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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山巔上加圖
下級說“我是奉命行事”，上級說“我沒發這樣的命令”。於是一切悲劇，都成了無頭案。（J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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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昨天寫了《我小區的保安，怎麽就成了我的典獄長？》一文，有讀者朋友留言說，我對文中的保安過於苛責了：“他們也是奉命行事。”
“別生氣，他們也是奉命行事。”記得前天某位鄰居姐姐勸我不要跟保安吵架的時候，也是這麽說的。
我能理解這樣說的朋友試圖寬容他人的心情。但我想說的是，這個世界上如果說有什麽借口是最可怕的，那麽莫過於這個“奉命行事”了。
最近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太多荒唐的亂象，都是在假“奉命行事”以行之。
某地小區被封，居民得不到及時的食物供應，向前來封樓封小區的人抱怨，得到的答複是“我們是奉命行事。”
一對夫妻被告知自己核酸檢測成陽性，要拉去方艙隔離，爭辯說你們之前給我的結果明明是陰性，怎麽就陽了？得到的答複是“我們是奉命行事。”
有基礎病的居民因為被封控長時間得不到有效治療，告知管理人員，人家罷手一攤，說“我們是奉命行事”。
孕婦要生孩子了，千辛萬苦拉到醫院，門口的保安就是不讓進，問什麽原因，答曰“我也是奉命行事”。
甚至前兩天，某地某小區把住戶的門都給反鎖了，把居民反鎖在家中，不“配合”的一律進行打孔上鎖。打的名義居然也是“應上級要求”奉命行事。
……
“奉命行事”好像成了所有這些過分、荒誕舉動的擋箭牌，但凡有人質問這些執行者們：你們這樣做合情嗎？合理嗎？合法嗎？符合中央疫情防控的大政方針麽？
他們就會擺擺手：你別給我講這個，我也隻是奉命行事。
哦，再被問急了，可能還有一句話，這事兒你別問我，去問我領導去。
可是誰是他的領導？你若真讓他把他領導的聯係方式給你，你要反映情況，他又堅決不說。怕給領導“添麻煩”，自己以後有小鞋穿。
是的這種人都是或精致、或粗糙的絕對利己主義者，為了他們的工作能夠保住，為了他們的前程不受半點影響，他們可以閉著眼對你做一切事情，完全不顧你的抗議、哀嚎與乞求。
可是那些“奉命行事”者們，真的可以憑借這一借口就把自己的責任推的一幹二淨嗎？
我不禁想到了那個著名的米爾格拉姆電擊實驗。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為了解釋納粹大屠殺為什麽會那樣“絲滑”的在德國發生，做了一個實驗：
他招募了上千名年齡、社會階層、受教育程度不等的誌願者。
米爾格拉姆告訴這些誌願者們，他要進行一項關於“驗證體罰對學習效用性”的實驗，參與者將扮演“老師”的角色，對隔壁房間的扮演“學生”的另一位參與者以電擊的方式進行體罰教育。
但實際上，誌願者們不知道的是，那個“學生”是由實驗助手假扮的，他並沒有真的受到電擊，隻是會惟妙惟肖的發出被電擊後痛苦的哀嚎，甚至“死亡”。
米爾格拉姆要求扮演“老師”的參與者根據扮演“學生”的參與者每次回答問題的錯誤對其施以電擊，電擊的強度隨錯誤率的提高而提升，從最初的15伏特，一直上升到足以致死的450伏特。
在整個實驗過程中，助手不斷“答錯”題目，然而米爾格拉姆會下令誌願者對他進行電擊。然後助手將不斷發出讓人恐懼、錐心刺骨的哀嚎，抗議、甚至乞求誌願者停下來。
而當誌願者向他的“上級”米爾格拉姆請示時，米爾格拉姆隻會不斷地回答：
請繼續。
我們的實驗要求你繼續。
你必須要繼續。
你沒有其他選擇，你必須繼續！
……
那麽會有多少人執行這個恐怖的命令，眼睜睜的把那個可憐的學生“電死”呢？
你不妨猜一下。
百分之三？百分之六？總不會超過百分之十吧？
不，實驗的真實結果讓人恐懼。在40名受試者中，居然有26人選擇在命令下將實驗“進行到底”，最終將電壓提升到了致死的450伏，而在300伏以下，受試的40人居然沒有一個人拒絕執行命令。
米爾格拉姆由此得出結論。體製化的權威環境對人的心理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會為了“服從命令”而毫不顧忌不顧他人的痛苦，喪失正常的倫理道德，甚至喪失人性。
但正如後世很多心理學者所指出的，米爾格拉姆的這個實驗，有至少兩個疏漏之處。
首先，他沒有考慮文化對人的影響。這個實驗是在崇尚個人自由的美國做的，如果把這個實驗搬到二戰以前的德國或者日本，那麽願意將實驗進行到底的受試者很可能更多，因為德日兩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將服從命令、聽從威權視為一種“美德”。
還有另一些民族，他們倒未必將服從命令視為“美德”，但卻無比懼怕自己的上級和權威，米爾格拉姆實驗如果搬到這樣地方做，隻怕得到的結果將更加駭人聽聞。
其次，在米氏電擊實驗中，米爾格拉姆自己就站在受試者身邊，這其實是一個實驗失誤。
因為這意味暗示了受試者，他所聽到的所有“學生”的哀嚎、抗議、乞求，米爾格拉姆自己也能聽到。很多人會據此相信米氏的判斷，相信他能把實驗控製在不“闖禍”的範圍內。
可是在真實的威權環境中，指令者與執行者之間，往往隔著嚴密的科層。指令者自己並沒有親見執行者所遭遇的那些哀嚎、抗議、乞求。
這就意味著，如果“執行者”決議麻木不仁的忠實執行上級的指令，一旦出了事情，就會出現一個責任推諉的“循環”——
執行者可以說：我也隻是奉命行事，所以無法對造成的結果負責。
而指令者也可以說：我並沒有及時獲得一手的反饋信息，我不知道情況已經如此危及了——亦或者，我的指令本身沒有問題，都怪執行者沒有充分理解好我的指令。
下級說：我是“奉命行事”。上級說：我沒下過這樣的命令啊。
你看，在這個體係當中，雙方都可以有話說，而最慘的將是那些在這個推諉循環當中求告無門的受害者——合著這個體係當中所有人都是無辜的？那我們遭受的侵害該由誰來負責呢？
其實在人類曆史上，這樣的事情曾經反複發生過，蘇聯前期的烏克蘭大饑荒和後期的切爾諾貝利事件，都是這方麵的例證——當征糧隊不顧農民的乞求，將最後一點“餘糧”收走，他們想的也是“奉命行事”。
那人類應當怎樣打破這種悲劇的循環呢？
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個社會不應寬容那些隻知遵令行事，不顧道德、甚至不顧法律的“執行者”。“奉命行事”不應成為執行者胡作非為的擋箭牌。
道理很簡單，執行者是親臨一線的人，你們比你們的上級更清晰的聽到了命令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什麽樣的問題。如果你們覺得這些問題是違背法律、常識和良知的，那你們作為公民，做一個人，本來完全有責任，有必要將手上的“命令”停下來，向上級反映，讓他們知道這是不對的。
當然，我知道有人會說：我們不敢反應。，我們怕丟飯碗，那我要說。
你看，說來說去，你還是為了你自己能保住你自己的那個鐵飯碗，而不惜違背自己的良知，把他人逼入絕境，那就不用問了，你依然還是那個作惡者，你活該被受你傷害的人詛咒、抵抗、咒罵。
天下三百六行，什麽飯不好吃，非要吃別人的人血饅頭？什麽錢不好掙，非要掙這幾個造孽錢？
康德說過，“一個人做一件事，不管他出於什麽樣理由，都必須為由此產生的後果負責。”任何現代國家的法律中都沒有一條“奉命行事”可以免責的後門。就連納粹德國的軍事法典當中都規定：“上級的命令，不得成為被告人針對犯罪指控的抗辯理由。”
為什麽？因為人需要為自己親手做的行為負責，這是任何哲學、法律體係的基石。如果沒有這個基石，如果允許每個執行者以“奉命行事，身不由己”逃脫追責，那麽幾乎所有行政失誤最終都會成為上下互相推諉的無頭案。而整個社會體係都會因無法問責而崩潰。
所以不要寬容那些一口一個“我隻是奉命行事”的人，這些麻木不仁的執行者，就是釀造一場悲劇真正的最大的罪魁，甚至比不合理命令的下達者還要可惡。他們不值得被體諒。
一個有溫度、有良知、有希望的社會的建立，一定是先從譴責和消除這些麻木不仁，隻知“奉命行事”的執行者們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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