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蘇共計劃向西滲透擴張，但1920年，蘇波戰役失敗，又決定向東發展，包括中國日本印度。用金錢收買在中國獲得了成功，建立黃埔軍校，培養特工使中共最後取得了政權。
蘇聯對中國進行了全麵滲透，克格勃(蘇共特工組織的統稱)一馬當先。雖然大多數北洋軍閥抵製俄共，但孫中山卻與蘇聯一拍即合。在蘇聯的扶持下，民國建立中山大學、黃埔軍校。蘇聯黃埔雇傭軍北伐征服了中國，中國全麵成為殖民地。蘇聯掌握了中國控製權，並輸入共產意識形態，開始禍害中國。
做假追朔到中共的曆史，它的曆史都是假的。百年前，蘇共提供武器，資金，人力建立黃埔軍校，發動北伐。最終二戰後，扶植中共上台。國民黨和中共都是蘇共提攜和幫助的，蔣介石先翻臉，斯大林死後毛也翻臉。國共內戰是蘇共指揮策劃的。200斤和普金言歸於好，合作無上限，普京入侵烏克蘭已窮途末路，200斤也將步其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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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風華】：餘老師講黨史故事 | 尋找中共建黨“牽線人”（下）
他被李大釗稱頌為“萬裏拓荒，一身是膽”；他被周恩來讚譽為是一位對建黨多有貢獻的“忠厚長者”。
他就是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大業作出重要貢獻的一位黨史人物——楊明齋。
今天我們繼續講述楊明齋的故事。
楊明齋1938年犧牲前的遺照
致函蘇共中央總書記
為調查清楚楊明齋20世紀30年代在蘇聯的情況，我們又開始了非常困難的調查。先是通過外交部和我國駐蘇聯使館向有關方麵了解，但收效甚微。我們又向蘇聯莫斯科、伊爾庫茨克、哈巴羅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等楊明齋可能居留過的地方發函、請求幫助，收效也不大。我們曾收到上述一些地方蘇聯黨政負責人的回信，都說沒有發現有關楊明齋的材料。後來，我們收到了蘇聯科學院新西伯利亞分院曆史文獻和哲學研究所學者科米薩羅夫的來信，稱他到莫斯科進行了調查，訪問了專家，告知我們說“楊明齋被處決了”。這一情況，讓我們的心情非常悲痛，這位忠厚長者究竟是何原因、在何時遭此命運的呢？我們連發了多信，再無回音。
從另外渠道也傳來不祥的信息。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同誌告訴我們，在30年代的國民黨報紙《社會新聞》上，曾有蘇聯將楊明齋“充軍唐巴斯”的報道。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同誌，給我們寄來了蘇聯科學院顧問郭紹棠訪問該紀念館談話的材料。據郭紹棠分析，楊明齋可能是在蘇聯30年代的“肅反”運動中“被捕了”，不是“病死了”。因為他認識楊明齋，“如果是病逝，我應該是知道的”。我們在調訪深受蘇聯這次“肅反”擴大化之害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張報同誌時，他也做了類似的分析。張老說：“在蘇聯‘肅反’擴大化時期，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中國同誌都受到鎮壓，其中很多死於西伯利亞或其他流放地。”
但是，楊明齋的具體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我們決定直接向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寫信求助。
1988年10月，我執毛筆用漢語向蘇共總書記寫了一封信，敘述了楊明齋這位曆史人物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的地位和貢獻，讚揚了這位忠厚長者為中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精神，介紹了我們查找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過程和遇到的困難，希望得到幫助。
令人慶幸的是，僅過了幾個月，即1989年2月，我們收到了蘇共中央委托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寫來的回信。
這位所長在信中說：“根據您向蘇共中央提出的關於楊明齋1930年後在蘇聯居留情況的詢問，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信中依據存檔文件說明了楊明齋在蘇經曆。他在1930年1月越過中蘇邊境後，先是在哈巴羅夫斯克當中文教員，後又到海參崴《紅星報》和無線電台工作。1931年被作為“非法越境者”流放托姆斯克，至1934年8月流放期滿，赴莫斯科在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當投遞員和校對。吉塔連科所長告知我們：“1938年2月楊明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並於同年5月犧牲。”我們原先那些不祥的分析，果然不幸被言中了。但是，叫人略微欣慰的是，吉塔連科還告知我們，1989年1月蘇共中央已做出決定，對於包括楊明齋在內的“所有由非訴訟機關鎮壓的人都應恢複名譽”。吉塔連科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曾獲俄羅斯聯邦國家獎，擔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他還曾出任俄中友好協會主席，通曉中國傳統思想和精神文化，經常組織科研活動。我們非常感激他代表官方給我們的回信。
吉塔連科
這就是楊明齋最後的下落。我們苦心尋找了10年，結果令人感動又使人感慨萬千。曆史終於讓這位被隱沒了幾十年的黨史人物，重現在我們麵前。如今，楊明齋已過世多年，許多一直懷念楊明齋並向我們提供過重要史料的老同誌如黃秀珍、曹靖華等，也去世多年了。諸老如若有知，他們也會感到欣慰的。
楊明齋在蘇聯的最後歲月
雖然找到了很多新的信息，但楊明齋究竟是怎樣被誣陷而犧牲的，我們還是知之甚少。蘇聯遠東研究所學者隻是向我們透露了非常簡約的情況，以至於一些學者難以置信。他們懷疑吉塔連科給我們提供的資料可能由於“譯名的不準確”，錯把他人的檔案當作楊明齋的檔案。（《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六期）。199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師哲回憶錄》，書中談及他三十年代在蘇聯工作時了解楊明齋的情況；再後來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在中央檔案館的幫助下，搜集到楊明齋1932年10月21日寫給張國燾的親筆信；同時我們也從其他渠道從俄羅斯學者那裏得到一些資料。這樣，我們對楊明齋在蘇的最後歲月，才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楊明齋在致張國燾的信中，講述了他這次赴蘇的經過及被“充軍”的情況。他說：“1930年春，我從中東路邊線上投到蘇聯政治管理局，在伯利總政治管理局坐了十三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國際（共產國際）許可，做了八十頁的報告書。書內無非是說中國有特殊的經濟條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曆史，要改造中國必須利用民族所有的經濟案件和政治曆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對農民的組織，必須根本地改變從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用於群眾，不可照舊的利用群眾虛張聲勢。要立下黨的基礎和得信於群眾。書上後，在遠東作了些小事。”可是，“1931年正月把我充軍於托木斯克”。（《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2期）此說與吉塔連科來信在時間方麵基本相一致，楊明齋確實於1930年春越境赴蘇，1931年初被充軍流放於托木斯克。
值得注意的是，楊明齋被流放的原因是他那“八十頁”的報告。這“八十頁”的報告已難以看到，但其主要內容，我們從楊明齋的信中可知是對自1927年以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指導上的失誤，以及中共黨內連續三次“左”傾路線的批評。他強調要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對農民的組織”，這反映了楊明齋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功底，實屬可貴可敬。更令人讚歎的是，在流放期間他仍沒有放棄鬥爭，一方麵關注著中國革命的形勢，一方麵埋頭寫書，係統闡發他的意見。他曾考慮將此書書名定為《社會生存本義》，或《偉大革命和偉大創作》，或《偉大破壞和偉大建設》。至1932年10月他給張國燾寫信時，書稿已寫出230頁，完稿時將達500頁。
楊明齋此時致信張國燾，是因為“現在第三國際公開了關於中國改造問題的政綱在各報上，我見了這個政綱後，不知怎麽的不安於充軍的生活了。因此，請你順便到第三國際裏問一問，究竟為什麽把我充軍，我的報告犯了什麽錯誤？得知後請給我一封信才好……。”（《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2期）楊明齋這裏說的令他不安的第三國際關於中國改造問題的《政綱》，是一個怎樣的文件，一時還難以查清。但從當時緊跟第三國際並統治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線推行情況來看，可知一個大概。當時王明一直按第三國際的指示開展反右傾的鬥爭，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及與右傾調和的態度”是“目前的主要危險”，推行過左的政策，認為在中國“深刻的革命危機迅速地成熟了”，“中央要集中火力反右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紀事》，楊雲若編）1932年春天，第三國際派李德來中任軍事顧問，以後取代了毛澤東等的正確軍事指揮。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批判毛澤東“右傾”，接著解除了他的紅軍總政委的職務。
當時，遠在托木斯克的楊明齋也經受著苦難的流放。他們都是因主張實事求是，反對脫離實際的“左”傾錯誤路線而遭難的。
可是，無論是張國燾（此時他已從蘇聯回國），還是王明（此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或者第三國際的其他負責人，都沒有理會楊明齋的質問和要求。
其間，正在蘇聯西伯利亞保衛機關工作的師哲，在1934年前後到托木斯克去看望過楊明齋兩次。師哲在其回憶錄（《在曆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中記述了楊明齋在托木斯克的拮據生活和耿直品格。師哲在回憶錄中說，1933、1934年間，他從托木斯克保衛機關負責管理流放犯的人員那裏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員中有一位叫楊明齋的，生活過得很苦，脾氣很怪，自稱是老中國共產黨人，整天埋頭讀書，鑽研哲學、政治經濟學，並著書立說。師哲借出差機會去看望了他，見他住在一幢樓房的底層，屋內一片狼藉。他足不出戶，不娛樂，不和別人交往，自己做飯，每日三餐隻生一次火，日子過得十分清苦。師哲與他交談，勸他與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取得聯係，可是楊明齋憤憤地表示：“決不願為五鬥米而折腰，更不願向他人求助。”
師哲在回憶錄中還說，他在西伯利亞工作期間，聽說楊明齋於1936年病逝於托木斯克。其實，這位極能經受困苦折磨的山東大漢這時並沒有病死。
前述吉塔連科給我們的回函中說，“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滿後，楊明齋到了莫斯科並進入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這是他們受蘇共中央之命查閱了相關檔案給我們負責的答複，不會出現“譯名的不準確”或“錯把他人檔案當作楊明齋的檔案”之誤。我們從其他渠道也得知，我們1988年10月26日從北京發給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要求查找楊明齋在蘇下落的信函，蘇共中央收到後於11月15日批轉給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委托該所回複中國學者相關情況。具體操辦者是石克強即著名的中國現代史專家舍維廖夫教授，他查閱了俄羅斯檔案館以及克格勃檔案館相關的檔案，寫出材料，經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審定簽署並以自己的名義，於1989年2月8日從莫斯科發給我們中國學者。他們不僅準確知道楊明齋的姓名，還知道楊明齋在俄使用的姓名（施密特·瓦西裏·伊萬諾維奇），楊明齋是第三國際和蘇俄與中共開始建立聯係的一位知名人物，怎麽會發生“張冠李戴”的錯誤呢？
我們還得知，1934年8月16日，剛回到莫斯科的楊明齋曾向時任第三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米夫寫信，要求回國工作，未準，就又埋頭他的寫作了。稍後楊明齋又提出要求恢複因流放失去的中共黨籍，又一直未果。
1936年蘇聯開始了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並很快造成嚴重的擴大化。1937年楊明齋被認為是“動搖分子”被捕過一次，不久被釋放。可是，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內務部以捏造的“日本間諜、托派恐怖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楊明齋。楊明齋這次以沉默相抗，最終未經訴訟就被判為死刑，於5月26日慘遭殺害。
很顯然，楊明齋犧牲的深層原因是他勇敢地反對第三國際和蘇俄在中國革命指導方麵的錯誤，直接的原因則是蘇聯肅反擴大化對他的誣陷。因此，吉塔連科回函向我們通報楊是“以被捏造的罪名”“犧牲”的同時，還通報說“1989年1月蘇共中央提出建議，對所有由非訴訟機關鎮壓的人都應恢複名譽。”
我黨的一位元老就這樣犧牲了，這真是一個不願信也得信的不幸事實。
然又所幸的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忠厚長者楊明齋的英名及其業績，終於彪炳於天下。
正如伍修權和曹靖華生前為我們和平度縣黨史辦編著《楊明齋》一書的題詞那樣：“楊明齋同誌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孜孜不倦工作的偉大獻身精神值得我們永遠紀念和學習！”
“楊明齋同誌革命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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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中共建黨“牽線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