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逝世，引發了在天安門廣場廣泛的民間悼念，隨後悼念活動演變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隨後的4.26人民日報社論，主基調是說學生運動是”反革命的”。這下子惹急了學生，那個年代，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就意味著半輩子勞改或者坐監獄，一輩子就完了，這是我們兩代人經曆過的曆史。由此學生變得越來越激烈，學生的訴求從一般性的反官倒、反特權轉變成了取消4.26社論。到了五月中旬，從遊行罷課變成了廣場絕食抗議。在那個充滿激情的歲月，外地學生不僅遊行聲援北京學生，而且還紛紛趕來直接參加北京高校學生的運動。這場學生運動和政府之間演變成了“生死劫”。
在廣場上的學生成立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俗稱：高自聯），推舉出來王丹、柴玲、吾爾凱西等為主要負責人。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和政府與這些學運領袖進行過全場電視直播的對話。但是對話無果，事態還是陷入了僵局。政府已經開始發表聲明，要求學生撤離廣場，否則“後果自負”，這是表明政府要采取武力清場了。全球矚目北京的事態發展，很多國家的新聞都是一天一報北京學運動態。
這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後的第十二年，青年人對於國家的前途充滿了關切和激情。知識界普遍對於這場突兀奇來的學運憂心忡忡，一方麵覺得學生的訴求有合理的地方，一方麵又擔心這樣僵持下去，政府肯定要采取武力行動，這會逆轉中國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大局。
在那個沒有移動通訊時代，電話是個奢侈品。我自己家裏沒有電話，父親住在我的樓對麵，他那裏有電話，有找我的電話，父親就在開窗戶對著我家窗戶喊我去接電話。五月二十一日晚間，父親大聲喊著，薑漁打電話來了，小區滿院子都能聽到薑漁來電話了。薑漁是我在大學時期的同窗至交，在這個非常時期，他找我一定有重要消息。我蹬蹬跑下樓，又跑上樓接電話。拿起電話就問他，出啥事了。薑漁看我急衝衝的，用他一向風輕雲淡的口氣說，別急、別急，歲月靜好，沒事兒。他接著說，有個機會調停學生和政府的僵局的機會，要我和他一起去。我覺得在目前越來越緊張的局麵下，能夠調停，打破僵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薑漁開著他的小“麵的”接我，我立即跳上他的小麵的就走。路上他才慢慢告訴我，他哥哥薑洪認識鄧樸方的下屬唐若昕，唐若昕希望薑洪能夠和廣場上的學生直接對話，勸說學生撤離廣場，政府方麵既往不咎，看看是否讓雙方各退一步，和平結束學生運動。
薑漁兄弟二人出身書香世家，父親是民國時期的老一代報人。他們兄弟都是當時很有“墨水”和作為的青年人，在剛剛打倒四人幫的1977年，天安門廣場紀念堂施工的圍牆上曾經出現了大字報專欄，批判四人幫，也讓人們表達自己的各種觀點。在1978年又出現了西單民主牆，中國那時開始正逐步進入了一個相對的思想開放時期。薑洪兄弟都是民主牆的積極份子。1978年二人都考入人民大學，薑洪就讀經濟係研究生，薑漁在該係讀本科。1979年他們和胡平一起主編了“沃土”雜誌，貼在西單大字報區，發表對於中國未來的看法。當年“沃土”和陳子明主編的“北京之春”都是有名的民間刊物，是啟蒙新一代民主意識的雜誌。薑洪兄弟和陳子明也成為了莫逆之交。1980年他們組織了北京高校的區人大代表獨立參選人（即由學生自己推薦選舉區人大代表候選人）活動，薑漁還成為人大校區的獨立參選人。
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人們充滿了信心和希望。特別是青年人，沿襲了過去幾十年領袖倡導的“要關心國家大事”的傳統。北京的青年人，都在談論著怎麽參與國家的改革開放。我們班有幾個同學在校期間，79、80年就開始參加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調研工作，為國家的農村改革做出了直接的貢獻，並且開創了學生期間直接參與國家政策研究和改革的先河。在1982年我們這一屆學生畢業前夕，薑洪在人大校園內發起並主持成立就業問題研究小組，為了解決當時經濟轉型、國企轉製期出現的嚴重就業問題，做了很多相關政策研究工作。薑漁拉著我參加了就業組的一些研討活動和會議。在此期間，薑洪建立了廣泛的社會聯係。所以薑漁當晚對我說可以找到鄧樸方和學生對話，我覺得有譜兒。
當時的北京處於一個月左右的動蕩期，天安門廣場已經被學生占領。每天都有市民自發去給學生送飯送水。在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首次訪華之後，政府頒布了戒嚴令，震動了北京，全國關切，全球矚目。各種傳言滿天飛，而政府準備動武鎮壓學生的傳言最為廣泛。和薑洪已經分道揚鑣的陳子明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他組織了北京市民學運後援會，征集物資，援助廣場上已經進入絕食階段的學生。在北京的許多機構單位都有人上街遊行聲援學運。
而我們班另外一個同學白南風也在"體製內"采取不同的行動，試圖製止暴力。白南風在校期間就參加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研究工作和農村調研，參與了早期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政策建議工作。這時他已經擔任國家體改委下屬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應該是縣團級領導了）。在此之前的幾天，體改所所長陳一谘曾經帶著白南風去找鄧樸方，希望在政府和學生的衝突間找到一個辦法，但是沒有結果。五月十八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帶著溫家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勸說學生退場，並留下了他最後一次的向公眾發表的講話，"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五月十九日，從中央內部傳出來趙紫陽已經辭職的消息。看著形勢發展越來越激化，陳一谘召集三所一會在體改所辦公室開會（“三所一會”指當時經濟體製改革中比較活躍的國家研究機構，“三所”包括國家體製改革委員會下屬的體製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下屬的發展研究所，中信國際研究所。“一會”指北京中青年經濟學會。)，討論打破僵局的辦法。當時以北京的中青年經濟學家為主的"名流"都參加了會議。會議之後，三所一會聯署了一份公開聲明，即後來被稱為"六點聲明"的著名文件，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呼籲學生退出廣場，反對使用武力清場。會議之後，由白南風和高山執筆起草了這個聲明。這是中共建國以來出現的第一次自己的機構公開反對中央決議的聲明。在此之前，有幾個月的相對輿論寬鬆時期，官媒普遍客觀報道了學運相關的事件，也刊登了不少團體的聲明。而從五月十九日起，所有的媒體都已經無法刊登這類聲明了。體改所的人就自己油印了六點聲明的傳單在北京街頭散發（那個時代，互聯網還沒出現）。白南風後來因此被捕，審查了一年半才取保候審。釋放後白南風雖然回到了原單位，但很難發表研究成果，索性辭職。
後來才知道，那時候，鄧小平、楊尚昆已經調動了三十萬軍隊包圍了北京城。鄧小平武力鎮壓學運的決心已定。
“六點聲明”發出兩天之後的夜裏，薑洪帶領我們去廣場找學運領袖。我和薑漁在西長安街上和薑洪等人乘坐的車匯合。薑洪的車上有在五機部下屬研究院工作的劉長毅，還有兩個薑洪的其他朋友。然後我們就直接向廣場進發。此時已經是半夜時分了。
北京市內通過廣場的道路已經斷絕。廣場上的學生非常緊張，建立了層層封鎖線，準備應對鎮壓。我們的小車在靜悄悄的西長安街上行駛，既無行人，也無車輛。在第一道封鎖線，我們遇到了帶著紅袖標的學生，我們說明了來意。學生們沒有為難我們，給了我們一個紅袖標，讓我們換乘一輛停在路邊的救護車，這樣可以順利通過後麵幾道封鎖線。當時北京市各個大醫院都派出救護車停在學生示威的地方，搶救在絕食過程中暈倒的學生。
到達廣場西南角，我們遇到最後一道學生警戒線。從這裏望去，一道道的警戒線，外人很難進入廣場核心區。我們被一個學生領到紀念碑台階前，一眼就看到吾爾凱西正在和幾個女生坐在南麵台階上說笑。吾爾凱西是個在北京長大的維吾爾族小帥哥，曾代表廣場學生和時任總理李鵬對話，嗆聲李鵬，一點麵子都不給，所以當時聲名赫赫。我看到廣場上滿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都是一臉稚氣，說說笑笑的，心裏湧出一種悲涼的感覺。這些孩子們不知自己麵臨無情的鎮壓，已經是命懸一線了。
薑洪走上台階和吾而凱西搭話，我們緊緊跟在後麵，圍成了半圈。學生們馬上自動圍起來一圈警戒線，各個都麵朝外以防不測。吾爾凱西聽明白我們的來意，用大無畏的神情直截了當地問薑洪，什麽都不用說了，你就告訴我，他們（指政府）什麽時候動手。薑洪說，這我不知道，但是隨時都有可能。吾爾凱西說，如果要我去見信訪局，那就免談。在此之前，學生和信訪局談判過幾次了，信訪局說的都打官腔的話，每每無功而返。薑洪說這次是請你跟我們一起去見鄧樸方。你如果能促成這次談判就會對曆史做出貢獻。吾爾凱西說，見鄧樸方我可以去，萬一我回不來怎麽辦？你們留下一個人質吧。劉長毅當場就說，我留下吧。我和劉長毅素昧平生，但是這一夜讓我對他肅然起敬。
吾爾凱西隨即和我們一起離開紀念碑台階，學著電影裏山大王的口吻，回頭對其他學生說，看好這個人（指劉長毅），萬一我回不來，你們就把他給我“醢（hai）了”。我心裏想，這個維吾爾族小夥子的老北京話說的真夠地道的。
我們和吾爾凱西一行人乘坐廣場的救護車開出了廣場。此時已經是淩晨了。我們一路暢通，開到西直門的一個招待所門口。隻見鐵柵欄門緊閉。深更半夜的也沒有人把門。我們隻好砸門，鬧出響動。我暗自覺得不妙，對方如果有談判意願，這時應該安排人在大門口等候呀？！
砸了一陣子大鐵門。有個睡眼惺忪的門房出來，一臉不耐煩地問我們幹嘛敲門，薑洪說我們有急事找唐若昕。
唐若昕是當時的中國文學研究的泰鬥唐弢的兒子，在政界、學界很活躍，和薑洪熟識，當時在鄧樸方領導的殘聯擔任辦公廳主任。
我們上到二層，敲開唐若昕的房間門，就站在門口和他談話。唐若昕注意到我們帶來了吾而凱西，告訴薑洪還是去找中辦信訪局的鄭局長談吧。我一聽大失所望，因為前幾天，在廣場現場，中辦信訪局鄭局長已經和學生有過對話了。現在再去找鄭局長豈不還是那樣的結果嗎？薑洪說，你看人已經來了，不見到鄧樸方，那我們留在廣場的人質可能會有麻煩了。這時，唐若昕要薑洪和吾爾凱西留下來談談，其他人都先離開。
我們幾個人從招待所出來後已經都很疲勞了，就都先回家了。我一夜疲憊，回家倒頭就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來。當晚隻留下薑洪陪同吾爾凱西在和唐若昕繼續談。我離開時很擔心，由於沒有見到鄧樸方，吾爾凱西的情緒會有變化。但是我看到他臉色如常，一反在電視直播中的那種倔強和魯莽，此時表現出很大的耐心和配合。從後來逐漸披露出來的故事也看得出，沃爾凱西那時候雖然才二十出頭的年紀，但是在整個學運過程中表現突出，知進退，有理性。
後來薑洪回憶說，他堅持要求唐若昕領著吾而凱西去見見鄧樸方。但是當晚在我們去廣場的時候，鄧樸方得知鄧小平已經下決心武力清場了，他也不能見任何學生代表了。唐若昕見此狀況不好收場，閃開身請薑洪和吾爾凱西進入房間，見到了已經在屋裏的劉京。原來是劉京帶來了鄧樸方的指示。
劉京的生父是烈士，山西新軍二縱的創建人韓均。劉京後來擔任了公安部副部長，當時是鄧樸方領導的殘聯的副理事長。劉京對吾爾凱西說，你們必須馬上無條件從廣場撤離，否則會麵臨武力清場的後果，我這裏隻能保證不秋後算賬。
吾爾凱西二話沒說，立即返回廣場，著手組織學運領袖們討論。這時劉長毅找到吾而凱西問他，我怎麽辦啊？吾而凱西說你可以走了。劉長毅被釋放後，並沒有急於離開那裏，而是留在紀念碑下，目睹了高自聯領袖們激烈的辯論過程。吾爾凱西帶回來政府要動手的消息，主張學生應該馬上撤出廣場，避免遭受鎮壓。但是其他學運領袖堅決反對撤退，特別是柴玲的反對聲音最大。最後高自聯罷免了吾而凱西的廣場總指揮的職務，由柴玲取代，多數學生們都堅決不撤退！
以後的幾天，學生依然在廣場聚集不散，北京市民照舊熱情地給學生送飯送水，政府立場還是一步不退。但再也沒有聽到任何調停和談判的消息了。但是學生們已經是三鼓而竭，少了開始的那種衝勁兒。看著沒有任何動靜的形勢，我還覺得可能學生們過幾天就會慢慢撤離，學運會慢慢消退下去。我以為薑洪那晚對吾爾凱西說政府隨時都可能動手，可能是為了促成學生和政府對話談判而誇大其詞呢。沒想到一語成讖，十天之後的夜晚，從西邊傳來了北京城裏近百年沒有聽到過的槍聲，政府真的開始武力鎮壓了。激情澎湃的北京市民用自己 的身軀擋在長安街上保衛學生們，但是戒嚴部隊用坦克開道，從木須地一路殺到天安門。後來的故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了。
悲劇釀成，影響了中國後來幾十年的發展和變化。就事論事，當時學運和政府之間的核心爭議點就是對學運的定性問題，對於政府而言，皇家顏麵大於天，不能撤回已經做出的定性；對於學生而言，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更是一步都不能退。其實，以中國式的智慧，在語言上的迂回曲折，怎麽會找不到辦法呢？！隻是要看當事方有沒有意願和平解決這個問題而已。
我直接或間接認識的三個知識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努力想減少對抗，避免屠戮。陳子明意誌堅定，選擇了在體製外的對抗，遭到鎮壓之後，鋃鐺入獄，寧可坐穿牢底，拒絕以治病名義出國，於服刑期間病故。白南風篤信理性精神，嚐試在體製內的抗爭，身陷牢獄之後，告別體製，雲遊江湖。薑洪奉行溫和理性，有序演進的社會改革，選擇了在體製內外的調解。可惜我們都改變不了中國頑固的曆史趨勢。
中國近百年來籠罩在激進主義思潮之中，無論是階級的，政黨的、民族的，抑或是地域的衝突，都變得越來越激進。任何妥協、後退的主張都會被視為軟弱無能，甚至是叛變。幾十年來的革命宣傳和教育都在培養一種無畏無知的犧牲精神，沒有珍惜生命的理性。這是潛伏在整個民族中的集體無意識，是集體的“暗影”。那一代參加學運的青年學生，那些越來越激烈的學生領袖何嚐能夠逃脫這種思想的影響呢？！權力至上是中國兩千年文明史演化出來的傳統。在權力問題上，政府內的袞袞政客們更是一步都不能退，否則就會失去政權，這被曆史上所有執政者視為最大的危險！雙邊都是采取“為有犧牲多壯誌”的態度。可問題是犧牲誰的性命呢？！
雨中萍
謹以此文紀念35年前無辜死難的生命。
2024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