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慧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在2008年歲末的《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題為《大破解》(The Great Unraveling)的文章。這篇文章首先提出：中美經濟是“兩國一製”。他說：如果從中國的角度審視美國的銀行危機，一方麵令人瞠目結舌，另一方麵令人感到沮喪。之所以瞠目結舌，是因為人們難免得出結論認為，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兩國一製”(two countries，one system)。為什麽這樣說？很簡單，在美國推出大規模的銀行拯救計劃後，我們發現：“中國有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此外還有一個私營部門。美國現在有個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此外還有一個私營部門。中國有著龐大的國有工業，此外還有私營工業。一旦華盛頓拯救了底特律，美國也將擁有龐大的國有工業，此外還有私營工業。”
對於他的觀點，多數人都持批評態度。因為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顯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政治體製上是很容易區別的，但是在經濟體製上的區別又在哪裏呢？
2009年新年伊始，北大一位著名經濟學教授在鳳凰衛視作題為《中國改革邏輯》的演講。他在演講中並沒有正麵涉及“兩國一製”，但他對美國的經濟製度是肯定的。現場的一位觀眾問道：“如果純粹地把國外製度的有些東西移植過來，而不加改造的話，你說這樣的改革會成功嗎？”他回答說：“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製度可以簡單地移植，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人類的本性沒什麽差距，所以我們也不要說，哎呀，這是美國的製度，所以肯定就不適合我們，因為讓我們自發地發展，我們發展得也可能和美國製度是差不多的，這就是人性，那我們知道人們追求幸福，這是對所有國家都一樣的。”他又說：“人類的財富是怎麽創造的，是那些真正的私有的這些企業，它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調動每個人的創造力，包括西方的金融創新，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麽美國過去30年高科技領域一直是領先的，我們現在享受的好多東西，都是美國的企業創造的。如果沒有它現在自由的金融製度，那麽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未來，我想仍然是要往前走，我們要繼續擴大開放，包括金融企業，讓它更多地有自由。”由這種觀點出發，這位教授認為今後改革的重點是降低國有企業國家持股的比例。
筆者個人並不完全同意這位教授的觀點。讓我們重溫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的論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那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本質區別是什麽呢？鄧小平指出這種區別主要是分配。他在同年12月的批示中寫道：“如果僅僅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後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由此可見，我國改革的重點之一是分配問題。為此，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大幅度提高國民收入與GDP的比例，並縮小正在繼續加大的貧富差距。
危中有機。當前的金融危機的壓力，必然增加了社會分配體製改革的困難，但也必然凸顯出這種改革的急迫性。經過30年的改革，我們的改革又走到了重要關口，為此，我們必須認清繼續改革的方向，衝破阻力，才能清醒向前。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在2008年歲末的《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題為《大破解》(The Great Unraveling)的文章。這篇文章首先提出：中美經濟是“兩國一製”。他說：如果從中國的角度審視美國的銀行危機，一方麵令人瞠目結舌，另一方麵令人感到沮喪。之所以瞠目結舌，是因為人們難免得出結論認為，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兩國一製”(two countries，one system)。為什麽這樣說？很簡單，在美國推出大規模的銀行拯救計劃後，我們發現：“中國有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此外還有一個私營部門。美國現在有個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此外還有一個私營部門。中國有著龐大的國有工業，此外還有私營工業。一旦華盛頓拯救了底特律，美國也將擁有龐大的國有工業，此外還有私營工業。”
對於他的觀點，多數人都持批評態度。因為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顯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政治體製上是很容易區別的，但是在經濟體製上的區別又在哪裏呢？
2009年新年伊始，北大一位著名經濟學教授在鳳凰衛視作題為《中國改革邏輯》的演講。他在演講中並沒有正麵涉及“兩國一製”，但他對美國的經濟製度是肯定的。現場的一位觀眾問道：“如果純粹地把國外製度的有些東西移植過來，而不加改造的話，你說這樣的改革會成功嗎？”他回答說：“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製度可以簡單地移植，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人類的本性沒什麽差距，所以我們也不要說，哎呀，這是美國的製度，所以肯定就不適合我們，因為讓我們自發地發展，我們發展得也可能和美國製度是差不多的，這就是人性，那我們知道人們追求幸福，這是對所有國家都一樣的。”他又說：“人類的財富是怎麽創造的，是那些真正的私有的這些企業，它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調動每個人的創造力，包括西方的金融創新，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麽美國過去30年高科技領域一直是領先的，我們現在享受的好多東西，都是美國的企業創造的。如果沒有它現在自由的金融製度，那麽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未來，我想仍然是要往前走，我們要繼續擴大開放，包括金融企業，讓它更多地有自由。”由這種觀點出發，這位教授認為今後改革的重點是降低國有企業國家持股的比例。
筆者個人並不完全同意這位教授的觀點。讓我們重溫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的論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那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本質區別是什麽呢？鄧小平指出這種區別主要是分配。他在同年12月的批示中寫道：“如果僅僅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後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由此可見，我國改革的重點之一是分配問題。為此，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大幅度提高國民收入與GDP的比例，並縮小正在繼續加大的貧富差距。
危中有機。當前的金融危機的壓力，必然增加了社會分配體製改革的困難，但也必然凸顯出這種改革的急迫性。經過30年的改革，我們的改革又走到了重要關口，為此，我們必須認清繼續改革的方向，衝破阻力，才能清醒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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