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邢
梁漱溟先生是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五至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他在政協參政議政，至少有四次發言值得載入史冊。
第一次是1953年9月11日在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協小組會上發言：“在過去30年的革命中，中共是依靠農民，以鄉村為根據地而革命成功的。自進入城市以後，工作重點轉移到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也都轉入了城市，當起了市民。城裏人的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依然很苦。各地的鄉下人都往城裏跑，而城裏又不容他們，把他們往回趕，於是就造成了矛盾。”他還引了彭一湖的看法，“工人農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第二次是1970年下半年在討論憲法草案的小組會上發言：“領導上歡迎我們提意見，是看得起我們，這也是若幹年來所不曾有的機會。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有什麽顧慮，應該坦率地說出自己的一得之見或一孔之見，對則供參考，不對則作罷。因此我考慮再三，在這裏放言，提兩點意見。
第一點，據我的淺見，近代的憲法最早產生於歐洲，首先是英國，其重要出發點之一是為了限製王權。換句話說，就是為了限製個人的權力太大。有了憲法，則從國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許把任何一個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如有把個人放在憲法之上，則憲法的執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徹底。因此，我認為，現在的‘憲草’序言中，寫上了個人的名字，包括林彪為接班人，都上了憲法，這是不妥當的，起碼給人有個人高於憲法的感覺。接班人之說，是中國的特殊情況，而憲法的意義是帶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東西往普遍性的東西裏邊塞。但我聲明，我不讚同把個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寫進憲法，並不是反對選擇某個人當接班人。中國曆來有自己特殊的曆史條件和曆史現象。接班人之說在一定的曆史時期是客觀存在，而不在於某個人的好惡，或讚成，或反對。
第二點，這次‘憲草’的條文比先前那部憲法少了許多，條文少不見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條文少了卻不甚妥當，比如設國家主席。一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合適是另一回事。現在的‘憲草’沒有設國家主席這一條，不知為何？”
第三次是1974年2月22日、25日在政協學習組長篇發言：“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孔子？我們，是指今天的中國人。如何評價孔子？就是指今天回過頭去看過去，看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是好是壞，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來評量，就是一分為二。絕對的肯定或絕對的否定，都是不對的，這是毛主席的哲學觀點。孔子本人已不會說話，不會申訴，大權操在我們手裏，由我們來判斷！我們寫文章、下判斷，就要負責，要多考慮，而不要不負責、考慮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貶低了他，這與孔子倒無損，與我們則不好，沒有盡到責任。我現在認識到的孔子，有功和過的兩個方麵。在沒有新的認識之前，我沒有別的辦法，隻能表裏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觀點，確實是對時下流行的批孔意見不同意的。我的看法是，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響著他之後的中國文化的。這種影響，中國曆史上的任何一個古人都不能與孔子相比。”
第四次是1978年2月15日，在全國政協會議小組會上發言：“現在我們又有機會討論憲法，參與製定憲法了，這是一樁可喜的事情。在舊中國，從民國元年開始，便有過各種臨時的、正式的憲法；新中國成立後，有過1954年製定的新憲法。這些曆史，我都經曆過了。我的經驗是，憲法在中國，常常是一紙空文，治理國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新中國成立30年，有了自己的憲法。但憲法是否成了最高的權威，人人都得遵守呢？從30年中的幾個主要時期看，我的話是有根據的。……但我想認真而嚴肅地指出的是，中國的曆史發展到今天，人治的辦法恐怕已經走到了頭。像毛主席這樣的領導人現在沒有了，今後也不會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難將會更大；再說經過種種實踐，特別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訓，對人治之害有著切身的體驗，人們對法治的願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們討論憲法，很必要，很重要，要以十二分的認真和細心對待這個大問題。中國由人治漸入了法治，現在是個轉折點，今後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曆史發展的趨勢，中國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擋不了的。”
梁漱溟的四次發言，各有特殊的時代背景，一篇短文難以盡述。曆史地看，梁先生的發言，都超越了當時主流的認識水平，作為執政黨外人士，可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自然，梁先生的發言既不符合上意，又超前於眾意，不免屢遭批判甚至圍攻。
最嚴重的一次，是1953年發言後在大會上和毛澤東當麵衝突，他說，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批判時間最長的一次是1974年，長達半年之久。主持人問梁漱溟對大家批判的感想，他仍然表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
梁漱溟生於1893年，比毛澤東早兩個多月。1911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任教。1930年代探索鄉村建設，1940年代參與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他既是有影響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家，又是獨樹一幟的哲學家和教育家。他早年就和毛澤東有交往，後兩訪延安和毛澤東長談。在毛澤東時代，梁漱溟說出了獨立見解，仍然保留在全國政協。一般人難以仿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