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三時的一次做媒

我大三時的一次做媒

顧問 775

編者按

在中國，戶籍始終是懸在兩地分居夫婦頭頂的現實重量，讓“再等等”一次次被拖成“算了”。775顧問校友多年後回望他在大三時做的一次媒，感歎不已

這段才子佳人、堪稱天作之合的婚姻，像是一場被現實緩慢拉開的離散——因為始終無法在同一張戶口簿上生活。戶籍，就像是一個城市的門檻，悄無聲息地介入了最私密的關係，把夫妻拆解成兩個長期異地的人。戶籍本該記錄生活，卻參與了分割生活。

 

這個故事，本不宜輕易道出。若非當事人已各自遠行，人生翻篇，我會將它塵封在永久的記憶裏。出於對事實負責任，我隻寫我所目睹和參與的那一部分。

一九八零年，我正讀大三，生活單調而緊張：彈性力學、塑性力學輪番上陣，把人壓得喘不過氣，基本過著教室、食堂和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那時我打心底裏覺得，我是天蓬元帥投錯了胎、入錯了門。 盡管抱怨，課程卻不敢馬虎，眼下雖說係主任已由錢學森換成鄭哲敏，課程的分量卻絲毫不減。

年輕人被逼急了，總要給自己找點出口——今天的話叫減壓。我們三位77級同學，湊在一起寫了一台小話劇《追求》。原本就是插科打諢，剛好又趕上參加全國大學生文藝匯演——說是全國，其實得先在江南片區出頭。

學校很重視這次匯演，在全校征集演員，最終定下演員名單 ，還特地請了省話劇團的專業B導演來指導。權衡再三，最終我們初創的三人中，兩人被劇組留下，一人重新回去解彈性方程。另一位留下的同學A演主角；我則在後台奔走，名義上是導演助理、副導演兼劇務，說直白點，就是全劇的“跑腿總管”，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的活全歸我幹。

戲的內容很簡單，卻並不輕鬆：恢複高考後，一名大學生夾在入學前的舊情人與校園中新識的女大學生之間，猶疑、試探、掙紮，如履鋼絲。

最初的劇情介紹是：對心靈美的追求，是五講四美的重要組成部分，著重表現八十年代一代新人追求改天換地的精神麵貌，揭示美來源了生活的主題，抨擊世俗偏見。

但是，那時候社會上下普遍喜歡批判陳世美，本劇的糾結在於，話劇的中心思想是墨守成規還是與時俱進？是刻畫一個無情無義的陳世美，還是表現一段有爭議的新感情？最後，我們決定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猶豫，彷徨不決；隻是展示，沒有評判。

我們排演的話劇《追求》（圖片由AI生成）

天賦這東西，確實不講道理，那年代理科學生的確全能。A從未演過戲，演起新時代的陳世美活靈活現。劇中飾演父親的，是一位比我們低兩級的學生，後來我看過無數影視作品，很少有人能在同類角色上超過他。

公演那天，我們都憋著一股勁，想拔個頭籌。演出劇場坐落在安徽農學院，一個我從未光顧過的校園禮堂。原本希望一切安排妥當，事先並未去踩點。想著省裏或江南片區應高度重視，並考慮周到，偏偏天不作美——演出地點音響條件極差，沒有無線話筒，隻能把話筒吊在舞台上方；又因位置不當（業餘得不能再業餘了），聲音幾乎傳不出來。話劇沒了聲音，成了徹頭徹尾的“啞劇”——台上差不多各位幾乎成跑龍套的，給人感覺糟透了。

結果不言自明。那個三等獎，我連上台去領的興致都沒有。一個多月的時間，課落下一堆，心血付諸東流，心裏的沮喪可想而知。

幾天後，我接到省話劇團B導的電話，要我到她家去一趟。她一反當導演時擅長激情烘托的神態，鄭重其事地托我一件事：為她的一對老朋友——劇團的資深演員——的女兒，物色一個男朋友。

她說，那天那對夫婦也在台下看了演出，雖然幾乎聽不見台詞，卻從“啞劇”的表演裏，看出了一台好戲。他們直言，評委“不懂戲”，演員個個很稱職，甚至有的很有才華。

他們隻有一個女兒，叫芳芳（化名），當時在一家北方話劇團當演員。B導介紹說，老友夫婦酷愛讀書，女孩叔父還是國內著名的翻譯家，家庭文化氛圍極濃，就想找讀書人做乘龍快婿。B導邀我一同當媒人，這麽一來，正副導演又一起導一台戲——生活中的正劇。我幾乎沒猶豫，就想到了我那位A同學——高高大大，年紀相仿，人也不拖泥帶水，正合適。

姑娘父母很快點頭，他們心目中的人選或也是他，那天倆人興許就看上A同學了。

第一次見麵，事情出奇地順利。用一見鍾情絕不過分，幾乎用不著我們這些媒人插話，兩人便已心照不宣，暗送秋波。我坐在一旁，忽然顯得多餘。而B導，多次欲言又止不得已，幹脆打瞌睡。事後連連抱怨自己“失職”。

半年後，冬天，芳芳來學校找A同學。那天在科大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在這所男女比例7:1、甚至達到10:1的校園裏，忽然“天上掉下個林妹妹”——“野狼”們看在眼裏就拔不出來了：一襲白風衣，身材婀娜，“增之則腴，減之則瘦”，加上清秀的麵容，校園中一站，亭亭而立，說沉魚落雁絕不誇張，仿佛讓整個科大都慢了下來。

看著他倆心心相印、如膠似漆，我便放了心。於是在日記中寫下一首小詩：

楊柳清風任芙蓉，

嶺上作曲珊海紅。

一弦一夢知心遠。

半盞春光到鬢濃。

畢業時，我留校；A同學分配到北京。生活真正走入柴米油鹽。

說來我這哥們兒真不夠意思，他們結婚，竟沒通知我這個媒人。後來他們解釋說，那陣子我正輾轉荊楚，去尋找一位臨近天國的“勇士”（見《科大瞬間》124期“他為何悄然從人間蒸發？” ）他們說連我的麵都見不著，別說請我喝喜酒了。

結婚是戀愛的分水嶺。麵對新生活，新人們各有各的活法，不同的活法導致的婚姻狀態大不相同。

北京戶口，是幾代人的心病。他在北京，她在北方，戀愛時尚可忍耐分離，或感覺不得有啥問題。當初很簡單：相見不易思萬緒，一份家書抵千愁。可真過起日子來，卻是一個“難”字。特別是有了兒子後，就更棘手了。經濟上捉襟見肘不說，孩子的身份問題更是棘手：沒有北京戶口，孩子隻能隨母落戶外地，於是哥們兒分房無望。就這樣，一家三口隻能擠在他的單身宿舍裏；房屋狹小，雙方父母也就無法前來幫忙；她無戶口、無工作，一邊困在家中一邊北方劇團不斷催促返崗……

“貧賤夫妻百事哀”，哀，並不是日子真的窮到揭不開鍋，而是凡事都沒有緩衝。柴米油鹽要算，孩子哭鬧要哄，房子逼仄，夜裏翻個身都怕驚醒對方。瑣事本身並無輕重，可一旦疊加，再加上長期的疲憊和焦慮，便會變得鋒利起來：一句無心的話，不對的時刻落下去就是一道刀口。甚至一次沒來由的沉默，也足以讓人徹夜難眠。語氣稍重、時機稍差或角度稍偏，爭執便會突然爆開，往往連當事人自己都說不清究竟是從哪一句開始的。感情原本需要一點一點地積累——順的時候，難聽的話可以一笑了之；逆的時候，哪怕平常的叮囑也會被當成指責。

芳芳原是個勤奮要強的人，婚前在劇團摸爬滾打，靠的就是一股不服輸的勁。可在北京的那些年，希望卻一天天變薄：沒有戶口，找不到正式工作；孩子纏身，出門都成了奢侈；北方那邊的單位催得緊，卻又回不去。她並非沒有抱怨，隻是無處可說。父母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電話裏多一句歎息，都像是在往他們身上再壓一塊石頭；朋友那邊，多半是羨慕的目光；劇團裏人情複雜，別人眼裏，她是“嫁進北京”的幸運兒，而實情如何，冷暖隻有自已知。到頭來，她能做的隻有一個字——“憋”。情緒沒有出口，日子卻天天照舊，憋得久了，無名火自然就會冒出來，往往連自己都控製不住。

而我的那位A同學，則完全是另一種狀態。他是典型的“爺” ，幹部子弟出身，萬事有人兜底，對瑣碎事務不太上心。家裏的水電米菜、孩子的夜裏哭鬧，在他看來，都是可以往後放的小事。工作上，他確實肯幹，他隻想憑能力站穩腳跟，不願也不屑走關係、找門路，於是卡在了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上。前途似乎不是沒有，但總像隔著一層霧，看得見輪廓卻摸不到實在，仿佛那根懸在眼前的胡羅卜。若真能看到明確的轉機，女人咬咬牙吃些苦，心裏也有個盼頭；偏偏前路模糊，等不到期限，這種不確定本身，反而更折磨人。

在爭執愈發頻繁之後，他選擇了冷戰。對男人而言，冷戰是最省力的處理方式；對女人來說，卻近乎懲罰。冷戰沒有爭吵，卻更讓人心寒；沒有回應，卻比惡語更傷人。感情原本像一條彎彎的小溪，需要流動、需要溫度。一旦冷下來，被時間一點點耗著，仿佛斷水的河流，原來的那彎不多水慢慢滲進土裏，散到空中，消逝了，隻剩下幹涸的河床。若此時外界再有雜質摻進來，感情不再是線性的流失，而是成倍地衰減，等人回過神來，往往為時以晚。

有一次，我在電視裏偶然看到芳芳出演的一部電視劇，她的戲份不多，卻很顯眼。鏡頭掃過時，我幾乎一眼就認出了她。那並不是化妝或燈光的問題，而是整個人的狀態變了：神情疲憊，目光裏少了從前舞台熒幕上的亮度，多了幾分掩不住的憂色。那幾分鍾的畫麵，讓我心裏很不踏實。當天晚上，我就給她寫了封信，沒說大道理，隻是問候近況，叮囑保重。

不久後，我因公去北京出差，順道專程去了他們住的地方。那是一間麵積不大的單身宿舍，三個人擠在一起，轉身都要讓一讓。屋裏陳設簡單，東西卻不少，顯得雜亂；孩子的玩具、洗衣盆、鍋碗瓢盆堆在一處，生活的痕跡無處不在，卻很難說是個“家”。他們招呼我坐下，又忙著給孩子喂水、收拾床鋪，說話總被打斷。那天我離開時，心裏久久難以平靜。說來慚愧，我那時一直單身著，對照他們的處境，卻真切地覺得他們的日子比我更不像日子。

三口之家的窘境 （圖片由AI 生成）A2

回到合肥後，我特意去了芳芳父母家中。兩位老人精神尚可，卻明顯比從前清瘦了許多。談起女兒的近況，話不多，卻處處透著擔心。我把在北京看到的情況如實說了，又提出一個設想：是否可以設法將他們夫妻二人同時調回合肥，至少先把一家人安頓下來。老人們聽後連連點頭，覺得這條出路可行，但也很謹慎，堅持先由他們與女兒溝通，再往下走。

接下來的進展出乎我的預料。我去找學校人事處長說明情況。這位處長平日辦事嚴謹，口風也緊，沒想到聽完後很幹脆地說：“隻要校內有單位願意接收，人事這邊可以配合。”我隨即聯係接收單位，對方也表示理解與支持又是科大校友，願意“開綠燈”。事情一環接一環，人事處甚至主動催我，問是否可以馬上發商調函。我卻在這時猶豫起來——我還沒來得及與當事人溝通。

不久，芳芳回到合肥，來學校找我。她看起來比在電視裏精神了一些，但仍顯得疲憊。我告訴她，她丈夫調回合肥的事已基本落實。她聽後沉默了一會兒，說自己的問題不算大，實在不行，大不了回父母的省話劇團。我當時以為，這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至少一家人能先團聚，生活有個起點或有著落。

然而，商調函發出後，北京那邊遲遲沒有回應。人事處追問，我這才打電話過去了解情況，才發現是我過於樂觀了——那位爺提出了新的條件：要調動，那得夫妻二人同時進入科大。

聽到這個要求，我一時無言。芳芳這時進科大，並無對應崗位，也無調動依據。一個演員是否因此失去表現才華的舞台不提，關鍵是必然會平地生風波；而卻A同學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程序已經啟動、各方都已配合的時候較起真來。我隻能反複解釋，先回合肥安頓下來，再另想辦法，並非無路可走。但這番話，任憑我車軲轆轉，已難再被接受。

考慮再三，我婉拒了芳芳父母希望我繼續出麵調解的請求。這已不再是朋友的幫忙問題或手續問題，而是他們夫妻之間必須有決斷，何去何從自己作出選擇。作為外人我能做的已經隻有如此了。

回合肥這條路也就這樣斷了。

後來零零散散地聽到了一些消息。先是聽說芳芳終究還是回到了北京，至於如何過去、經過了哪些周折我未曾考證。再往後，又聽說她獨自去了海南。那時我已明白，兩人的關係大概已經走到了盡頭。感情一旦淡了，再起爭執，便不再是修補，而是加速分離——人走得遠了，心也就收不回來了。最終，他們還是離了婚。

聽說辦理手續時，芳芳將自己名下的一輛車留給了曾經的愛人，算是對過往歲月的一種交代。此後，她遠赴美國，音訊便稀疏了。至於她在哪個州，是城是郊，如何重新安頓生活，我所知不多。

寫到這裏，故事該結束了。人生並不總是有完美的結局，所謂“山無陵，水為竭，乃敢與君絕”多半是發生在小說故事裏，更多時候，隻能是各領天命了。願芳芳苦盡甘來，身心安穩。

A同學離婚後便離開了北京，與舊友幾乎斷了聯係。直到2015年我回國，才輾轉找到他，說如今生活平順，也是天命。

多年後再回望，這段婚姻的破裂，有各方麵原因，很難簡單歸因為性格不合或感情變淡。它更像是時代、理想與個人選擇層層疊加後的結果，在當時幾乎無從回避。它既是兩個人的悲劇，也是他們所處時代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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