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裂變來了？節選: 三、胡溫革命：與危機的賽跑

袁劍 · 2009-02-04 11:37:08Z

大裂變來了？節選: 三、胡溫革命：與危機的賽跑簡介

來源: 袁劍於 2009-02-04 11:37:08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8077 bytes)

本文內容已被 [ 袁劍 ] 在 2009-10-22 10:24:19 編輯過。如有問題，請報告版主或論壇管理刪除.

三、胡溫革命：與危機的賽跑

如果曆史還算是多少有些可信的知識來源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所有的資本主義都經曆過重大經濟危機。不管是它是哪一種資本主義，也不管它是那個時期的資本主義，似乎都沒有逃過這種曆史宿命。即便是自奉為上帝子民、擁有一切好運氣的美國人，也未能擺脫1930年代的經濟災難。有些蹊蹺並讓人費解的是，在所有的危機發生之前，該國的資本主義無一不經曆著極度的繁榮，而該國人民（尤其是主流的中產階級）也無一不處於極度的樂觀之中，仿佛好日子永不落幕。1929年之前的美國如此，1990年之前的日本如此，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東亞同樣如此。除非幸運之神真的已經降臨中國，否則，我們無法相信，中國可以例外於這一曆史命數。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資本主義的繁榮與前述幾個資本主義的標誌性時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其毀滅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狂野程度也無出其右者。這讓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資本主義內部所積累的危機能量，也可能遠勝於前。雖然中國新一代領導人一直戒慎恐懼、臨淵履薄，雖然中國的技術官僚們可能已經從過往的危機中繼承了最多的管理智慧，但中國經濟及社會中的種種最新跡象都顯示，我們可能無法規避這一命定的劫數，所不同的可能隻是危機的形式及其後果。如果非要尋找一個具體的曆史對應者的話，那麽，中國的經濟地貌與1929年之前的美國的確有幾分相似。在1929年的災難之前，美國人在一片得天獨厚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場自由資本主義的宏大戲劇，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災難幾乎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從天而降。雖然最後的結果相當幸運，但危機的毀滅性卻差一點就斷送了這個如今獨步全球的資本主義文明，其慘烈程度我們可以從當時華爾街的曆史照片中獲悉。美國 1929年開始的危機，正好與當時資本主義的全球體係危機重合，這也正是今天中國可能的曆史際遇。正如我們在前麵已經提示的那樣，如果中國30年改革積累的內部危機與全球體係60多年的外部危機相互疊加並發生共振，將大大增加危機的複雜性及可管理性，因而也將大大增加危機的摧毀性。

這一代中國領導人以及主流技術官僚對市場經濟的曆史記憶，是在資本主義的全盛時期形成的。在這種記憶中，市場經濟即意味著永無休止的繁榮，所謂危機和蕭條如果不是年代久遠的老黃曆，就是可以通過提前防範而得到化解的。的確，在過往僅有的幾次危機中（無論是1993年起自內部的經濟危機還是1998年源於外部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都成功的化險為夷。而在危機化解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及新生技術官僚群體的超級學習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但必須記住的區別是：在前麵的兩次危機中，中國是一個幾乎完全封閉的經濟體，市場主體本身也相當稚嫩。但今天，防火牆已經撤除，市場主體的政策遊說能力也今非昔比。從最近幾年中國政府在房地產、宏觀經濟以及環境資源等領域調控中所顯露出的無奈，我們多少可以看出，以往手到擒來、點石成金的行政能力可能並不是未來可靠的依恃，而好運氣也不會永遠都一路相隨。相反，在一個已經天翻地覆的調控環境中，過去的經驗往往會成為未來的絆索，從而招致重大挫折。危機之所以為危機，就是因為它是不可預測的。危機的發生、發展以及最後的毀壞程度總是超越於我們的視野和想象之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行政全能型（資源幾乎全部控製在行政當局手中）社會而言，行政力量很容易通過迅速調動並集中資源解決局部危機（地方或者某個行業的危機）。這種能力，在中國的銀行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熟悉中國金融改革的人都知道，中國金融改革之所以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化腐朽為神奇，並不是中國的金融家們真有什麽三頭六臂，而是因為中國行政當局可以迅速的將巨額財政資源注入銀行係統，從而化解危如累卵的金融危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種全能政治的能力一直被中國官方誤讀為“社會主義優越性”，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因為這個緣故，中國更有可能的危機形式是一種疑難雜症式的情況，從而導致多目標之間的相互衝突以及多種手段之間的相互抵消，呈現出一種無法治理的狀況，並最終從整體上耗盡所有的行政資源。在這個時候，我們一直引以獨家優勢的全控能力就可能突然被肢解。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政府而無社會的地方，這種情況將是非常具有災難性的。因為這將意味著出現某種無法修複的整體性崩解。就目前的思考所及，我們顯然無法清晰勾畫未來危機的具體形式，但有一點卻是沒有疑問的：危機從來就不是以我們熟悉的方式出現的。中國，顯然正在疾馳入一個風高浪激但卻沒有任何航標的危險水域。對此，無論是我們的人民還是我們的精英，似乎都遠遠沒有做好準備。

如果危機注定要到來，那麽，哪裏才是我們最後的避難所？一如我們無法真正看清危機本身的麵貌一樣，我們也無法真正了解，我們如何才能從危機中幸存下來。或許，我們真的無處可逃。然而，現在就開始行動總比坐以待斃要好得多。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已經提前看到了一場與危機的賽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古老的智慧，可能是我們幸免和幸存於危機的唯一希望。

2002年，中國執政團隊在毫無波瀾的情況下實現了新老交替。但這場看似沒有任何戲劇性的接班，卻開啟了中國三十年改革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就其精神取向與內在氣質而言，這個被媒體稱之為“胡溫新政”的改革轉向，實際上更像是一場革命。

與革命時代中國留給外界以及學術界的印象截然不同，改革時代的中國不僅擁有全球最世俗主義的政權也擁有最世俗主義的民眾。有很多人已經觀察到，無論是政權、企業，還是人民，效率至上的意識在中國已經發展到相當扭曲的極端程度。因此，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及市場利益主體基本形成之後，微觀及局部效率已經根本不是問題。反而是個體的極端理性及效率至上所導致的整體非理性及反效率，已經引發了嚴重的問題。在中國目前已成公共災難的環境汙染、社會失信、以及貧富懸殊等等都源自於此。在這種曆史背景之下，在一直作為中國改革唯一維度的效率與增長的價值之外，為中國改革引入另外一種公平正義的價值維度，就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不如此，就不足以規製和平衡極端個體理性對整體社會環境以及自然環境的敗壞。正是看到了這一點，胡溫執政伊始就一直高舉公平正義的大旗，並將其作為新政的核心論述之一。現在看來，這的確找到中國改革最隱秘的罩門。在這種新思維的視野之下，缺失了公平正義的經濟增長，不僅不能帶來合法性，反而會加劇社會資本及環境資源的快速幹涸，並最終導致增長的停滯和社會的解體。所謂和諧社會，其實就是以公平正義為社會新的價值基石在經濟增長與社會基礎及自然環境基礎的可持續性上取得一種平衡。雖然這些論述被官方意識形態機構解讀得相當糟糕並因此受到民間社會的習慣性調侃，但很多人並沒有發現，與過往“發展就是硬道理”以及“悶聲發大財”改革取向相比，這裏隱含著中國改革對經濟增長一個重大的認識論轉向。從這種認識出發，胡溫新政在公平分配、扶助弱勢、環境保護等方麵做出一係列的努力，其目的就在於要將人民的認同從單純的經濟增長轉移到更加堅實的公平正義的價值上來。增長不可能永遠持續，公平正義基礎上的繁榮與富足才是一個社會永續生存的基礎。在這一層意義上，胡溫新政的實質是在中國改革已經被廢棄的精神之維上重建一種新的社會和國家認同。如果我們的人民和領袖有更加偉大的宏願，那麽，這就是建設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的重要起點與契機。胡溫轉折的革命性意義也正在於此。對這種革命性轉折，我們應該給予最大程度的鼓勵。但是，如果僅僅消極地將公平正義當作維護穩定繼而維持現有經濟增長模式的一種權宜之計，如果僅僅將公平正義理解為扶助弱勢而不是社會和經濟運行的普遍準則，那胡溫轉折的革命性意義將大打折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目前主流意識之中，公平正義一直就是作為財富增長的對立麵而出現的。在這種對思想史和文明史知之甚少的狹隘經濟學視野中，公平正義多一點，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就會少一點。這種幼稚的觀念離奇地占據中國意識的主流，簡直就是中國思想界的一種恥辱。事實上，公平正義作為一種社會的基礎設施（雖然它可能無形）以及製度公共品不僅是任何一種財富增長所必須，其外化的後果——更加公正的分配，也是深受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困擾的中國經濟本身所急需。一言以蔽之，公平正義的價值內部，本身就孕育著更多和更高質量的財富增長。在中國改革經曆了市場化（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凱恩斯主義推動（1997年的亞洲金融為危機到2000年代早期，朱鎔基內閣拉動內需的政策）、全球化（2003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到現在）三個動力階段之後，中國經濟增長的前幾個動力已經日漸式微。在這個時候，公平正義應該成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強勁的動力來源。正如一位商界朋友形象的比喻那樣，公平正義應該成為中國改革的第二級火箭。換言之，公平正義可以推動中國在更加健康的基礎上再繁榮三十年。悲哀的是，中國改革三十年所形成的思想及製度慣性太過沉重，它依然裹挾著我們在原有的軌道上風馳電掣。在這個意義上，胡溫稚弱的革命實在是一場與危機的賽跑。

自中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以來，由孫中山、蔣介石而毛澤東、鄧小平，中國幾代領袖和他們的人民一直致力於民族的獨立和快速的經濟增長。而當這兩項國家任務基本達成之後，人民對政府的及格標準將被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之上，那就是：能不能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創造持續的繁榮。中國的新一代領袖必須意識到，經濟增長和民族獨立本身都已經不能單獨為政治合法性的提供持續的資源，他們必須向他們的人民允諾一個更持久的核心價值和更有魅力的願景。對這種核心價值和願景的認同不僅是一個民族在遭遇重大挫折時最後的避難之所，也是這個民族能夠浴火重生創造一個更偉大文明的發動機。一、二戰期間，美國在自由民主精神的基礎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一個偉大的文明，這是美國最終能夠在戰後脫穎而出的關鍵。那麽，中國能為這個世界貢獻什麽？

（謹以此文獻給中國改革三十周年）
原文出處:
http://yuanjian.blog.sohu.com/1075626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