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離他們的路途並不遠的五星級酒店和1萬米高空中，一位因不斷旅行而有些疲憊的經濟學家，正在構思該如何闡釋這一大規模“騰籠換鳥”現象而又不引發社會的反感。畢竟，市場經濟的規律就是要讓附加值低的產業退場，而充斥著盤剝現象的勞動密集型工廠也屢屢受到知識界人士的惡評。想到那位正在北京書齋裏奮筆 (應當是奮指敲擊)抗議資本主義的自己的理論冤家，經濟學家臉上露出了一絲優雅的苦笑。看來關於該如何評價弱勢群體與資本之間的關係，他倆仍將激烈地爭論下去。
寒風分別從右側和左側向返鄉農民工臉上襲來。國際資本主義體係曾給他們帶來過上好日子的希望而現在又忽悠了他們，長期以來的戶籍製度使他們向工業奉獻體力的同時卻又無法成為市民群體中的一員。作為當代中國最大的職業群體，最近他們聽說政府正在積極解決因燃油稅改革而暫時失業的 15萬收費人員的再就業問題，稍稍豔羨和向往了一下之後，他們繼續規規矩矩地走在返鄉的路上。
由於無力改善子女的受教育狀況，他們的下一代可能仍然將是農民工。
據國際勞工組織估算，受金融海嘯影響，2009年末全球失業人口將增至2.1億，一場感念馬克思、凱恩斯而強烈批判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製度的風潮也隨金融海嘯而起，德國人在搶購《資本論》，希臘人舉行了城市暴動，各國左派知識分子紛紛發表了尖刻的言論。
左和右
關於中國弱勢群體艱難處境的主要根源，國內左、右兩派有不同的解釋。左派認為是由於資本不受約束和市場本身的缺陷，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而權力可以用來糾正市場。右派則認為是由於權力不受約束而扭曲了市場，錯不在市場而在權力。
左和右這兩個觀念陣營，在許多議題上都是針鋒相對的：右派重視自由、效率，左派重視平等、福利；右派主張經濟自由，左派主張經濟民主；右派強調限製政府權力，左派強調擴大政府責任；右派讚同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左派警惕自由貿易和國際資本；右派重視國家政治民主，左派關注國家經濟安全；右派比較忽略市場的消極麵，左派比較忽略權力的消極麵。
左派用下崗工人、進城農民工的不幸故事來控訴自由資本主義，認為市場是貧富分化之源。右派用同樣的例子來指斥權貴資本主義，認為權力剝奪了人們在市場上的正當權利。左派讚同政府幹預和混合型經濟，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實現平等和正義；右派讚同自由市場和私有化，認為人們隻有在擁有經濟自由的前提下才能擁有政治自由，隻有做大蛋糕才能真正增進福利。
左派和右派辯論時的神情都很嚴肅。右派主張市場可以把一切利益關係都調節好，自由競爭能自動建立均衡，政府的幹預應僅限於貨幣幹預而不是財政幹預；左派則回擊說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庸俗的經濟自由主義。雙方的學理資源基本上都來自西方，這使得中國的左右之爭很像是西方大學課堂上左派教授與右派教授的辯論，給人一種不真實感。
中國的左派和右派的言說體係中都存在一些尷尬之處。
先說右派，例如右派常常批評權力介入並扭曲市場，但在國際市場上，由於西方國家在國家權力、製度霸權方麵的優勢，對發展中國家實行不等價交易，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乃至工人的身體進行控製和盤剝，同時還在自由貿易方麵實行雙重標準，該搞保護主義時還是照搞保護主義。在此情形下，右派應秉持其反對權力介入和扭曲市場的一貫原則，像左派那樣對全球化、自由貿易提出批評才是。又如右派推崇一人一票的自由選舉，但這樣投票的結果，可能會把主張平等、福利的左派選上台。泰國的知識分子、城市白領已經害怕一人一票了，不知中國的右派會有多大的胸襟來看待他們嘴上主張的一人一票。
左派在中國也有諸多尷尬之處。例如西方的左派批評經濟自由過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國並不存在這個問題。又如左派的傳統是維護公平，但對於中國國企的壟斷地位，中國的左派保持了緘默。中國左派所主張的“經濟民主”必然涉及工人的談判權，而這要以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為基礎，當外國左派可以爭選舉權、言論自由權、結社自由權，中國的左派卻在這個問題上突然失語。當外國左派在催淚瓦斯中反抗資本主義的時候，中國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卻並沒有付諸具體行動。中國左派提出的“經濟民主論”還包括通過國有企業的市場收益來為國民增加福利，但國企盈利如何福利了中國人民，現實中也缺乏充足的證據。
上與下
在中國的左派、右派的分野之上，其實還存在著一個位居上端的第三方，這就是權力部門。權力部門是左還是右？權力部門拈花不語，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1992年鄧小平曾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據鄧小平的這個論斷並結合當下的情形來看，我們要防止的是經濟上過於右而政治上過於“左”。
為什麽要防止經濟上過於右？依筆者之見，近10多年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以親市場、親資本的政策為主。當全世界左派攻擊全球化時，中國一直在勤懇地拓展跨國貿易和引進國際資本，悶聲發全球化的大財。有些名聲不佳的跨國資本，甚至可以說就是被別的國家的左派給趕到中國來的；而某些私有化案例的速度，也不亞於當年蘇東國家的休克療法。不過中國經濟政策的親市場傾向並沒有創造出一個規範的市場，規範的市場不會有那麽多“神秘的大佛”在自由圈錢。10多年下來，我們的社會保障體製依然薄弱而基尼係數居高不下，這種偏“右”的狀況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會引起左派的強烈批評。
這種政策偏向在國際政治層麵也引發了連鎖反應和向右偏轉的“比賽”，歐洲的若幹政治領袖強調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競爭，他們的國家也必須低福利開支，壓低最低工資，節製工會，采取有利於富人的稅收政策。這種政策偏向還使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出現緊張：西方要麽因中國的競爭壓力而向過於右的方向偏轉(這多半要受到民眾的強烈抵製)，要麽隻能是試圖阻斷中國經濟的全球化，把來自中國的低工資低福利競爭壓力幹脆利落地化解掉。
這種政策偏向與中國右派觀念陣營的一些人是有關係的。右派中有一些人，我稱他們是權貴自由主義者或極右翼自由主義者，他們和權力、資本結盟，成為後兩者的合用代言人。現在我們都知道了，盡管“主流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讚成經濟自由和市場經濟，但他們並不完全是一路人，他們的區別在於對權力的態度：前者和權力的關係融洽，是權力的谘詢師；後者對權力有強烈的警惕，是權力的質疑者。權貴自由主義者主張經濟自由但又依附於權力與資本體係，成為了某種主流發展政策的最坦率的倡言者和辯護者。
在既得利益集團辯護士中，既有左的權力保守主義者，也有右的市場自由主義者；而他們的論敵也是一個左右兼有的陣營，既有右的政治自由主義者，也有左的經濟民主論者。
我們會發現：多年來在通向權力的道路上，擠滿了一些來自左派陣營的知識精英和來自右派陣營的知識精英，盡管他們可能互相之間不打招呼，甚至還互相敵視或看不起，但他們麵朝權力時的謙恭與欲望是一模一樣的。
由此我們也就能夠明了，世界各國的社會問題其實都不能以左右觀念劃線，隻能按利益分殊劃線。一般來說，權力—資本體係中的上層以及一些依附型的各門派知識精英組成了一個寬泛的利益圈層，而社會下層的工農(他們也可能自成一個利益圈層)、社會的中等階層如民營中小企業主和白領職業者、屬於右派的政治自由主義者、屬於左派的經濟民主論者等等可能會結成另一個寬泛的利益圈層。這兩個圈層的關係顯然是上下關係而不是左右關係。前一個，你說它是左還是右？後一個，你說它是右還是左？所以，以左右框架來分析社會問題難免有些機械、有些教條。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還告訴我們，草根人民之苦，莫過於同時受到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的共同盤剝，受到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的雙重侵害。權力與資本的混合統治(權力不僅接受資本的供養而且權力本身就資本化了，資本不僅接受權力的保護而且資本本身就權力化了)，使到這些國家的發展呈現黑箱化、扭曲化的局麵，使得反對資本的左派和反對權力的右派不得不聯合起來進行抗爭。這種情形也說明左和右，並不一定是水火不容的關係，他們都可能為弱勢群體說話，隻是開出來的藥方有所不同。
路線圖
左和右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關係，左和右更不能極端化。在歐美當代政治生態中，中左、中右逐漸成為兩大主流，極左、極右都很邊緣化。
歐美國家有讓左右兩派輪流當政的現象，通常是經濟景氣不好時選右派當政來發展經濟，經濟景氣好的時候選左派當政來擴張福利，當然，也曾出現過“左右共治 ”的現象(例如在法國)。而在中國，雖然沒有左派當政和右派當政的說法，但確實存在“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的選擇問題。就經濟政策而言，在政績衝動與發展渴望的驅動下，長期是親市場的“右派政策”當道，這就激起了左派的不滿。
筆者認為，我們至少可以讓“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交替使用，相互補充。就目前情形而言，確實是“左派政策”(如草根福利、生態保護、減少貧富差距)少了一些，因為這些左派政策的政績效應不明顯，政府缺乏選擇這類政策的衝動。隻有當社會危機出現時，“左派政策”才會被動出台。西方在“左派政策”和 “右派政策”之間取舍，是由選民決定的。我們在“左派政策”和 “右派政策”之間取舍，往往是由危機推動的，並最後通過一個具有長期執政誌向的高層理性決策圈來做出選擇。
需要說明的是，“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同樣不是敵對關係，前者對公正的追求有利於社會總體效益的提高，後者對權力的限製也有利於維護民眾的福利。
如果追根溯源，西方的左派(不包括極左)和右派(不包括極右)其實是自由主義這個大傳統下的兩個分支，它們是相互競爭也是相互補充的關係。這種關係在中國情境下也是能夠成立的：為了加強“國際競爭力”而長期壓低勞動力價格，這是左派應當憤怒的事情；弱勢群體的市場權利被權力侵害，這是右派要關心的事。教育產業化了，老百姓不堪重負，這是左派要問責的事；教育沒有市場化，民辦教育受到歧視，這是右派要關心的事。不能把民生問題都推給市場，所以左派對政府的問責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把民生問題都推給政府，所以右派對市場效益的追求也是必要的(因為可以為改善民生奠定堅實基礎)。此外，右派的政治自由主張可以使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訴求都受到關注，而左派的企業民主(擴大職工在企業事務中的發言權)則可從微觀方麵保障職工權益。
歸根結底，作為社會人口大多數的中層和下層民眾在政治上要有發言權、影響力和行動力，才能使政府認真貫徹左派的公平、福利原則和右派的自由、效率原則。改革開放那麽久了，農民工為討回一點微薄的薪水仍然要經曆種種辛酸的過程，這說明合理的權力關係才是社會和諧的第一前提條件，無論左派右派，都應把它當作自己政策設計的核心坐標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