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上海閑居期間完成《再議<唐宋變革論>及意義》一文距今已足兩年。雖期間寫過清代考據學，曆史，文學批評等文章，但對中國思想史的思考始終沒有停止。在通過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對2023年疫情之後國內社會現狀的觀察，覺得曾經作為曆史唯物主義史觀基礎的“五種發展模式”到底是否存在？或者到底就是一個方法論而已有了一個討論框架但未成何種體係，簡單地說即原本就沒有什麽姓資和姓社之分，即便要狹義認為，中國嚐試施行社會主義製度所施行時間也應該嚴格地規範在1953年至1978年之間。相比較現存的其他以宗教或者貴族軍閥體製模式，當今所運行的製度模式是符合現在人類維持社會結構，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模式，區別在於私有體製在所謂西方國家中受到法律絕對保護，而中國作為公有體製為主導之下的共同存在體製而已。這讓筆者想起毛澤東在晚年論述國家製度時明確提到“我們所施行的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但是之後這麽多年，無論是思想史還是黨史學者對毛澤東這句形象地概括闡釋當時施政特征，卻閉口不談或似乎談到秦始皇就是貶義和可惡，或者認為毛澤東的敘述或許是“調侃”，如果持這樣觀點的話至少對秦製以及秦製給後代兩千多年來的影響缺乏係統地思考和論述。筆者認為毛澤東這句“馬克思加秦始皇”這一論述是冷靜客觀，在秦製的大一統特征下確也有“暴政”，而“暴政”和毛澤東發動文革抱以“不破不立”之觀念是某種前提下之統一。其本質就是一個階級理論加傳統治理智慧進行創造性轉化，但早年筆者誤以為這就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通俗論述，經過多年閱讀思考覺得有糾正之必要。
關於秦製的討論，曆代文人學者都留有評論和文章。因兩漢緊接秦亡，當時的思想家為維護劉漢王朝對秦的批判主要是針對施政，陸賈為劉邦寫《新語》，還有賈誼文論皆優的《過秦論》，董仲舒為漢武帝“定製”《天人三策》，史學家太史公，班固在各自的大作裏亦有論述。唐宋一些大學者的著文所涉及麵開始擴展到經濟和軍事，杜牧《阿房宮賦》道出了秦皇奢華，柳宗元在《封建論》裏初次肯定了秦的郡縣製，蘇家的《六國論》和《論秦》是結合當時北宋妥協政策的一個施政思考。直至明末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對秦製中央集權作了大膽剖析。而晚清戊戌同時代的康有為，譚嗣同針對一個議題作了截然不同的論斷。譚嗣同著《仁學》曰：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媚大盜，兩者交相資。”
其中所謂“鄉願”即看似忠實慎行，而實之一味迎合上官毫無是非，孔子稱作“德之賊”，譚嗣同指出秦政是披著儒家的外衣，受到曆代“鄉願”的奉伺一直施政了兩千年。這和另一位湖南人說的“百代皆行秦政製”口氣截然不同，前者貶義後者中性。相比譚嗣同的剛烈，康有為倒多活了幾年，他在晚年著《大同書》，設想構建烏托邦社會，他認為：
“自秦，漢已廢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為卿相，雖有封爵，隻同虛銜，雖有章服，隻等徽章。刑訊到案，則親王宰相與民同罪。租稅至薄，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貴賤同之。鄉民納稅訴訟外，與長吏無關。除一，二儀飾黃紅龍鳳之屬稍示等威，其餘一切皆聽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營業自由，所有權自由，集會，言論，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國大革命所得平等之權利，凡二千餘條，何一非吾國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
康有為或對國史過於樂觀，字裏行間似乎今人都沒有享受到的權利，在秦漢已經實現？而讓筆者注意的是為什麽對秦的集權酷政之評價，曾經是同時代戊戌變法的“同道者”，即在同一認識背景下兩個人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而儒，法又在其中扮演這種角色？這不得不必須仔細梳理一下，在春秋戰國，周秦變遷之際，到底發生了什麽？
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治國綱領的突變倒未經曆多少年，而且秦統一暴政兩代而滅，集權體製在兩漢是原則性繼承。可見儒的角色似乎比法更重，要解清儒學必要解清在經學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關於這方麵論述，筆者在《析清代治學及其對漢學之貢獻》和《“由韓愈到王陽明”，經學史雜說》有涉及詳細研究，此處略去。而這場大爭論中的核心爭議就是孔子的地位如何評價？“今文經學”派當然推孔子為宗師，孔子的後承是子夏和荀子，至於尊孟之潮則始於南宋。“古文經學”派一直主張“尊周不尊孔，傳經不傳道。”他們認為儒家宗師當然是周公，孔子隻是個積極傳道者。而孔子自我定位是“述而不作”，“述”者繼承，“作”者創作，即編輯整理而不作新論。孔子認為夏商亦偉大但文獻不足真，唯周公的那套仁義治理必須繼承。“古文經學”派普遍認為殷周三代為盛世，為“聖治”，周公乃極盛，為“極聖”。以後則求之“小康”而不可得，如今則是“禮崩樂壞”。對此太史公在《史記 儒林列傳》中作了詳細記載：
“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嗟乎!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薄，後世學者多錄焉。”
孔子對儒學做得最多的還是整理西周典籍即六經。當然在編撰時摻雜了孔子本人的價值觀這是毋容置疑的。於是筆者質疑“孔子為何在周公典籍上化如此功夫？”很重要的原因是孔子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生活的時代正在發生極具動蕩，曾經“三代”所治理的一套體製正在瓦解之中，孔子對此痛心疾首，他以恢複“周禮”而赴湯蹈火，整個諸子百家的興起和展開都是在這種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大環境下，包括很多一些失傳的學派，以後沒有失傳還有影響的學派都是在這個周秦之變中作了各自的價值判斷。對周秦之變態度最激烈，衝突最嚴重還是儒法之爭。儒在諸子百家中對恢複周製態度自始至終。而法家所追求的就是推翻周製建立秦製。毛澤東在晚年討論儒法鬥爭則說“二千年思想鬥爭的一個主線。”其實筆者覺得有些不妥，無論怎麽說秦統一之後，兩漢，六朝，唐宋元明清等都沿用了秦的中央集權統治，而儒家思想似一件外衣披在統治集團肩上主次和諧而得到認可，這裏譚嗣同的論述可謂準確。
至近代王國維先生考證殷周甲骨，在其名著《殷周製度論》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大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二十世紀初範文瀾先生受王國維影響提出了“西周封建論”，將殷，周作了誇張，他認為殷是奴隸社會，周是封建社會。還有些人提出殷，周之變類似於西方羅馬帝國滅亡時的蠻族征服，有人認為西周是蠻族，殷商是羅馬。可是當上世紀七十年代周原甲骨的考古發現以後，這樣的爭論戛然而止，因為從周原甲骨分析，殷和周是同一個文化層次，不存在蠻族與羅馬的情況。後人不管持何種觀點，即便新中國開啟持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論觀點，都不能否認在春秋戰國時期確是以一種社會形態變為另一種社會形態，即“殷周三代”與秦有著極大的列變，這就是“周秦之變”開啟漢文化思想史，它與後來的“唐宋之變”視兩個關卡鎖住中國約三千七百年可證曆史皇權製度演變。
筆者認為把握“周秦之變”在審視曆史如何走進秦製具有深刻意義，它讓今人清楚認識到在這一變遷中所謂傳統儒家以及被後人稱讚的諸子百家的思想爭議和衰亡的曆史本質和其曆史局限。這會幫助今人重新看到，當近代曆史走出秦製時是何等麵目？又在走向共和時，還有如此之多的國人之思想仍然依附在兩千年前早已蕩然無存的儒教死圈，當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一場思想革命徹底將腦中這顆“古瘤”鏟除後，剩下的腦殼空蕩無物，幹淨得令人膽寒。
< 待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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