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的崩塌 如飛蛾撲火般的個人史
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東京灣海岸一個咖啡廳裏，窗外藍色海麵上幾艘白色貨輪緩緩駛過。幾個小孩在海邊溜滑板，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下午。但此時手機新聞卻在提醒我，重慶溫度已經43度，市民在山火的煙霧中排隊做核酸檢測。
我心裏略微有一點慶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來，已經做過300多次核酸檢測。深圳——這個緊鄰香港的中國南方城市——被戲謔地稱為“核酸之都”。而我，在10個月之前，剛剛離開那個城市。離開深圳時做過一次核酸檢測，到東京落地時又做過一次，僅僅兩次。想到那些每24小時就需要被別人拿棉簽伸進嘴裏的朋友，我確實會覺得慶幸。
2022年深圳市，居民排隊接受核酸檢測 （ AFP / STR ）
那時東京的情況當然也不容樂觀，當時每天感染人數都在兩萬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開始發燒，過了10天已經毫無任何症狀。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麽不僅我會被強行拉去商旅酒店隔離，我的幾百位鄰居也會，我所在的社區及周邊會被標記為“高風險地區”，我所居住的南山區——被稱為全球GDP最高的市級行政區——全體市民均因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檢測。這一區域住著135萬人。
2021年11月15日，我從深圳來到東京。從深圳寶安機場啟程的飛機升空後，會在深圳灣上空飛一個巨大的弧形轉向，從右側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濕地公園，在南方的冬天裏鬱鬱蔥蔥。天氣極好，可以隱隱約約望見香港島的摩天大樓。我靠在窗戶上，就這樣一直呆呆地看著，直到飛機衝入雲層。雖然我心裏已經無數次跟香港道別，但這次卻是最傷心的一次。
我在31歲那年到香港工作，時間雖然短暫，但因為香港這座神奇的城市，我覺得自己才真正長大了，變得有勇氣、有自信、有愛。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標原點，時不時提醒我，自由是一種什麽狀態。然而經過2019年，我心中的那個香港也不複存在。
我的隨身背包裏，有幾塊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輕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鐵站發生劇烈肢體衝突時，地鐵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過旺角，隨手撿了幾塊，有的上麵還有血，作為對那個晚上的紀念。
飛機一路向東北，掠過高山大河，從杭州和溫州之間的海岸線飛出中國大陸。我就這樣呆呆地看著。從中國到日本，我已經飛過很多次，但這一次，心情很不一樣。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肅的日子裏，我已經考慮過無數次，我要離開這個國家——中國。
在這幾年裏，昨日構築的世界不斷崩塌，我在少年時代確立的那些價值和觀念，遭受到非常嚴重的挑戰和詰難。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會懷疑自己是不是有問題。如今，我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我毫不猶豫地認為，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後的那個中國，完全變了。正是因為中國這幾年的巨大變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齡人，變成了祖國的敵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樂的80年代
一名男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戴著墨鏡，手拿可口可樂，在中國國慶慶典的裝飾品前拍照留念 （ AFP / Robyn BECK ）
我出生在華山腳下的一座小城。華山是被中國人稱為“五嶽”的“西嶽”，距離古都西安僅120公裏。因為所謂的“漢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個足令中國人驕傲的城市。相對於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個極為封閉的城市，很多人把漢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樣掛在嘴上炫耀，沉溺於對輝煌曆史的迷戀，在心態上普遍缺乏一種現代的開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時代，我依然覺得那是一個值得記錄的黃金時代。那時候擁有電視的家庭不多，每個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動畫片，雖然是黑白電視，米老鼠和唐老鴨都不知道什麽顏色，但還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鍾。這是學習六天之後，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時候，中國還是每周六天工作製。
《血疑》（ 網絡圖片 ）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兩國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國大陸播出，主演為女演員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稱為“幸子衫”，當時在中國大陸風靡一時。山口百惠是我父親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時候他還跟我開玩笑說，“長大以後娶個日本太太”之類的。
可能大部分中國人第一次因為這部劇，知道有血型這回事。該劇播出時，還曾經有人因為劇情過於悲痛而自殺。最令中國觀眾震驚的是，在他們心目中的戰敗國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馬桶、燃氣灶、電視機這些很高級的東西，城市車水馬龍、高樓鱗次櫛比。
當時鄰居誰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東芝的電視，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對我們這代人而言，美國和日本，就是代表著美好、舒適、發達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產品。“進口的”即意味著高級、耐用、有品質等等，進而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樂。這種常見飲料在我小時候是作為一種獎賞出現的。我考試拿到好成績，父親會買一瓶可樂給我，喝完的玻璃瓶子還要給商店送回去。那種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幾天，以至於我剛剛畢業自己賺錢的頭幾年，天天把可樂像水一樣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一位叫薛梟的男孩，在廢墟中被困了80個小時。當救援人員把他挖出來的時候，他的第一句話是：“我要喝可樂，冰凍的。”
1988年，一部名為《河殤》的紀錄片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探討了諸多中國傳統的文化符號，認為中國有太多傳統文化包袱，黃土文明應該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擁抱“藍色文明”。我那時候年齡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歡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見到了這部紀錄片的總撰稿人蘇曉康先生，我非常激動地向他說，我這一代也是“河殤的一代”。
紀錄片《河殤》片頭截圖 （ 維基百科 ）
1990年，中國第一次舉辦亞運會，為此，父親為家裏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機。我仍記得北京亞運會的主題曲，那時候幾乎人人會唱，其中有一句“四海會賓客，五洲交朋友”。北京還專門在亞運村興建了“五洲賓館”。可是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中國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1990年北京亞運會《亞洲雄風》（ YouTube / @pal2011 ）
借此國門打開的機會，蘭州大學的學生李陽，發明了一套快速學習英語口語的方法，他稱之為“瘋狂英語”，短短幾年內在中國大為流行。李陽1993年為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一位議員擔任口譯，成為國民矚目的明星級人物，“全民學英語”已是一種見怪不怪的現象。我的中學英語老師經曆過六四，天天都在勸我們，一定學好英語，以後出國。
在我的童年時代及少年時代，我們這些人就是在一種“否定中國、肯定西方”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隻是當時惘然而已。不論是民間還是官方，對中國的現狀都是不滿意的。我中學的政治課本裏，幾乎引用了鄧小平關於向西方學習的全部言論。中國需要學習西方，需要對外開放，這是朝野的共識。
沒有共識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這一部分。由於官方長期的諱莫如深，關於六四的過程及評價，我是在南京上大學之時，第一次聽親曆者講述過。我1997年開始上網，98年即發現了很多海外新聞及學術網站，其中有一個叫做“64memo”的網站，上麵有大量關於六四的圖片資料。當時那種震驚，真是難以言表。
那時候中國的大防火牆尚未建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自由地訪問海外網站。除了六四之外，還有台灣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網站，在這些網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過去從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尋，我所成長的八十年代，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麽。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學之後才明白的。我很感謝當年那些在課堂上回憶往昔的老師們。有些老學者經曆過中日戰爭、國共戰爭，有些老師經曆過反右、大饑荒、文革，有的老師經曆過六四。那時候，大學的課堂上還沒有安裝攝像頭和錄音設備，學生裏也沒有黨團安排的信息員，老師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講曆史故事。
1998年，西安為克林頓訪華建造的歡迎廣告牌 （ REUTERS / PTB ）
我去大學的前兩個月即1998年7月，克林頓總統訪華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後訪華的第一位美國總統。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代表中國的西安官員鄭重地遞給克林頓一把鑰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門緩緩打開。那是一個非常有象征性的鏡頭，這個古老的中國，再次向以美國為首的外部世界打開了大門。
我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國的關鍵詞就是四個字：改革開放。鄧小平說，堅持總路線100年不動搖。讓我們這代人曾經堅定不移地相信，這樣的日子會伴隨我們終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雖然有各種跌宕起伏，但整體在路徑上，中國還是向著更加開放的方向。這就是我青少年時代對中國的大體認知。這些都讓我們彼時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二、如金子般發光的日子
2001年，中國年輕人在上海的一個電子展上上網 （ REUTERS / Claro Cortes IV ）
2002年大學畢業之時，很多同學選擇考公務員進國家體製，我也未能免俗，但當時進入體製內工作大概率是會被同學鄙視的。那時候互聯網經濟剛剛崛起，到處流傳著做網站創業的傳奇故事。丁磊（網易創始人）、張朝陽（搜狐創始人）、馬化騰（騰訊創始人）就是那個時代的神話。很多人放棄了進入體製的機會，去大型企業工作。
我當時考上了中國廣電總局的公務員，我父親是廣電係統的，慫恿我考這個部門。我當時已經決意從事新聞，最終還是放棄了做公務員。2002年的7月13日，我從南京飛到了北京，住在南城半步橋的一個小公寓裏。為了拿到北京戶口，我去了一家隸屬於中共的日報工作。
隨後就遇到很多大事。首先是那年夏天，中國的大防火牆建成並開始試驗運作，從此，很多港台及美國、歐洲的新聞網站就不能繼續訪問。我認為GFW的效果，終於在二十年後初見成效。2000年以後出生的孩子們，從來沒有訪問過外麵世界的網站，同我們這代人相比，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簡單而可憐。如今中國大陸網絡上“小粉紅”現象與此密切相關。
自由是這樣一種東西：一旦曾經獲得，就無法失去。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上網需要借助很多軟件，才能不受阻礙地去看中國以外的網站，這個動作後來被稱為“翻牆”。當時我們沒有人覺得是多大的事情，如今，很多地方都傳出因為翻牆訪問X（Twitter）或者YouTube被拘捕的案例。
那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召開，北京城戒備森嚴。江澤民和胡錦濤之間的權力交接，是中外矚目的大事。這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後第一次和平的權力交接。鄧小平在1992年確立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集體領導體製，並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錦濤，且每一代領導人僅能連任一次，執政時間為十年。這就給外界呈現了一種“製度化”的假象，人們對製度穩定有一定的心理預期。
2002年，江澤民（左）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國慶53周年宴會上向胡錦濤（左二）和李南清（右）敬酒 （ REUTERS / Andrew Wong ）
江胡交接之後，人們對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而引發的政治焦慮，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緩解。與此同時，廣州的一種怪病在蔓延，但早期的新聞被壓製，直至春節後才開始大範圍非正式的流傳，這就是非典型肺炎（SARS）。
雖然被壓製，但還是有媒體衝破禁令，報道了SARS。一位名叫蔣彥永的軍隊醫生，在4月向外媒公開透露了中國非典型肺炎的真實情況，剛剛上任的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停職，同時被停職的還有衛生部部長張文康。類似的情況發生在2020年1月，一位叫李文亮的醫生在私下的信息渠道非公開地提及了新冠肺炎，被武漢政府嚴重警告，後來他被譽為“吹哨人”和“英雄”。
中國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開始公布真實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病例及數字，並允許WHO專家到北京調查。雖然有些迫不得已，但這些開放的姿態還是讓外界認為胡溫的上任，為中國帶來了頗不一樣的改變。人們對3月剛剛當選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寄予厚望。
公民社會中的媒體人
2003年，一名男子在北京街頭的報紙雜誌攤上看書 （ AFP / FREDERIC BROWN ）
新聞人當時都很樂觀，覺得依靠自己手中的筆可以改變中國。2003年3月，一位叫孫誌剛的企業職員在收容所中以不明原因死亡，以滕彪為首的三位法學博士給官方上書，要求廢除中國的收容遣送製度，6月20日，《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
3月的人大會議後，在新聞界開始流傳一個新的詞匯：胡溫新政。但當時我是失業狀態。我在3月初剛剛和一家新近崛起的時政報紙《21世紀環球報道》談妥，去做該報駐北京記者。這家報紙隸屬於廣州的南方報業集團，在業內被認為是具備改革氣質的自由派媒體大本營。可是當我在3月17日入職那一天，被告知報紙被停刊了。那一天，溫家寶剛剛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21世紀環球報道》頭版 （ 維基百科 ）
報紙被停的原因很簡單，一位記者采訪了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以及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請他對鄧小平時代做簡單評價。李銳說，“鄧小平隻改經濟，不改政治，這是不對的。”本來這句話在終審時已經被主編刪去，但印刷時（未知是否有意）使用了先前的版本。3月17日出版的這期報紙被收回，報紙被停刊。
劉曉波後來評價這份報紙被封的原因，他說，“他們過於關心國內外政治。”對我來說就很諷刺，因為我在胡溫新政的第一天就失業了。那時候，我對所謂的“胡溫新政”發生了一絲懷疑。畢竟關閉一家報紙，顯得意識形態的管理部門非常小氣，而且那句話並沒有講錯，何況還是黨內高級幹部講的。
但也是這一年，中國的新聞管製似乎有所鬆動。當年秋天，南方報業集團在北京創立《新京報》、新華社在上海創立《瞭望東方周刊》，均被認為是具備自由派傾向的媒體。次年，《時代人物周刊》於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於廣州成立。
記者因為薪水的多寡在各個媒體間頻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覺得迎來了一個媒體的黃金時代。後來成為騰訊公司副總裁的陳菊紅，當時是《南方周末》的頭版編輯，她在回憶南方報業的時候，有一句話被別人頻繁引用：“那是一個如金子般發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國新聞周刊》刊發了一組封麵故事：《2003，新民權運動》，並為此組稿件配發了一篇題為《2003年，公民權利年》的社論。這篇文章執筆者為成都大學青年教師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寫道：
“經過漫長的27年，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已經站滿了市民。有一種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在議會和政府之間，同樣的站滿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種公民的結盟。”
就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後，2004年1月27日，胡錦濤在法國巴黎的國民議會大廳發表演講。他說，“中國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製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消息傳回中國國內，引起媒體相當熱烈的討論。中國官方在六四之後已經很久沒有提及“政治體製改革”這幾個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雜誌推出一組報道，《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王怡以專欄作家的身份入選。這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名單可以視作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個政治光譜，有茅於軾、徐友漁、賀衛方等人，甚至還向台灣的殷海光致敬。
從那個時候開始，樂觀的情緒開始逐年蔓延。當時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幾年後的境況居然每況愈下。這個名單中的高耀潔，2009年8月流亡美國，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則在2019年12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9年。
這種樂觀情緒之下，一種對政治改良的期待應運而生。首先是媒體人這個群體，積極報道各類維權事件。當時這類事件在新聞審查上比較容易規避，通常在報道之後，涉及的政府部門或者企業，出於對社會輿論的在意，也會作出相應的改善或糾正，於是記者們就有一種盲目的對報道效果的確認。
比如前文提及的孫誌剛事件，在南方都市報報道之後以及三博士上書之後，很快廢除了《收容遣送辦法》，讓當時的媒體人士氣大振。不過，一年之後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報》的主編程益中即因為所謂的經濟問題被立案偵查。民間普遍認為這是對南方都市報的報複。
以南方係為主的一些媒體人群體，把不斷擴大中國的新聞自由視作是自身的使命——當然也包括我在內。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知灼見，就無法討論中國的前途命運，就不會知道“中國向何處去”這個終極問題的答案。這是我在2008年時反思“為什麽我要做新聞”這一問題時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體人憑借互聯網的便利，互相交換本地的信息，比如廣東省內的新聞，廣東本地媒體如果被控製的話，就請上海的媒體朋友來報道。這就形成了那幾年在媒體生態中一個很流行的現象：異地監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異地監督，這之後，對異地負麵新聞，隻能采用“異地評論”的方式。
2005年，礦工的親屬在聽到承德煤礦瓦斯爆炸的消息後痛哭不已 （ REUTERS / China Newsphoto ）
由於我當時所供職的新聞雜誌隸屬於官方的新華社，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跑新聞。2005年2月14日遼寧阜新發生礦難，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著大雪趕到600公裏之外的事發地。一位遇難者的遺孀在接受采訪時問我：為什麽有戶口的賠21萬，沒有戶口的隻賠7萬？都是一樣的人命啊。
我當時寫了一篇揭示生產事故賠償中“同命不同價”的稿子，誰料被主管機關斃稿，不止是我，趕去遼寧的全國各地的記者，都沒能發出來稿子。我們被告知隻能轉載新華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裏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屍體，居然連稿費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對“媒體推動變革”這個命題發生了懷疑。
也有樂觀的專欄作家和評論家提出“圍觀改變中國”的口號，並輔之以“公民社會”、“官民良性互動”、“中產階級”、“新興階層”等一係列的周邊概念，試圖以言論自由為突破口，改變中國的現狀。當時許多報紙都特設了評論版麵，《南方都市報》甚至成立了一個《評論周刊》。
當時大家的共識就是，必須在媒體上促成對新聞事件更自由和廣泛的言說。我作為《南方都市報》的專欄作家，此時也開始撰寫時事評論專欄。
記者、律師、教會和程序員
2009年，一輛武警裝甲車停在臨汾一座教堂外（後麵），十名當地宗教領袖因無證禮拜被判入獄 （ AFP / PETER PARKS ）
律師和法學家則在另一條道路上。北京大學憲法研究中心的教授賀衛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領袖，經常接受媒體采訪或者自己撰稿，主張中共應該在憲法規定的範圍內活動，應該將憲法司法化，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言論權利、集會權利等，即可以得到保證，其核心是要求細化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尤其是記者和律師兩個群體密切接觸之後，互相幫助和配合，形成一種看似非常有力的變革力量。當時律師界的領袖是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的浦誌強律師，他曾經代理了《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夫婦被起訴的案子，涉及言論自由。2014年他則因六四研討會而入獄。
而互聯網公司的一些程序員則抱有“技術改變中國”的理想。一位畢業自上海交通大學的知名網友，曾經建立過一個互聯網數據模型，根據他采樣的中國互聯網管製的數據和自己的算法，他曾信誓旦旦地說，在2017年10月的某一個時間點，中國官方將失去對互聯網信息的管製能力，中國的言論自由可望實現。許多程序員認為，互聯網的崛起，將極大的推動中國的言論自由。
可是很多年後，我們知道，中國互聯網的崛起，即便在早期曾經有過言論範圍的擴大以及令個體更容易發出聲音，但整體來看，極大地增強了官方的宣傳力量以及和意識形態的滲透效果。流量是黨產，影響力亦是黨產。技術的成長不過是增加了統治手段的高效與便捷。
2005年前後，北京和上海崛起一批為數眾多的地下教會，甚至進行半公開的查經或者祈禱活動。根據香港作家陳冠中在河南的調查，他估計，截止2010年，官方教會和地下教會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教眾有1.5億人之多。當時一些知名知識分子比如範亞鋒及李柏光，均為基督徒。
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大陸，成為第一位踏上中國土地的國民黨領導人 （ REUTERS / Jason Lee ）
2005年4月，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大陸，開啟了此後數年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蜜月期。這是繼1945年之後，國共領導人首次會談，雖說國民黨已是在野黨，但連戰仍在南京獲得30萬民眾的自發歡迎。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被允許直播，這在中國是非常少見的事情。
中共在此後，也有限度地開放討論台灣問題，以及民國曆史的研究。胡錦濤為此特意在一些場合，肯定了當年國民政府在中日戰爭中的貢獻，所謂“正視曆史”。這亦成為一些改良派對胡溫政府抱持期待的理由之一。我從2005年開始，陸續給《南方都市報》及《南方周末》撰寫關於台灣問題的評論，此後的幾年，我個人的興趣基本是研究港台問題。
2008年3月16日，我從北京經香港到達台北，采訪當年的台灣大選，但鬱悶的是，我剛剛從北京起飛，拉薩就發生了314事件，我懊悔為什麽要來台灣。沒多久，汶川發生地震，許多媒體人衝破新聞封鎖，紛紛前往四川，打破了一次“禁止異地監督”的禁令，且事後也沒有被追究，在稿件上也最大程度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
2010年，Google退出中國，穀歌中國總部外，中國穀歌用戶送上鮮花 （ REUTERS / Jason Lee ）
那時候，各地網友頻繁舉行線下聚會，稱為“飯醉”（“犯罪”的諧音），也發明很多暗語和“黑話”，最著名的莫過於“草*泥*馬”這個詞，並延伸為一係列反對政治的符號。“草*泥*馬”打敗“河蟹”，即意味著反對胡錦濤的“和諧”。2010年1月13日，因無法忍受中國繁瑣的內容審查，Google搜索引擎決定退出中國，一批北京網友來到Google中國總部樓下獻花。那天晚上我也在場，親眼目睹了“非法獻花”這個詞的誕生。
煙花散去，留下的是改革者的“單相思”
2008年，一名士兵在為北京奧運會閉幕式站崗 （ Action Images / Jason O'Brien Livepic ）
2008年8月奧運會開幕式的時候，我在北京家裏的陽台上看到漫天的煙花在空中飛舞，心裏不禁在擔心中國未來的可能。我有點不太確信當時這些進步主義人士的樂觀情緒能夠持續多久。萬邦來朝舉國同慶的那個夜晚，我竟然有點悵然若失。我隻是隱隱約約覺得，我們的樂觀是大概是沒有根底的。因為這些年來，不論什麽事情，最後都會遇到一堵冰冷而堅實的牆。
奧運會之後，溫家寶即將進行政治改革的傳言甚囂塵上，但與此同時，“普世價值”這個詞匯在媒體上封殺及圍剿。2008年當年出版的《公民社會評論》，是模仿當年匈牙利轉型期的《公民評論》雜誌，出版一期即被封禁。三年之後，連“公民社會”四個字都不能提了。
奧運會後的三鹿奶粉事件，把奧運會帶來的輝煌與榮耀在短短幾天之內撕得粉碎。但對我來說，真正令我死心塌地的則是發生於2008年年底的零八憲章事件。當時，我認為那份文件上的主張已經足夠溫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被當局容忍，那麽所謂的政治體製改革將永遠不會到來。
2009年北京，一名便衣警察（右）在劉曉波受審的法院外拉下劉曉波支持者舉著的橫幅 （ REUTERS / David Gray ）
易言之，中國的民間和官方各自擁有不同的思考邏輯和行為邏輯。以漸進主義改良為目標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努力，在表麵上看卓有成效，但並未獲得官方的任何回應，也沒有在立法領域取得任何進展。與此相反，反倒是官方利用立法權，不斷在禁錮律師、記者以及宗教人士的活動空間。所以改良主張更顯得像是一種自虐以及自我憐憫的單相思。
比較有說服力的案例是2010年7月，波蘭《選舉報》的主編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學者崔衛平的邀請下，在北京的一家書店公開做了演講，討論波蘭以及中國的轉型問題。米奇尼克說：“中國取得了極大的經濟成就，一個自然的結果就是民主的演進。那麽所有逆轉或者違背這個過程的行為都是違背自然的。”
與其說是自由派學者和行動者們對這個結論深信不疑，毋寧說是米奇尼克的這一說法驗證了長久以來自由派學者對這個龐大國家的路徑期待。中國有一句古話，“倉廩實而知禮節”，經過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中國一定能和平實現民主轉型，這是很多人當時的想法。那天在晚宴上，我向米奇尼克講述了我的擔憂，我已經忘記了他是如何回應的。
三、香港，香港
1999年6月4日，數萬人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參加燭光守夜活動 （ REUTERS / RM ）
2009年春天，因為對新聞的倦怠以及對所謂新聞理想的懷疑，幾乎是帶著滿身傷痕，離開了新聞雜誌，去GQ雜誌中文版做編輯，這是一個新的領域。當時的媒體政策大體是嚴管新聞，但是對娛樂、時尚、體育等領域放開，所以像《Vogue》、《GQ》、《Sports Illustrated》這些雜誌均有中文版本。當然，這也被視作是中國“開放”的一個特征。
離開新聞領域當然是因為一種強烈的無力感，就是對任何改變都不再抱有期待，但這隻是我的看法，我的很多同行當時還認為此時是中國媒體的上升期，尤其是當時許多網絡媒體在崛起，開出相當於傳統媒體3-5倍的薪水在招兵買馬，網絡媒體當時的尺度比傳統媒體略微大一些。
2010年3月30日，因為三鹿奶粉引發的結石寶寶案件，結石寶寶的父親趙連海在北京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我當時用新浪微博評論此事，微博賬戶立刻被永久封禁。而當時，新浪微博這個產品才剛剛在中國上線。此後，我就很少有動力在中國國內發表時事評論了。
2010年香港，一名抗議者在敦促釋放趙連海的集會上吹起嗚嗚祖拉 （ REUTERS / Stringer ）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獲得當年諾貝爾和平獎，許多自由派人士爭相慶祝。官方則完全禁止這類消息的傳播，最後實在無法掩蓋，由代表民族主義立場的《環球時報》發出評論，指出這是西方的一個陰謀。無論如何，六四那一批知識分子在政治變革上的努力，至少在此是告一段落了。
正是因為這種失落，我在2011年春天，去了香港工作，也是在一家新聞雜誌。在那裏，我試著用不被審查的中文撰寫文章。過去在中國大陸，因為審查的緣故，每個人心目中都住著一個中宣部。如今可以自由的寫作，於我而言是非常難得的。
誰料沒過多久，就被廣州的相關部門找我談話了，而且就在香港。我們坐在香港北角的一家頗具維多利亞風格的咖啡廳裏，他們質問我為何要報道陳光誠和艾未未的新聞，質問我為何不熱愛這個國家。雖然在北京我也經曆過這樣的場景，但是他們在香港依然如此毫無顧忌，卻讓我有點震驚。
當時的香港其實已經在巨變的前夜。北京一再否決了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方案，並在中學輔助教材中推行“國民教育”，敏銳的香港年輕人有一種對未來深深的隱憂：即在“溫水裏青蛙”，香港會一再喪失擁有過的自由。這種擔心在七年後的2019年成為現實。這是後話了。
我從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驗證了過去我隱隱約約的看法。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大陸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麽。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網絡媒體把大陸人罵作“蝗蟲”，而當時在大陸網絡頗有影響力的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也公開在節目中罵香港人是狗，即當年所謂的“蝗狗之爭”。
此後，香港年輕人的言論和主張逐漸得到更多人的理解。關於香港前途的討論，是這個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與大陸的那些在製度上的不同之處，正是香港得以成為亞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麽樣的力量讓一個地無三尺平的小島成為東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開放性，注定會成為漸趨保守的北京政權打壓的理由。
2014年2月，時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不明人士在街頭砍了六刀，情況危殆，再次引發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擔憂。2015年2月，總編輯鍾天祥撤換《明報》頭版頭條關於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讓港人懷疑，一直以來的新聞自由已經在北京的強大壓力之下無法守護。
2014年，劉進圖被襲擊後，《明報》的記者和編輯在香港抗議暴力活動中舉起報紙頭版 （ REUTERS / Bobby Yip ）
此後的雨傘運動等大型衝突，都在既定的邏輯之內。當年10月，又發生了著名的“銅鑼灣書店事件”，這是一家被認為專門售賣中國大陸政治書籍的書店，五位書店人士相繼在香港失蹤，後來被證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將他們挾持到中國大陸，並“配合有關調查”。香港人的言論自由被戕害之後，人身自由也麵臨重大威脅。
“不！你還有理想！”
2014年，一名藝術家正在香港第一座永久性博物館創作民主女神雕像，該博物館致力於殘酷鎮壓中國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活動 （ REUTERS / Tyrone Siu ）
三個月後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發生了類似事件。當天下午我按計劃乘飛機離開北京去香港參加一個學術活動，在首都機場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帶上一台轎車，關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麽地方的一個小房間，一共19天。被塞進車裏的那一刹那，我隻冒出一個念頭：如果我不在中國就好了。
一位負責審訊的相關人士問我：你為什麽要給《蘋果日報》寫稿？我隻好實話實說：因為房價很貴，而這家報紙給的稿費很高。他又問：你僅僅隻是為了錢嗎？我回答說：“我就是為了錢。”他突然間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斷我，嚴厲地說：“不！你還有理想！”我當場愕然，無以為對。
此後的半年內，我不能離開中國大陸，直到當年8月底，才被允許去澳門旅行。我還被警告不能撰寫時事及政治評論，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國媒體采訪。與此同時，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簽證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並未受到嚴格限製，所以也經常去香港買書會友。
有一點很重要。言論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為紅色中國保存著那些不能遺忘的記憶。比如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的研究書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發行，香港就是中國的“真相博物館”。但，真相就是謊言的敵人，就會被謊言的製造者無情打壓，這也是當時我們判斷香港處境會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況，在北京眼裏，香港其實是一個反對派言論聚集的基地。這也是北京一再強調“港人治港”必須是“愛國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們對“自由”這種東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劉曉波在獄中去世。作為六四符號的溘然隕滅，這無異是一個巨大的象征。從六四之後開始的中國政治轉型運動，在民間大體有兩條路線，一是以體製內開明的退休官員、體製內知識分子、媒體人和律師主張的漸進改良路線，一是以劉曉波為代表的自由派獨立知識分子主張的政治反對路線。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領導。
而劉曉波的去世以及伴隨而來的對政治反對派的驅逐和打壓，使得政治反對路線趨於消失。而主張改良路線的人們，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現實無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國兩會上，憲法被修改，刪除了國家主席的連任規定，使得國家主席的第三屆任期成為可能。這引起國內外的激烈討論，並引發了一波移民熱潮。
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的道路，“改革開放”是一個頗能迷惑人的詞匯。官方不斷強調的政治體製改革，在六四後遭遇重挫，然後被無限期擱置。不僅如此，黨務係統對政府側的限製以“不斷加強黨的領導”為由層層加碼。經過四十年的發展，他們總結了相當多的經驗，有資金、有技術、有高超的能力繼續維持高壓管製，並且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以民族主義及狹隘的愛國主義為圭臬。
持自由派傾向的人群，以進步主義的思維去看待中國過去這四十年，以一個虛假的期待作為奮鬥的目標，認為中國的發展進路是線性的、不斷往上的，中國會不斷保持開放姿態。如今看來，這就是一個錯誤的判斷，我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員，並且在人生的前半部分積極投入去實現這樣一種期待，猶如飛蛾撲火一般。
曆史不會一直是進步的。從中國曆史的經驗看，反反複複的事情太多。當年義和團領袖朱紅燈也是帶著農民在山東推倒聖誕樹及火燒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蘇州，穿和服竟然會被警方問話並且被強製脫掉，安倍晉三去世的時候，中國國內互聯網上一片歡騰之詞，這在八九十年代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有句古話說，四十不惑。也就是說，人到四十歲的時候，才能夠明辨是非，才有了自己的價值尺度與判斷標準。我的前半生，基本和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時期相重合。我這些人生顛簸，幾乎也都受到中國政治演進的影響。台灣作家龍應台曾說：一滴水，如何知道大江大海的方向？
看著昨天的世界不斷崩塌，也離我漸漸遠去，我並沒有覺得更迷茫更彷徨，隻不過對中國更悲觀而已，然後將自己限縮於個體建構的小世界之中，對當下的中國，想說的話越來越少，可能以後什麽都不會說，這大概就是佛家講的“大悲無淚、大悟無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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