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全文轉載，如果不清楚秦暉教授的可以先看一下介紹，文章比較長，本文無八卦，隻有嚴肅的討論和一些風趣幽默的比喻，我把重點用黑體劃出來，幫助大家閱讀，歡迎評論。
下麵是WIKI有關秦暉的個人介紹。
秦暉（1953年12月—），筆名卞悟，廣西龍勝人，中國曆史學家、經濟學家、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農民史、土地製度變遷史、經濟史，對秦漢史、中國思想史、明清史、中國近代史、蘇聯東歐社會轉型與中國的對比、國企改革、農民問題亦有研究。
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2018年8月，秦暉從清華大學退休，隨後在港中大任教至今。
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特邀研究員，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及社區文化委員會委員、研究委員會委員，洪範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秦暉也是南方周末2004年提出第一屆“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公共知識分子（英語：public intellectual），簡稱公知，是指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分子[1]，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會公義。
他的主要觀點和思想。
提出了“共同的底線”、“秦製”、“關中模式”、“黃宗羲定律”等說法。秦暉1997年將曆史上“農民負擔簡而複繁，出現反彈，反而越改越重”的現象總結為“黃宗羲定律”，2003年引起溫家寶總理的注意。中國於2006年廢除了農業稅。秦暉是中國農民學的開創者之一，也是較早關注和研究南非現代化改革的中國學者，是“低人權優勢”、“尺蠖效應”、“共同的底線”、“負福利國家”、“關中模式”與“太湖模式”、“大、小共同體本位”、“昂納克寓言”、“問題殖民”、“實踐自由”、“宗法農民”、“秦製”與“周製”、“雅典（羅馬）式道路”與“馬其頓式道路”、“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等概念的提出者。長期關注當代農民問題，是取消農業稅的重要倡導者。在九十年代私有化國企改革時，較早反對以“權搶錢，錢買權”“掌勺者私管大鍋飯”的官僚資本作為經濟發展的原始積累。
秦暉《走出帝製》一書於2015年出版後反響熱烈，但不久就遭到官方封殺，新華書店等各大線下與線上書店均接到下架的指令。
秦暉認為，愛國主義必須要使“國”真正成為國民之國，“國家利益”真正等同於國民利益，“國家主權”也真正以國民的人權為基礎為前提。
秦暉主張權責對等原則：
下麵是轉載的文章
秦暉：福利問責與憲政之路
主講人：秦暉
評議人：熊躍根 王建勳 齊傳鈞
張曙光：大家好！今天是天則所第464次雙周討論會，我們有幸請到了秦暉教授。今天來這麽多人，也說明了秦教授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秦教授今天講的題目是《福利問責與憲政之路》，我想這個問題也是當前中國麵臨的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確實走到了憲政的一個十字路口，而憲政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空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各個方麵的問題。其實福利問題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秦暉教授這些年來在這方麵有很多研究，也有很多言論，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些，但是今天把這個問題歸納起來，從福利問題來討論憲政問題，我覺得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角度。這樣，我們今天先秦暉教授做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的講演，然後我們評議人再做一些討論。我想在中國目前這個時候，討論這個問題，意義非常重大。我們應該發出我們的聲音來，到底下一步該怎麽走，遇到十八大換屆，新的領導人上台，確實是個很重要的時機，我覺得非常重要。
下麵請秦暉教授先做講演，大家歡迎。
“福利”這個詞是我們經常談的。比如房改以前，我們的房子就被叫做福利房。但是實際上，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是根本不知道什麽是福利的。比如今年汪洋曾經講過一句話，說“要破除人民的幸福是黨和政府的恩賜這種錯誤認識”。這句話馬上引起軒然大波，很多毛派的人都罵汪洋，罵得很厲害。其實這個話，老實說，從意識形態講是一點都不異端的。因為我們政府不是一直講“為人民服務”嗎？而且老實說，就在帝製時代，晚清的維新派已經講了，皇帝是幹什麽的？就是為老百姓辦事的；臣是幹什麽的？就是幫助皇帝為老百姓辦事的；賦稅就是老百姓給他們支付的工資。支付了工資你還不辦，不辦就換掉你，沒有什麽可說的。辦了不是你的恩情，不辦你就該下崗。這是當年帝製時代，維新派就講過的話。我們現在好像成了一個石破天驚的事情。
這個事情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關於政府公共服務應該承擔什麽責任，最有意思的就是關於救災。大家知道政府應該承擔什麽責任，比如說醫療、衛生、教育等，好像都有爭議，一些最徹底的自由放任論者一般是不強調政府應該有什麽辦教育、辦醫療的責任的。但是好像任何一個最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也沒有說政府可以不救災的。但是就是在救災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是最典型的。
2009年，我曾經在台灣做過一個學期的客座。我剛到台灣就碰到一場台風，就是凡亞比台風，我們這裏也報導過。它在台灣的時候是超強級台風，按照我們的分級是15級的樣子。當時在高雄，下了一天的大雨，900多毫米，比北京的721大雨要大出一倍多。所謂比北京的721大雨要大出一倍多，是指比房山青龍湖鎮暴雨高峰點高出一倍多，但是北京市內沒有下那麽大的雨。北京市內絕大部分地方是兩、三百毫米，就死了30多個人。我這裏講的30多個人是把房山的人去掉的，因為一共死了79個人，但是房山的雨下得比較大，也算是天災，大概死了30多人。但是北京市內死了30多人就不能說是天災了，因為北京市內其實雨隻下了兩、三百毫米。高雄那天下了900多毫米的雨，結果高雄死了幾個人呢？死了2個人。然後媒體罵政府罵得一塌糊塗，說高雄政府糟糕透了，他應該道歉，有媒體說高雄市長台風來臨那天中午睡了午覺，媒體罵得要死。市政府說沒有，然後就公布了一段視頻，說他11點鍾在幹什麽，12點鍾在幹什麽。然後媒體又說，包括議會中的那些反對派議員說，那12：30呢？公布了12：30，又說1點呢？2點呢？不停地追。然後它又公布了一個3點鍾的視頻，我在台灣都看過，一台汽車在大雨中開，說是市長去視察災情了。然後議員說，這個車牌看不清楚，不能證明是市長的。然後副市長就跑出來說，他說市長又不是刑事犯，犯得著你們每分鍾都盯著嗎？但是就是不行。最後，這個市長被追問得不過，他隻好承認，說他在3點到5點之間曾經在他的官邸休息過一次。這就不得了了，把他罵死。然後他在電視上先後哭了好幾次，高雄政府集體在電視上道歉。陳菊在電視上說，我隻有道歉、道歉再道歉。然後他到處視察災情，其實是送錢去的。但是每到一個地位，災民拿了錢還是照樣罵他。這就是不折不扣的所謂“放下筷子罵娘”。這樣的台風在台灣造成了什麽損失呢？隻死了2個人。我們的報紙也在那裏播這個事兒，那是台灣出的洋相嘛，我們都很樂於播的。
但是問題是凡亞比在台灣是不長眼的，接著第二天就刮到大陸了。它在台灣海峽的時候已經降低為熱帶風暴，登陸以後就降低為低氣壓，但是就是這個低氣壓，在大陸僅僅一個省就死了136個人。在台灣是超強台風，死了2個人，登陸大陸以後，僅僅一個省就死了136個人，但是我們這邊一句問責的語言都沒有。相反，政府真偉大，隻死了136個人，本來大陸應該死136萬才對的，結果隻死了136，政府真偉大，真是救命恩人啊。我們的媒體鋪天蓋地地報導，各級領導如何關心群眾，對老百姓恩重如山，而且我們報紙上公然就登了一則省委的決議，說輿論宣傳要更加積極，要大力宣傳報導搶險救災成效，重點宣傳湧現出來的基層組織、基層幹部發揮的戰鬥堡壘作用，讓災區群眾更深切地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這個對比太鮮明了。我覺得，這充分說明了公共服務這個概念在中國到底是一個什麽含義。
但是實際上，我要說，現在還要好多了，改革以前更不得了。大家知道三年困難時期，很多災民，拿到一個饅頭，大家都知道樣板戲裏有一句唱詞，很經典的，叫做“鄉親們手捧饅頭熱淚滾，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拿到一個饅頭就比天高、比地厚那麽深的恩情，但是拿不到饅頭餓死了呢？餓死了你不能問責的，那是自然災害，是吧？直到現在播的《焦裕祿》中還說自然災害。你沒有饅頭餓死活該，政府是沒責任的，這是老天爺的責任。但是如果政府給了你一個饅頭呢？那就是天大的恩情。
最怪誕的是當時，我們這個年齡的人都知道，那個時候廣為宣傳的“為了十六一個階級兄弟”的事件。其實這個事件很簡單，是一幫民工，政府征來無償服勞役的民工，在三門峽水庫的配套公路上，修政府要他們服的那種勞役，然後就在政府辦的工地食堂裏發生了惡性中毒案件，毒倒了一大片。然後政府就找藥來給他們治。交通不方便，還派飛機空投了。就這麽一件事，哇，那個時候宣傳得簡值不得了，你看看。這個說法是怎麽說的？那個報道說，咱這些普遍民工鬧點病，中央就派飛機來救咱，黨和政府真是貼心人啊。有一個人還說，毛主席比咱老漢還關心我兒子，小子，毛主席才是你的親爹娘。這些人公然說，我們普遍民工鬧點病其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是活該死的，是吧。但是居然有人不想讓你死，當然那就是偉大的恩情。
可是我們要知道這些人，他不是在家裏中毒啊。即使在家裏中毒，毒了那麽多人，那也是一個公共安全事件，政府責無旁貸地要承擔救護責任。何況這些人並不是在家裏中毒，這些人是政府征調他們來服勞役，在工地中的毒。當然肯定不是政府有意要毒他們，這個是肯定的。但是很簡單，隻要是在政府征調勞役過程中出現的這種事，政府當然是要有責任的，這和你在家中毒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這不是西方觀點，我們中國人傳統觀念就是這樣。你不信就看看孟薑女的事。孟薑女的老公就是被秦始皇調去做民工，結果死在工地上的，也不是秦始皇把他毒死的。結果老百姓怎麽罵的？一個孟薑女就把長城哭倒了，何況六十幾個孟薑女。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是一樁什麽事？政府避免這樣的事，這不是它最起碼的義務嗎？而且後來就報道說，這個事情很有意思。剛開始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平陸縣委很緊張的，要封鎖消息，不準報道，因為這是個責任事故。但是後來新華社記者說，你可以宣傳救人啊。結果後來“嘩”一聲就變成一樁大恩情的事。
但實際上這“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後來調查，其實有很多都是地富子女甚至反革命家屬。為什麽呢？因為當時的勞役，這些人是逃不掉的，貧下中農有時候還可以軟磨。我們插隊的時候也是這樣，那時候所謂的社會主義工程，都是由勞改犯來幹，包括蘇聯也是這樣的。那就是強製勞役，強製勞役首先強製這幫賤民。因此所謂“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其實有好多是地富子女，而且其中有一些雖然沒死，但是後來都落下了殘疾，落下了殘疾也是毛主席的恩情。其實這樣的事兒，在政府調你服役的過程中，你如果中了毒，政府當然是有責任的，而且政府救了你那是應該的，你沒有死，但是你還是受了損失，你應該向政府索賠的。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我殘疾了嘛。可是這居然成一樁比父母還親的事。
我覺得這太莫名其妙了，但是另外一方麵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就是在這一類的公共服務上，政府做了哪怕屁點大的事，我們就要感恩戴德的不得了。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好像我們天然認為在這種事情上他們應該出來捐獻，因此在這種事情上有一種現象，就是一旦出了這種事情，大家就千恩萬謝政府，厲聲“逼捐”富人，馬上就有些人會說，富人為什麽不捐錢？捐得那麽少？像前幾年的地震中，就有人逼王石，說你怎麽隻捐那麽一點。王石說，股東的錢，不開董事會我不好決定的。說不行，然後王石就不開董事會，就挪用股東的錢來捐了一大筆。這個事情，老實說，我不是為富人說話，茅老師有這樣的說法，他說“為窮人辦事，為富人說話”。其實我在這裏倒不是想為富人說話，假如我是一個左派，假如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對貧富分化很不滿意，我對社會平等有很高的訴求，那你可以要求多征稅，你可以要求加大累進稅的累進度，但是不管稅增大到多大的地步，公民的義務就是納稅，他隻要納稅了，那麽其它的就是他自願的東西，他獻一分錢也是獻愛心，怎麽能逼捐呢？這不是老百姓的義務嗎？老百姓的義務就是納稅，你是左派你可以要他多納一點，你是右派你可以要他少納一點，但是這和逼捐是沒有關係的，任何左派理念也不可能推出一個強迫捐助的東西來，而且我們知道，強迫捐助一個最大的危害就是這個捐助後來就變了味。
大家知道我們古漢語中的“捐”本來的含義就是捐助，但是後來就變成什麽了？大家知道民國年間有個成語叫苛捐雜稅。這個苛捐雜稅就是因為捐助是強製的，你必須捐，結果就越搞越多，就變成逼捐，這個捐就變成稅了。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奇怪，其實按照一般的常理，我這裏並不是講什麽深奧的道理，捐獻就是一種自願行為，做了，你要感謝，不做，你也不能問責。道理很簡單，但是政府的公共服務那就不一樣了。政府的公共服務是你要盡的職責，你要做，你做了，我們不感謝，不做，我們要問責。本來應該是這樣的，但是我們現在把這兩個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似乎政府扮演了一個慈善家的角色。政府做的任何事情好像都是它的恩賜，政府做了一點，我們要表示感謝，不做，也不能問責。老百姓好像倒是除了納稅以外還有這種所謂的義務，你必須捐這個，捐那個。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實在是非常怪。那麽在這種背景下，我覺得根本就不會有現在的福利概念的。所以我認為在中國考慮什麽高福利、低福利，純粹是瞎扯的，中國連零福利都沒有的。
反過來講，其實在中國也有這樣的傳統。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罵福利的傳統，罵福利最厲害的就是中國古代的法家，從《商君書》、《韓非子》一直到王安石都是這樣，一方麵講強國家，一方麵講國家根本不需要救助窮人的，窮人不是懶漢就是醉鬼，餓死活該，國家根本不該管他們。但是國家不該管他們意思是什麽呢？意思是說讓他們自生自滅嗎？不是。國家可以不救他們，但是要把他們抓起來勞改，就是所謂的禁止盲流，所謂的抓乞丐、抓流浪漢就是這個。其實歐洲以前也有這種法律，叫做血腥立法。正麵的話叫做舊《濟貧法》，反麵的話就叫做血腥立法，實際上和我們的強製收容是一樣的，就是你這個窮人，國家不需要救濟你，但是也不準你到處亂跑，可以把你抓起來去修長城去或者送到長城去篩沙子去，就是類似於孫誌剛那樣的做派。
但是到了30年代，這個福利國家，就是這個welfare state詞進入英語，然後就開始在英語國家流行。這個時候，福利國家已經成為一個褒義詞。很多人，像1937年英國經濟學家舒斯特(George Schuster)和一些政治學家，就是牛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齊默恩（Alfred Zimmern），他們在30年代開始用英語講“welfare state”。這個時候他們是把“welfare state”作為一個褒義的概念來講的，就是說我們要建設福利國家之類的。但是很意思的是，他們這個時候都講福利國家是褒義，他們抨擊的對象也不是自由放任，他們並沒有說我要克服自由放任，要搞福利國家。他們抨擊的對象是什麽呢？他們抨擊的對象是“power state”就是那個時候“welfare state”和“power state”是一對反義詞。
所謂“welfare state”就是民主國家，要為老百姓提供服務；所謂“power state”就是極權國家，那時候主要指的是納粹和法西斯意大利。但是這時候還是一些學者這樣講。到了1942年，這個詞突然就流行起來了，流行主要是當時英國最高宗教人士，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W. 坦普爾寫了一本影響很大的書，叫做《教徒與公民》，就是在二戰這個背景下，他以教會領袖的身份，號召大家要團結起來，其中就提到我們要建立一個“welfare state”，他說我們的敵人要搞的是“warfare State”。
這裏有一個英語的文字遊戲，因為大家知道這個“warfare State”和“welfare state”發音是非常近的。“welfare”是福利，而“warfare”是戰爭。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敵人——德國、意大利，那都是軍國主義國家，都是窮兵黷武，對外侵略的。然後我們這些民主國家是為老百姓提供福利的。這個時候，他這裏講的，所謂“welfare state”也不是和“laissez-faire”對立的，而是和“warfare state”對立的。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民主國家要搞福利，而專製國家是把老百姓當炮灰的。但是這裏麵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福利國家這一個詞的發聲學背景中，無論在德語中，還是英語中，作為貶義詞還是作為褒義詞，反對福利國家的極右翼到倡導福利國家的政治學家和神學家，他們當時都是把福利國家和極權國家相對立，而不是和自由放任相對立的。但是當時坦普爾提出這個概念以後，他就沒有明確的定義。他說我們英美是“welfare state”，而德國、意大利是“warfare state”。但是這裏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當時的德國、意大利雖然專製，但並不是一點福利都不搞的，而且我們知道德國、意大利搞的那種公共福利其實也很多的，應該說他的那個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也不是徒有其名，還是搞了很多那種公共服務的。而當時英國，在1942年也是戰時狀態下的國家，也在打仗，因此後來就有人說英國才是“warfare state”。專門有人寫了一本書，叫做《軍國國家：英國》。那麽這裏麵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兩者到底區別在哪裏呢？你要說隻有德國、意大利才打仗，或者說隻有英國才搞福利，那都是不對的，肯定他們兩邊都搞了這兩項。他認為其實道理很簡單，如果我要為坦普爾做備注，我覺得起碼有以下三個方麵是很容易區分的：
第一，就是我剛才前麵已經講了的，就是福利國家中的所謂福利，是一種可問之責。而德國、意大利這些所謂的集權國家，所謂的福利是一種必謝之恩，講得簡單一點，那是他的權利而不是他的責任。所謂權利，就是說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他做了，你要感謝；他不做，你也不能問責。但是民主國家的公共服務就不是這樣。民主國家的服務不是基於領導人的興趣，而是老百姓的要求。如果政府做了，老百姓是不需要感謝的；政府如果不做，老百姓就得問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據說是從搖籃到墳墓都是政府承擔責任的，但是你聽哪一個瑞典人對政府有感恩戴德之辭呢？你聽瑞典人說過什麽翻身感謝社會黨，幸福感謝誰誰的言論嗎？你聽瑞典人講過什麽吃水不忘挖井人，什麽時刻想念誰誰？拿個什麽，熱淚滾滾，有這種言論嗎？根本沒有的。希臘這樣的地方，高福利的，而且高福利搞得國家都搞不下去了，但是老百姓認為理所當然，搞了也不感謝，不搞老百姓就罵人，就上街了。可是在另外一些國家，包括德國、意大利，也包括蘇聯，當然也包括我們以前，不是說這些政府就沒有做任何事，但是它做的任何事都是一種恩賜，是一種皇恩浩蕩，他不做其實是沒有任何責任的。
我有一次這樣講了之後，有一位學者就站起來說，不對，我們國家是一個大責任政府，我們國家就是管事情太多了。我說，你講的責任的確在我們的文件中也有，這叫什麽呢？這叫“義不容辭”。我們政府經常講我們義不容辭要做什麽事，甚至義不容辭要解放全人類，要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階級兄弟都要做什麽，但是大家要注意，這隻是所謂的義不容辭，也就是說是他想做的。我們講的責任實際上不是義不容辭，而是法不容辭，就是你必須做的。像瑞典這樣的國家，它大部分時間是社會黨執政，但是也曾經在政黨輪替中也出現過自由黨上台的，像90年代就有好多年是自由黨執政，但是自由黨是不喜歡福利國家的，它不斷地罵，但它上了台也不得不做。為什麽？因為不是你想做的，而是老百姓逼得你做的。福利是可問之責還是必謝之恩，福利國家不是皇恩國家。這裏我講專製國家是可以給你一些恩賜的，但是那隻能說明那是一個皇恩國家，不是福利國家。這是第一。
第二，和這一點相關的，很重要的，由於福利是一項國家的責任，而且這是國家向公民承擔的，因此這種福利必須是正調節。當然，即使是正調節也是有爭議的。我當然知道有人說即使正調節也不應該，但這是另一個問題。首先這種調節都是調節不平等的，增加平等的，反映在數值上就是初次分配的基尼係數經過二次分配以後都會有下降。如果是高福利，下降得很明顯；如果是低福利，下降一點，但是絕不會不變，更不會上升。也就是說這個福利就是照顧弱勢者的，就是照顧窮人的，是減少不平等的。但是皇恩國家就不一樣，皇恩國家因為所謂的福利是皇恩浩蕩，皇上給的，當然是對他有用的人，所以任何這種皇恩國家，皇上的恩典從來都是首先給那些權貴，老百姓要麽就沒有，要有就是最後的。這一點其實大家看看《明夷待訪錄》，300年前的黃宗羲就有一句名言，他說什麽叫福利，就是“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那麽像這樣的福利，其實它在幹淨分配以後，這個不平等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它是一種增加不平等的調節，或者我們說是一種反向調節。這種調節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做負福利。因為假如這個調節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沒有任何作用，那麽我就把它叫做零福利。大家知道，在民主國家搞的這些福利中，情況有很大的不一樣。
在很多的高福利國家，像北歐的挪威、瑞典、芬蘭這些國家，他們初始分配的基尼係數，經過二次分配以後往往要有明顯的下降，有的甚至下降一半左右。還有一些國家，像美國，曆來都是偏向自由放任的，二次分配以前是0.34，二次分配以後是0.324，這個變化很小，但是它也是下降的，隻不過是下降多少的問題。可是另外的一些國家就很不一樣。當然我們國家沒有這麽明顯的統計數字，但是從邏輯上我們可以很容易推出來。比如說1978年，改革之初，中國被認為是很平均主義的一個時代，那時候城市內部的工資分配的基尼係數，這裏我要講的隻是指工資，而當時大家的不平等並不表現在工資上，而是表現在所謂的待遇上。但是如果就工資而言，當時城裏麵的基尼係數很小，隻有0.164。農村因為工資不是固定的，論工分，所以差別大一點，要大到0.227，也是很小的。但是有人就說，如果把城鄉居民的收入加在一起在全國範圍內統計，僅僅由於城鄉差別這一項，城鄉差別大家知道主要就是一種待遇的差別，由於這個待遇的差別，城鄉合計加在一起，全國的基尼係數在1978年這個號稱是平均主義的時代，就已經達到0.331。我們知道，那個時候的美國，二次分配以後，也不過隻有0.324，也就是在1978年，號稱中國最平均主義時代，如果考慮到二次分配，那麽中國當時已經是一個比美國還要不平等的國家。但是阿爾曼德做的統計還是用一次收入來做的，隻不過他這裏加上了城鄉的差別。實際上城市內部的負福利也是很厲害的。大家知道，毛澤東當年就說過我們的整個係統就是為老爺辦的，說是城市衛生部、老爺衛生部或者是城市老爺衛生部。那麽毛主席就是因為這個，要搞赤腳醫生。但是我們也知道，赤腳醫生根本不是一項國家福利。國家基本上一毛不拔的，其實就是老百姓自己救自己的一種主張，而且這個也不是70年代才有的，其實和中國古代這種社區救助功能類似，一向就有的，隻不過土改以後曾經有一段時間被破壞得很厲害，70年代又開始恢複而已。毛說了這句話以後，其實我們的衛生部仍然是城市老爺衛生部，沒有什麽大的變化。
實際上，真正的變化是改革以後，尤其是2005年以後，我們國家強調所謂的民生，然後就開始搞“新農合”，這個所謂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原來的合作醫療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原來的合作醫療是國家不承擔責任的，就是國家行使權利，逼老百姓掏錢，但是它自己並不用拿錢出來，但是新型合作醫療，主要是國家拿大頭的。那麽拿大頭以後，這種新農合就和原來的合作醫療不同，帶有國家提供的福利的特征。但是新農合條件下的醫療福利是一種什麽樣的分配格局呢？
2005年提出新農合以後，2007年當時中央開會，表彰了做得好的省。其中，第一名就是江蘇省。江蘇省是當時新農合的排頭兵，2007年的時候，它的參合率達到95%，居全國首位，各項農村衛生指標也都名列前茅。但是這一年的新農合在江蘇是一個什麽情況呢？這一年的新農合覆蓋了4300萬農民，人均籌資，也就是福利性醫療資源的分配對於農民來講是人均76元。這裏我要講，這個76元不完全是福利，但是大部分是。按照當時的規定是農民交10元錢，政府補助40元，全國的標準是50元，但是江蘇省超額了，江蘇省搞到了76元，所以江蘇省受到表揚。江蘇省的確是搞得不錯。他人均投資76元，其中有66元是福利的，是屬於轉移支付的。還有10元等於是一種強製儲蓄。這個已經超過國家規定很多了，但是就這個省份，仍然有700萬人沒有覆蓋，也就是說他們分配到的福利資源為零。而另一方麵，該省有另外一個層次的醫療覆蓋，比如說當時的城裏人，如果是家屬，有工項城鎮居民的醫療保險製度，覆蓋了1088萬人，人均籌資150到550元；如果是在崗職工，又享受報銷標準比較高，叫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製度，覆蓋了1434萬人，人均籌資1200到1500元。而最高的一檔，就是所謂的公費醫療。這個公費醫療，特指那種可以無限報銷的，也就是說不管你花多少錢，國家都給你報銷，那基本上是有一定級別的幹部。這些人在江蘇這樣一個有8000萬人的省份中隻有14萬人，但是這些人中，人均籌資達到4200到6000元，也就是說一個享受全額公費醫療的人，他占有的福利性醫療資源相當於90個農民。但是他的初始分配的收入絕達不到農民的90倍。如果按照這個數字統計一個基尼係數，可以畫出一個洛倫茲曲線，統計這個福利性醫療資源分配的洛倫茲曲線。計算這個基尼係數大概是0.7左右。而江蘇省當年初始分配的基尼係數隻有0.4，也就是說這個福利性醫療資源的分配，其實不平等的程度比初始分配還要大，而且它的分布也是一樣的。福利性醫療資源本來是不應該平均分配的，它本來是應該照顧窮人的，所以正常情況下應該是這樣一種狀態，就是如果我們把初始分配的分配者都是按照由窮到富的順序排列，大家知道基尼係數是怎樣計算的人都很熟悉這種計算的方式，從一無所有的到最富的，把它列出來。那麽如果這樣列出來以後，初始分配的洛倫茲曲線是一條向下彎的曲線，但是福利分配應該是相反的，因為是窮的人得的多，所以應該是倒過來的，在完全平等線之上的一條曲線。但是我剛才講的這個江蘇省的福利性醫療分配中，它仍然是一個向下彎的，而且彎得比初始分配還厲害。這也就是說，假如我們把江蘇省2007年的收入分配，二次分配以後再做一個基尼係數的話，它肯定比原來高，而不是比原來低。但是盡管這樣，我仍然要說，江蘇省的新農合的確搞得不錯，而且中國的新農合也的確是很有成就。
有成就在什麽地方呢？其實說穿了，雖然新農合仍然是負福利，但是我要說，它的進步就在於它的負的程度沒有原來那麽大了，也就是說我們原來的製度，農民是一點也沒有的，所有的公共福利性醫療資源都給了城市人和老爺了。那麽這樣一算的話，當時的福利性醫療資源分配的基尼係數可能就不是0.7了，可能是0.8、0.9，那麽搞了新農合以後降到0.7，盡管沒有改變它的負福利性質，但是它負的程度減少了，就是作為一個負數，它的絕對值在下降，下降到正在向零福利靠近。也就是說中國福利製度現在的進步表現在什麽地方呢？如果從數值角度講的話，就是中國在逐漸改變負福利的狀態，趨向於零福利。
在這個過程中，它可以產生所謂的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的對立嗎？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一種負福利的條件下，假如要向零福利推進，那麽無論是福利國家論者還是自由放任論者，其實都是可以做出努力的。假如你是自由放任論者，你應該呼籲製止那種特權的福利，你要想減福利，你就減那些當官的。假如你是一個左派，是一個福利國家論者，那麽你要講的福利肯定就是隻指弱勢者的福利，就是隻給這些弱勢者要福利。那麽如果弱勢者的福利增加，特權者的福利下降，實際上在一定的時間段內，它就是在向零福利靠攏。而這個靠攏實際上是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兩種壓力的一種共同結果。
從邏輯上講，這個過程發展到一定程度，中國就會進入零福利。所謂零福利不是沒有福利，而是指這個福利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起任何作用。它既沒有增加不平等，也沒有減少不平等。到了這種狀態以後，我覺得西方意義上的那種問題就突顯了。到了這個時期，我們是進一步地把這個過程往前推，進入了正福利，把正福利搞得多一點呢，還是搞得少一點呢？這個時候就有了所謂的高福利和低福利的爭論，有了所謂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的爭論。而在到達零福利這個臨界點之前，中國的福利是一個正負的問題，不是一個高低的問題。而改變負福利狀況，其實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都是有用武之地的，而且事實上，在任何一個國家，這種狀態的改變也是這兩種勢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這是我講的第二點，就是皇恩國家必定是負福利國家。因為皇恩國家，它的福利不是老百姓要求的，而是統治者的恩典。統治者的恩典肯定是有傾向的。我們國家如果不講負福利的話，那麽我們國家可以說自古以來就是福利國家。
大家知道中國的皇帝領多少工資？沒有人知道他領多少工資，而且通常認為中國的皇帝是不領工資的，他就是全部實行供給製的生活，從搖籃到墳墓都有國家包，而且國家還包了他的三千佳麗，包了他的萬頃陵園，百裏苑囿，九重宮室，這全都是國家的福利。如果要說的話，這個皇帝的初始分配是多少呢？我們誰也不知道，也許就是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自古以來就很平等，皇上和一個乞丐是一樣的，他們的工資都是零。區別就在於，這個乞丐餓死了，國家是不會管他的，而這個皇上是什麽都由國家開支了，他根本就用不著開支。所以如果我們不引入負福利這個概念，我們就無法討論像中國這樣一類國家的分配狀況。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當今的很多西方學者是非常無知的，因為他們考慮這種福利的時候，他們從來都是隻考慮高福利、低福利這種問題，他們從來隻講高福利有什麽缺點，低福利有什麽缺點，或者有什麽優點，他們從來不會去討論這個負福利問題。而且由於這種趨勢，就使得這些人似乎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也就是說，隻要國家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那就是高度的自由；隻要國家對老百姓實行暴政，那肯定是為了平等。所謂的專製和福利，被認為是有某種關係。有一些人說，為了要福利，我們就必須有專製。另外一些人說，為了反專製，我們就不能要福利。這兩說法可能出自不同的人嘴裏，但是實際上都造成了這樣一種共同的結果。這是我講的第二點，就是福利國家的福利必須是正福利，而不是負福利。至於高低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高低是量的區別，正負是質的區別，這是不能混淆的。
第三，由於我剛才講的這兩點，任何一個福利國家的福利必須是公民的權利、國家的責任，而不能反過來是政府的權利、公民的責任。講得通俗一點，所謂的福利，指的是老百姓要求政府提供的，老百姓要求政府怎麽做，而不是政府要求老百姓怎麽做。具體地講，很多事情，如果是政府要求老百姓做的，那就不是福利；幾乎同樣的事情，如果是老百姓要求政府的，那就是。比如說勞動，在很多福利國家中，勞動被認為是一種權利，國家要予以保障，於是國家就出台了很多保障就業的政策，包括就業前培訓、用凱恩斯主義刺激經濟等，關於這種做法，利弊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是毫無疑問，這種做法是老百姓要求而政府不得不做的行為，但是如果反過來，不是老百姓要求政府保障他的就業，而是政府抓老百姓去勞教或勞改，古拉格，這能說是福利嗎？當然不是。這就是負福利。商鞅就明確講過的，說國家不需要救老百姓，但是那些窮人我們可以把他們抓去修長城。這當然就不是福利。比如說，西方社會有很多住在貧民窟的人，他們要求政府給他們蓋廉租房，使他們能夠離開貧民窟，政府如果這樣做了，當然就是一項福利。但是我們國家，不是住在貧民窟的人要求政府給他們改善生活，而是政府指責這些人住的是違章建築，派城一幫城管把他們打一頓，再趕走。而且政府這樣做的時候，報紙公開講，“不補償，不安置，否則後患無窮”，就是無條件地把他們趕走。用這種辦法來消滅貧民窟，這當然就不是。
又如教育，老百姓要求政府給予免費教育，這當然是福利。所謂的義務教育其實指的就是這個。我們知道，在國際範圍內講的義務教育，主要是指國家的義務，當然其中也包含了老百姓的義務，也就是說父母也有義務送孩子上學，但主要是說國家要為老百姓提供這種教育。如果不提供，老百姓就要問責。但是在中國，大家在80年代就有了《義務教育法》，但是一直沒有執行，國家一直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所以還要需要有希望工程那樣的事。但是也不能說《義務教育法》沒有實行。在很長一個時期，這個《義務教育法》被我們的政府當作是家長的義務。在90年代的時候，廣東、福建很多地方都出現農村集市上政府把一些家長拉出來遊街，說他違反了《義務教育法》，沒有掏錢送孩子上學。實際上是那些家長都掏不起這個錢，然後政府說你違反了《義務教育法》，沒有掏錢接受政府指定的教育，到現在還是這樣。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對戶籍地的教育服務還是改善了很多，但是流動人口的教育現在還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一方麵政府是不能問責的，農民工是不能向政府要免費醫療的，但是政府有權利取締民工學校，政府經常是把農民工很簡陋的學校強行取締。這個是福利嗎？這當然也不是。
最有意思的是所謂的養老。國家提供養老保險，這當然是一種福利。但是我們現在對福利的一種解釋，大家知道，是把它和農民禁止持有土地相聯係的。我們說農民不能擁有自己的土地，農民土地必須控製在國家手裏，理由是農民需要耕田養老，說我們沒有社會保障，但是有所謂的土地保障。而所謂的土地保障的意思就是剝奪農民的產權。我這裏並不是要為土地私有製做論證，土地私有製也許有某些值得指出的缺點，但是土地私有製的廢除，無論如何是和福利沒有關係的。因為道理很簡單，所謂的農民耕田養老，實際上是政府一毛不拔，讓農民自己解決自己的養老或醫療問題。政府做的隻是強迫他，不許這樣，不許那樣而已，而這樣做真的能給農民提供保障嗎？我早就講過，比如說假如一個農民沒有公費醫療，他生病了，實在沒有辦法，他可以賣地救命，但是你現在的所謂土地福利就意味著他生了病就隻能等死，他自己看不起病，國家也不給他公費醫療，國家還禁止他賣地救命。那你不是逼他死嗎？要說福利的話，那這是標準的負福利了。
我們有一個朋友甚至還有這樣一個邏輯，他說我們現在不能搞土地私有製，原因是我們的社會保障還沒有覆蓋農民。如果將來我們的社會保障覆蓋農民了，我們倒是可以考慮給農民土地私有製了。我覺得這個邏輯怎麽那麽相反呢？其實在我看來，正好相反，如果你給農民提供了很多社會保障，你倒是可以要求農民作為代價，可以限製一下他對土地的權利，因為我已經給你包了嘛。現在你的邏輯是，我不管他死活的時候，我就不準他解決自己的死活，那就是逼他死嘛，這個道理就這麽簡單。你不允許他公費醫療，又不許他賣地救命，那你不是讓他死嗎？如果要我說的話，你給他提供了高福利，你當然就有理由相應地限製一下他的權利。所以我覺得現在在中國，福利這個詞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
實際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關於強製收容。我們過去一見流浪漢、乞丐就抓，甚至不是流浪漢、乞丐，就像孫誌剛那樣的深圳青年，也有正式工作，隻不過是疑似農民工，就給抓起來，打死了，然後大家都很憤怒。據說就改了，改了以後很多地方就出台了新的救濟政策，其中天津市民政局的說法，我覺得最通俗。天津市民政局說我們現在改成了一種新的求助方式，就是八個字“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講得簡單點，就是如果這個流浪漢要你救濟，你不能把他推出去；但是如果他要走，你不能把他扣在那兒。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說到底是政府要流浪漢怎麽樣，還是遊流浪要政府怎麽樣。後者主是正福利，後者就是負福利。
老實說，不僅中國存在這個問題，就是西方也存在這個問題，這就是所謂的舊《濟貧法》和新《濟貧法》的區別。大家知道，在1601年的《伊麗莎白濟貧法》中是實行把窮人強製抓到濟貧院裏的，那時候主張自由的人罵得很厲害，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也罵得很厲害，大家看看《資本論》就知道，馬克思是把這種法叫做血腥立法的。馬克思從來沒有讚成過這種福利國家，盡管馬克思毫無疑問是個大左派。但是後來，新《濟貧法》就確立了兩點，第一點是政府不能抓流浪漢的，所以我們現在說，美國那麽富的國家還有流浪漢。當然有了，像我們這樣當然沒有了，一有流浪漢就抓起來，那當然就沒有了。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嘛，在美國也肯定有一些人喜歡到處逛來逛去。但是一旦到了10月，這些人就受不了了，然後馬上要求政府你給我安排一個住處。然後政府就會把他們送到一個地方，而且有時候要搞選舉秀的時候，像有一次，克林頓就跑到收容所，去跟流浪漢一起吃聖誕節火雞去了。那麽天氣一暖，這些人又跑掉了。跑掉就跑掉了，你也不能把他扣起來。所以我說，我們現在的民政局懂得對流浪漢“想來就來，想走就走”，這就說明他們也懂得什麽叫做福利了，原來搞的那一套當然就不是。也就是說，福利一定要是公民的權利，政府的責任，而不能反過來，是政府的權利，公民的責任。我們現在當然是沒有這種概念的，像政府說的“我們不準有貧民窟，所有的貧民窟都必須拆掉”，而且是所謂的“不補償，不安置，否則後患無窮”。
我剛才講的以上三個標準，歸根結底就是，一個福利國家必須首先是民主國家。福利國家必須首先是民主國家，但是民主國家是不是就一定是福利國家？當然不一定。我這裏講的民主當然是憲政民主。民主國家的一個特征，或者我甚至可以說，不是民主而是憲政的一個特征，就是政府和它的被統治者之間是一種契約的關係。
其實所謂的憲政無非就是，政府的權力要建立在和老百姓的契約基礎上。老百姓把一部分權利讓渡給政府，要的就是政府的服務。那麽因此老百姓需要政府盡多一點責任，就必須多讓渡一點權利。如果老百姓嫌政府的權力太大，妨礙自由，當然就不能指望政府承擔太大的責任。那麽這種權責對應的狀態就是所謂的憲政。這種權責對應可以有兩種選擇，有些人認為政府承擔的責任應該大一點，提供的服務應該多一點，他們就願意給政府授予比較大的權力，表現在經濟上就是讓政府多征點稅。相反，有些人認為，政府權力大了很危險，他們就會認為，我們不能給政府那麽大的權力，要限製政府的權力，但是同時你不能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當然就要相應地減少對政府的問責。所謂的憲政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在這個邏輯上就產生了所謂的大政府、小政府的概念。
這裏我要講，今天西方的人討論大政府、小政府，一般他是不做區分的，他不區分是大權利政府還是大責任政府，他也不區分是小責任政府還是小權利政府。因為在他們的憲政條件下的邏輯就是權利和責任天生是合一的。隻要是大政府，肯定是權利和責任都大；隻要是小政府，肯定是權利和責任都小。但是實際上，其實這個邏輯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管用。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西方發生的危機。
西方發生的危機是什麽性質的危機呢？大家知道，現在西方左、右派爭得很厲害，有的說是因為自由過分，尤其是銀行自由太多了。那是左派的說法。有的說是因為福利搞得太多，尤其是歐洲出問題以後，這種說法就更多，說那是福利國家造成的。其實在我看來，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都有優缺點。其實福利國家的缺點，我知道的一點都不比那些批評福利國家的人少，所謂福利國家使人沒有進取心等等，我們都可以說得出來。但是西方現在碰到的這個問題，我覺得並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問題，因為道理很簡單，無論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兩者各自確實都有什麽問題，理論上講它都可以建立在財政平衡的基礎上的。福利國家就是高稅收，高福利。自由放任國家或者低福利國家就是低稅收，低福利。理論上講，沒有一個福利國家的主張者是主張福利是憑空產生的。即使凱恩斯主義者他是讚成一定程度的赤字預算的，但是，沒有一個凱恩斯主義者是主張無限製赤字的。但是現在西方出現的問題就是這個債務窟窿越來越大。高稅收、高福利當然有它的缺點，這個當然是誰都知道的，但是這並不會造成這樣的債務窟窿。什麽情況下才會造成這樣的債務窟窿呢？道理很簡單。我覺得這是和民主製度有關，因為民主製度下，西方的左、右派，他的政策都隻能有一半比較容易實行，另一半就很難實行。老百姓選擇右派是要減稅，但是不希望它減福利。老百姓選擇左派是要它增福利，但是不希望它增稅。所以右派一上台，政府的權利就減少，但是責任你推卸不掉。而左派一上台，政府的責任就增加，但是它的權利增加不了。這就造成，我們中國人一般講的，叫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那當然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債務窟窿。
至於以前為什麽沒有這樣大的債務窟窿，以前同樣是憲政民主製度，為什麽沒有造成這樣的窟窿？我這裏就不能詳細講了。我認為這和全球化有關。在全球化以前是沒有這種現象的，有了全球化就有了強大的透支功能，然後就使這種現象變得非常嚴重。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講，像希臘出現的這種問題，老實說我們不知道它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它提供的福利很多，你可以說是一個大政府。但是說實在的，希臘收的稅很少，希臘人是不太納稅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你又可以說它是小政府。你的確可以說它犯了一個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毛病。
關於這個毛病怎樣解決，我們可以再講。但是問題是，事實上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這種現象老實說，還是比較少的，而且也是一種最近才有的現象。全球化以後，這個現象就變得很普通。但是在以前，更常見的是另外一種現象，那就是這匹馬山珍海味都要吃，但是它就不跑。講得簡單一點，這不是人騎馬，而是馬騎人，這個馬是要騎在人的頭上的。它要人給它提供種種的山珍海味，但是人要它跑那是不行的。它如果跑了一步，你就得皇恩浩蕩，就得痛哭流涕。它如果不跑，那也是自然災害，你也奈何它不得。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有些朋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們一談到大國家就好像和福利掛鉤。
瑞典是全世界最專製的國家，按照他們的觀點的話，秦始皇時代的中國是最自由的。因為秦始皇從來沒有搞過什麽福利，既沒有公共醫療，也沒有搞過義務教育，但他可以隨便把人抓來殺頭，誅連九族，“以古非今者族”，把孟薑女老公之類的人送到工地去勞累而死。這都不算，為什麽呢？因為他不搞福利。隻要他不搞福利，他就是自由放任。我們現在很多人，尤其是西方經濟學家，都有這種兩極思維，最明顯的就是奈斯比特。
奈斯比特在十多年前來過中國，寫了一本書，叫做《亞洲大趨勢》，然後就說中國是全世界自由主義的楷模，說現在全世界都被社會主義腐蝕壞了，連日本都不行了。日本原來還可以的，結果現在也變得染上福利病。他說，隻有中國是最偉大的，中國絕對是全世界自由主義最經典的國家，因為中國的政府是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所以老百姓隻能玩著命地幹，於是就創造了奇跡等等。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說如果沒有福利，那就意味著你的自由很多。當然不是這樣的。所以我覺得，有人說傑弗遜講過一句話，叫做最好的政府是最不管事的政府。然後又有人說傑弗遜其實真正的思想是另外一種，說最好的政府是能夠提供服務最多的政府。1937年羅斯福第二次當選的時候，他的一個朋友，也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政論家，我們搞新聞史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是號稱非常直言不諱的，他就把這兩句話結合起來說，他說最好的政府是管製最少的政府，絕對正確。但同樣正確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能夠提供服務最多的政府。這個邏輯也是我這裏要講的最好政府的概念，就是權利要最小，責任要最大。這樣的政府可能有嗎？這樣的政府毫無疑問是最好的，政府的權利小，老百姓的自由就多；政府的責任大，老百姓的福利也多，這兩者同樣多的結果就是政府既不征稅，又給你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這樣的政府可能是最好的政府，但絕不可能是現在中可能存在的政府。但是如果相反呢？就是如果這個政府既會橫征暴斂，但是又什麽福利都不搞，那麽這樣的政府我們當然不會認為它是好政府，但這樣的政府是不可能有的嗎？當然不是的，這樣的政府不僅是可能有的，而且通常講，前憲政條件下的政府都是這樣的政府。
我這裏要講的不僅是中國，因為大家知道，前憲政時代西方也是沒有福利國家的，所謂的福利國家也是憲政以後才有的。而所謂的舊《濟貧法》，國家不救濟窮人，但是可以把窮人抓起來，以前西方17世紀的時候也是這樣。所以我要講，我們所謂的憲政其實就是要解決最壞政府的問題，也就是解決政府的責任太小，權利太大，主要是權利不可限，政府責任不可問的問題，就是你既不能對它問責，也不能對它限製權利。在解決這種問題的過程中，我覺得需要兩方麵的努力，一方麵要限製它的權利，另一方麵要追問它的責任。
我覺得中國人在這方麵的確是有進步的，比如說在最近的這次721大暴雨中，其實老實說，當時北京政府準備了很多材料要宣傳北京的各級父母官對政府如何有恩，但是馬上就被網上的輿論頂回去了，死了那麽多人你還講什麽恩？結果當時政府的這一輪宣傳就胎死腹中了，最後就變成政府一再辯護說這個雨下得太大。而且最後把這個雨下得太大也收回去了。他不是說有400毫米，最後北京氣象局局長就跑出來說，其實這是不可比的，因為60年代的觀測點隻有多少個，現在有多少個，這兩者不能比大小。
我的家鄉有一個原來住在棚戶區的退休工人，然後他分到了一套廉租房。我曾經問他，我說你好不容易得到這麽一套房子，是不是覺得很不錯啊，很感謝啊？他說感謝個屁，我一輩子領低工資，把我剝削到這種地步，弄了半天，等到現在老了，快死了他才給我這麽一套小小的房子，你看當官的有多少房子，這個本來就是他欠我的，早就該給了。我覺得這就是中國人的進步，中國憲政的希望就體現在這兒。
我們現在通常講，憲政和自由主義有關。關於這個問題，我講我跟兩個朋友的商量。有一些朋友說，我們無論如何是要反對福利的。我說，其實如果在憲政條件下，至少按照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當然自由主義經濟學本身也是可以置疑的，這個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假定按照這個自由放任經濟學的理論，那麽在憲政條件下，的確是可以主張反對福利的。因為我覺得憲政條件下的國家就相當於一個家庭，這個家庭的主人，兩口子一個是左的，一個是右的，我把他們叫做左公右婆。這個老公很左，他主張多給仆人一點錢，讓她多買一點菜，就是多給政府授權，讓它多搞點服務；而這個老婆很右，她主張少給仆人錢，讓她少買點菜。於是這兩口子就爭吵起來，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而且這種爭吵是有意義的。因為到底給仆人多少錢，買多少菜，這的確是一個真問題，不是一個假問題。至於這個仆人，其實很簡單，就等他們兩口子吵出個結果來。吵出個結果來，給多少錢我就買多少菜，這就完了。當然現在有點不一樣的，兩口子達成一個共識，既不給錢，又要買很多菜回來，讓她到世界上去借錢。這個當然就有點問題了，但一般情況下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我們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這個政府不是仆人，而是主人。這個主人有一個長工，這個長工很左，又有一個佃戶，這個佃戶很右。左派這個長工就老要求主人給他改善夥食，而這個右派佃戶就老要他降低地租，你不能收那麽多的稅，你要降低地租。這兩種訴求有沒有道理呢？我覺得是各有道理，而且老實說，在這種背景下，這兩個人的訴求根本就不會有任何矛盾。如果這兩個人合作起來，那是最好，這兩個人即使不能合作，也不妨各自向主人要求。但是現在一個滑稽的現象發生了，左傭右佃自以為成了左公右婆，然後互相指責起來。左傭指責說，右佃，你為什麽要求降低地租，主人就是應該擴大提取能力嘛。我們現在很多的左派朋友都是主張政府應該橫征暴斂的。然後右佃就指責說，左傭，你為什麽要求主人給你改善夥食呢？主人就是不應該慣你福利病，就是應該給你吃草根、樹皮就行了，你為什麽要求改善什麽……老實說，這樣的爭論有什麽意義嗎？而且發生這樣的爭論，最高興的是什麽人呢？我覺得現在中國，就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這些左傭右佃自以為成了左公右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又有一次，有一個朋友也是講這個。我就說，其實我們都看過《通往奴役之路》，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對政府的服務寄予很大的希望，你往往就走入陷阱了。假如你現在在自由狀態下，你為了防止通往奴役之路，你提出反福利，即使這樣也是可以商榷的，畢竟還是有他的一定的邏輯。但是如果你現在就在奴役之中呢？
比如說一個最極端的假定，假如你現在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裏麵，那麽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向獄方要求改善夥食，這是一種違背自由的訴求嗎？如果說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囚犯向獄方要求改善夥食是違背自由的，而他要求，政府就把他槍斃了，那就是正義的，那這個奧斯維辛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到底是支持這些囚犯要求改善夥食，更有利於他們的自由，還是打壓他們的這種要求更有利於他們的自由呢？這位朋友馬上就反問了我一句，他說，你這個說法很對，但是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求改善夥食的錢是從哪裏來的？他說如果是要求獄方掏錢，那當然可以，比如說要求希特勒掏錢，那當然可以。但是如果這個錢是囚犯自己產生的，那這種要求不是導致對你自己的壓榨增加嗎？我說，其實這再簡單不過了，第一，奧斯維辛的實際狀況就是，當然奧斯維辛的開支是囚犯創造的，奧斯維辛不是一個慈善工程，絕不是希特勒掏錢辦的，也不是黨衛軍掏錢辦的，它就是奴役囚犯的場所，不管夥食高還是低，那當然都是囚犯勞動的結果。但是這樣你就可以說，因此把囚犯餓死那就是應該的，囚犯要求改善夥食就不對的？當然不能這樣講。如果要求改善夥食，會不會導致對囚犯的奴役增加呢？我覺得道理很簡單，要求改善夥食是正義的，怠工、罷工也是正義的，囚犯完全可以同時怠工、罷工，這兩種訴求有什麽矛盾呢？在奧斯維辛的條件下，這兩者是不矛盾的。如果你要求他減稅，我覺得那是對的，如果你要求他增加福利，那也是對的。這兩者根本就沒有矛盾的。這位朋友就說了，他說我們現在怎麽能和奧斯維辛相比呢？我們雖然不自由，但是完全不至於這樣嘛。我說，你算對了，正因為我們不是這樣，如果真的是在奧斯維辛，誰敢要求改善夥食呢？不馬上把你送到焚屍爐裏麵就算不錯了。
在奧斯維辛，囚犯既不可能要求罷工、怠工，更不可能要求改善夥食的。但是也正因為這樣，奧斯維辛的問題就不能和平解決。奧斯維辛要麽由盟軍解放，要麽發動暴動。但是恰恰是因為有一些場境，它雖然不自由，但是並沒有嚴重到奧斯維辛的程度，這些囚犯是可以要求改善夥食的，同時他們也可以玩小花招，搞怠工、搞罷工，那麽我覺得這樣的奧斯維辛就有和平改良、和平過渡的可能了。怎麽可能呢？道理很簡單，一方麵，我拚命要求吃好的，另一方麵，我就不給你幹。結果一定會造成這個奧斯維辛虧損，虧損到一定程度，獄方就主動要給你們自由了。不是你們要自由的問題，而是這個獄方本身就有了搞憲政的動力。如果它不解散也可以，它就要跟你談判，你到底你給我幹多少活，我給你付多少報酬。這其實就變成一種自由雇傭契約了。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所以我說為什麽這兩種努力不可以同時存在呢？當然可以的，而且我還要說，恰恰在這些國家，這種訴求還是最有可能提出的。因為大家知道，在這種國家，他有個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說，我不能搞這樣，不能搞那樣，我們委員長曾經講了，不能搞多黨製，不能搞那個，不能搞三權分立，不能……但是由於它的意識形態，它沒有說我可以不搞福利，老百姓不準向我要福利，它也沒有公開講老百姓必須要對我感恩。正是因為在這一點上，其實空間特別大，所以這一類國家的憲政，其實我們看到的實際例子，都是和福利問責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現在我們很多人都把漸進民主的第一步放在財政公開、預算透明這一點上。可是我現在想問大家，不僅是中國政府，世界有一個政府是無條件願意財政公開的嗎？沒有人願意的，政府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動力呢？除了寄希望於政府的善良以外，真正的動力很簡單，如果這個政府既可以隨意地向你橫征暴斂，然後橫征暴斂上來的錢它可以用於自我服務，它就是不給你，或者它給了你，你就要感恩戴德，它不給你你也不能向它要，它既可以不為你花錢，又可以向你征錢，那它憑什麽要向你亮賬本呢？它大量的錢可以用於自我服務，它為什麽要向你亮賬本呢？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有很多政府的確是主動亮賬本的。為什麽呢？就是因為它受到這兩方麵的擠壓，一方麵它要向你要錢，你就怨聲載道，軟磨硬抗不交，然後你又拚命逼它花錢，你必須辦教育，暖氣太冷了不行，肉價太貴了不行，肉價便宜了買不到還不行。你不斷地這樣逼它，逼到後來，說實在的，這個預算公開，你不要它主動就會給你了，它就會向你亮出賬本，說你看這個賬上隻有這麽點錢，你要的這些服務我做不到的，現在你來商量商量吧，到底是你給我多交一點呢，還是少讓我辦一點，就像那個仆人一樣，要麽你多給我一點錢，要麽讓我少買一點菜，否則你的要求我實現不了。到了這個時候，預算公開，財政透明，你不要它主動就會給你，而且它追著要向你公開。因為它不公開就沒有辦法卸責。
其實我們要想起來，這個世界上的憲政過程，從最早的英國、法國，到後來東歐最早走上憲政的兩個國家，就是匈牙利和波蘭，東德的情況比較特殊，那麽匈牙利和波蘭是東歐憲政的兩個帶頭羊。這兩個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兩個國家是當時所有東歐國家中財政赤字最高的國家，而且都是政府困於老百姓的問責。當年英國、法國也是這樣，英國、法國為什麽會有憲政呢？其實老實說，和啟蒙思想家寫了多少文章，是不是有很密切的關係，我不知道，但是直接的關係就是政府的赤字累累，它必須開國會公開籌款。如果政府沒有赤字，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所以我說，現在我們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財政狀況是走向憲政的一個非常大的障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一些朋友非常得糊塗。2003年發生非典，有些人要求政府必須對非典病人承擔這樣那樣的責任。當時就有一位自由主義的朋友，馬上跑出來說，你想幹什麽？你想製造財政赤字嗎？你想搞垮中國財政嗎？而且說你這是違反自由主義的，因為你給政府施加責任的同時，你就向政府授權了。我說我既使一點責任都不追問它，它的權利少一分嗎？它即使不管我死活，它照樣可以把我抓去槍斃的，這和我向它問責有什麽關係呢？而且這位朋友極端到什麽地步，他就認為非典狀態下被隔離的病人的醫療費也應該他自己掏的，國家不應該給他搞公費醫療的。國家把他抓起來隔離了都不給他提供醫療費，居然就推卸責任到這種地步。
我當然不想反過來證明巨額赤字就一定有利於憲政，更不是說為了推進憲政就應該人為製造赤字，但是那種左派、右派共同促進低自由、低福利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病態盈餘，而政府的自我服務愈演愈烈的情況，的確應該是反思的。如果有這種情況，是沒有可能有憲政的。那麽這裏我要講，波蘭、匈牙利這一類的國家，包括很多東歐國家，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當然，你說自由主義就政治自由主義而言，它和憲政的關係是非常明顯的，因為政治自由主義他的訴求就是憲政民主，但是這個政治自由主義在當時的東歐，說實在的，言論空間是很小的。當時的東歐和我們的委員長一樣，也是講什麽“五不準”的。但是東歐國家的意識形態不可能防止老百姓對他進行福利問責，而且東歐國家的老百姓受社會主義的影響的確很大。這裏講的社會主義指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因為你看看東歐這些國家的曆史，很多東歐國家在二戰以前就經曆過社會黨執政，像波蘭的畢蘇斯基，捷克的貝奈斯，這些人都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在以前就搞過這些事兒。而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福利國家，它的特征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政府幹了，老百姓是不會感謝的。但是如果政府沒幹，老百姓就要問責。由於有了這個傳統，所以到了四、五年以後建立起來的這個斯大林體製，老百姓也是這樣。說實在的，這些東歐國家為老百姓做的事，可比我們中國做的多得太多的，可是東歐的老百姓就是比中國的老百姓，我不知道是進步還是落後，反正他不懂得感恩的，而且政府做的，他認為都是應該的，其實也是應該的，政府又不是慈善家。
這裏我要講，隻有在兩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感謝政府。第一種情況是政府的官員因公殉職，這個我覺得是應該感謝的，就像你作為一個公民，你不應該逃避服兵役，但是讓你死並不是公民的義務。如果你是個烈士，那大家還是應該要感謝你的。第二種情況是，如果政府的官員自己掏自己的錢出來辦公益，那我們也應該感謝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扮演一個慈善家的角色了或者官員扮演一個慈善家的角色了。如果它是用納稅人的錢辦的，用公共財政的收入辦的這些事，那當然就是理所當然的。那麽東歐的老百姓也就是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就不停地問責。而蘇式體製雖然專製，但它的意識形態至少口頭上是聲稱政府是要為人民服務的。它也不能公然否定勞動人民有要求福利的權利，因此雖然政治上要求多黨製之類是被禁止的，經濟上限權問責的製度也是絕無的，但是具體到每一件事，民間限權問責的壓力空間都是有的。當然那個時候社會主義製度下，是沒有征稅這一說的，因為都是國營企業。但是當時政府橫征暴斂的一個表現，就是所謂的增加勞動定額。比如說德國好幾次工潮都是因為這個引起的。政府宣布增加勞動定額是工人階級義不容辭的責任，一下子把勞動定額提高10%，但是又不增加工人工資，馬上工人就上街了，這相當於反抗橫征暴斂。但是其實，說實在的，他們主要做的還不是這，他們主要做的就是賺政府提供的服務不夠。我們知道在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國家都是這樣。
匈牙利是因為1956年有這樣的一次鎮壓，因此1956年以後的政府為了建立它的合法性就搞了好多高福利的東西，而且這個高福利其實因為是它對1956年事件的一個贖買，所以就變得它不能不搞的，結果就借了一屁股的債。大家知道，這個事情後來甚至一直影響到匈牙利私有化的進程，因為它要靠賣國有資產還債。波蘭就是當時老百姓直接要求的了。
波蘭1956年的波茲南事件和1970年以後的曆次抗爭，都是進行福利問責。福利問責的結果就導致波蘭的赤字壓力越來越大，因此當時是波蘭政府千方百計地想推卸責任。這裏我要講，我們搞市場經濟的一個口號，我覺得就是當年的波蘭政府千方百計想實現的，那就是要求老百姓不找市長找市場。當時波蘭政府千方百計地要讓老百姓在市場上自生自滅，說我們政府不應該搞這事。但是它每一次這樣的做法都被老百姓頂回去了，老百姓就是要找市長，絕不找市場。
這裏我要講，市場經濟本來的意義是要限製政府的權利，市場經濟的一個原則應該是市長不找市場找才對，也就是說市長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但是老百姓是可以找市長的。但是我們現在正好相反，我們限權很危險，所以不敢講，但是推卸責任我們講得是比較多的。所以我們說，搞計劃經濟，政府多累啊，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你都要管，現在搞市場經濟好了，老百姓自生自滅，你就可以吃喝嫖賭了，老百姓都不找你了。當時的波蘭政府其實想方設法就是要幹這個，它不斷地講，我們的價格補貼要減少，我們的暖氣不能燒得那麽熱……但是老百姓就是不依不饒，結果就導致赤字越來越厲害。後來，1981年9月到10月，團結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基本上也是這個東西。到了1988年的時候，波蘭政府是非常想搞市場經濟的，而且尤其想搞私有化。為什麽呢？因為它發現，國有工廠的工會，當然一般來講都是官辦工會，但是這個官辦工會在適當的時機，如果一發生變化它馬上就衝著政府了。因為道理很簡單，一般來講，工會都是針對企業方麵的，但是由於你是國營企業，國家就是老板，所以在國營企業，這個工會就是衝著政府來的。所以當時的波蘭政府是想方設法把企業變成老板的，這樣的話，工會就不會衝著它了，而且它就可以站在工人和資方之上，當雙方的共主。當時不叫私有化，叫國有企業商業化，賦予企業領導某種意義上的產權，而且賦予他們開除工人的自由，但這些都被頂回去了。1988年他們又出台了一個“市場經濟一攬子計劃”，說政府要放開物價等等，結果又被頂回去了。那次投票，好像隻有7%的人讚成這個主張，然後總理當不下去了，就辭職了。其實波蘭到了後來，很多體製內的官員已經覺得非常沒有意思了。你無論做了什麽，老百姓都不會感謝；你無論怎樣做，老百姓都埋怨多得不得了。於是就造成一種現象，從1980年到1990年，這9年間，波蘭先後換了7個總理。每一個總理都是上台以後，應付不了這種問責，最後就被迫辭職的。所以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後來到了1989年會開圓桌會議。
我們都知道，圓桌會議之前，當時雙方是有一個協議的，團結工會說，我肯定在這次大選上讓你有多數票，我隻占少數票，我隻當建設性反對派，我絕不會掌權的，方式就是這次選舉隻有35%的選票是自由競選的，其它的65%都分配給你，全是你的。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你的候選人要有一次無競爭的投票，就是說隻有你是候選人，但是你還是要大家投一次票的。這樣的話，很明顯是不會造成政權更迭的。因為即使這35%的競選票政府一票不得，它還是有65%的分配票的，還是可以控製國會的。但是它沒有想到，在後來的選舉過程中，的確這35%的票它就沒有得，65%的分配票第一輪投票也全部被選民否定掉了，隻有兩個人通過了。後來是團結工會跑出來說，大家還是投他們的票吧，否則這個圓桌會議協議沒辦法履行。最後他們才當選了。當選了以後，這些人都覺得很沒麵子，當選了以後不久他們就宣布退黨，結果這個65%就泡湯了。雖然泡湯了，但是圓桌會議沒有說在這個情況下共產黨就要交權，並沒有這樣的說法的。但是最後一任的共產黨的總理，他就主動說，我不做了，我反正也沒法做，你們誰來做吧。這個更迭就這樣完成了。所以這個過程，你要說開明，的確他們的政府要比我們的開明。但是說實在的，這也不是個開明的問題，最關鍵的是，在最後的10年，他們已經感到，憲政對他們是有好處的。因為他們實在是被問責問得焦頭爛額了。因此你隻有在憲政條件才能要求大家不找市長找市場。如果在非憲政條件下，老百姓就是要找你這個市長，而且要把你這個市長找死為止。所以我覺得，這個憲政其實就和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話到這裏，大家又會說了，如果按照這個說法，這個團結工會，波蘭、匈牙利這些國家的主張不是都是反市場經濟的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他們怎麽還搞經濟改革呢？而且假如這些人要福利要慣了，那麽劇變以後，留給民主政府的不是一個希臘式的局麵嗎？的確可以這樣講，如果劇變以後，波蘭老百姓還是要求這種無限製的福利問責，那波蘭早就變成今天希臘這樣子了。可是非常奇怪的就是，波蘭在憲政以前，老百姓是無限地福利問責，憲政以後老百姓很快就變得遵守契約了。道理很簡單，原來是沒有這個契約的，那麽在圓桌會議協定的過程中，就有了契約了，而且這個契約是有選擇的。比如說在圓桌會議以後的選舉中，各種各樣的訴求都會有。比如就有一些斯大林主義政黨說，我可以保證你們吃到便宜的肉，保證可以讓你們暖氣燒得熱熱的，條件是你讓我扮古拉格，那麽你願不願意？如果你簽訂了這種契約也行。大家當然不簽。然後像維耶茨基那樣的人就說，我上台肯定要漲物價，但是條件是我可以讓你們有自由，可以讓你們組織工會等等。大家都選了馬佐維耶茨基。馬佐維耶茨基上台後，當然就漲了物價。大家知道，1989年以前，波蘭物價漲20%，工人就上街了，可是1989年到1990年，波蘭的物價漲了7倍，波蘭的老百姓基本是平平穩穩，一點都沒有什麽動靜。這個我想其實也不奇怪，其實這和征稅是一樣的。
大家知道，當初英國、法國鬧出革命就是因為國王要征稅，大家不願意。大家不願意交稅，結果就產生了國會和國王的衝突。但是憲政確立以後，由國會出麵征稅，在無代表不征稅的體製下，雖然征稅比國王要多得多，大家都是覺得憲政以後比以前征得更多了，而不是比以前更少了，但老百姓就是願意交。為什麽？就是因為有契約。這個福利也是一樣，老百姓在憲政以前要無限問責，憲政以後就不無限問責了；老百姓在憲政以前不願交稅，憲政以後就願交稅了。因此我可以講，政府與它的授權者隻能簽訂一種權責對應的契約，讓馬多跑，就要給馬多吃草。簽訂一個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契約，根本是無法履行的，對誰都沒有好處。如果你強求這樣，那就會出現希臘式的那種局麵。但是，在沒有契約的情況下，促使雙方走向談判契約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什麽過程呢？實際上是一個漫天要價以施壓，就地還錢以成交的過程，任何一方如果事先就對對方實行零開價，對方怎麽能有意願和你討價還價呢？所以我要說，對於那種騎在人頭上的馬，而不是被人騎的馬，它們習慣了山珍海味，你必須任它狂吃，而它跑一步你都要千恩萬謝，它不跑你也無可奈何，那麽既要讓它少吃，又要讓它多跑，就是你的方向，而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就成為一個合理的要價策略。你其實是實現不了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但是它也無法狂吃山珍海味而不跑了，最後就可以在吃多少草，跑多少路的問題上達成契約。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一個過程？在達成契約之前當然是可以漫天要價的，這與契約達成之後的過分索取是兩回事。這裏我就要講，今天的希臘人，糟就糟在他們在憲政完成38年以後，真的追求起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個不可能的結果。但是當年的波蘭人，高就高在他們在憲政以前就進行了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式的漫天要價，沒有一個合理的要價策略，不提出這個要價就沒有還價的空間，這完全是漸進的、和平的改革，和任何暴力沒有關係，如果最後就吃多少草跑多少路的問題達成契約，那就是憲政大業成型的一天了。
總結：
記得秦暉教授以前有過一個說法，說的是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群人，勤勞善良堅韌順從，中國的左派就幫著政府如何加大對於百姓的稅收，而中國的右派又幫著政府如何壓低百姓的福利，而政府大力宣傳的就是要求百姓感恩，這種權力最大化，責任（或者說福利）最小化的政府模式的確是值得西方國家“羨慕”的，但是對於中國的老百姓是不公平的。
作為一名老一輩的公知，秦暉教授的確是有感言，而又敢言，其實對比很多反對公知的人說的所謂的公知隻知道批判，而不知道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我個人很不以為然，其實很多時候公知已經告訴大家，該如何改變，比如秦暉教授提出的“共同的底線”，就是要求以憲政為基礎，給人民更多的參與權和自由表達的權力，但是事實上，ZG過去十幾年做的是和這種訴求相反的，感恩教育代替了政府責任，唱好政府的政策成為了一種要求，而不是選擇，理論上，我們現在看到的ZG是離憲政民主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這個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麽很多國人選擇的是急著賺熱錢，賺快錢，因為一切可以被時間考驗的其它選擇，都經不起政府政策的考驗，中國人民是勤勞善良堅韌順從，但是他們絕對不傻，他們隻是做了一種最安全和最利己的選擇，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民一直都在“與時俱進”吧，真心希望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變得更好，而且有更多自由選擇的權力，而不是在996和躺平之中，被迫選擇考公這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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