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 《罪疚的報應》（ The Wages of Guilt） ◎廖建明 The Wages of Guilt b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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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 《罪疚的報應》（ The Wages of Guilt）
◎廖建明

The Wages of Guilt
by Ian Buruma
Farrar, Straus, Giroux

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近半個世紀，德國誠心悔罪，日本死不認錯，為甚麼如此？讀伊恩．伯魯瑪 (Ian Buruma) 的新著《罪疚的報應》（ The Wages of Guilt），或許可了解日本德國為何有天淵之別。

伯魯瑪要解答的是下列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個戰敗國日本與德國對大戰的看法存在一條鴻溝，為何會這樣？為何德國人的集體記憶看來與日本人的截然不同？是文化差異?或政治不同?可以從戰後歷史或戰時歷史找到解釋嗎？難道德國人有較多的原因去感到悲痛？

日本每逢想起大戰，便偏執廣島，自視為受害者。德國人的焦點則是奧斯威辛(Auschwitz，波蘭南部城鎮，納粹德國在此建立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屠殺猶太人），關於自己如何殘害別人。伯魯瑪認為這是兩國態度迴異的原因之一。日本人念念不忘自己是原爆受害者，於是感到大戰其他受害人相比他們來說，根本微不足道。

伯魯瑪又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日本與德國表現如斯不同，是否由於日本是亞洲儒家的「羞恥文化」，而德國則是西方基督教的「罪疚文化」？最先提出這個分野的是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 Ruth Benedict ）。她在戰時寫了《菊花與劍》，幫助美國情報人員明白日本人的心思。她認為，著重罪疚文化的社會以絕對的道德標準來教誨，並依賴人發展良知，強調羞恥文化的社會，則會為一些西方人感到罪疚的事懊惱。潘乃德說：「這種懊惱不像罪疚一般，可以藉著懺悔和贖罪來消解。隻要一個人的壞行為不讓人知道，他便不會感到不安．而隻會視懺悔為招惹麻煩。」

她表示，羞恥文化依賴外來製裁以達到良好的行為，不像罪疚文化那樣，良好行為源於內在的罪疚文化信念。羞恥是對他人批評的反應，是需要觀眾的（至少是想像中的觀眾），但罪疚則不然。由此觀之，德國人滿懷罪疚，所以要悔罪來減輕罪疚和得到寬恕。而日本人則希望保持沉默，也盼望人家也不作聲，因為著眼點是公開的羞恥、尷尬和麵子，而非上帝眼中的罪疚。

伯魯瑪沒有著墨的是，同為受害者的猶太人和華人，戰後對殺人魔王迴然不同的態度，使德國和日本有很不同的表現。猶太人「以直報怨」，絕不姑息納粹戰犯，如果不能把他們繩之於法的話，甚至會設法刺殺他們。這種窮追猛打的態度，德國不敢不正視戰爭責任問題。相反，蔣介石一句「以德報怨」，毛澤東感謝日軍侵略才能使中共奪權，日本人怎麼不會是現在的這個模樣呢？

人不自重，是不會獲得別人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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