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代理案件，那時，老百姓一提起“貪官”二字，個個恨得咬牙切齒，腐敗行為被視為不可饒恕的罪過。然而，三十年過去了，今日的社會圖景已然變化——人們對腐敗官員不再那麽恨之入骨，甚至在某些圈子中，腐敗“能力”竟成了“本事”的代名詞，貪腐者不再背負沉重的道德恥辱。
這種集體心態的微妙轉變，折射出的不僅是道德標準的滑坡，更是一個社會價值體係深層次異化的症候。
傳統中國社會對腐敗持有嚴厲的道德審判。儒家思想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將官員的道德操守置於核心地位。“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的訓誡深入人心。曆史上，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神化，反映了民眾對清廉政治的渴望和對腐敗的深惡痛絕。這種道德觀構成了傳統社會的“集體良知”，使腐敗行為不僅麵臨法律製裁，更需承受強大的輿論壓力和道德譴責。宋代理學家朱熹曾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將官員道德與國家榮辱直接關聯，足見傳統社會對腐敗的零容忍態度。
當代社會對腐敗容忍度的提升，呈現出複雜的社會心理機製。
一方麵，腐敗的“常態化”使人們產生了“見怪不怪”的麻木心理。當腐敗案例頻繁曝光，特別是當一些腐敗者在服刑後仍能過著優渥生活時，公眾容易形成“腐敗是成功捷徑”的扭曲認知。
另一方麵，“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助長了功利主義價值觀的泛濫。在某些場合，能通過“關係”和“門路”解決問題反而被視為有能力，清正廉潔者卻被譏諷為“不懂變通”。更值得警惕的是，腐敗文化已滲透至社會各層麵，從學術抄襲到商業賄賂，從醫療紅包到教育尋租，形成了係統性的道德妥協機製。
腐敗容忍度提升的背後是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市場經濟大潮中，物質成功被簡化為衡量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催生了“目的正當化手段”的實用主義倫理。當房價高企、教育醫療成本攀升，普通人通過正當渠道難以獲得安全感時，對腐敗者的道德憤怒便讓位於對自身處境的焦慮。同時，社會流動性固化使部分人產生“破窗效應”，既然規則已被破壞，何不隨波逐流？——當舊道德規範瓦解而新規範尚未確立時，社會陷入價值真空，腐敗便在這種真空中獲得了生存空間。
腐敗文化的蔓延對社會機體產生係統性腐蝕。它首先消解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信念，當年輕人目睹“能力不如關係”的現實，他們的奮鬥動力和創造力將遭受重創。其次，腐敗常態化導致公共資源配置扭曲，加劇社會不平等。更深遠的影響在於，它破壞了社會信任的基礎結構——當人們普遍預設辦事需要“打點”，製度公信力便蕩然無存。
麵對腐敗祛魅的社會困境，重建道德共識需要多維度努力。法治建設是基礎，必須使腐敗行為“得不償失”，打破“犧牲一人幸福全家”的腐敗經濟賬。透明國際組織提出的“國家廉政體係”理論強調，反腐敗需要議會、審計機關、媒體公民社會等支柱共同發力。文化層麵，應當重新詮釋成功學，將道德價值重新納入評價體係，如同古代“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標準。教育領域需加強公民意識培養，使年輕人具備識別和抵製腐敗文化的能力。最重要的是重構社會激勵機製，讓守規矩者得利，讓破壞規則者付出代價。
從深惡痛絕到見怪不怪，社會對腐敗態度的變化實則是現代性困境的一種表現。當我們為物質繁榮付出道德代價時，有必要重讀古希臘哲人亞裏士多德的警示：“財富顯然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好東西，因為它隻是有用，是為了別的目的而存在。”一個健康社會不能將腐敗視為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而應堅守“腐敗即國恥”的道德底線。唯有重建對腐敗的集體敏感性和道德拒斥，才能打破這種危險的麻木狀態，為政治清明和社會公正創造文化條件。
畢竟，一個社會的道德高度，不在於它如何崇拜成功，而在於它如何定義值得崇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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