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管惟炎先生
劉祖平(624)
管惟炎先生走了，走得很突然。
75 歲，按“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老話，管先生可以算高壽。一生中從事過抗日活動、地下鬥爭、赴蘇留學、科學攀登、施政圖治、授業育才，無不成就卓然。九天回首，本應該已無缺憾。但突兀的噩耗是這樣令人難以承受。哀哉管公！痛哉管公！
其實，管先生與我的個人接觸很有限。他擔任科大一校之長的那幾年，我基本上在國外，其中隻在 1985 年回來半年。記得第一次見到這位校領導是在學生食堂，他買了一份飯菜，邊吃邊和同桌的學生聊天，回答學生提的問題，也談一點看法，很親切，很隨便。看我是一個人在食堂就餐，管先生順口問了幾句我的情況，對我在美國的感受頗有興趣。
那時科大的食堂以率先改革、引進競爭、允許選擇、價廉物美享譽全國高校，外校來客每每讚不絕口。恰值我國大學生追求民主的思潮初露萌芽，因食堂或其他生活問題管理不善引發高校學潮的事時有耳聞，科大的領導卻完全不必為此操心。校長本人天天與學生一樣拿著飯票和飯盒挨個食堂轉，
這個事實提供了問題的答案。首先在科大校園改革的不僅是食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科大以“二次創建”為口號，上下一致，師生互勉，團結圖強，在高校中獨樹一幟，教學質量譽滿中外。銳意改革的辦校方針，活躍求真的學術氛圍，寬鬆平等的人際關係，結合前沿的授課內容，熱情奮發的求知欲望，構成科大人引以自豪的特色。雖然回校時間不長，我也深受這種氣氛的感染，總覺得生逢其時其地，敢不盡我所能。我說不清管先生本人為實現這種局麵做過哪些貢獻，但我相信，那幾年是科大最好的時期之一。為此，我感激和懷念管先生。
更令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的同仁對管先生永存感激之情的，是他在我們實驗室麵臨生死關頭時對我們的鼎力支持，為此他不惜可能犧牲個人的前途。1985 年中，正當我實驗室的建設工程熱火朝天的時候，一位同事突然從可靠渠道得到驚人的消息，中科院高層決定工程中途止步，縮小規模，隻保留直線加速器，上報計委的報告已經擬好，秘不外傳。管先生聞訊後十分著急，迅即晉京，遍訪院級主要領導，慷慨陳辭，列舉工程的意義，力駁種種偏見，說到激動處難免疾言厲色，使對話者很不好下台。一直對科大關愛備至的嚴濟慈副委員長也為此事奔走。真可謂“挽狂瀾於既倒”，由於嚴老、管先生等長者的努力，院領導終於收回成命，我實驗室起死回生。這一段往事對我們這些第一線的工程建設者堪稱刻骨銘心。我說過；“我們實驗室能有今日，管先生功不可沒。”這絕非客套的虛言。
1985 年下半年，我第二次訪美。次年春節前後，管先生也曾赴美探訪我國留美學生，我雖無緣一見，卻意外地從我哥哥(當時在 Notre Dame 大學就讀)處聽到管先生的消息。知道我們的兄弟關係之後，管先生在座談會上講了幾句，對我恐有些過獎，讓哥哥頗覺光彩。此後再無機會向管先生提起此事，但我內心一直感謝管先生的勉勵。
也是 1986 年在美國，我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和一些雜誌(記不清名稱了，應該或是國內辦的，或是“親大陸”的境外中文雜誌)上讀到介紹科大改革成績顯著的文章，有的還是連載，篇幅頗長。我深感與有榮焉，也真為有關宣傳部門如此肯定科大的改革而興奮不已。誰知天有不測風雲，言猶在耳，後來的情況竟有那樣意外的變化！
事情發生時，我們一群愛國遊子憂心如焚，到處收集、查閱各種媒體的報道。還記得，曾苦口婆心勸說同學們停止遊行、回校正常上課的管校長，在解職返京之時，為避免出現火車站前數千師生揮淚送別的場景，是在有關單位安排下從蚌埠登車北上的。但還是有部分及時聞訊的學生趕到了蚌埠車站。風聲蕭索，燈影闌珊。淚眼朦朧，默然無語。我能想見，管先生隔著車窗，注視著他衷心熱愛的青年學子的身影逐漸遠去，聽著 “管校長，不要走！” 的呼喊聲逐漸沉寂。管先生當時的心情我無從猜想，但我真想對他說：人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我以為這樣發自內心的愛戴、挽留是無價的。人生有此一幕，可以無愧了。
也許一周之後，偶然的機會，我從朋友那裏得到管先生在北京的家的電話號碼，就打電話過去。記得管先生的語氣平和，隻說他的一切都好，在京的工作也有了不錯的安排。怕引起不便，也稍覺放心，除了請他保重，我沒有多說話。
以後的事態發展人所共知，各種因素使管先生落腳在祖國的寶島，成為台灣清華大學物理係的教授。1998 年我有機會到台灣，為海外華人物理協會辦的加速器物理講習班授課，曾托一位來聽課的清大(台式簡稱)學生與管先生聯係，失望地得知管先生正在北歐訪問，緣慳一麵。但我相信，總
會有再見到管先生的時候。
令人高興的是，大概在 2001 年，管先生終於有機會回到久別的祖國大陸，來到他魂牽夢縈的科大看望，也到了他曾親手催生的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幾位老師和我一起陪他參觀。當年曾以血汗培育的種籽，今日已長成似錦繁花，看得出管先生深感欣慰，我們幾個人也覺得了卻一樁夙願。管先生很愉快，步履堅實，身體還好，性情似更沉穩，話語比過去少些，灰白的頭發和眼角的皺紋記錄著歲月的滄桑。大家都不提那段往事，偶爾有些話題會觸發某種敏感的聯想便立刻打住，管先生的臉上會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淒苦的微笑。走在他身後時，我陡然覺得他的兩肩上似乎還挑著一副重擔，腦海中不禁浮出一句古詩：“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分別時，大家相約再會。星移鬥轉，春天再度來臨，陽光和煦，柳枝初綠，正是萬物複蘇、充滿期望的季節。管先生竟走了，走得那麽突然。
我問自己：曆史將如何評價管惟炎先生？
他是愛國者。對曾在日寇鐵蹄踐踏祖國河山時奮起抗爭的國人，我總懷有特殊的敬意。每當看到聽到其他民族抵抗異族侵略的壯烈場麵，我總覺得，正是因為我們也有這樣不畏強暴的同胞，而不都是永遠以“識時務”為準則的奴輩，我們才能毫無愧疚地對外國人說：“我是中國人。”
他是革命者。當年反饑餓、反內戰、爭民主的學生運動，曾以鮮血在天邊繪出一抹曙光的顏色。他以優異的學業贏得威望，成為學生領袖，冒著極大的危險，站在追求真理的隊伍的前列。和平建設時期依然如此，他既長期擔任學生幹部，又始終在同學的成績榜上名列前茅。“又紅又專”曾是一代
中國青年對自己的要求，這四個字他當之無愧。
他是科學家。出自世界級物理學大師卡皮查教授門下，他在留學期間已不同凡響，多年來在超導物理和材料領域辛勤耕耘，成果斐然。在新中國培養造就的科技人才中，他是一位佼佼者，一位領跑的人。他是教育家。主政科大幾年，興利除弊，人才輩出，已不用我贅言。幾十年間，盡管命運多舛，他足跡所至，到處都留下了芬芳的桃李。
以上諸項，曆史都早已承認，有案可查。我卻特別想說另外兩點。
他是個好人。很多年來有種誤區，把人的“好壞”和政治觀點混為一談。其實政治這事太複雜、太動蕩，有時似黃河決堤，泥沙俱下。若論某人的為人好壞，和政治未必有必然關聯。有的人心本善良，極有操守，卻可能持另一種政治態度；也有些似乎站在同一政治陣營中的人，其實心術不正，道德卑劣。好人是可能有錯誤的。記得曾與一位我很尊重的物理學家交談，他對管先生在物理所的一些做法頗有微辭，以為未能擺脫左風的影響，而對我所介紹的管先生在科大的善政略感詫異。我並不奇怪，本文亦不為賢者諱言。這種例子我見過。好人會在某種情境下糊塗一時，被潮流迷失心性，以後知錯思改，痛切自責，表現為換一環境後從頭做起，幡然圖新，澤及一方。管先生來科大以前的情況究竟如何我並不了解，但我相信他是好人。到科大後的幾年間，他責己嚴、待人寬，以身作則，民主治校，胸懷坦蕩，敢於負責，臨難不求苟免，決不昧心避禍、賣友求榮。他是好人。
我以為更重要、也堅信的是另一點，管先生的名字將被曆史歸入與上麵都不同的一個專集，與我們民族的若幹先賢排在一起。他是一位改革的先行者。
談起管先生，人們難免有些痛惜，有些酸楚，有人說他的人生具有悲劇色彩。凡是改革的先行者，都有悲劇的一麵。打開塵封的史冊，這樣的例子難道少嗎？當年管先生的改革，他對弊端的批評，今天看來早已不足為奇，或許可說還很不夠，這反映出近年來我國政治生活的進步。“某某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已從人間被清除，響徹雲霄的口號是“與時俱進”和“與世界接軌”。這就叫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先行者的悲劇性在於他們常常不是改革的受惠者(指物質利益)，個人的遭遇有時令人唏噓。但古往今來，立誌改革的仁人誌士都是為了國家振興，為了民族圖存，從來不是為了一己的私利。也許一個人的貢獻微薄，也許周圍的人會淡忘，曆史卻會記住，社會前進的鴻篇巨製如何由一小步一小步積累而成。英雄事業青史中，英雄名姓青史外。斯人雖去，功德長存。在曆史的凱歌聲中，不論先行者們身在何方，或者已經魂歸天國，他們一定笑到最後，並且將永遠地為後人所景仰。社會改革的勝利，中華民族的複興，都已成為誰也不能阻擋的曆史洪流。管惟炎先生，請安息吧。聽說四月二日在新竹的追悼會以後，您的夫人和子女將帶您回家，回到首都北京。我和朋友們會來看您。
2003 年 3 月 29 日，合肥
後記：這篇文章是管先生去世不久時寫的。後來才知道，文中有些“想當然”的錯誤，比如管先生在解放戰爭時期並未參加學生運動，而是在東北解放區工作。好在大意上沒有錯，為了保持曆史真實，就原文照登，不改了。
(本文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1666d00100h5q2.html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友總會： http://aga.ustc.edu.cn/news/view?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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