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建城地標聖尼古拉教堂毀於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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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曆經25年堅持不懈的搜尋，終於以詳實的史料為依據，揭開了掩埋在“喇嘛台”廣場地下的秘密。如釋重負，心中充滿了無比的喜悅！為恢複人們對曆史的記憶，記載“喇嘛台”廣場的發展痕跡，筆者精心編製“喇嘛台”廣場變遷圖片集錦，以饗讀者。試圖通過不同時代老照片的展示，能夠使讀者更直觀的了解“喇嘛台”廣場的曆史變遷。

一塊墓碑石

一個水準點

一段逝去的回憶

一個永遠的“喇嘛台”廣場

掩埋在“喇嘛台”廣場地下的秘密

文/圖-鄭琦

紅博廣場

地處哈爾濱市城市原點的紅博廣場是1997年7月1日，由哈爾濱工大集團投資興建的超大型綜合地下商貿中心。廣場中心標誌性建築是被稱作“雪花塔”的頭頂不鏽鋼球的玻璃體陽光大廳。原址就是哈爾濱極負盛名的東正教“聖尼古拉”大教堂，俗稱“喇嘛台”。哈爾濱人習慣將這一地區叫做“喇嘛台”廣場。時至今日，上了年歲的老哈爾濱人還是這樣親切的稱呼它。

“喇嘛台”廣場（韓昭寬攝影）

東正教“聖尼古拉”大教堂的建設

東正教是俄羅斯的國教，東正教在哈爾濱以及整個東北地區的傳播是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而開始，並迅速傳播開來。1898年8月1日，中東鐵路護路隊隨軍神甫亞曆山大•茹拉夫斯基首先在中東鐵路工程局駐地田家燒鍋軍官街（後稱軍政街，現香坊區香政街），建立了一座簡易的東正教寺院，開始進行宗教活動。這是中東鐵路工程局在哈爾濱建立的第一座東正教教堂。

哈爾濱第一座東正教教堂

1899年10月13日（俄曆10月1日），中東鐵路工程局在哈爾濱街道及其他建築尚未動工前，首先在全市最高點，南崗交通廣場正中心，開工修建一座巍峨莊嚴，富麗堂皇的東正教教堂（俗稱“喇嘛台”）。有文獻記載，它是經俄國沙皇批準修建的兩座教堂之一（另一座在莫斯科），它是以為紀念聖徒顯靈者尼古拉•米爾裏基斯基而命名為“聖尼古拉教堂”。這座具有典型俄羅斯木結構建築風格教堂，整體設計是在俄京聖彼得堡完成的。設計者是 И•В•Подлевский / 約• 瓦• 波德列夫斯基工程師，主持施工的是中東鐵路哈爾濱樞紐城市建設首任工程師列夫捷耶夫。教堂建築費用超過兩萬盧布。

聖尼古拉大教堂全部圓木結構，是原木井幹式俄羅斯民間木結構建築，尖頂，球形十字架座，平麵形式為希臘十字型，是俄羅斯建築的典型代表。1900年12月18日，東正教尼古拉教堂在哈爾濱秦家崗建成，舉行落成祝聖典禮。司祭隨軍神甫亞曆山大•茹拉夫斯基。第二天（俄曆12月6日）是聖尼古拉節，教堂正式進行祈禱活動。在教堂東牆壁上鑲嵌有一塊銅牌，記載教堂建造緣起和有關人員的名字。修建紀念銅牌上稱哈爾濱為“鬆花江鐵路村 /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поселк Сунгари”。哈爾濱鐵路素有“鐵半城”之稱，即先有鐵路後有城鎮。

從“喇嘛台”教堂到環島花壇

“聖尼古拉”教堂是一座典型的井幹式木結構建築，精確的比例、精美的裝飾以及優雅的造型，堪稱世界上教堂建築中的精品。秦家崗（南崗）是哈爾濱地勢最高的區域，而建成後的聖尼古拉大教堂成為當時秦家崗乃至全城的製高點和標誌性建築，一直以來是哈爾濱象征的一大景觀。“喇嘛台”廣場是以教堂為中心的不規則放射性廣場，是重要的城市交通樞紐。

曆經66年風風雨雨“聖尼古拉”教堂毀於文革。1966年8月23日聖尼古拉教堂被“破四舊”紅衛兵小將無情地摧毀，哈爾濱這一標誌性建築永遠地消失了。令人扼腕歎息！

1968年，這裏豎立起了一座又高又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念塔”被稱作“紅塔”。因其造型酷似當年哈爾濱街頭叫賣的3分、5分錢一根的冰棍形狀。被哈爾濱人戲稱為“冰棍塔”。

“紅塔”頂端是四麵紅旗，塔身四周刻著林彪手書的四個“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後被鏟掉。1972年春“紅塔”被徹底拆除。

關於“冰棍塔”，我國著名文保鬥士曾一智，在其著作《城與人-哈爾濱故事》書中有如下記述：“1971年秋，隨著林彪命喪溫都爾汗，從接班人變成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這座在造神運動中產生的紀念碑，此時顯得格外尷尬。據市園林處的老職工回憶，當時是盡力把那四行字鏟掉了。1972年春天，由於西哈努克親王將由周總理陪同來哈爾濱訪問，這才急忙趁夜將冰棍塔炸掉，運土栽樹，成為城市中心一處小規模的綠地。後來，由於修建人防工程，這裏建造了重要的排風口”。

1980年代，這裏已經變成一個什麽都沒有的空曠的五色環島花壇。

掩埋在“喇嘛台”廣場地下的秘密

1996年4月20日，哈爾濱城市建設重點工程之一，規模宏大的紅軍街博物館廣場交通工程綜合開發一期工程正式開工。原博物館廣場的大花壇被徹底的清除了。一個新的地標性建築將在這裏崛起。

“喇嘛台”對於居住在哈爾濱的人來說，可以說是盡人皆知，它毀於“文革”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然而，在此處曾經出土一塊方尖碑狀的花崗岩巨石和斷裂的墓碑，恐怕知之者甚少，關於它們的來曆，那就更是鮮為人知了！

1996年4月，伴隨著大型鉤機、鏟車、風鎬等建築機具的轟鳴聲，建在環島花壇下的人防隱蔽工程（以通風口為掩護的碉堡）被拆除了，幾塊斷裂的墓碑石也先後被鏟車挖掘了出來，一塊深深埋在地下的方尖碑形狀花崗岩巨石隨著工程不斷的進展，也逐漸地露出了地麵。
方尖碑和墓碑石的出土，令過往行人爭相觀看，議論紛紛。現場工作人員也疑惑不解。人們感到奇怪的是“尼古拉”大教堂的地下怎麽會出現墓碑石和如此巨大的花崗岩方尖碑？

“喇嘛台”方尖碑巨石是水準測量原點

墓碑石和“方尖碑”巨石的發現立刻引起我極大的興趣，為揭開“喇嘛台”地下之謎，我走訪專家學者和知情者，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首先搞清楚的是那塊方尖碑狀花崗岩巨石（尺寸詳見實測圖標注）的來曆，而且得到我的老朋友，原哈爾濱市勘察測繪研究院總工程師（副院長）魏少珊的承認並確定。他認定這是1956年埋設在“喇嘛台”的水準測量原點。據魏總介紹：在哈爾濱高程控製主網中“喇嘛台”為水準測量原點，哈醫大為基點、電機廠為檢用點，此三點埋設永久性基點型標石。

哈爾濱市高程是使用建城之初設置在中東鐵路官房上遺留下來的水準點牆標進行測量，屬大連高程係。

揭開“喇嘛台”墓碑石之謎

據史料記載，哈爾濱教區首任大主教梅佛季/ Митрополии Мефодий 1931年3月27日逝世，葬於哈爾濱南崗尼古拉大教堂。這樣看來，確實有人葬在“喇嘛台”地下，這是史實，不容置疑。但紅博廣場工程出土的已經斷裂的沙俄墓碑石碑文內容與大主教梅佛季沒有絲毫關聯。那麽這究竟是什麽重要人物，死後能夠被允許埋葬在聖“尼古拉”大教堂呢？帶著這個問題，開始了我長達25年之久的苦苦搜尋。由於這塊殘破的墓碑石中間部分重要的文字缺失，難以確認墓碑的主人，使得我的研究一時陷入困境，長時間沒有進展。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2021年8月12日，我的老朋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巴莉雅（哈爾濱建築師、碑塔之王巴吉赤之女）發給我的一個郵件，附件裏的照片是一張由哈爾濱基督教青年會高中畢業的校友會在澳大利亞悉尼出版的《Бюллетень》雜誌（2000年十月17號）封麵和雜誌第32-34內頁。

作者是哈爾濱俄僑，1961年去了蘇聯，2002年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穆圖去世的 Георгий Спиридонов/喬治•斯皮裏多諾夫，他是 Федор Иосифович Спиридонов /菲多爾•約瑟夫維奇•斯皮裏多諾夫將軍的孫子。

他在文章中寫道：小時候母親告訴他，他的祖父Ф. Спиридонов 是個軍人，1904年參加日俄戰爭，因戰功卓著受到軍事嘉獎。戰爭後他指揮駐紮在中東鐵路愛河車站的第 3 外阿穆爾鐵道旅團，他的司令部設在橫道河子。1914年他在軍隊醫院去世（墓碑上死亡時間是1915年2月），受到了隆重的軍喪禮，他的棺木被安放在炮車架上，他生前的戰馬跟隨其後，在軍樂隊的伴奏下緩緩運送到聖尼古拉住教堂 (Св.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Собор)，葬禮之後他被安葬在聖尼古拉主教堂的旁邊。

《Бюллетень》雜誌（2000年十月17號）

“ Спиридонов”的出現，一時讓我的眼睛亮了起來，這不就是那塊殘破的墓碑石中間部分缺失的文字嗎！於是墓碑石俄文碑文：Генералъ-майоръ Федоръ Иосифовичъ（Спиридоновъ 缺失的文字） командиръ Заамурск.Железнодорож. полка. Скончался в феврале 1915 г.完整的展現了出來。

斯皮裏多諾夫將軍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經過努力搜尋，將可查閱到的一些支離破碎的資料進行了認真的梳理，使它更加清晰起來。

菲多爾•約瑟夫維奇•斯皮裏多諾夫 / Федор Иосифович Спиридонов 1863年10月18日出生在斯塔夫羅波爾省的一個世襲貴族家庭。1882年,剛剛成年的斯皮裏多諾夫就參加了誌願兵，隨後考入第一巴甫洛夫斯克軍事學校。後來他在弗拉基米爾·亞曆山德羅維奇大公殿下的步兵團中擔任中尉。十二年後，斯皮裏多諾夫因參與完成裏海鐵路線的建設而獲得三級聖斯坦尼斯拉夫勳章和布哈拉銀星勳章，並指揮了一個鐵路營。他學習交通運輸組織，不斷提升獲得的知識和技能。並獲得必要的實踐。1903 年被任命為第 4 外阿穆爾鐵路營營長。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戰爭爆發。中東鐵路宣布戒嚴，鐵路運輸完全處於軍事當局指揮之下。外阿穆爾軍區鐵道旅劃歸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直接指揮。中東鐵路管理局內設軍運辦公室，並規定軍事運行圖。1904 年 3 月，斯皮裏多諾夫在遼陽-哈爾濱鐵道線上作為利涅維奇將軍一行衛隊長的經曆尤為重要。1904 年 4月末，斯皮裏多諾夫又開赴前線執行另外的特殊任務，在戰場上他出生入死屢建奇功。當時旅順口幾乎已於外界斷絕聯係，在斯皮裏多諾夫中校的指揮下，外阿穆爾鐵路旅的官兵勇敢地將兩列滿載武器彈藥的火車，從遼陽強行開進旅順口。這在俄國極端艱苦時期，可稱為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壯烈行動。鐵道旅曾先後充當俄軍的先鋒部隊和後衛部隊。他們在撤退中炸毀了交通工具、橋梁和完整地房舍，疏散了鐵路財產，開出了運走許多傷員的列車。他們的這些非凡的表現，受到了高度的讚揚。為此，斯皮裏多諾夫中校獲得了一件刻有“勇敢”字樣的黃金武器。

尼魯斯與他的著作

有關日俄戰爭期間，斯皮裏諾夫中校指揮下的鐵道旅出生入死屢建奇功的事跡，我在中東鐵路曆史編撰委員會委員尼魯斯主筆的《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530-531頁之間，查看到如下記述（譯文）：“日俄戰爭時期，年輕的鐵道旅肩負著許多非常繁重的任務。戰爭伊始，鐵道旅80%以上的人員就奉命辦理鐵路業務。這是因為異常緊張的鐵路事務需要增加新的工作人員，但是除了鐵道旅之外，別無他途。其後迫於形勢的需要，鐵道旅又開赴前線執行另外的特殊任務，在戰場上他們出生入死屢建豐功偉績。當時旅順口幾乎與外界斷絕聯係，在斯波裏諾夫中校指揮下，外阿穆爾鐵道旅的官兵勇敢地將兩列滿載武器彈藥的火車，從遼陽強行開進旅順口。這在俄國極端艱苦時期，可稱之為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壯烈行動。鐵道旅曾先後充當俄軍的先鋒部隊和後衛部隊，他們在撤退中炸毀了交通工具、鐵路橋梁和完整的房舍，疏散了鐵路財產，開出了許多運送傷員列車。他們的這些非凡的表現，受到了高度的讚揚。”

日俄戰爭結束後，由於鐵道旅的出色表現，中東鐵路公司理事會致電霍爾瓦特上校，表彰其在日俄戰爭中運送和集中軍隊方麵做出的“貢獻”，並告知，財政大臣提議將其晉升為少將。斯皮裏多諾夫被任命為德米特洛夫市駐軍司令。然而，他很快就參加了伊佐拉軍用鐵路的建設，指揮了第二高加索鐵路營，然後他指揮駐紮在中東鐵路愛河車站的第 3 外阿穆爾鐵道旅團，司令部設在中東鐵路的橫道河子。

幾年後，身患重病的斯皮裏多諾夫向高級文員弗雷格爾口述了一份寫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報告：“糟糕的健康狀況剝奪了我繼續為陛下服兵役的機會，因此我請求陛下您允許我退出現役……同時，我附上了醫生委員會的醫療證明……哈爾濱市，1915 年 2 月 1 日”。與此同時，中東鐵路局局長Д•霍爾瓦特和外阿穆爾軍區鐵道旅旅長Г•多裏安請求授予斯皮裏多諾夫少將軍銜。他們的提議得到戰爭部長 В•蘇霍姆林諾夫的支持。 4月8日，在總參謀部的報告中注明：“陛下親筆批注：“我同意。” 1915 年 5 月 1 日，根據邊境防衛命令，外阿穆爾鐵道旅第 3 團的指揮官 Ф•И•斯皮裏多諾夫上校被追授為少將。如此看來，這塊墓碑應該是在1915年5月1日以後，斯皮裏多諾夫被追授為少將軍銜後才豎立起來的。1915年2月，Ф•И•斯皮裏多諾夫在外阿穆爾軍區醫院去世，死後受到了隆重的軍喪禮，他的棺柩是用炮車運到聖尼古拉主教堂，他的軍馬跟隨其後，緩緩行進的送葬隊伍，有軍楽隊演奏軍樂。隆重的葬禮之後，他被安葬在尼古拉教堂院內教堂的旁邊。

1934年，斯皮裏多諾夫的墓地開始下沉，他的家人準備把墓地複原，但沒有得到寺院的批準，後來教堂的堂長告訴他們，修複工作須由日本軍隊負責進行，但一直沒有得到實施，以致墓碑陷落地下，無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