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教育養老成新三座大山 改革遭遇繞不過的局(圖)

來源: aTouchofZen 2009-01-04 10:04:37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0137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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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江西省瑞金縣澤覃公社澤覃大隊赤腳醫生俞翠嬌(右一)等四名團員和青年為了方便群眾治病,不管嚴寒酷暑,翻山越嶺,堅持為群眾送醫送藥上門。本報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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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北京的一些大醫院,提前一天排隊都未必能掛到號。CFP

  
無論是醫療、教育還是養老,都折射出了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問題


  楊蘭零胃疼了好幾年,卻一直沒上醫院。

  10年前,這位山東省沂水縣農民就在鎮上一個煙站打工,每個月收入400元。但因為此前兒子在上大學,每年一到開學,他就不由得皺緊眉頭。

  5年前,兒子到北京上了公費的研究生,但老楊依然省吃儉用,想為自己“存老本”。他說,兒子畢業後會留在北京,麵臨買房結婚的壓力,自己不想給他增加負擔。
然而,幾個月前,他胃疼難忍,不得不到縣城醫院做了檢查,結果是:胃癌晚期。

  沒錢看病,付不起兒子上學的錢,幾年間,老楊一直被這兩個負擔壓得氣喘籲籲。而本應屬於兒子的養老負擔,他又悄悄背到了身上。

  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在楊蘭零家集中體現的三大問題,在很多中國家庭都存在。很多人認為,這是新的“三座大山”,它們的形成說明醫療、教育、養老金製度改革陷入了困局。

  大大改善的民生

  對於老楊而言,不幸中的萬幸是,在檢查結果出來不久,他就接受了手術,並且做了3次化療,恢複情況良好。而由於2年前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2萬多元的治療費報銷後,可以拿回約7000元。

  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中國就在一些試點地區實行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相關數據顯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今年的覆蓋率已經達到80%左右,而按照中央的要求,2010年將覆蓋到百分之百。這也被視為農村社會保障體係建立過程中取得的較大成效。

  在首都經貿大學保險係教授庹國柱看來,醫療保險覆蓋麵越來越廣,是改革取得成效的一大標誌。至於養老金保險,“現在已經覆蓋到農民工群體,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將會逐步讓農民受益。”

  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史靜寰認為,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其規模的發展速度都令世界吃驚。而從2006年在西部開始免費義務教育,到今年全國免除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這更是中國教育發展前所未有的大提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這是執政黨的政治宣言和民眾的集體訴求,但從目前來看,離這個理想似乎還有點遠。

  醫院裏的天堂和地獄

  伍明君是南方一座海濱城市的放射科醫生。在工作的二十年間,他時常感到無奈。“有些病人被查出患了癌症,其實並非不能治,但因為連住院押金都交不起,隻能回家。”

  幾年前,他參股所在的科室購買新設備,投入了1萬多元。用這台設備做一個檢查,需要花掉病人幾百元錢,其實,“有些病用舊的機器檢查,最多隻需要幾十元。”他說。

  但現在,醫生們都搶著讓病人使用新的設備。理由很簡單,所有出資醫生的獎金與新設備的使用頻率密切相關。

  於是,他經常能看到有病人舍不得出幾百元檢查費,來了又走了。而一擲千金的人他也見過不少。“有的人得了一個小感冒,卻要求做核磁共振。”一份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發布的醫改研究報告指出,醫療保障已經成為“富人的俱樂部”。而“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著見閻王”,則是很多沒有醫療保障者的真實寫照。

  這份報告同時指出,中國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現在醫療衛生體製出現商業化、市場化的傾向是完全錯誤的,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此外,城鎮醫療保險製度本身存在明顯缺陷,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變形記》透射的巨大反差

  在醫療中形成的落差,在教育方麵同樣存在。

  去年,一檔名為《變形計》的節目在湖南衛視熱播。其中一期節目《網變》講的是一個繁華都市的網癮少年魏程和一個貧困鄉村的農家少年高占喜互換7天的故事。魏程生活富足,學習環境優越,卻沉迷於網絡,不思學習。高占喜父母體弱,他一個人在上學之餘負擔起了家裏的大小事情和田裏的農活兒。

  另一期節目則是北京重點小學老師蘇壘和湘西山村惟一的小學老師吳藝偉的互換。北京的重點中學是明清兩朝的官辦學校,辦學條件優越。而湘西小學的教舍卻是吳老師借外出打工弟弟的空房子,孩子們隻能在破舊的屋頂和昏暗的光線下學習。

  對於城市和農村教育條件的巨大反差,史靜寰認為,這涉及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國家對城市和農村的資源配置確實存在現實的差距。

  不過,即使是在城市,雖然今年9月1日新義務教育法的實施使得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全麵免除,但仍有很多家長感受到孩子教育帶來的經濟壓力。相關數據顯示,在一個中等城市要養大一個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要投入的教育成本是30萬元。

  “老無所養”的悲哀

  下有小,上有老。

  汶川地震發生後,當南京一位乞討老漢捐出的105元感動了中國時,卻也讓人感到辛酸。這背後折射了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現象:中國已經逐漸步入老齡社會,但很多老人卻得不到安置,有的甚至不得不以乞討為生。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業地逐漸轉向非農業地的比重在不斷增大,而且農產品種植業比較收益越來越低的情況下,過去依靠土地為養老保障的功能將會越來越弱。而在城市,“啃老族”的出現則成為養老的一大威脅。這一名詞指的是那些主動放棄就業機會的年輕人,他們賦閑在家,衣食住行全靠父母。

  北京青年賈金磊是在2008年年初加入“啃老”一族的。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他失業了。一年過後,他仍然沒有找到新的東家。因此,他隻能每個月從家裏“ 借”點父母的養老金。不過,與那些透支父母養老金買房的同學相比,他並不認為自己很過分。“有時候我幹點零活,也能掙點錢養活自己。反正父母很清楚,他們沒法靠我。”

  其實,即使受到養老金製度保障的老年人,也能感覺到物價飛漲等帶來的壓力。香港《南華早報》文章曾指出,2010年中國麵臨的養老金資金缺口達到1100億美元。而養老金資產的管理則可能成為比填補資金缺口更嚴重的問題。據悉,養老金基金隻占中國內地居民個人資產組合的 1%。相比之下,香港居民所持有的養老金基金為6%,新加坡為28%,美國為37%。

  窮人很苦,富人很煩

  其實,無論是醫療、教育還是養老,都折射出了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問題。

  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達到警戒線0.4左右,這是國際上用來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一個指標,0.4到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而如果把在各種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則計算出的實際基尼係數肯定要更大一些。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李迎生認為,基尼係數超高後,低收入階層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心理失衡嚴重將導致仇富、報複社會等行為,引發一係列社會問題。同時,將使社會兩極分化嚴重,不能實現公平競爭和資源有效配置,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

  事實上,“仇富心理”已經成為當下社會的一個熱門詞匯。當福布斯中國富豪榜首富出事時,人們大聲叫好;當王石陷入“捐款門”事件時,人們一片罵聲;而任誌強“我是商人,不應該考慮窮人”話語一出,即遭炮轟……這些事件都被視為“仇富心理”的一個體現。

  然而,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毛壽龍指出,“中國當前所謂的仇富其實並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窮雖也有不公,但窮人往往是不公的犧牲品,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窮之。但富人,則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動的,是得已而富之。”

  醫療、教育、養老這三大民生問題都與分配不公有著密切聯係,30年來這三大問題一直是改革的難點,未來仍是改革的重點所在。

  應正視改革的代價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概括而言,“新三座大山”是改革過程中的產物,究竟如何才能搬倒“新三座大山”?在背負“新三座大山”時,人們對資源分配不均、財政投入的不足非議很多。那麽,究竟該如何對症下藥呢?

  周其仁(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流行的“看病貴、看病難”呼聲,掩蓋的是另外一個現象:在尚存的“公費醫療”範圍內,一些人“看病太便宜”,過多占用了本來就不足夠的醫療資源。這不單是醫療體製造成的,也不可能單靠醫改就能得到解決。深究下去,這將是涉及經濟體製、政治體製、社會體製和文化體製的全麵改革。

  庹國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和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中國社會保險學會理事):

  醫保製度確實應該盡快完善,但在現有的財政投入下應該先解決醫療保障覆蓋麵的問題,而後才是公正與效率應如何結合的問題。

  農民工雖然已經納入養老保險體係中,但現階段推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矛盾,所以會導致農民工“退保潮”的發生。一方麵是加大農民基本保險的財政投入。另外,必須建立城鄉一體化的醫療養老保障製度,當然不同地區的保障水平可以有所區別,但不能區別太大,更不能有歧視性待遇。

  史靜寰(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對於基礎教育而言,由於優質教育資源有限,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因此出現擇校費高等現象。而高等教育收費是基於成本分擔原則,在現有的國家財政投入下,義務教育免費,那隻有高等教育收費才能擴大其規模。

  大學在擴招的同時很難有精力顧及到教育質量的提升。而高等教育在收費的同時要通過支付製度去完善,比如貸款、獎學金、社會救助等。教育特有的滯後性和保守性確實會使它和社會需求不相適應。但就業難不是教育改革本身的錯。

  我要指出的是,改革不是田園牧歌,它付出的代價有可能比收益多,我們應正視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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