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是一種以助人為宗旨、運用各種專業知識、技能和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專門職業，它的出現具有將部分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還於社會的意義。
深圳市羅湖區委大樓。王娟擠進電梯，到達第15層的婦聯辦公室，泡一杯茶，坐定，時針尚未指向九點，打開電腦，接著完成昨天的各種報表。
這個27歲的武漢女孩，舉手投足和辦公室的其他女公務員並無區別。其實，她並不是一名公務員。她是深圳市羅湖區婦聯從一家非政府機構——深圳市社聯社工服務中心花6萬元“購買”的“外援”。
與王娟一起被“購買”到羅湖區婦聯的還有23歲的路，她被安排到羅湖區下屬的翠竹街道婦聯辦公。
兩個女孩都是2008年的大學畢業生。剛剛步入職場的“新生”，正如他們從事的職業——社工，一個中國內地新生且陌生的職業。
“我過來和您隨便聊聊”
“您好，我是被安排到翠竹街道負責單親母親幫扶的社工小路。方便的話，我想去家訪一下，和您隨便聊聊，看有沒有什麽能夠幫助到的。”路一字一頓地打電話。
路在電話中說到的“社工”，是社會工作的簡稱。社會工作是一種以助人為宗旨、運用各種專業知識、技能和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專門職業。中國社會工作(者)協會成立於1991年7月，但社會工作市場化和非政府化還是近幾年的事情，這在中國具有將部分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還於社會的意義。2007年3月，深圳市南山區開始麵向中國招聘99名社工，這是以政府部門出麵招聘的方式錄用社工。
每一次電話約訪單親貧困母親，路都很緊張。這是她一個新“案子”的開始，她需要思考很久，這次要怎麽說，才能讓對方接受。此前，路和王娟挨家挨戶進行過一次調查問卷摸底。問題是自己設置的，目的是簡單了解羅湖區單親貧困母親的情況。
2007年，深圳市羅湖區婦聯建有一個334名單親母親的檔案。這是羅湖區婦聯的工作人員以及下屬各個街道、社區的婦幹(婦女幹部)調查統計而來的。
2008年，路和王娟重新調查，並且劃定更多的限製：最小的孩子不大於18歲，月收入不超過550元。調查結束，篩選下來的幫扶對象有200多名。路借著調查問卷見過麵的由頭，挨個給翠竹街道的單親貧困母親打電話。
這些單親貧困母親不知道什麽是“社工”，隻知道他們是由社區婦女幹部引薦而來的工作人員。她們很奇怪這幾個年輕人的工作方式——“隨便聊聊”，在印象中，政府工作人員並不會到他們家中隨便聊聊。
路和王娟有兩個直接“老板”：機構——深圳社聯社工服務中心，用人單位——深圳市羅湖區婦聯；事實上，還有主管單位——深圳市民政局，她們同時受到這幾方考核。
深圳社聯社工服務中心主任嚴書翔，大學畢業留校當老師，後來考到深圳市人事局工作，再下海經商，嚐試了不同角色、不同職業。
深圳市毗鄰香港，社工行業在中國內地走得最早，2007年便開始醞釀社工行業的非政府化。5月，深圳市民政局社工辦主任找到嚴書翔，問他：“願不願意接手社工辦底下的社聯組織？”當時深圳市還沒有非政府化的社工組織。嚴書翔答應了，此時他連什麽是“社工”都一頭霧水。
6月，在深圳市民政局的組織下，三家非政府化的社工機構成立。嚴書翔牽頭的社聯社工服務中心也脫離民政局，在財物上和主管部門劃清了界限，但嚴書翔的政府關係和資源還在。
深圳市民政局定下“遊戲規則”，“購買”社工，必須由各個機關單位上報申請需求崗位和人數，深圳市民政局社工辦從幾家社工機構中自由選擇。2007年8月，第一輪社工“購買”。嚴書翔提交自己對招聘崗位的設想和方案，到主管單位“上門走訪”，最後推薦會接受審核。當時，他的機構隻有幾個管理人員，沒有專門的社工，仰仗對項目的理解，更多的是政府關係，嚴書翔拿到兩個社工“購買”名額，一人一年6 萬元。
嚴書翔這才去各大高校的社工專業和相關專業招聘社工，並在網上發布招聘信息。找到合適的，嚴書翔從中挑選兩名上崗，其餘的並不著急拉進服務中心，而是等著下一撥政府“購買”。
這一次，深圳市民政局一口氣“購買”了37名社工服務，他們大多是2007年的高校畢業生。
9月30日，為了更完善社工服務，深圳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社工1+7文件，這是中國第一個社工規範文件。在這個發展意見指導之下，製訂了職業水平評價、人才教育培訓、專業崗位設置、發揮民間組織作用、財政支持、“社工、義工”聯動七個配套實施方案。
路和王娟屬於2008年2月入職的第二批社工。元月，深圳市各區政府再次購買社工服務，崗位有司法矯正社工、婦女家庭社工、社會行政社工等，最後與9家民間社工服務機構簽訂協議，購買427名社工服務。這一次，深圳社聯社工服務中心，獲得31個名額。
2008年末，深圳市成立和正在考核通過的社工機構已達到18家。現存的社工“購買”方式並不透明規範。截至2009年1月，深圳市民政局總共“購買”542名社工。私下討論，深圳社工辦負責人告訴幾位社工機構負責人，2009年政府“購買”可能會改革為較規範化的招投標方式，“購買”300名社工。
“原來社工和別人還是不一樣”
46歲的單親母親李玉梅(化名)在電話中同意路的家訪請求。第二天，路找到李玉梅的家，位於深圳市羅湖區翠竹街道，是城中村，四層低矮的民房，樓梯陰暗潮濕。她住在最上層的小閣樓。簡陋的小廚房挨著衛生間，挪步是客廳加寢室，邊上是掛滿衣物的小陽台，整個屋子不到15平米——她和女兒睡一張床，兒子睡一張床。
李玉梅比實際年齡略顯蒼老。離婚沒多久，前夫去世，一家三口每月僅靠李玉梅做清潔工所掙的 1500元。扣除社保，僅有800多元。小閣樓房租要500元。大女兒有先天性心髒病，初中上完就輟學在家。小兒子今年剛上初一，還要交學費。路不斷地點頭示意，專注的傾聽著：“可以申請補助嗎？”
“第一胎小孩患有先天性心髒病，沒來得及辦手續，就生了第二胎。”李玉梅回答。路明白過來：李玉梅違反了計劃生育條例。經濟條件不好，使得她一直沒有交罰款。雖然達到低保標準，卻領取不到低保補助，也無法申請廉租房。逢年過節，政府會有對困難戶的慰問性補助，李玉梅都無法享受到。
她開始不斷對路抱怨：“我好慘啊，我是世界上最慘的人。”聊著聊著，哭了起來。路不做聲，靜靜地看李玉梅哭。李玉梅反倒不好意思，抹一把臉，打圓場：“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路點點頭：“其實你的這個經曆不是一般人都能承受的，有些人可能就放棄了，會去走其他道路。這樣看來，你是格外堅強的。”說得李玉梅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起來。
這一招其實是深圳市民政局從香港聘請的督導教的：“不要急著去分析和解決問題，而是要讓她把情緒傾倒完了，再去解決。”香港社工積攢了很多經驗，深圳市民政局社工辦一年來聘請了26名資深的香港社工督導。平均每個督導在深圳擔任著22.5個社工崗位的經驗傳授工作。
路請教香港督導：“像李玉梅這種違反政策的情況該怎麽辦？”香港沒有類似的計劃生育政策，督導也答不上來，隻是提示：“灰色地帶，政策都是無法解決的，一般要避免提及，因為說出來也沒有辦法解決，反而會加重案主的負擔。”
第三次家訪，李玉梅聊得多了起來。路開始有意引導李玉梅聊自己的童年：小時候父母鬧離婚，她習得父母之間的互動模式，現在運用於與自己的孩子交流上。
她對李玉梅階段性輔導的目標開始明朗起來，也對李玉梅的個案正式開題，包括描述案主的主要問題，讓案主自評困擾程度，以及工作總體目標，同時還需要整理一份李玉梅的個案基本信息和家庭圖。
李玉梅的家，路去了十幾次。督導曾經告訴過她：“我們要陪著他們一起走，而不是在前麵拖著他們走。”這種陪伴也使路深有感觸。剛開始做社工她會想：“人家幹嗎和我說心事。”當關係密切起來，案主也開始講述心事。有的案主說：“小路，這些話我和其他朋友都不說的，也就是你，我才說。”聽到這話，路會很驚喜：“社工和其他人還是不一樣的嘛。”
未來往前走？
當然，並不是每個社工都能體會到自己職業的不一般。社工的裁判員是政府部門。許多被政府“購買”的社工，做的是行政工作。
對王娟來說，她現在最實際的問題是：“請不到假。”除了要和用人單位——婦聯請假，還要向機構——深圳社聯社工服務中心請假。請假的難度大，王娟往往放棄。
年末又往往是社工最忙碌的時期，要準備許多份不同版本的總結和報表，社工機構、用人單位、主管單位——深圳市民政局，各個部門根據自己不同的需要，給社工下發不同的“期末考卷”。
未來的前景路和王娟很難預料。深圳市政府規定社工工資指導價：機構扣除10%左右做日常管理費用，其餘的為該社工工資。王娟，研究生畢業，每月稅前工資為4000元，路本科生畢業，每月為3500元。她們私底下聊天稱，這份待遇對於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來說，還算不錯，但是明年，或者再過幾年，待遇會怎麽變化，還是不管從業長短，每個人每年6萬元以下？
社工的多頭管理，令嚴書翔很頭疼。這可能造成社工人才的流失。王娟的不少社工朋友，工作一段時間就轉為行政人員，或者去參加公務員考試。“社工不是賺錢的行業。剛開始不是很有信心一定要做這個職業。我當時覺得這份工作是先鍛煉自己。現在不可能一輩子做一個職業。”閑聊時，王娟說。
正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行政總裁吳水麗對深圳社工說：“幾十年前開始在香港做社工，那時香港的情況和今日社工在深圳麵對的情況很相似。社會人士不明白社工是什麽？做些什麽？社工的崗位、社工的職業階梯、待遇未見完善，用人單位要不就把社工當作沒有用的冗員，或就是把社工當作全能的神。”
這也是今天中國社工的尷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