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勘界背後的掃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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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雷戰士在燒爆後的雷場標示出地雷的位置
每掃出一片來，我們都要手拉著手，用腳在上麵踩一遍，然後才移交給地方政府
十幾年前第一次大掃雷的時候，傅秀堂還是班長，現在他已經是雲南省軍區邊防某團的中校副團長。
1992年至1994年，中國政府在中越邊境組織了第一次大掃雷。從1997年開始，雲南和廣西邊境地區又展開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掃雷行動，即通常所說的第二次掃雷行動。
2008年，一支由傅秀堂帶領的勘界掃雷保障隊，和其他幾支掃雷保障隊一起，為中越邊境勘界進行第三次掃雷清障。這也是中國第三次較大規模地清除殘留在中越邊境的地雷和爆炸物。
“我們這次掃雷，主要是為中越兩國勘界服務，打通勘界通道，掃除新立界碑點以及周圍的雷場，保障中越勘界人員順利完成勘界立碑任務。”傅秀堂介紹。
按照要求，掃雷清障隊將掃清後方通往新立界碑點之間、各新立界碑點之間的通道，並在新立界碑點處掃出一塊200平米左右的安全區域，供勘界施工用。
2008年12月31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同越南外交部副部長武勇在河內就中越陸地邊界勘界剩餘問題達成一致，曆時八年的兩國陸界全線勘界立碑工作宣告如期完成。
雷場變成萬畝茶園
2005年11月2日，在中越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確定了兩國陸地邊界勘界立碑的最後時限，同時還表示，將把兩國邊界建成和平友好和長期穩定的邊界。
要實現這個目標，中越兩國麵臨的一個最直接的難題，就是如何處理邊境戰爭遺留下來的大量地雷和爆炸物。
“沒有人知道，在中越邊境到底有多少地雷。”傅秀堂說。有人說有100萬枚，有人說可能有200萬枚。僅文山州一個地區，自1979年以來，因觸雷導致傷亡的就有近6000人。因為有地雷，文山還有數萬畝土地不能耕種。
在文山州富寧縣的砂仁寨，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隻有81條腿，成為全世界有名的雷患村。
“第一次大掃雷主要是清除邊境口岸、通道，還有邊防部隊巡邏道路上的地雷。”傅秀堂回憶，當年，雲南省軍區組建了幾支掃雷隊，總部也派來了專家和指導小組。“每掃出一片來，我們都要手拉著手，用腳在上麵踩一遍，然後才移交給地方政府。”
隨著第二次掃雷行動的繼續，中越邊境地區有102.8平方公裏的雷場麵積被清除。更重要的是，這次掃雷行動以封圍標示的方式，將存在地雷和爆炸物的159.46平方公裏土地圈列起來，防止邊民誤入。
“從那以後，人觸雷的事件就很少了，但是牲口跑進雷區被炸死的事情還是很多。”傅秀堂說。
在第二次掃雷行動中，軍方一共掃除地雷50多萬枚、爆炸物18萬多發（件）。就在當年的主戰場之一者陰山下，骷髏標誌牌已被推倒，建起了一座萬畝茶園，成為當地一個主要的茶葉加工基地。茶樹長出的茶葉，已經采摘了好幾年。
一些內遷的邊民也重新回到了家鄉，開始在原來的土地上耕種。
在麻栗坡縣的老山，原來的雷場上修建起了“老山新村”，政府不但幫助邊民修起了住宅，還修建了水窖，通了電和有線電視。摩托車成為邊民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在很多邊民的家門口，甚至停著不止一輛。
地雷的清除，為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中越邊境，6個國家級、13個省級邊貿口岸和30多個邊貿互市點，290多條邊境通道在兩國之間陸續開通。
少量複雜雷場全部封圍
但是，雷患並沒有完全消除。由於中越邊境地形複雜，很多地方無法完全徹底地掃除雷患。有的地方，為防止人和牲口踏雷，采取了封圍措施，把危險區域圈了起來。
兩次大規模的掃雷後，有人估計，圈起來的雷場大約還有40多平方公裏，超過50萬枚地雷和各類爆炸物。
在雲南省軍區邊防某團的掃雷保障隊裏，教導員孫仕軍一邊介紹，一邊展示了掃雷隊掃出來的各型爆炸物。小小的房間裏，有防坦克雷、防步兵雷、母子雷、連環雷、鬆發雷、跳雷等等十幾個品種。很多都已經鏽跡斑斑，但看上去仍然讓人心生怯意。
“這是中越邊境掃雷麵臨的困難之一，雷的種類太多了。”孫仕軍說。在當年的戰爭中，雙方部隊究竟在邊境線上埋下了多少種型號的地雷，誰也不知道。由於不同種類的雷引發原理不一樣，排爆手段也不同。由多型號地雷組成的混合型雷場，最讓工兵頭疼。
困難之二是時間的久遠，從1979年算起已有近30年，很多地雷和爆炸物已經嚴重鏽蝕。再加上雲南、廣西地區山高林密，雨水較多，泥石流和山洪頻發，一場大雨過後，有的雷埋藏位置、深度都發生了改變。老兵往往會提醒新兵：地雷總是在你放鬆的那一刻出現。
這些被歲月和泥石流衝刷了幾十年的地雷，可能裸露在路邊，也可能深埋在土裏。“我們在實際的排除過程中就遇到過，用排爆彈炸開浮土後，發現不止一層地雷，非常危險。”傅秀堂介紹，按照埋雷要求，地雷上的覆蓋土層一般不超過30厘米。“理論上，超過30厘米，壓發雷是踩不炸的。”
但傅秀堂有一次帶領掃雷隊排雷時，爆破組炸開了地表上麵30厘米的浮土層，工兵手持探雷針上前一探，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就在剛剛炸開浮土的地方，下麵一層一層地累積了好幾十顆地雷。
後來分析，這些地雷是順著山溝被雨水衝刷到這裏，又受到岩石阻擋，就密密麻麻地堆積了起來。
每個掃雷兵都有“光榮疤”
按照戰時的規定，工兵對地雷和爆炸物的掃除率，隻要達到70%，步兵就可以發起衝擊。而中越邊境的每一次掃雷，要求的掃除率，都是100%。
“還是跟以前一樣，掃完了我們的官兵都要先到地麵上踩一遍，要炸先炸我們。”這幾年來，像傅秀堂、孫仕軍這樣長期在一線掃雷的軍官，已經不記得自己多少次去踩過了。
同樣承擔危險的，除了在一線直接掃雷的官兵，還包括每天背炸藥上山的士兵。很多陣地和山頭沒有公路，掃雷爆破作業需要的炸藥，全靠邊防連隊的士兵背上山去。有時候，需要動用一個連隊的兵力，才能完成當天炸藥的前送任務。
“身上背著幾十斤炸藥爬山路，不論是精神上還是體力上，都是一種考驗。”傅秀堂說，炸藥不可能計算得剛剛好，如果這些炸藥當天沒用完，還需要全部背下山來，“還要被考驗一次。”
為確保不出現任何閃失，掃雷的時間一般都安排在上午8點到11點。“因為這個時間段，人的精力最好，注意力可以高度集中。”孫仕軍介紹，晚上為了保障充足的睡眠，也會盡量少安排一些娛樂活動，按時熄燈睡覺。
孫仕軍說：“從進入雷區那一刻起，不管是誰，都要嚴格按照規範來做，一個動作不能少，高度緊張。”
在人員的搭配上，掃雷隊也進行科學的組合。掃雷兵都是從補充兵員中優先挑選的，新兵進入掃雷隊後，第一年隻做一些輔助工作，不直接進行排雷作業。在一線進行爆破和手工排雷作業的，都是經過工兵專業訓練、心理素質好的老兵和技術骨幹。
在孫仕軍的隊裏，幾乎每個士兵都不告訴家裏人自己正在從事一項危險的工作。“說了之後，家裏擔心，反過來也影響自己的工作。”
以前，曾有士兵告訴家裏自己是掃雷兵，結果父母火速趕到部隊，請求首長給孩子調換工作。
因為南方潮濕的氣候和數不清的蝗蟲、毒蛇，在掃雷隊的官兵中，被蟲蛇叮咬很常見，皮膚病在雨季出現得也很多。部隊想了很多辦法，比如全身灑雄黃酒，打預防針，紮綁腿等，但都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上過幾次山的隊員，都會在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疤，有的是因為皮膚潰爛，有的是被蛇咬。
不過還是有很多年輕人願意到掃雷隊來。和平時期，掃雷排障可以讓年輕士兵近距離地嗅到硝煙的味道，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戰士們把身上的傷疤叫做‘光榮疤’，隻有我們掃雷兵才有。”孫仕軍說。
到2008年11月，傅秀堂、孫仕軍和所在的掃雷隊，完成了中越邊境140多個新立界碑點及通道的掃雷任務，打通勘界通道196條，掃雷麵積達到450萬平方米以上，銷毀各類爆炸物近3萬件（組）。
硝煙在中越邊境升起，但這一次，是為了和平。
友誼關：告別雷區
被地雷炸斷腿的卡鳳村渠曆屯村民李乘良
雖然要想徹底將邊境上的地雷排完是不可能的，但目前絕大多數地雷已經被清理了，再不會對兩國邊民的生命構成威脅了
家住廣西憑祥卡鳳村渠曆屯17號的李承良筆直地伸著一條“腿”，坐在自家院裏的梯子旁。這是近20年來，他慣常的坐姿。
這是一條假肢。1988年6月，李承良在前往越南幫人聯係生意時，不小心踩上了地雷。
“現在好了，勘界排雷結束了，做生意的人不用擔驚受怕了，放牛的、砍柴的也不用邊走邊自己排雷了。”李承良告訴《望東方周刊》。1992年至今，中國軍方已在中越邊境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排雷行動。
至2008年底，為中越兩國勘界立碑服務的勘界清障排雷基本結束，目前隻剩下了廣西龍州縣科甲馬鞍山雷區。
沒被炸死，就知足了
憑祥市卡鳳村是受雷害較為嚴重的村子。村裏的文書黃振民掰著手指頭數著，十幾秒鍾後，抬頭告訴《望東方周刊》，卡鳳村大約50多人被炸，僅布蘭屯，就有六人受傷、兩人死亡。
“當年，甚至連一些老百姓，也用墨盒等塑料容器裝上炸藥，製成土雷埋在地裏。”黃振民透露，直到1986年，還有人埋雷。
“那時候誰都害怕啊，放牛的、砍柴的、做生意的，都有被炸的。很多莊稼地就荒廢在那兒，沒人敢去種。大家走起路來都小心翼翼的。”卡鳳村布蘭屯村民岑容安蹺著的腳上穿著一隻深綠色襪子，“看得出來嗎？這是假肢。我的右腿1983年做生意時被炸了。”
岑容安當年踩到的是一顆燒餅大小的壓發雷。
“前些年，我和兩個朋友吃飯。吃到半截突然發現，我們三個人，隻有三條腿。”岑容安用笑話打破了空氣中的凝重。2007年，當地殘聯給殘疾的村民們發了假肢。在此之前，岑容安等人隻能拖著一條空蕩蕩的褲腿。
“沒被炸死，就知足了。”在當地百姓口中，本刊記者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感歎。
三次排雷
南寧市近郊廣西軍區某部的一個大院裏，暫時完成排雷任務的一班長韋聯海和戰友們一臉輕鬆，“勘界清障排雷結束了，我們被抽過來為自治區50大慶幫忙。”
這支臨時組建的排雷小組有20多人，屬於廣西軍區邊防某部。這支部隊，先後參加兩次邊境大排雷，功勳顯赫。
雷場就是戰場，踏入雷區一步，戰士們每次都得把心提到嗓子眼。排雷小組二班長歐陽皇作為第二次大排雷的親曆者，感觸頗深。“血沃和平，是我們排雷兵義不容辭的責任。”
如今，英雄部隊抽出來的這20多個小夥子跟前兩次一樣，承擔著危險且艱巨的排雷任務。
“這是勘界清障排雷，主要是為勘界清除障礙。”入伍八年的歐陽皇是個瘦高的小夥子，很愛說話。他向《望東方周刊》介紹說，第一次排雷是從1992年到1994年，主要為了清除邊境口岸、通道，還有邊防部隊巡邏道路上的地雷。第二次從1997年開始，同樣是為邊貿、老百姓服務的。
相關數據顯示，勘界清障排雷從2002年開始。六年來，廣西邊防部隊先後完成了中越邊境的峒中、法卡山、友誼關、平而關、德天等邊境要道、通道、關隘前後兩旁及縱深地帶的雷障排除，開辟人行、運碑通道401條，排除地雷數千餘枚。
“我們一開始學的就是工兵專業，新兵訓練結束後，就主攻排雷了。”歐陽皇說。
最密集的地方一平方米有四五枚
盡管是“科班”出身，但實際操作中，複雜的地形和種類繁多的地雷仍讓排雷戰士們感到頭疼。
“因為地形太複雜，很多時間都耽誤在路上了。”一班長韋聯海舉著例子說，“當時在公母山排雷，每人背著100多斤的炸藥和排雷器材往山上爬。出發的時候八九點鍾，等爬上去的時候都下午一兩點了。上山時穿著單衣，到了山頂連棉襖都得套上，上麵風大，很冷。”
由於邊境雷區環境複雜，加上時間跨度太大，雷場資料變得殘缺不全。隊長孟祥輝告訴《望東方周刊》，有的地雷是當年成筐被倒下去的，有的是之後被埋在山間小道上的，還有一些是老百姓自己埋的土雷，“分布很混亂，在一些重點雷區，最密集的地方一平方米之內就有四五枚地雷。所以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先向村裏老百姓打聽，看這一帶誰家有人、有牲口被炸到。”
“我們發現的地雷，大的有小西瓜那麽大，小的也就子彈這麽點兒。”某團副團長李本福笑著向本刊記者比劃，“地雷作為一種常規武器，更多的時候是通過密集埋設，消耗對方戰鬥力。”
邊民已無生命威脅
入伍12年的韋聯海是排雷小組中惟一參加過第二次排雷的戰士。豐富的經驗和嫻熟的技術讓他成為了這支隊伍中的佼佼者，並屢次立功。
“我第一次排雷是1998年3月，跟著一線連隊在法卡山。其實之前的訓練中已經模擬過很多次現場排雷的情景了，但真到了節骨眼上還是緊張。”韋聯海回憶著，“那天搜排結束後，我的探測儀器發出訊號，自己當時特別緊張，跟首長匯報的聲音都跟平時不一樣，打顫。好在最後還是穩住了，沒出什麽事。”
隊長孟祥輝告訴《望東方周刊》，探測過程中，一般不會出什麽事，“探測儀探測距離在20—40厘米，這個範圍內的所有金屬物，包括地雷都會發出信號。我們雨天很少作業，因為路滑，容易滑到雷區。”
隨著排雷技術的發展，以及邊境地區惡劣的地理環境，炸藥爆破成了比較常用的排雷方法，即把炸藥捆綁在木棍上形成直列裝藥，投放於需排除的雷障區域排除地雷。這一看似簡單的動作，操作起來難度極大。
歐陽皇說，一些在界碑旁邊或是有研究價值的雷，就需要人工排除，“太危險了，必須做到百分之百安全。”
經驗豐富的韋聯海是人工排雷的專家。他告訴本刊記者，人工排雷時要穿上防護服，用專門的小鏟子把偽裝層的土慢慢去除，之後把地雷旁邊的土拓寬，看看裏麵有沒有引發地雷爆炸的裝置。全部清除後，慢慢將其取出，“鏽了的雷是很難排的，有的螺絲稍一鬆動就會出事。還有的一顆雷下麵還埋著一顆雷，很複雜。有時候人工排一顆都需要幾個小時，排完後全身都是汗，跟冷水衝過一樣。”
據了解，勘界清障排雷過程中，並無人員犧牲。但參加過第二次排雷的韋聯海，卻親眼目睹了兩位戰友的犧牲，“我記得是1998年8月，我們在憑祥一帶排雷。當時拉了警戒線，炸藥已經點好了。剛好那時，有個邊民從越南那邊做生意回來，進入了我們的作業區域。我們兩個戰士一看危險，趕緊上前把他推出這一區域。而這兩名戰士不小心滑入了雷區，當場犧牲。”
“第三次掃雷，主要是為中越兩國勘界服務。”副團長李本福對本刊記者說。公開的資料顯示，2002年，中越陸地邊界實施勘界後，中方及時組織邊防部隊實施分段排雷，並徹底排除了該地區共約10多萬平方米的雷障，開辟勘界立碑通道八條長次6000米，立碑工作區10多個。
“隨著中越關係的日益友好，排雷工作進展也很快。雖然要想徹底將邊境上的地雷排完是不可能的，但目前絕大多數地雷已經被清理了，再不會對兩國邊民的生命構成威脅了。”李本福說。
中越貿易跨越雷區
一件親曆的事情讓陸尉群至今心有餘悸，“一個越南妹和我定了交貨地點，我老遠都看見她走過來了，突然轟隆一聲巨響，她的整個頭都炸飛了。”
322國道在友誼關往南200多米處走到了盡頭。
路碑躺在一旁亂石堆中，周圍雜草叢生。將公路攔腰截斷的是地上一條筆直的線，線的這端，“中國國道322線終點”幾個字依稀可辨。一線之隔的，是越南1號公路起點，終點河內。
2008年12月9日，本刊記者在現場看到，路碑兩側的土丘上，被挖出兩個碩大的坡。當地人稱，友誼關一帶的勘界已經結束，新界碑即將在此落成。隨後的12月22日，越南外交部會同越南諒山省政府在友誼關舉行儀式，慶祝越中陸地邊界第1116塊界碑落成。
就在中越陸地邊界立碑進入最後階段的時刻，12月11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慶祝大會召開，與其比鄰的越南亦發來賀電。
邊民以命博財，出了中越邊貿“血路”
生意冷清時，浦寨人阿幫會把摩托車停在紅木家具市場門口，一邊蹲點，一邊操著當地土話和旁邊的摩的司機閑聊。阿幫說，他的全部家當就是這輛紅色摩托和兩個黃色安全帽。除了開摩的，他還從事另一項“生意”---幫越南人偷運紅木家具，從中拿點提成。
“誰都是為多掙幾個錢嘛。”阿幫知道這樣做不大好，但還是努力為自己開脫。
浦寨是廣西憑祥的一個邊貿點，緊鄰越南。
在中越邊境一帶，當地邊民大多做著諸如此類的工作---當搬運工或摩的司機、幫人逃稅、在家種地。“連出租車司機這行，80%都被外地人搶去了。”阿幫皺著眉頭，告訴《望東方周刊》。
邊民交易的輝煌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那些年，當地人用手電、鋼筆等日用品去換越南人的芭蕉油等農副產品。邊境滿布地雷的羊腸小道上，邊民們以命博財，小心翼翼地出了中越貿易的“血路”。
卡鳳村布沙屯村民小組長韋盛宏走起路來一瘸一拐，像是小兒麻痹後遺症，“這是1986年大年初二和越南人談生意時在路上被炸的。”
上世紀80年代初，韋盛宏給中越兩國商人當中間人，自己偶爾也做幾筆小生意，“當時市場很小，就是一個老板過來，告訴我要什麽貨，開個中間價，我幫他成交。過關也簡單，交一兩塊錢，買張票就行了。那時這兒的路坑坑窪窪的，送貨的頂多開輛拖拉機。越南那邊更慘，全是汽輪車。”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大批外地客商湧入弄堯、弄懷、浦寨等邊貿點，原始的邊民交易變得舉步維艱。
“雙方客商接觸時間一長，也就不需要中間人了。而且後來聯係都用大哥大，我們這些邊民家裏連電話都沒有，不方便聯係。發展到現在，外地人都開上汽車了，邊民還在原地踏步。”韋盛宏說，他現在有時幫當地電信局打點兒閑工，有時在家種種地，“不過這幾年政府征地太厲害，老百姓連地都沒得種了。”
15歲就開始和越南人做生意的隘口村村民陸尉群，直到最近兩年，才敢繼續踏上邊境上的那些小路。曾經做生意的經曆，讓她實實在在體會到了人如草芥。
“當時都是在山裏交貨、拿錢。”陸尉群對《望東方周刊》說，“我們白天偷偷地看越南部隊把雷埋在了什麽位置，有雷的路就避開。但那些人很鬼頭，總是按照人走路的規律來布雷。所以我們得自己學著排雷，邊走邊挖。”
一件親曆的事情讓陸尉群至今心有餘悸，“一個越南妹和我定了交貨地點，我老遠都看見她走過來了，突然轟隆一聲巨響，她的整個頭都炸飛了。”
“現在好了，雷基本排完了。”陸尉群走了兩步，指著遠處的一座山說，“喏，翻過那個山頭就是越南。我常去走親戚，我姑媽很多年前就嫁去越南了。”
卡鳳村的理發師黃雪民，十幾年來一直單腿站在鐵路邊的大榕樹下幫人理發。直到2007年，當地殘聯送了他一副假肢，“我被炸時才20出頭。那年頭，當地老百姓不管男女老少，都冒著生命危險做生意，被炸是常有的事，就看誰命好了。”
早上八點剛過，浦寨就熱鬧起來
號稱“南疆國門第一路”的南友公路（南寧---友誼關）已在2005年5月竣工。最近，這裏沿途隨處仍然可見慶祝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的標語，一張紅色條幅用漢字和壯文寫著“50年團結、50年奮進、50年輝煌”幾個大字。
邊陲城市憑祥，西南兩麵與越南諒山省交界，有著97公裏的邊境線。
“20年前，有個關於憑祥的順口溜，說是一條路、兩排樹、到了憑祥沒吃住。那時，憑祥最高的樓隻有三層。”憑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揚告訴《望東方周刊》，1996年之後，憑祥發展突飛猛進。而今，這裏有了友誼關、車站、平而關三個地方口岸和弄懷、浦寨等五個邊民互市點。
從前的浦寨，是一個隻有17戶人家的小村子。阿幫回憶說，那時候，他家就在現在紅木市場對麵，“當時我們住的是竹子搭起來的棚子，再加些羊毛磚，就是那種用瀝青蓋過一層的磚。”
上世紀90年代後，中越貿易的發展讓浦寨頃刻變得喧囂。
浦寨管委會紀檢書記梁德騰向《望東方周刊》介紹，目前浦寨常住人口3000多人，以流動人口為主，“2002年以前還要熱鬧，那時中越是可以自由來往的，隻需登記一下身份證就行。2005年，因為限製境外賭博，出入境沒那麽方便，就冷清了些。不過據說不久又要開關了。”
2008年奧運會前，浦寨入口處多了一個監管站。阿幫告訴本刊記者，奧運前設這個監管站，目的是不讓越南人隨意從浦寨進入中國內地。奧運後，原本要撤，但由於發現了毒品走私等問題，監管站保留至今。
穿過僅有的兩條街，邊防線近在咫尺。通過邊檢的越南貨車不斷駛入，一些準備出境的商人們大包小包地扛著貨物等待檢驗。一個小夥子向本刊記者透露，從這裏過關的，都是有通行證的人，幾百塊錢辦一個。“有些人為省錢，就從山上偷渡。”
緊靠邊檢站的山上，可以看到一名正在巡邏的邊防軍戰士走來走去。右側的牌子上，藍底白字地寫著“嚴禁中國公民出境賭博，違者嚴厲懲處”。跨出國門20米，便進入越南邊貿區---新清。
“浦寨這地方，麻雀雖小，五髒俱全，有海關、邊防、邊檢、檢驗檢疫等。誇張點兒說，穿製服的比不穿製服的還多。”邊檢站上一名正在值勤的邊防戰士告訴本刊記者，山上偷運貨物的大多是越南人，背些中國貨回去。
“越南的稅收沒有中國正規。”廣西自治區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劉建文對中越貿易頗有研究，他告訴《望東方周刊》，“在越南，隨便一個穿製服的人都可以找這些生意人收點兒錢，交了錢就讓過去了。他們運過去的商品，有的在本國賣，有的賣到柬埔寨等國家。”
早上八點剛過，浦寨就熱鬧起來。臨街的商鋪陸續拉開卷閘門，做起紅木、玉器、越南食品等生意。中國農業銀行的門口，兩三個女人抱著書包，專門兌換外幣。“她們的包裏經常裝著上百萬人民幣，就那麽揣著，也不怕被搶。”阿幫小聲嘀咕著。
夜幕下的浦寨比白天更為喧囂。飯館老板一到晚上，就把飯桌搬到街上，擺成了大排檔。臨街的商鋪盡管零零落落地關了幾家，但咖啡館、酒吧依然紅火。個別半遮半掩的店鋪裏，會偶爾探出一個濃妝豔抹的女人，毫無顧忌地向過路的男人投去曖昧的目光。
弄懷有八九百個商鋪，300多家是浙商的
從浦寨到弄懷邊貿點，需要翻過幾座山。
“這裏以前根本就沒有路，就是條小土道。後來一個富起來的老板，出錢修了這條柏油路。”阿幫一邊開摩托一邊介紹。
“我1975年就來廣西了，先是在憑祥這邊給人家做木工。做了幾年手藝後，有華僑建議我到邊境上做生意。”浙江東陽人吳明星是最早參與中越邊貿的外地人之一。他的明星外貿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榨汁機、電飯鍋等小家電。店鋪就開在邊檢站的廣場附近，是個極佳的位置。
在其他浙江老板口中，吳明星是個“有故事的人”。
“我剛來的時候，邊貿點還是在弄堯，沒水沒電。晚上得點蠟燭，水得自己去買，五毛錢一桶。語言不通，出門還怕踩地雷。我老婆說，這地方簡直跟坐牢一樣。”吳明星笑著對《望東方周刊》說。
做過小百貨、床上用品、文具生意後，吳明星鎖定了家用小電器這一領域。聊至一半，吳明星操著熟練的越南話接了個電話，“我現在會很多種語言，越南土話、越南官話，還有家鄉話、普通話。”
劉建文向本刊透露，和越南人做生意風險比較大，貨過去了不給錢是常有的事，“邊貿就像個大集貿市場，靠的是個人信譽。”
吳明星也有這樣的體會，他笑著說，其實十幾年前，越南商人還是很實在的，比如欠你錢，他肯定會想法還上，“現在不行了，他們也學會了拖，要是催急了，他們會說，‘你們這些錢不也是從我們身上掙的嘛。’”
2008年，吳明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上半年，越南經濟遭遇困境---通貨膨脹，股市狂跌；下半年，中國經濟同樣不景氣。
“20多年來，2008年是最困難的一年。做針織生意的可能好些，家電這種消耗品就差些。往年現在是最忙的時候，今年都閑得沒事做了。”吳明星說，他在諒山省同登縣還有另一家公司，由他的老婆打理，“今年生意也不大好，將就著過吧。”
廣西浙江商會常務副會長朱世友告訴《望東方周刊》，弄懷有八九百個商鋪，其中300多家是浙商的，“浙江商人都比較低調。”
浦寨邊檢站對麵，尚未啟用的國門大廈看上去很是氣派，上麵的“浙江永康”幾個大字更是當地所有浙商的驕傲。這一次，浙商們打破了一貫的低調。
多少還存在一些芥蒂
2008年12月7日～9日，正值第十五屆2008中越(憑祥)科技貿易博覽會舉行，前往憑祥物流園的人瞬間多了幾倍。
據介紹，此前所謂的博覽會，不過是老百姓擺地攤進行簡單的物品交換。
“這兩年我們把它正規化了，要做成一個有規模、有檔次，質量比較高的展會。”主辦方廣西萬通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韋潔向《望東方周刊》介紹說，物流園2007年投入使用，當年的貨物吞吐量達110萬噸。
中越邊境上的貿易比較特殊。除正規的國貿外，還包括邊境小額貿易，即由本地公司搞些海關指定的日用品貿易，關稅減半。另一種則是邊民互市貿易。有邊民證的邊民，每天可以進行不超過人民幣3000元的日用品交易。
“其實就是給些特殊政策，照顧邊民。”韋潔認為。
韋潔指著遠處停放的幾排重汽商用車說，“2007年出口1000多輛，2008年上半年就達到8000輛了。如果不是因為下半年經濟動蕩，突破兩萬輛都有可能。國產貨車這類產品現在開始流向東盟市場，且出口量會越來越大。”
劉建文稱，“越南隻認便宜貨，那我們生產的產品質量肯定不會有多高，物美和價廉難以兼顧。”
近年來，逐漸升溫的中國—東盟“貿易熱”、“旅遊熱”，加速著中越交通的發展。2009年1月1日，南寧至越南首都河內的旅客列車正式開行。這使南寧成為除北京外中國第二個國際列車始發站城市。
“這些年的中越貿易中，中國基本處於順差，越南則是逆差。對這一點，越南人意見一直比較大。因此現在，他們的煤炭即便出口，也不會出口到中國，錳礦也不會賣給中國人。”劉建文認為，盡管戰爭硝煙散盡，但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對強大鄰國的隱憂，仍不言而喻，“總的來說，兩國高層和民眾之間的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但因為一些特殊的曆史原因，多少還存在一些芥蒂。比如中國人在越南的一些投資項目，上麵已經批下來了，結果中間卡住了。這和越南之前的教科書也有些關係。”
“鄰村”百姓
在友誼關的牆壁上，依然能看到當年留下的彈痕。站在關樓上，可以看見不遠處隱匿在山坳裏的迷彩帳篷。
“2008年最後一天，中越雙方宣布如期完成了陸地邊界全線勘界立碑工作。存在爭議的德天瀑布和北侖河口一帶也達成一攬子協議。”廣西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孫小迎向《望東方周刊》介紹說。
2008年6月，孫小迎帶領廣西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的幾位研究人員，完成了《西南邊疆（廣西段）曆史與研究現狀報告》。
孫小迎說，邊民們的守土護邊意識一直感動著她。在德天村，一些老人晚上常會帶著鋪蓋到53號界碑處守夜，防止界碑被移動。
除邊民外，當地的生意人對勘界立碑工作也表示出極大的關注。
36歲的陳秀桃說著略帶南方口音的中國話。六年前，她從越南來到中國，一邊做紅木等生意，一邊開咖啡館，“兩國關係好了，生意也就好做了。”
陳秀桃告訴本刊記者，她的中文是自學的，“我家就在河內附近，母親和兩個哥哥還在越南，我和姐姐來了中國。”
陳秀桃透露說，她的男朋友是北京人，“你說，以後我到了北京，開個咖啡館行嗎？”
“他們和我們就像是鄰村。長得差不多，說的是當地土話，都能聽懂。”浦寨人阿幫說，他從小就沒覺得越南人和自己有什麽差別，“即便打仗，邊民們的關係也都很好。我們壯族和他們京族，以前都是一個民族的。”幾乎沒上過學的阿幫很早就聽到過這一說法。
京族，是越南的主體民族。
世代通婚，也讓兩國邊民們“走得更近了”。卡鳳村布沙屯的韋盛宏告訴《望東方周刊》，他們村260多人，七八家娶了越南女人，“娶越南人的家庭都比較貧困，因為越南女人彩禮收得少，一兩千塊錢就能娶到，有的甚至不要錢。中國老婆得花七八千娶回家。”
盧永全是個在中國做生意的越南華僑。他的曾祖輩，就舉家從廣東遷到了越南。1968年，盧永全在越南出生。但平時家人之間說的還是客家話。
盧在交談中不時夾雜著英語，並稱自己是個有文化的人。對於那段戰爭，這位越南籍華僑，有著很輕鬆的解釋，“兩個孩子打架，過去這麽多年了，還記什麽仇呀，都經濟危機了，還不謀劃著怎麽合作去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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