼伏。2008年臨近年終發生在經濟首都、造成近200人死亡的孟買恐怖襲擊事件則更是震動全球。短短三天，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而這三天印度的匯率損失約為200億美元，直接打擊了已嚴重受全球經濟危機衝擊的印度。直到現在，“糧食無保障和人命無保障”一直是印度最大挑戰。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評選的全球高危的20個國家和地區，大多數都是“民主國家”。顯然，這並不是巧合。

　　在已經民主化70多年、號稱“微笑之國”的泰國直到今天仍然在軍事政變、街頭暴力進行政權更替的方式輪回。“投票箱裏出政權”仍然是夢想。現在是專製也不成，民主也不成，整個國家絲毫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明。對於泰國70年的民主教訓，現代政治哲學奠基人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可以稱之為最好的解釋：既不相信權利不受限製的君主，也不信任行為不受約束的人民。

　　至於俄羅斯，在葉利欽的“民主十年”，國家居然到了崩潰的地步，迎來了“三百年來最黑暗的時期”，出現和平時期人均壽命減少的罕見現象，而俄羅斯的腐敗排名更淪至驚人的147位。而和俄羅斯同時進入轉軌的東歐國家，除東德有西德這一親兄弟外，其他東歐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波蘭等國，在經過初期的政治動蕩後，迎來了貪腐時期。2008年，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甚至由於過於嚴重的腐敗和黑社會犯罪被歐盟予以經濟製裁。如果僅僅是經濟下滑、社會腐敗還不能動搖這些國家的民主製度的話，羅馬尼亞2008年底舉行的議會選舉卻發出了嚴重的信號：由於投票率僅39%，投票的合法性令人大為質疑，更顯示羅馬尼亞人民對民主製度的信心喪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羅馬尼亞是唯一付出血的代價才得到西方的民主與投票權。華人社會第一個搞西方民主的台灣地區，20年間不僅被稱之為“全球最大的笑話”，更給台灣人民帶來經濟下滑、社會分裂和對立、政黨貪汙腐化的亂世，以至於台灣評選2008年度代表字——“亂和騙”高居第一和第二。

　　五、從西方的雙重標準看普世價值

　　西方宣揚的普世價值之所以令人起疑，還在於西方推銷時的雙重標準和昨是今非的特點。

　　二戰時，麵對法西斯納粹德國的嚴重威脅，西方聯合所有可能聯合的國家組成前所未有的同盟戰線，共同對抗。然而，二戰勝利後不久，西方立即把矛頭對準了曾是盟友的蘇聯。因為在二戰期間發展起來的蘇聯此時已躍升為西方的頭號威脅。為此，西方不惜聯合二戰後殘餘的兩個法西斯政權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發起冷戰。更為離奇的是，葡萄牙居然不久加入了北約！而且還接受了馬歇爾援助！其轉變之快，令人瞠目。當然，這還不包括同為西方盟國的許許多多實行家族獨裁或軍事統治的眾多第三世界國家，如韓國、印尼、菲律賓、智利，等等。然而，不得不提的是，盡管西方強烈向全球推銷民主等普世價值，但對世界上可以說最為落後的中東封建君主王室製度卻網開一麵，隻要不是公開反美的國家均相安無事。

　　再看看高調宣揚人權外交的西方是如何對待盧旺達的。1994年，盧旺達胡圖族總統飛機遇難身亡，瞬間引爆該國長期存在的種族矛盾和血腥仇殺。短短100天內共造成100萬人死亡！200多萬人流離失所！這在僅有800萬人口的非洲中部小國盧旺達來說意味著什麽可想而知。然而，對於發生在當代空前的人道災難，西方均袖手旁觀。要找到這場發生在克林頓執政時期的慘案無人幹預的原因，就需要先從克林頓入主白宮初的外交政策中尋找答案。據美國前國防部部長助理伍茲回憶，克林頓政府上台初期，曾指示五角大樓研究世界上可能爆發的危機，以供白宮決策使用。熟悉非洲事務的伍茲將盧旺達和布隆迪問題列進名單。很快他就接到了上麵的指示：“我們不在乎在盧旺達或布隆迪發生的事情，把它們從名單中去掉。美國的利益不在那裏，我們不能把這些無聊的人道主義問題和諸如中東、朝鮮等重要問題混為一談”。

　　如果美國的舉動與此前在索馬裏受挫多少有關的話，而其他西方國家的表現則更是令人難以接受。比利時作為盧旺達過去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殖民地宗主國，有著眾多的利益，因此，在該國擁有最多的部隊和最精良的武器。不料，當10名護送盧旺達圖西族總理避難的比利時士兵被一起殺害後，比利時政府選擇的不是繼續維護人權和和平或者對凶手進行報複，而是將所有維和人員撤出，從而造成了盧旺達局勢的迅速惡化。至於法國，根據盧旺達現政府長達500頁對法國的起訴報告，則是令人發指和觸目驚心。根據這一報告，法國對當時的胡圖族政府的支持是多方麵的，包括政治、軍事、外交和後勤支援。報告指控法國訓練那些對種族滅絕負責的胡圖族軍隊，幫助他們製定大屠殺的計劃，法國軍隊甚至直接參與了屠殺行動。此外，法軍被指控的其他罪行還包括強奸生還者與謀殺。報告還指控法國政府與軍隊的33名官員參與了種族滅絕，其中包括已故前總統密特朗、前總理德維爾潘、前外交部長及總理於貝、前總理巴拉迪爾。雖然到現在，法國政府一直強烈否認同1994年的大屠殺有直接關係，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法國軍隊在大屠殺數周後再次進入盧旺達並控製了西南部地區，而一些手上沾著鮮血的胡圖族極端分子就是從法國軍隊控製的地區逃跑的。

　　六、西方普世價值何以沒有和平

　　出於以上所述原因，西方鼓吹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人權”是充滿爭議的。但如果縱觀人類曆史，無論國家、種族、政體，超越時空唯一沒有爭議的普世價值應該是和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西方包裝成一攬子的普世價值卻唯獨沒有和平！個中原因，我想應該有二：

　　一是所有的當代發達“民主國家”，在其當年發展過程中都依靠國家暴力和軍事擴張。英國靠戰爭建立起日不落帝國，美國則在全球建立起霸權，其他國家像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則在全球各地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這也是為什麽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歐洲的原因。除了這兩次世界大戰，各“民主國家”為了爭奪殖民地和海外市場更是大打出手。至於西方宣傳的“民主國家”之間從來沒有發生戰爭，就隻能是“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為真理”的笑話。不說別的國家，僅英國和美國之間就發生過兩次戰爭。第一次算是美國獨立戰爭，第二次雖然仍然號稱獨立戰爭，實際是美國想擴張到西部和垂涎英國控製的加拿大而導致的，而且是美國首先宣戰並進攻加拿大，雙方為此打了13年才結束。

　　二是冷戰後，西方把戰爭手段作為輸出普世價值的手段。短短20年間，西方直接參與的戰爭包括：兩次海灣戰爭、一次科索沃戰爭、一場阿富汗的反恐戰爭。而且兩場戰爭仍然在持續，還遙遙無期。這也是為什麽2004年雅典奧運會開幕時，國際奧委會曾提議所有國家簽訂休戰協議。盡管這是一個沒有約束性的提議，正在伊拉克打得火熱的美國仍然拒絕簽署。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當天，西方大力支持的“民主國家”格魯吉亞選在這天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引發與以獨聯體名義並得到聯合國認可的在此地執行維和任務的俄羅斯的嚴重衝突。至於“民主國家”以色列對中東“民主國家”黎巴嫩和其鄰國巴勒斯坦頻繁發動的軍事行動就更是習以為常。對於此舉，美國一線作戰的將軍們說得還是更直白一些。美國30年代受勳最多的巴特勒將軍1935年在美國雜誌《常識》上發表文章，直言不諱：“我把海地與古巴變成一個花旗銀行的小子們可以收集財富的地方，我幫著華爾街搶劫了半打中美洲國家。敲詐勒索的名單很長。我在1909-1912年幫助布朗兄弟國際銀行公司淨化了尼加拉瓜，我在1916年為美國製糖業的利益而給多米尼加共和國帶去了光明，我在1903年為了美國水果公司而把洪都拉斯擺平了。”

　　顯然，西方的普世價值沒有和平，並不是一時的疏忽，而是有意為之。否則，將何以用戰爭手段去掠奪？這和過去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民主可以從不是好東西到變成好東西，普世價值從隻包括民主到再添加進去自由、人權、平等。也許在將來的某一天，根據需要，和平也會進入到西方的普世價值中。隻是現在還不行！隻是沒有和平、也不能導致和平、甚至威脅到世界和平的普世價值還是普世價值嗎？這種不顧他國國情強行推銷甚至強迫第三方接受的價值是普世價值嗎？其實，關於國情的重要性，美國的國父們是很清楚的。他們在談到曆史上存在的共和國模式：斯巴達、羅馬和迦太基時，提出“這些先例，因與國情未合，美國自難效法”。隻是到了今天，就像他們推崇普世價值一樣，都變成可“有”或可“無”的工具了。

　　麵對西方的普世價值，中國難道不應該問一個為什麽嗎？

　　（作者：法國《歐洲時報》時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