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聞說，在朝鮮戰爭中，金日成為保存實力，不顧全局下令北朝鮮軍隊撤退，結果造成誌願軍慘重損失。彭德懷氣憤萬分，狠狠扇了金日成兩耳光，臉都打腫了，導致偉大領袖金日成一星期進食艱難。這個傳聞早已死無對證，但彭德懷與金日成之間的關係，從來就沒有“和諧”過。
彭德懷與金日成之間的分歧和不滿，貫穿整個朝鮮戰爭始末。戰爭過程中，雙方一直為軍隊統一指揮權歸屬、越過三八線後是否繼續南進、鐵路運輸補給線管理權、停戰談判簽字時機……等等問題，屢起衝突。譬如，談判初期，朝鮮軍隊雖無力獨自抵禦美軍攻勢，但金日成對停戰談判卻措辭激烈，甚至聲稱“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當中美因戰俘問題談判陷入僵局時，金日成卻希望中方接受美方條件，盡快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勸說中方：大多數誌願軍戰俘以前是蔣介石軍隊的人，“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
彭金之間的矛盾，首推中朝軍隊統一指揮權問題。誌願軍數十萬部隊入朝後，金日成已意識到由朝方統一指揮中朝軍隊並不現實，轉而努力希望保持人民軍指揮的獨立性。第一次戰役期間，雙方因協調乏力，朝鮮黨政軍民的大撤退，嚴重堵塞道路，導致誌願軍行軍作戰受阻，還發生多起人民軍誤擊誌願軍事件，這促使彭考慮軍隊指揮權歸屬的統一。但金日成在這個問題上相當敏感，拒絕配合，堅持雙方隻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還故意讓人民軍總部遠離誌願軍總部。
1951年1月，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第三次戰役，把美軍和南朝鮮李承晚偽政權趕出了漢城。當中朝軍隊前鋒到達三七線時，彭德懷忽然下令停止追擊。得知這一消息，金日成闖進中朝聯軍司令部，劈頭就問彭德懷：“好戲才開場，雙方剛接觸不幾天，怎麽就鳴金收兵了呢？再說，這麽大的事，應該和我商量一下啊！”
彭德懷心情沉重地說：“誌願軍入朝作戰已整整70天。現在統計，誌願軍已傷亡5萬餘人，因病和凍死餓死的約5萬，總計10萬人，這個代價是巨大的。”
金日成默默地聽著，沒有說話。
彭德懷又說：“還有，因製空權沒有解決，運輸困難，前方沒有糧食供給，棉衣不足，20萬指戰員向前推進追擊途中，有一半人的鞋子丟了，燒飯的鍋也丟了，戰士們在如此嚴寒的冰天雪地裏赤著腳、餓著肚子，叫他們怎麽再追擊？”
金日成仍然沒有吭聲。
“再說，”彭德懷看了一眼金日成，繼續陳述他的理由，“據偵察，敵人退到洛東江，是想利用洛東江的天然屏障，在兩岸加築工事，誘我南進，加以殲滅。”鄧華插話說：“停止追擊是按照第三次戰爭計劃實施的，你們的代表參加了討論，計劃也送到你的手中。所以，按照計劃辦，是沒有必要再向你報告的。”
金日成聽後說：“我對誌願軍休整並不反對，隻希望你們要縮短休整時間，可以邊休整邊追擊，比如，可以先出動3個軍追擊，其餘幾個軍休整一個月再南進不行嗎？”
彭德懷回答說：“不行，敵人是誘我南進，想將我軍逐個圍殲，假如繼續追擊，我軍一定會吃虧的。”
金日成又說：“南下假如不能殲滅敵人，解放城鎮鄉村，擴大領土也是好事啊！”
雙方爭執不下，僵持了將近3個小時。最後，鬧到中國和蘇聯的最高領袖處，解決這個問題的，是斯大林的一紙電文：彭德懷是久經考驗的指揮員，他指揮誌願軍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彭德懷是天才的軍事家，今後一切要聽彭德懷的。
彭金在朝鮮戰場上芥蒂頗深，戰場之外也無例外。據誌願軍司令部參謀楊迪回憶：“1952年4月15日，是金日成40歲生日，朝鮮方麵要舉行祝壽慶典，三次請彭德懷同誌去參加祝壽活動，每次都是派黨政軍最高級領導來邀請，彭總就是堅決不去，記得當時彭總說話的大意是：現在前方的指戰員正在浴血奮戰中，朝鮮國土被敵人轟炸成一片廢墟，人民正處在最艱難困苦，無以為生中，怎麽40歲生日就搞祝壽慶典呢?友方領導同誌由此而對彭總又一次積怨。”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兵力在朝鮮的最高峰達到約135萬人（1953年5月），並在戰爭不同階段輪換，共計240萬人參與朝鮮作戰。此外，還有大量東北地區的工人和技術人員為戰爭支援服務，總人數超過300萬 。
1953年簽署的《朝鮮停戰協定》結束了三年的戰爭，但沒有帶來正式的和平協議。中國誌願軍繼續留駐朝鮮，名義上是為了維護停戰後的安全和穩定。然而，這種駐軍對於朝鮮來說也意味著主權的受限，尤其是在朝鮮內部政治穩定逐漸恢複後，金日成越來越希望擺脫這種軍事依賴。
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戰爭期間和戰後駐留，在重建和維持秩序中發揮了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一些行為引發了不滿。誌願軍的長期駐紮不僅給當地經濟和資源帶來負擔，還導致與朝鮮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升級。金日成政府逐漸認為，誌願軍的存在不僅影響了北朝鮮的自主權，還威脅到他個人的權力基礎。這種摩擦推動了金日成在1950年代中後期的“去中國化”努力。
1956年是中朝關係的關鍵點。在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進行批判後，金日成政府試圖平衡來自中蘇兩國的壓力，並開始排斥黨內親中的“延安派”幹部（即在中國學習或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北朝鮮領導人）。這不僅是內部權力鬥爭的一部分，也反映了金日成對中國影響的抵觸。8月的朝鮮勞動黨全會上，金日成迅速鎮壓了對其政權的批評聲浪，並指控批評者為“反黨分子”，一些“延安派”成員倉惶逃到中國。
中蘇兩黨磋商後，決定派遣米高揚、彭德懷、聶榮臻前往朝鮮，調停此次事件。出發前，毛澤東曾與朝鮮代表團會談，明確指出：朝鮮在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麵的“問題很嚴重”，毛澤東對朝鮮勞動黨的批評非常嚴厲，指責他們在幹部問題上敵我不分，犯了“路線錯誤”，令“黨內充滿恐怖情緒”。
據稱，中蘇兩黨曾考慮過，如果此次彭德懷等人訪談不成，則廢除金日成，另起爐灶。彭德懷等人到朝鮮後，與金日成有過兩次秘密深談，具體內容迄今未曾披露，但顯然最終沒能解決問題，金日成繼續施展他的鐵腕手段，牢牢控製了朝鮮的統治權。
駐紮在朝鮮的誌願軍及其總司令彭德懷一直是金日成的心頭大患。1956年11月，朝鮮政府向中國政府遞交備忘錄，建議聯合國出麵解決外國駐軍問題，向中國誌願軍發出離開的信號。這一提議對中國而言具有高度挑釁性，因為當時聯合國不僅參與了朝鮮戰爭，而且在法律上隻承認南韓政府。如果聯合國介入協調駐軍問題，這無疑是對中國的直接否定。北朝鮮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國際政治體係的複雜性向中國施壓。
中國在麵對朝鮮要求撤軍的舉動時，盡管心存不滿，但並未選擇公開對抗。這是因為中國需要在社會主義陣營內保持團結，同時也不希望因朝鮮問題而引發更大的地緣政治衝突。為了避免公開衝突，中國逐步撤回誌願軍，而金日成趁機成功地通過一係列清洗和權力整合，確保了政權的穩定與獨立。1958年，誌願軍全麵撤離朝鮮，標誌著中朝關係進入新的階段。
一年後的1959年，原誌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在廬山會議被批判，金日成迫不及待地致電中共，“表明他非常讚同對彭的處理，並要求親見毛澤東，有很多事要對其說”。要說什麽？不言而喻，自然是“落井下石”，報那兩耳光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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