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30歲前有良心，後有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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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0歲以前尚有良心，30歲以後尚有大腦

Original 宋常鐵 萌大叔168 2019-05-13 23:06

有句名言：“一個人30歲以前不是左派就沒有良心，30歲以後仍是左派就沒有大腦”，有人說是丘吉爾說的，有人說是撒切爾夫人說的，當然，說成是柏克、雨果、蕭伯納、基佐、克裏孟梭原創的也有，其實，就是個西歐諺語，難以追溯源頭。

從19世紀以來這個句式就被廣泛應用，盡管表達多有差別，但比較一致的是，都以30歲為分界點，之前比較感性，之後，比較理性。既然是口頭禪或者諺語，自然不是精準到必須30歲，而是30歲左右。

我在大學畢業後逐漸成了極左，是真的左，不是現在那種罵著美國卻把孩子送美國的偽左大忽悠。以至於同事和好友都對我敬而遠之，你能想象到了90年代還在街頭戴像章嗎？

不論什麽信仰，不論有沒有信仰，總比偽信仰好。

這種極左堅持了大概三年，因為開始住集體宿舍，不再是獨居冥想，雖然開始流俗，但總算擺脫了極左的精神控製。23歲擺脫左派，是比較早的。入世，開始世俗生活，與人群交接，是擺脫極端思想的必經之路。之後雖然也有過反西方的狂熱，但左的影響逐漸是淡了。

以我的親曆而言，年輕人容易被誘導，根本上是這個年齡必經的叛逆、天真和善良，尤其是貧苦出身的人對弱者的悲憫，而且知識積累不夠，人生閱曆不足。如果你在這個年齡再沒有足夠的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或社會學、傳播學的修養，在隻看到國內信息的情況下，信息難免過於偏頗和狹隘，難以掌握和理解紛繁世界的很多麵。

9.11事件爆發時，有多少國人在為恐怖分子襲擊美國歡呼？不用說出來，自己好好回想一下。

每當台海危機時，盼望武統者為何總是預設自己絕對不會是受害者？

當然，更可悲的是，兩隻即將上烤爐的鴨子發生激烈爭吵：“烤爐好！”“不！燜爐好”，一個人，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誰？

記得1994年我隨領導去上海公幹，還特意獨自一人去上海萬國公墓宋慶齡的墓園深深鞠躬，回來後，同事看了照片，眼神裏有明顯的不解或嘲弄。他們的年齡，即使互聯網不開放，也早已知曉人事的複雜。果然，宋美齡評價她二姐的話我後來看到了，您自己可以網搜。

對國內曆史和政策的理解需要人事和信息的積累，對國際和人類的理解，就需要更豐富的信息，更紮實的理論，更博大的視野。

記得在南京大學圖書館看到民國時期舊報紙，如饑似渴地翻閱，當看到當時《大公報》等著名媒體刊登外蒙古獨立和反蘇大遊行時，完全顛覆了教科書和欣聞連波的灌輸。作為非史學專業學生，當時的驚訝是難以名狀的。

這個時候，我大約28歲，可以說，基本有能力抵禦洗腦了。但回歸左派的可能性尚在，那就是對完美的向往，對傳統的迷戀，對未知世界的恐懼，對異質文化的防範。複古和民粹、極左是一體多支，互相轉化，我寫詩詞歌賦散曲，也好欣賞書法、國畫，但邊寫邊警惕。

真正擺脫民粹羈絆，始於南京大學的熏陶，成於東北問題的研究，化於下海從事商務和回歸經濟學研究。

我在南京大學讀書時，恰逢百年校慶，作為清末以來一直的一流大學，原國立中央大學，90年代的“四大名旦”、“五朵金花”，100歲的生日當然薈萃了全球頂尖的思想家、大學者、大政治家。我沒有放棄這個百年難遇的機會，不論哪個學科的報告，不論哪個名流的演講，都盡量不錯過。對我震撼尤其巨大的，是現場聆聽原聯合國秘書長加利、享譽國際的道家文化學者、台灣大學陳鼓應、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和一位柏林大學地質學家的演講。

在更闊達的視野裏，審視國家、民族和區域的命運，審視現世的利益糾紛和文化碰撞，思考國家和區域在現實的利益分配和環境變化中如何健康可持續發展，這讓後來的研究和創作受益匪淺，三言兩語難以闡述。

之所以說成於東北問題的研究，是因為東北問題研究是我犧牲十幾年時間放棄個人生活幸福追求，放棄諸多名利，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專注時間最長的領域。因為專注，所以謹慎，務求精準和專業，這讓我對史學和文化學用了更多精力。您可以想象孤燈之下，沒有伴侶，沒有電視電腦等娛樂設備，花草都不養，除了上班，就是看書和寫作，這是哪個人會長期堅持的苦行僧生活？

我的另一個母校是60年代初被匡亞明校長稱為“吉老三”的吉林大學，這個大學為國家貢獻很多，這些年隨著東北的衰落，她的貢獻主要是為其他985.211高校“輸出人才”，累積不止丟掉了一個985高校的資源。

（唐敖慶（左）、匡亞明（中）、金景芳（右）50年代在吉林大學合影）

 

吉林大學學風嚴謹，一貫保持低調。最近，經濟學院李曉院長去年的講話再次瘋傳，一年來，他的演講在貿易戰中得到驗證，比起北大的林毅夫、清華的胡鞍鋼、複旦的陳平，可以照見李曉教授的風骨，看到真學問在哪裏。其實，吉林大學的曆史學也是非常牛的。除了清史專家李治亭、東北史專家曲曉範，以及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葛劍雄，吉林大學孔經緯先生、衣保中教授關於東北經濟史的研究對我影響很大，吉大程妮娜教授的《東北史》則是我閱讀的第一部東北史。

之所以說化於下海從事商務和回歸經濟學研究，是因為2015年的下海才逼迫我更為理性、務實。

職業影響人生，因為你每天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現在回望高校的生活，隻說個人淺見，不喜勿噴，相比企業的生活，高校，就是寺廟，不論你在學校時期有多少兼職，有多麽活泛。隻有辭職，沒有退路，全身投入經營性生活，至少要在企業做個中高層的職位，你才能知道什麽叫務實。這裏說的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職位，至少應該是非壟斷國企的經營性崗位，而且，有現成資源或強勢背景的不談。

國家，根本上是要靠企業賺錢，雖然在我國，他們的福利和保障根本比不上機關事業單位員工，但他們不能對機關事業單位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表達什麽不滿，更談不上追懲。企業賺錢相當之難，需要比按月穩定拿薪水的崗位更多得多的素養、資源、才學、勇氣，你沒法道德潔癖。最難的當然是董事長，因為總經理可以辭職走人。

在高校時，可以信口開河，因為不必擔心下崗失業，也不用擔心下個月口糧在哪裏。在企業，普通員工也要想想再說，鍵盤俠主要是些什麽人，估計您能猜到，年輕人、體製內、退休者。

網上有人說我加入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了，收受了智庫的錢財，這個蛋扯的偏了。特約研究員不是編製內，自願加入，最多有點稿費，怎麽會給我錢財？不過，我在這個非常優秀的國家智庫，確實經曆了許多谘政報告文體的訓練，在實踐中迫使我的思考兼顧多方利益，努力讓公開正式表述經得起推敲，抓得住要害，能夠有抓手，容易落地。

當然，經濟學是理性的，但也不是萬能的，尤其要防範的是理性的自負。

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與《知識的僭妄》中的名言：“經濟學一項奇妙的任務就是向人們證明，對於他們自以為能夠加以設計的事情，其實他們所知甚少。”“認為我們具備這樣的知識和能力，可以在建立各種社會過程方麵心想事成，這很可能使我們深受其害。因為，我們並不具備這樣的知識。”

現實是複雜的，比現實更複雜的是現實中的利益。政治是肮髒的，比政治更肮髒的是國際政治。

比如說，自由貿易好不好？當然是好。但是，楊小凱先生卻提醒人們：“在過去，經濟學家的幻想是，隻要和一個貿易保護的不發達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就會慢慢讓對方也變得尊重自由貿易。然而，博弈論證明，隻有通過貿易戰，才能讓破壞規則者回到談判桌上，為了避免利益受損，從而被迫選擇自由貿易。”

 

那麽理工科是不是更可靠，也不行，因為他們還有人文的短板。比如互聯網剛出現的那些年，人們以為互聯網的普及必將促進信息的流動，讓專製崩潰，讓文明自由深入交流，直至變成和平的地球村。實際上，互聯網技術用的最好的當然是各國政府，尤其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那些國家，互聯網更有能力控製個人和社會。比如曾經以為，AI技術的進步能帶給人類更光明的未來，如今一看，人工智能技術能釋放更多魔鬼，讓社會控製更加精密、高效，如今，AI技術就是法外之地，還是歐盟，率先提出要對人工智能技術上緊箍咒。

中年以後，對任何美麗的學說和技術都應懷有極度謹慎，人性不可改造，理性並非萬能，永遠不會有完美的人類社會，不要聽野心家忽悠，任何拿你做實驗的壯麗藍圖都可能通往地獄。秉乎老子的天道，或者基督教所說的人類先驗秩序，警惕理性的自負背後的利益集團陰謀，不求完美，隻求次優，著眼未來，更重視當下，才是人類大智。於是，現實的重創，促使我不再迷信，而是思考文明傳統的基因如何編輯。 

Modified on 2019-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