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教育家的時代
作者：劉洪波 提交日期：2009-2-3 22:51:00
《同舟共進》雜誌2009年第2期刊載“為教育把脈”的重頭專題，呼籲“一場真正的變革”。中國科技大學原校長溫元凱說：上世紀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都由當時的校長推動邁出了改革步伐。但90年代以後，哪一個大學校長、哪一所大學作出了真正的改革，“勇於改革的大學校長哪裏去了”？
是啊。透過近些年收費改革、擴大招生、並校擴建等看似轟轟烈烈的高校躍進運動，驀然回首，我們真的沒有發現“勇於改革的大學校長”。盡管有一個個“工程”在努力塑造“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卻發現大學的精神已經陷落，不知道哪所大學體現了“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氣質。
90年代後，大學有一個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現”的階段。這到底是思想已經不是問題，還是思想已經不可能是一個問題呢？問題擺在這兒吧，但顯然的是，與這一時代相應的便是“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場”，大學官場化加速度推進了。此後，衡量大學的已不是思想和學術的產出，而是論文數量、教授與學生的人數，還有營運收入。
南京大學原副校長董健感慨“滅史斷其根，滅教絕其後”，指出計劃體製和市場體製中最容易產生“惡”的東西在教育裏結合，使教育失其本義，叫人民望而生畏。他說，“1990年代初，我接觸過教育主管部門的某些領導，聽過他們的不少‘訓話’。……在辦大學的理念上他們僵化得很，可以說毫無現代意識可言。……他們利用手中的‘權’把教育商品化，把學校產業化，硬叫學校去‘創收’。”
不難看出，權力在大學沉淪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它不僅馴服了大學管理，而且將大學放到創收的戰場，同時又限製社會參與大學教育的形式與深度，從而確保大學成為精神上歸順權力，而行為上瞄準金錢的機構。
中國科技大學另一位原校長朱清時的離任感言，大概可以部分地回答溫元凱的問題。2008年9月，朱清時離任時說，不要問我做了什麽，要問我沒有做什麽。他說，10年校長任職中，最初幾年也跟大家一樣爭項目、爭經費，爭到後來忽然覺得，大家都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就是讓老師、學生安靜地坐下來看書想問題。
朱清時所說的爭項目、爭經費，無非就是大學向權力輸誠，項目和經費掌握誰手，是明白的。項目和經費之爭，代替了學校之為學校的基本問題。我想，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場，這既是一個遴選過程，也是一種生存需要。就遴選而言，教育家將不被選擇，而服從官場邏輯的人將被選擇；就生存而言，校長將隻能在項目和經費之爭中顯示作為，為學校發展獲取基本條件。可以說，遴選過程和生存需要，變成了迫使大學校長從教育家兌化為教育官的雙保險機製，提著拉線的力量則是權力。
中國的大學未能培養“大師”，這已是一個眾所關注的問題。老教育家、80年代主持武漢大學的劉道玉說，這個問題實為不著要理。大學需要的是培養創造性人才，而不是大師，大師不是從學校直接培養出來的，而是要有天分，潛心治學才能成功。重要的是大學理念和體製問題，大學是學術共同體，是無條件追求真理的地方。
為什麽沒有了勇於改革的大學校長，因為從遴選過程和生存壓力上，權力確保了“教育家淡出”。大學的理念和體製不能順暢，也因為權力在其中利益攸關。
原文出處: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162449&PostID=16404161&idWriter=0&Key=0
作者：劉洪波 提交日期：2009-2-3 22:51:00
《同舟共進》雜誌2009年第2期刊載“為教育把脈”的重頭專題，呼籲“一場真正的變革”。中國科技大學原校長溫元凱說：上世紀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都由當時的校長推動邁出了改革步伐。但90年代以後，哪一個大學校長、哪一所大學作出了真正的改革，“勇於改革的大學校長哪裏去了”？
是啊。透過近些年收費改革、擴大招生、並校擴建等看似轟轟烈烈的高校躍進運動，驀然回首，我們真的沒有發現“勇於改革的大學校長”。盡管有一個個“工程”在努力塑造“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卻發現大學的精神已經陷落，不知道哪所大學體現了“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氣質。
90年代後，大學有一個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現”的階段。這到底是思想已經不是問題，還是思想已經不可能是一個問題呢？問題擺在這兒吧，但顯然的是，與這一時代相應的便是“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場”，大學官場化加速度推進了。此後，衡量大學的已不是思想和學術的產出，而是論文數量、教授與學生的人數，還有營運收入。
南京大學原副校長董健感慨“滅史斷其根，滅教絕其後”，指出計劃體製和市場體製中最容易產生“惡”的東西在教育裏結合，使教育失其本義，叫人民望而生畏。他說，“1990年代初，我接觸過教育主管部門的某些領導，聽過他們的不少‘訓話’。……在辦大學的理念上他們僵化得很，可以說毫無現代意識可言。……他們利用手中的‘權’把教育商品化，把學校產業化，硬叫學校去‘創收’。”
不難看出，權力在大學沉淪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它不僅馴服了大學管理，而且將大學放到創收的戰場，同時又限製社會參與大學教育的形式與深度，從而確保大學成為精神上歸順權力，而行為上瞄準金錢的機構。
中國科技大學另一位原校長朱清時的離任感言，大概可以部分地回答溫元凱的問題。2008年9月，朱清時離任時說，不要問我做了什麽，要問我沒有做什麽。他說，10年校長任職中，最初幾年也跟大家一樣爭項目、爭經費，爭到後來忽然覺得，大家都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就是讓老師、學生安靜地坐下來看書想問題。
朱清時所說的爭項目、爭經費，無非就是大學向權力輸誠，項目和經費掌握誰手，是明白的。項目和經費之爭，代替了學校之為學校的基本問題。我想，教育家淡出，教育官出場，這既是一個遴選過程，也是一種生存需要。就遴選而言，教育家將不被選擇，而服從官場邏輯的人將被選擇；就生存而言，校長將隻能在項目和經費之爭中顯示作為，為學校發展獲取基本條件。可以說，遴選過程和生存需要，變成了迫使大學校長從教育家兌化為教育官的雙保險機製，提著拉線的力量則是權力。
中國的大學未能培養“大師”，這已是一個眾所關注的問題。老教育家、80年代主持武漢大學的劉道玉說，這個問題實為不著要理。大學需要的是培養創造性人才，而不是大師，大師不是從學校直接培養出來的，而是要有天分，潛心治學才能成功。重要的是大學理念和體製問題，大學是學術共同體，是無條件追求真理的地方。
為什麽沒有了勇於改革的大學校長，因為從遴選過程和生存壓力上，權力確保了“教育家淡出”。大學的理念和體製不能順暢，也因為權力在其中利益攸關。
原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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