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2008年的中國經濟周期中，煤炭價格的戲劇性暴漲是最耀眼的符號。隨著一車車散著黑光的烏金被不斷運出省外，煤炭財富在短時間內的快速增加，急劇衝擊著原有穩定的社會經濟生態。
而財富與資金分配過程的形成，按照一位當地人的話講，“是經過鬥爭才獲得的”。 2001年後，煤價的陡然高漲，使承包煤礦的人發家，由於缺乏共享機製，貧富差距開始擴大。村民們眼睜睜地看著附近的鄰居因為承包了煤礦，開始由“吉普車時代”進入“桑塔納時代”並很快升級為“寶馬時代”，心理天平開始失衡。同時，煤礦開采也造成地下水資源被破壞，采空區增多等後果。隨著煤價的繼續上升，矛盾開始激化，村民開始組織起來同本地的煤礦進行談判，成為當時獨特的“煤流感”現象。
這個過程中，傳統、單純的鄉村社會生態在利益分配麵前開始迅速崩潰，宗族、道德的約束逐漸淡化，群體事件的發生更將人性中的醜惡麵完全暴露。經過多輪博弈後，在這些地區，利益的約束逐漸替代傳統的宗族、道德約束，成為鄉村社會生態的主流。
煤炭主導下的鄉村治理
2001年後煤價開始恢複性上漲，2003年中國鄉村治理的重大改革——村民自治也隨之開始。當時山西的產煤縣幾乎村村有煤礦，煤老板的巨額資金滲透進鄉村基層政權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據調查，村長和礦長一肩挑在很多地方是常事，這樣做一方麵是為了保證自己對煤礦的承包權不出問題（當時的煤礦大多是私人承包集體的），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能與村民更好地進行“談判”。鄉鎮煤礦的存在對鄉村的社會政治生態造成了衝擊，並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結構。
在2004年間的村委會選舉中，用現金買票的方式在山西的煤炭富裕縣域極為盛行。對尚處於溫飽階段，幾乎沒有任何民主意識的農民而言，現金比任何口頭許諾都具有衝擊力，結果可想而知。而能有實力買選票的，在農村，無疑隻能是資金雄厚的煤老板及其代理人。
我們實地調研了一個有300多口人的村莊，以前村裏有煤礦，村民在礦上打工的居多，但前年被關停了，跟附近的煤礦進行整合。很多人沒有活幹，要麽也是在附近的煤礦打工。村裏沒有一家像樣的企業，隻有一個小型的煤球加工廠。但由於整合後的煤礦依然開采本村的資源，每年還在按人頭分錢，這也成為目前村民收入的一大部分。至於村建，除了打機井是由於煤礦開采造成吃水困難而由煤礦出資外，其餘的修路、建學校等工程也是由煤礦出資完成。相關人士說，自取消農業稅後，鄉村的財政已沒有機動財力，上麵的補貼隻夠給村幹部發工資，其餘的建設要麽搞不起，要麽找本村的企業，也就是煤礦來搞。無形中強勢企業開始了主導鄉村的基層組織，但這種缺乏製度保障的社會結構能一直維持嗎？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當一個群體或組織的經濟收入被某一個經濟集團所控製時，公權力被綁架就成為必然，在這個背景下，再談鄉村民主，何其困難。
不同煤種造就兩類煤老板
山西產的煤大致分為三種，動力煤、焦煤和無煙煤。其中動力煤又俗稱為電煤，適合發電，主產於大同、朔州和忻州等市縣；焦煤也就是焦炭用煤，主要分布在太原、呂梁、晉中和臨汾等縣市；無煙煤是化工業的理想材料，主要分布在晉城、長治和陽泉等縣市。
不同的煤種有不同的用途，在煤炭深加工上自然會呈現出不同的風景。煤炭發電是典型的資金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再加上國家對出廠電價的高度管製和火電對環保的嚴格要求，目前仍然屬於國家壟斷性行業，市場基本被五大發電集團分割。在這樣的背景下，私人投資火電是不被看好的。無煙煤的情況也類似，典型的資金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例如國家早早就在無煙煤產區的長治市建了當時亞洲最大的煤化企業——山西化肥廠（現天脊集團），以消化當地的產能。盡管國家在煤化行業的設限較少，但缺乏積累的本地民營資本是沒有能力進入該領域的。
煤焦業的情況就不同，中國有長期的煉焦曆史，煉焦技術很早就被掌握，投資也不大，同時，焦炭的市場價格控製得不是很嚴。這樣在1980、 1990年代全國鄉鎮企業最紅火的時候，在焦煤產區的臨汾、晉中市已經出現了“村村點煙”的煉焦盛況，成為這一地區鄉鎮企業的主營業務。後來國家加大了對環保的控製，但經過長達十幾年的積累，本地的民營經濟已經羽翼豐滿，足以應付這些壓力，進行產業升級。由此，本區也成為山西省民營經濟比重最大的地區，民營經濟比重在70%左右，而同期的大同市比重隻有33%。
在這種背景下，山西的煤老板就分為兩個檔次，動力煤、無煙煤和焦煤產區的煤老板。在前者，產業層次比較單一和初級化，主要為煤炭采掘和洗選，財富積累的速度也就比較慢，在煤炭深加工上的發展空間狹窄。而焦煤產區的煤老板們，產業層次就比較豐富，多為煤炭開采和煉焦，近幾年，又開始了焦化產業鏈的延伸工程，逐漸形成了煤→焦→鐵→化等產業鏈。產業鏈的延伸，不僅有效化解了企業經營中的風險，也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利潤渠道，不自覺地完成了由“煤老板 ”向“企業家”的過渡。2006年福布斯和胡潤百富榜，史無前例地將依靠能源發家、擁有“數十億身家”的山西富豪列入榜單。這些富豪無一例外都來自於煤炭產業鏈比較完整的焦煤產區的臨汾、呂梁和太原等市，煤炭產量比他們多得多的大同、晉城等市無一人上榜，也說明了這一問題。
煤老板們轉身空間的狹窄和政策的不斷壓縮，也使得這一地區的煤老板群體在整體上處於一種“下降”趨勢，山西省近年在煤炭領域實施的一係列政策傳遞的信息就是：新的“國進民退”開始了。不僅加快了低產能的淘汰速度，從9萬噸、15萬噸到30萬噸，時間間隔越來越短，小煤礦叫苦連天，同時在稅費收取等方麵體現出“內外有別”的標準。2007年開征的“三金”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征收中按照產量規模不同設置了不同的征收係數，產量越多收的基金越少，完全顛覆了產量越多、收益越多、基金應該收得越多的傳統思維，由於私人或集體的煤礦多為小產量，可以理解為這樣的政策是專門為體現差異設立的。
2007年，省政府出台文件鼓勵國有煤炭集團重組、合並，以提高全省煤炭產業集中度。對私人的小煤礦，則鼓勵采取國有煤企托管、兼並等方式。這些都加大了小煤礦的生存壓力，他們能做的就是努力擴大產能，盡量跟上政府的節奏。這已經是山西省自2003年技術改革、2005年產權改革後的第三次煤炭領域改革突圍。隻是在這個過程中，小煤礦始終都是被動的，政府似乎也忘記了當初他們進入煤炭行業是對國家“有水快流”政策的響應。對於未來，他們悲觀的情緒似乎更大一些。
煤礦職工與外來民工的命運
在統計上，盡管鋼鐵業已經超過煤炭業成為山西第一大產業，但在就業人數上，煤炭業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第一產業，尤其在統計資料常常忽視的農村地區，同時也是入晉的外來農民工的聚集之地。因此，煤炭業的興衰與眾多個體的命運息息相關。
山西煤礦分三類：國有煤礦、地方國有煤礦和鄉鎮煤礦，相應的用工也分為三個檔次。最高為國有煤礦（統配煤礦），是目前管理水平和機械化程度最高的礦，以前由中央直管，1998年下放給山西省政府管理。這類礦以前直屬中央，在級別上與所在地政府相同，如大同礦務局和大同市是同級，以前礦務局和地方政府有矛盾時，還得到中央去打官司，權限極大，有自己的公檢法係統，很多稅費和基金也可以免交。能進國有煤礦工作，是當地人夢寐以求的，因為一進去就是國家的人，什麽都有保障。這幾年煤價上漲，工資提得很快，一線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都在7000元左右。這類煤礦的職工多為本地人，來源以職工子弟頂班的居多，“要進礦務局，一般的關係是不行的。”一位當地深諳內情的人說。
差一點的是地方國有煤礦。雖然同屬國企，但待遇上要差很多，因為“婆婆”多，村、鄉、縣、市，哪一級也得罪不起，交的稅費也多。在一個地方國有煤礦的職工代表大會報告裏，礦長勸本礦的職工不要跟當地礦務局的工人攀比工資，“人家礦務局很多基金可以不交，我們不行，成本下不來，怎麽提工資？”這類煤礦的職工以附近鄉鎮的人居多，也多為“職工子弟頂班”，還要為所在地的村莊解決不少指標。“也得找關係，不過比進礦務局容易些”。
最後就是鄉鎮煤礦了，工人以本地的村民和外來的民工為主，具體工種分配，按照慣例，本地人一般是做二、三線的工種，一線的采煤工大多是外地人。原因很簡單，一是本地工人離家近，受農活等事項影響大，不能保證上班時間，而外地工人基本就是上班在礦上，下班也住在礦上，時間充裕，加班也方便；再則外地工人都是以籍貫成團的，一來就是一個班（隊），都有帶頭的，好組織。二是如果有事故發生，外地的隻要給錢就行，本地工人不好處理，不光賠償的錢多，還得礦上出錢辦喪事。生命是有尊嚴的，也是平等的，但在礦區，人命是按價格衡量的。
在談及外地工人時，本地人對他們的評價是：夠狠！尤其是浙江一帶的人。按照井下的規矩，越危險的工作工資越高，最高的已經接近7000多元，但這個錢隻有浙江人敢拿，其他省的民工如陝西的就不敢幹。他們常說的口號是“腦袋別在褲腰上，過一天算一天”，因此消費上也放得開，主要體現在“吃”上。一位跟浙江籍礦工打交道的本地人用半是羨慕半是可惜的語調說：“他們真舍得吃，冰箱裏一年四季海鮮不斷。”看得出，本地人對這些外地籍民工的感情是複雜的，看到他們的收入和消費時有點嫉妒，麵對他們的工種時又很畏懼，但態度上大多是友好的，因為畢竟都是受苦人，“不然誰願意跑這麽遠來受苦？”一位本地的老者說。
外地民工以河南、四川、陝西等附近省份居多，浙江的不占多數。這其中，最被社會忽視和低估的是陝西的打工者，他們不僅人數多，而且很多已經成功上位，成煤老板了，據說晉南和晉東南一帶的外地煤老板，一半以上都是陝西人。同溫州炒煤團在山西部分地區引起當地人反感不同，陝西籍承包人更容易獲得本地人的認同，這除了陝西與山西同屬黃河文化區，長期以來在文化、習俗、語言等方麵的相似有關外，陝西人的厚道與樸實也占了很大成分。
溫州的炒煤團，本身都有一定的資本，在山西獲利後，想的是怎樣把錢匯走，很少為當地考慮，即使有，也是迫於地方政府壓力。而陝西籍的承包人大多都是由普通打工仔發家的，經曆了一個礦工→一般負責人→煤礦包工隊負責人→包工頭→煤老板的過程，這種經曆很重要，很容易跟當地的礦工產生身份認同感。至於他們的未來，就更有特色，由於陝西跟山西相距不遠，風俗也大致相同，陝西老家又比較貧瘠，很多陝西人幹脆就把家安到山西當地了，找一個山西的媳婦兒，更多的是采取“上門入贅”的方式，變成了山西移民。
一次到一個產煤鄉鎮調查，在回縣城的路上，調研小組碰到了三個外省籍民工，兩個四川的，一個河南的。他們在山西的煤礦打工已經好幾年了，常年的井下工作，使他們的皮膚明顯較常人發白，今天結伴進城，從他們斷斷續續的談話中，我們大致能猜出他們進城的目的——找小姐，上了到縣城的公交車後，他們同售票員有說有笑，看得出他們經常坐這趟車進城。
他們也是人，基本的生理需求也需要滿足，這是最基本的人性。如今，早年陝西打工者成功上位的經曆對於他們仿佛是神話，人命有價才是身邊的現實 。
（作者係《南風窗》調研中國活動山西財經大學團隊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