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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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注：1/13/2024）是蔣經國逝世36周年忌日，一個專製統治者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才有了台灣的政黨輪替，才有了台灣人自由選擇政黨選擇總統的權力，無論台灣人如何看待蔣家父子，但蔣經國在華人世界的曆史地位將越來越凸顯。台灣人或許還記得，1987年12月25日，蔣經國坐輪椅參加行憲紀念日大會，此時他已不能說話，“總統致辭”由“國大”秘書長何宜武宣讀。會場秩序一片混亂，台下的民進黨籍代表頭纏布條，高舉橫幅大聲抗議、喧嘩。麵龐浮腫的蔣經國離場前，默默地凝望著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這是蔣經國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鏡頭。

 

19天後，蔣經國病逝。1991年4月，台灣“國民大會臨時會”召開，製訂“憲法增修條文”，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5月，“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被廢止。1994年，台灣“省長”直選，台灣人每人一票選舉“省長”。1996年，台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民選。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蔣經國生前偉大的政治舉措，改革之前他不畏懼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也不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天下大亂，乃至不擔心國民黨丟掉政權……若不是有偉人的心胸氣魄、誰敢冒此政治風險？當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對蔣經國說：“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權在握、唯我獨尊，死後卻身敗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彷彿是締造歷史的偉人，死後其頭上的光環卻日漸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時風光無限，其實隻不過是曆史上的匆匆過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動了曆史的進程，死後其曆史作用日益彰顯，是當之無愧的曆史偉人。蔣經國，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偉大人物。

 

按說，蔣經國是靠父親才一步一步走上權力頂峰，並非中國人傳統觀念中的“創業之君”。在二十世紀蔣家還搞“世襲製”，蔣經國能做個“守成庸主”就不錯了，離“曆史偉人”相距甚遠。而在蔣經國離世十幾年之後，他卻成了海峽兩岸為大多數人所公認的“曆史偉人”。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十五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說，“15年來，在‘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台灣《天下》雜誌的民調也顯示，蔣經國在去世十幾年後依然被民眾視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蔣經國的一生，曆經風雨坎坷，在俄國14年，他做過苦工，從做粗工開始，做翻砂工，在俄國集體農場耕過田，做過衛生管理員負責掃廁所。斯大林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亞，在烏拉爾地方做過礦工，蔣經國曾經身無分文，還討過飯。1927年間，他申請加入蘇聯紅軍當過兵，也曾進入列寧格勒中央紅軍軍事政治研究院學習，還當過烏拉爾重機械製造廠技師、助理廠長、《重工業日報》主編。30多年後，老蔣把國民黨大權交給他，他一身素色夾克外套、鴨舌便帽、舊長褲、布鞋的裝扮，與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亞、當工人、當農夫的形象，似有前後輝映、異曲同工之妙。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訪問美國，遭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刺殺未遂，蔣經國不僅沒有惱怒，反而要求與刺客見麵，並建議美國放了刺客；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警方秉持蔣經國旨意高度克製，以至於衝突中警方183人受傷，其中傷勢較重者達47人，群眾僅有40多人受傷，對峙中還是警方先退場。事後形成國人皆曰可殺的輿論，蔣經國親自主導處理，無1人判死刑，僅施明德被判無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情治部門呈上抓捕名單，蔣經國未批且平靜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

 

民主就是妥協，妥協需要胸懷，尤其需要手握大權的專製統治者具有妥協甚至容忍不同政見、政敵的廣闊胸懷，蔣經國的胸懷除了體現在與自己部屬存在政見分歧時能夠容忍與接納外，還體現在反對派的應對上。正是這胸懷給台灣民主力量提供了寬鬆的政治氛圍，也使“戒嚴”解除時沒有出現政治能量的突然釋放導致社會失控，民主變革的平靜、理性世所罕見。

 

蔣經國主持台灣工作近20年，經濟快速發展，台灣社會始終未出現貧富分化的情形。在幾乎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台灣的基尼係數一直低於0.3，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更是經濟迅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擴大控製在最小範疇的地區。

 

傳記作者漆高儒對蔣經國有一個很好的評價：蔣經國是一個勤勞的人，是一個親兵親民的人，和百姓群眾很接近，是一個認識時代的人，惟其勤勞簡樸才可以締造台灣經濟奇跡，惟其親兵親民才有台灣人對他感念與肯定，惟其和百姓群眾接近施政才貼近民意，惟其與時俱進才解除黨禁、報禁，繼之又解除“戒嚴”，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實現了民主在台灣的和平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