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魯鄭
在西方眼裏，或者理論界，中國是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並以此來攻擊中國的媒體隻有宣傳沒有新聞。對於曾經充當過各種理論試驗場的中國來說，已經成熟到不會隻相信理論的程度了。哪我們就一起來看看真實生活中西方和中國的新聞異同。由於本人長期生活於法國，便主要以法國為主其他西方國家為輔進行對比評論。
首先，對比一下媒體的擁有者。中國，毫無疑問絕大多數是屬於各級政府，即使有些企業或行業擁有傳媒工具，也要從屬於政府宣傳部門的管理。因此，媒體主要是體現政府的立場。而法國則略有不同。擁有媒體的分別為政府和財團。TF1，法國電視一台，老板是法國最大的電信公司布依格，法國二台和三台則是法國政府。這三大電視台基本壟斷了法國的電視資訊。法國名列第一的日報《費加羅》，最大的股東是法國軍工企業達梭集團。法新社名義上是獨立的報業聯營企業，實際上是法國官方通訊社。因此，法國的媒體自然是要體現政府、財團和軍方的立場。2008年巴黎“4.7”火炬傳遞引發中國民眾憤怒和掀起空前抵製法貨的聲浪時，法國第一首富、家樂福第一大股東、路易威登集團主席Bernard Arnault急忙在《費加羅》報發表聲明，公開支持北京奧運會，並表示“中國受到的攻擊同樣令人震驚”，從而扭轉了當時對中國一邊倒的攻訐態勢就是一例。政府和財團擁有媒體，在西方是常態。大名鼎鼎的英國BBC、美國之音、德國之聲都是政府擁有。英國的路透社名義上是私人企業主所有，實際上受政府控製，是英國的官方喉舌。(如果中國向西方學習，一些媒體是否可由“三鹿奶粉”、“齊齊哈爾第二製藥廠”控製？)
其次，我們看一下各自報道內容和方式的異同。
第一，法國媒體基本上可以批評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批評總統等高級別領導人。但也有例外。2008年，PPDA這們法國大牌的電視主持人，就因為他采訪薩科奇時暗諷他的身高（“當您出席國際會議時，是否有到了巨人國的感覺？”），被電視台迅速辭退，離開了他從事了幾十年的媒體工作，就此失業。相應的，中國地方各級政府被批評是常態，盡管也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影響和幹預，但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公開和及時的報道。這在2008年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發生的所有騷亂和負麵事件都得到及時報道）。但批評中央政府和最高領導人是幾乎不存在的。
第二，法國媒體不能挑戰或否定法國的價值觀，不能否定這個現行製度，這就是第一個底線。就是法國共產黨及其掌握的媒體都不例外。而且各個媒體有著嚴格的自律。
2008年4月19日在巴黎華人大集會一舉引起矚目的一位留學生曾多次投稿給法國第一大免費報紙《METRO》（地鐵報），終於一篇文章被采用。不料，第二天，決定采用他稿件的一位編輯打電話通知他，由於文章與該報價值觀不符，將不再采用，這位編輯本人也已受到上麵的斥責。2008年8月達賴訪問巴黎，遭到藏傳佛教另一支多傑雄登派的圍堵和抗議（抗議達賴不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但這些場麵都從法國媒體的鏡頭中消失的無影無蹤—盡管宗教信仰自由也是西方的價值觀，但比不上神化達賴的政治正確。如果出於自律而拒絕刊登某些文章還算沒超越新聞真實底線的話，為了自己的價值觀而捏造新聞就無法令人接受了。而這一幕就發生西藏“3.14”之後。由於被揭穿和遭到中國的強烈抗議，這些西方媒體也不得不道歉。但是“一萬個真實也挽救不了一個謊言”，西方媒體的公信力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被全球所矚目的《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事件也是一例。由於她發表了許多正麵宣傳中國的新聞和評論，遭到許多人權組織的抗議而被解職。然而，當德國官方把《德國之聲》上萬份中文報道翻譯成德文，加以審查，結果並沒有發現所謂的“紅色滲透”的內容。不久，德國之聲的監督機構——德國之聲廣播委員會駁回了對張丹紅以及德國之聲的指責，廣播委員會全體一致認定，德國之聲中文部既沒有違反規定，也沒有破壞記者原則。然而，即使如此，張丹紅不但沒有恢複工作，支持她的原中文部主任馮海音(Matthias von Hein)也被解職。這些都是挑戰西方價值觀所遭到的懲處。而中國卻不同。雖然《炎黃春秋》和《南方周末》同屬官方，但總是質疑和挑戰現行製度，宣傳與國家不同的價值觀。其中《南方周末》雖多次被整肅，但仍然風格不改，繼續發行。（當然今年由於《南方周末》對地震的另類報道引發公憤，甚至發生大學生校園火燒《南方周末》事件，但均係民間自發行動，與政府無關。）而走的更遠的《炎黃春秋》，甚至連整肅都沒有。這在法國，是絕無不可能！更不會有類似《炎黃春秋》或《南方周末》這樣的媒體存在的空間。
第三，法國新聞自由的另一個底線是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今年受美國資助、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在中法對抗中發揮了相當重要和關鍵的作用。然而事過幾個月，“記者無疆界”的創始人、秘書長梅納爾就被迫辭職。顯然，這位先生玩過了火，損害了法國的利益。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由於法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急需中國的支持，從而將中法關係推向少有的高潮。當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巴黎時，巴黎警察對所有抗議的人群均強行處置，甚至不惜動用暴力。然而，所有的媒體均對此保持沉默。由此被法國境外的媒體稱為法國的恥辱。（不僅媒體，警察局也一樣。巴黎警察局拒絕了支持達賴集團的一些組織要求在北京奧運會開幕之日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遊行的申請，但僅僅兩天之後，就批準了在俄羅斯駐巴黎大使館門前支持格魯吉亞的抗議集會申請）。這一點，在西方也頗具共性。特別是美國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表現的最為充分。好萊塢重量級影星西恩.潘自費5.6萬美元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公開信，指責布什的好戰政策。不久，好萊塢大製造商取消了他的電影合同，損失高達至少1000萬美元。來自美國總統布什家鄉得克薩斯州的樂隊“南方小雞”由於在美國《娛樂周刊》發表反戰言論，聲稱為布什總統來自他們的家鄉感到恥辱。不料擁護布什的“愛國電台”封殺他們的歌曲，歌迷則當街砸爛她們的唱片。樂隊成員們的家門口被人堆滿了垃圾，甚至有人向他們發出死亡威脅。她們的全美巡回演出也告吹。受雇於全國廣播公司、曾因報道海灣戰爭而得過普利策獎的記者彼得。阿內特僅僅由於他在接受伊拉克采訪時說了句“美國的第一個作戰計劃已經失敗”而被炒了魷魚。在這些例子麵前，不由得令人感到西方的新聞自由好象中國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起著引蛇出洞和“陽謀”的作用。當然，在不能損害國家利益方麵，中國和法國和西方非常相似，這可算是雙方第一個共同點。
第四，法國媒體不能報道國家領導人的私生活。甚至專門披露政治醜聞的法國周刊《鴨鳴報》都有句名言：“新聞止於臥室門外。”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有兩個家庭，他去世時，兩個家庭攜子女均出席了他的葬禮。但所有的媒體對此均噤聲。上任總統希拉克也有不少坊間徘聞，但從來都進入不到法國媒體的視野中去。當然法國新當選的總統薩科奇是一個例外，因為他本人對自己的私生活就十分的張揚----這也是他民意支持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這方麵，中法媒體又形成了第二個共同點。
第五，法國媒體以負麵報道為主，中國則以正麵報道為主，無論國際和國內。應該說，這兩種方式都不夠客觀和全麵。以至第一次去西方的中國遊客往往會失望，而第一次到中國的西方人則往往會驚異。（我陪同的第一個訪問中國的法國代表團他們的第一個感受竟然是：中國人居然會經常微笑！）當然負麵報道是西方媒體的共性。2005年，巴黎北郊發生嚴重騷亂，並一度漫延到全國。當時法美關係相當緊張，不少媒體大肆炒做，極盡誇張之能事，甚至使用“法國陷入內戰”等極端詞語。為此，十分不滿的法國政府事後專門將這些媒體召集起來，提出嚴重警告，並強令道歉。而另一個不實報道的中國卻漏了網。因為中國媒體的主流是“巴黎基本一切正常”！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夕，FNAC—法國最大的書店在最醒目的位置擺滿了幾十種關於中國的書。其中隻有一至兩本是比較正麵的表現中國。其他則全是批評和攻擊。試想一下這一幕發生在中國：在新華書店最醒目的位置擺滿了反法、反日、反美等國的圖書，請問西方會怎樣炒作呢？不過，相對於歐洲，追求並保持便於霸權的美國略有不同。首先看美國之音。根據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隻允許美國之音向外國（不是本國）的聽眾播放親美國政府的新聞，也就是正麵新聞。即他們自己不信的新聞可以向外國輸送！（真不知道幾十年都在聽美國之音的中國百姓知道此內幕會做何感想？）其次，自布什時代，美國政府不僅限製新聞媒體在海外幹預行動的報道，還幹脆授意一些專欄作家撰寫支持政府的文章，甚至自己製造新聞，並向其他電視機構轉播。美國國務院下屬的的廣播事業管理辦公室，專力製作鼓吹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果。而且這些宣傳還違反《史密斯—蒙特法》出口轉內銷。為此，美國官員的解釋是這個法律不適合此辦公室。此外美國政府利用媒體競爭的特點，隻把采訪機會和內幕消息透露給配合的記者和媒體，從而培養起一批禦用文人。至於發生在2009年新年之際以色列對哈馬斯的軍事行動，盡管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已經判定可以允許少量記者進入加沙，但以色列政府卻仍然禁止任何國際記者進入現場采訪。而且沒有得到任何西方國家的抗議和批評，更是活生生的一例。
第六，如何看待法國不同政黨和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批評和爭鬥呢？一是所有分屬不同政黨和利益集團的媒體都認可法國的價值觀、製度模式和遊戲規則。二是每一個政黨背後都有財團的影子。無論政黨還是財團，都是這種製度模式的最大得利者。三是由於對利益擴張的追求，政黨之間往往不免會發生爭執和矛盾。麵對誰也不能吞掉誰的現實麵前，大家都相互做了妥協，都認可對方的批判權利。所以從宏觀上講，說他們是一黨之內的不同利益集團相互爭奪也不妨。2002年法國大選隻所以出現驚人意外----左派社會黨候選人時任總理的若斯潘沒能進入第二輪，被極右派政黨候選人勒龐擊敗----就是因為選民認為左右兩黨沒有什麽區別，缺乏投票意願所致。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媒體，其實恐怕也相差不多吧。《南方周末》和《炎黃春秋》再出格，但都無法改變同屬官方和中共的性質。實質不過是中共集團內部不同的利益代言人而已。這恐怕是他們無論如何都能長期繼續生存下來的根本原因吧。
最後，再看一下中國與西方的媒體運作效果。西方對中國自然是一邊倒的否定，也無需中國再自我辯護。但是西方媒體的效果又如何呢？在這裏我完全采用西方或在海外異議人士的觀點，以示公正。長期流亡巴黎的吳葆璋先生在香港著名異議刊物《開放》雜誌2007年7月號（81—83頁）的《薩爾科奇如何對待共產中國》一文中講到：“在法國，媒體的獨立，連法國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老板們全從占領市場角度處理新聞，看待記者。他們毫不隱晦報道方針‘我們絕不在中國當局不喜歡的問題上多說什麽。’哪些由於觸及敏感題材報道真相而被驅除出境的記者，往往是灰溜溜地返回總部；老板們首先認為這名 記者給他惹了麻煩”（當時中法關係正處於高峰期）。2008年12月28日，美國總統布什的夫人勞拉在接受福克斯電視新聞網的《福克斯周日新聞》專訪時，發表了如下評論：“如果你要問我媒體公不公正，我的回答是不公正，完全不公正。”顯然，無論是西方體製內的高層還是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對西方的新聞自由下的媒體效果都是持否定態度的。至少，打著新聞自由旗幟的西方並沒有做到公開、透明和公正。
本文即將結束之際，不妨把目轉向被美國總統布什稱為“亞洲民主燈塔”、西方眼裏的好學生台灣。台灣新聞自由度根據“記者無疆界”2008年的排名與美國並列36位，高居亞洲第二位（2007年則超過日本和美國，居亞洲第一）。但是調查顯示，台灣媒體隻得到百分之一的公眾信任。美國《洛杉磯時報》則評論說：台灣媒體“從過去威權時代的哈巴狗，變成今日民主時代的瘋狗，沒有能力處理真相。”
注：隻有真正的長期生活在西方，而且是真正的在這個體製內運轉，才能了解一個真實的西方，這是作為短期遊客所不能及的。所以，許多博友去過一次西方，就認為了解了西方並高度對之進行肯定或否定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希望本文能夠給國內的朋友提供一個了解西方的窗口，從而把中國放到全球坐標下，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
在西方眼裏，或者理論界，中國是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並以此來攻擊中國的媒體隻有宣傳沒有新聞。對於曾經充當過各種理論試驗場的中國來說，已經成熟到不會隻相信理論的程度了。哪我們就一起來看看真實生活中西方和中國的新聞異同。由於本人長期生活於法國，便主要以法國為主其他西方國家為輔進行對比評論。
首先，對比一下媒體的擁有者。中國，毫無疑問絕大多數是屬於各級政府，即使有些企業或行業擁有傳媒工具，也要從屬於政府宣傳部門的管理。因此，媒體主要是體現政府的立場。而法國則略有不同。擁有媒體的分別為政府和財團。TF1，法國電視一台，老板是法國最大的電信公司布依格，法國二台和三台則是法國政府。這三大電視台基本壟斷了法國的電視資訊。法國名列第一的日報《費加羅》，最大的股東是法國軍工企業達梭集團。法新社名義上是獨立的報業聯營企業，實際上是法國官方通訊社。因此，法國的媒體自然是要體現政府、財團和軍方的立場。2008年巴黎“4.7”火炬傳遞引發中國民眾憤怒和掀起空前抵製法貨的聲浪時，法國第一首富、家樂福第一大股東、路易威登集團主席Bernard Arnault急忙在《費加羅》報發表聲明，公開支持北京奧運會，並表示“中國受到的攻擊同樣令人震驚”，從而扭轉了當時對中國一邊倒的攻訐態勢就是一例。政府和財團擁有媒體，在西方是常態。大名鼎鼎的英國BBC、美國之音、德國之聲都是政府擁有。英國的路透社名義上是私人企業主所有，實際上受政府控製，是英國的官方喉舌。(如果中國向西方學習，一些媒體是否可由“三鹿奶粉”、“齊齊哈爾第二製藥廠”控製？)
其次，我們看一下各自報道內容和方式的異同。
第一，法國媒體基本上可以批評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批評總統等高級別領導人。但也有例外。2008年，PPDA這們法國大牌的電視主持人，就因為他采訪薩科奇時暗諷他的身高（“當您出席國際會議時，是否有到了巨人國的感覺？”），被電視台迅速辭退，離開了他從事了幾十年的媒體工作，就此失業。相應的，中國地方各級政府被批評是常態，盡管也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影響和幹預，但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公開和及時的報道。這在2008年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發生的所有騷亂和負麵事件都得到及時報道）。但批評中央政府和最高領導人是幾乎不存在的。
第二，法國媒體不能挑戰或否定法國的價值觀，不能否定這個現行製度，這就是第一個底線。就是法國共產黨及其掌握的媒體都不例外。而且各個媒體有著嚴格的自律。
2008年4月19日在巴黎華人大集會一舉引起矚目的一位留學生曾多次投稿給法國第一大免費報紙《METRO》（地鐵報），終於一篇文章被采用。不料，第二天，決定采用他稿件的一位編輯打電話通知他，由於文章與該報價值觀不符，將不再采用，這位編輯本人也已受到上麵的斥責。2008年8月達賴訪問巴黎，遭到藏傳佛教另一支多傑雄登派的圍堵和抗議（抗議達賴不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但這些場麵都從法國媒體的鏡頭中消失的無影無蹤—盡管宗教信仰自由也是西方的價值觀，但比不上神化達賴的政治正確。如果出於自律而拒絕刊登某些文章還算沒超越新聞真實底線的話，為了自己的價值觀而捏造新聞就無法令人接受了。而這一幕就發生西藏“3.14”之後。由於被揭穿和遭到中國的強烈抗議，這些西方媒體也不得不道歉。但是“一萬個真實也挽救不了一個謊言”，西方媒體的公信力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被全球所矚目的《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事件也是一例。由於她發表了許多正麵宣傳中國的新聞和評論，遭到許多人權組織的抗議而被解職。然而，當德國官方把《德國之聲》上萬份中文報道翻譯成德文，加以審查，結果並沒有發現所謂的“紅色滲透”的內容。不久，德國之聲的監督機構——德國之聲廣播委員會駁回了對張丹紅以及德國之聲的指責，廣播委員會全體一致認定，德國之聲中文部既沒有違反規定，也沒有破壞記者原則。然而，即使如此，張丹紅不但沒有恢複工作，支持她的原中文部主任馮海音(Matthias von Hein)也被解職。這些都是挑戰西方價值觀所遭到的懲處。而中國卻不同。雖然《炎黃春秋》和《南方周末》同屬官方，但總是質疑和挑戰現行製度，宣傳與國家不同的價值觀。其中《南方周末》雖多次被整肅，但仍然風格不改，繼續發行。（當然今年由於《南方周末》對地震的另類報道引發公憤，甚至發生大學生校園火燒《南方周末》事件，但均係民間自發行動，與政府無關。）而走的更遠的《炎黃春秋》，甚至連整肅都沒有。這在法國，是絕無不可能！更不會有類似《炎黃春秋》或《南方周末》這樣的媒體存在的空間。
第三，法國新聞自由的另一個底線是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今年受美國資助、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在中法對抗中發揮了相當重要和關鍵的作用。然而事過幾個月，“記者無疆界”的創始人、秘書長梅納爾就被迫辭職。顯然，這位先生玩過了火，損害了法國的利益。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由於法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急需中國的支持，從而將中法關係推向少有的高潮。當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巴黎時，巴黎警察對所有抗議的人群均強行處置，甚至不惜動用暴力。然而，所有的媒體均對此保持沉默。由此被法國境外的媒體稱為法國的恥辱。（不僅媒體，警察局也一樣。巴黎警察局拒絕了支持達賴集團的一些組織要求在北京奧運會開幕之日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遊行的申請，但僅僅兩天之後，就批準了在俄羅斯駐巴黎大使館門前支持格魯吉亞的抗議集會申請）。這一點，在西方也頗具共性。特別是美國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表現的最為充分。好萊塢重量級影星西恩.潘自費5.6萬美元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公開信，指責布什的好戰政策。不久，好萊塢大製造商取消了他的電影合同，損失高達至少1000萬美元。來自美國總統布什家鄉得克薩斯州的樂隊“南方小雞”由於在美國《娛樂周刊》發表反戰言論，聲稱為布什總統來自他們的家鄉感到恥辱。不料擁護布什的“愛國電台”封殺他們的歌曲，歌迷則當街砸爛她們的唱片。樂隊成員們的家門口被人堆滿了垃圾，甚至有人向他們發出死亡威脅。她們的全美巡回演出也告吹。受雇於全國廣播公司、曾因報道海灣戰爭而得過普利策獎的記者彼得。阿內特僅僅由於他在接受伊拉克采訪時說了句“美國的第一個作戰計劃已經失敗”而被炒了魷魚。在這些例子麵前，不由得令人感到西方的新聞自由好象中國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起著引蛇出洞和“陽謀”的作用。當然，在不能損害國家利益方麵，中國和法國和西方非常相似，這可算是雙方第一個共同點。
第四，法國媒體不能報道國家領導人的私生活。甚至專門披露政治醜聞的法國周刊《鴨鳴報》都有句名言：“新聞止於臥室門外。”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有兩個家庭，他去世時，兩個家庭攜子女均出席了他的葬禮。但所有的媒體對此均噤聲。上任總統希拉克也有不少坊間徘聞，但從來都進入不到法國媒體的視野中去。當然法國新當選的總統薩科奇是一個例外，因為他本人對自己的私生活就十分的張揚----這也是他民意支持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這方麵，中法媒體又形成了第二個共同點。
第五，法國媒體以負麵報道為主，中國則以正麵報道為主，無論國際和國內。應該說，這兩種方式都不夠客觀和全麵。以至第一次去西方的中國遊客往往會失望，而第一次到中國的西方人則往往會驚異。（我陪同的第一個訪問中國的法國代表團他們的第一個感受竟然是：中國人居然會經常微笑！）當然負麵報道是西方媒體的共性。2005年，巴黎北郊發生嚴重騷亂，並一度漫延到全國。當時法美關係相當緊張，不少媒體大肆炒做，極盡誇張之能事，甚至使用“法國陷入內戰”等極端詞語。為此，十分不滿的法國政府事後專門將這些媒體召集起來，提出嚴重警告，並強令道歉。而另一個不實報道的中國卻漏了網。因為中國媒體的主流是“巴黎基本一切正常”！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夕，FNAC—法國最大的書店在最醒目的位置擺滿了幾十種關於中國的書。其中隻有一至兩本是比較正麵的表現中國。其他則全是批評和攻擊。試想一下這一幕發生在中國：在新華書店最醒目的位置擺滿了反法、反日、反美等國的圖書，請問西方會怎樣炒作呢？不過，相對於歐洲，追求並保持便於霸權的美國略有不同。首先看美國之音。根據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隻允許美國之音向外國（不是本國）的聽眾播放親美國政府的新聞，也就是正麵新聞。即他們自己不信的新聞可以向外國輸送！（真不知道幾十年都在聽美國之音的中國百姓知道此內幕會做何感想？）其次，自布什時代，美國政府不僅限製新聞媒體在海外幹預行動的報道，還幹脆授意一些專欄作家撰寫支持政府的文章，甚至自己製造新聞，並向其他電視機構轉播。美國國務院下屬的的廣播事業管理辦公室，專力製作鼓吹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果。而且這些宣傳還違反《史密斯—蒙特法》出口轉內銷。為此，美國官員的解釋是這個法律不適合此辦公室。此外美國政府利用媒體競爭的特點，隻把采訪機會和內幕消息透露給配合的記者和媒體，從而培養起一批禦用文人。至於發生在2009年新年之際以色列對哈馬斯的軍事行動，盡管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已經判定可以允許少量記者進入加沙，但以色列政府卻仍然禁止任何國際記者進入現場采訪。而且沒有得到任何西方國家的抗議和批評，更是活生生的一例。
第六，如何看待法國不同政黨和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批評和爭鬥呢？一是所有分屬不同政黨和利益集團的媒體都認可法國的價值觀、製度模式和遊戲規則。二是每一個政黨背後都有財團的影子。無論政黨還是財團，都是這種製度模式的最大得利者。三是由於對利益擴張的追求，政黨之間往往不免會發生爭執和矛盾。麵對誰也不能吞掉誰的現實麵前，大家都相互做了妥協，都認可對方的批判權利。所以從宏觀上講，說他們是一黨之內的不同利益集團相互爭奪也不妨。2002年法國大選隻所以出現驚人意外----左派社會黨候選人時任總理的若斯潘沒能進入第二輪，被極右派政黨候選人勒龐擊敗----就是因為選民認為左右兩黨沒有什麽區別，缺乏投票意願所致。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媒體，其實恐怕也相差不多吧。《南方周末》和《炎黃春秋》再出格，但都無法改變同屬官方和中共的性質。實質不過是中共集團內部不同的利益代言人而已。這恐怕是他們無論如何都能長期繼續生存下來的根本原因吧。
最後，再看一下中國與西方的媒體運作效果。西方對中國自然是一邊倒的否定，也無需中國再自我辯護。但是西方媒體的效果又如何呢？在這裏我完全采用西方或在海外異議人士的觀點，以示公正。長期流亡巴黎的吳葆璋先生在香港著名異議刊物《開放》雜誌2007年7月號（81—83頁）的《薩爾科奇如何對待共產中國》一文中講到：“在法國，媒體的獨立，連法國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老板們全從占領市場角度處理新聞，看待記者。他們毫不隱晦報道方針‘我們絕不在中國當局不喜歡的問題上多說什麽。’哪些由於觸及敏感題材報道真相而被驅除出境的記者，往往是灰溜溜地返回總部；老板們首先認為這名 記者給他惹了麻煩”（當時中法關係正處於高峰期）。2008年12月28日，美國總統布什的夫人勞拉在接受福克斯電視新聞網的《福克斯周日新聞》專訪時，發表了如下評論：“如果你要問我媒體公不公正，我的回答是不公正，完全不公正。”顯然，無論是西方體製內的高層還是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對西方的新聞自由下的媒體效果都是持否定態度的。至少，打著新聞自由旗幟的西方並沒有做到公開、透明和公正。
本文即將結束之際，不妨把目轉向被美國總統布什稱為“亞洲民主燈塔”、西方眼裏的好學生台灣。台灣新聞自由度根據“記者無疆界”2008年的排名與美國並列36位，高居亞洲第二位（2007年則超過日本和美國，居亞洲第一）。但是調查顯示，台灣媒體隻得到百分之一的公眾信任。美國《洛杉磯時報》則評論說：台灣媒體“從過去威權時代的哈巴狗，變成今日民主時代的瘋狗，沒有能力處理真相。”
注：隻有真正的長期生活在西方，而且是真正的在這個體製內運轉，才能了解一個真實的西方，這是作為短期遊客所不能及的。所以，許多博友去過一次西方，就認為了解了西方並高度對之進行肯定或否定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希望本文能夠給國內的朋友提供一個了解西方的窗口，從而把中國放到全球坐標下，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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