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北大校長被斬首於京城菜市口
楓葉君 領視 2024-01-06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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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是中國地位獨特的一所大學。其前身京師大學堂誕生於1898年，是戊戌變法的“新政”之一。這個非同尋常的問世，決定了北大與中國國運之間無法解開的宿命聯係。
已故北大校長大都是病逝的，而唯有一位被砍頭而死，他就是許景澄。
許景澄是晚清政治家，外交家，死前為大清吏部左侍郎，相當於今天的中組部副部長。1899
年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在北大官網上的曆任北大校長名單中，許景澄排在晚清狀元、首任京師大學堂官學大臣孫家鼐之後。
許景澄
在清末政治史，以及後來的史學研究上，有“庚子被禍五大臣”之說，它是指1900年因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事而被清廷斬首的五位大臣，許景澄就是其中之一。
許景澄是浙江嘉興人，23歲中進士，曾任職翰林院，對國際時事很熟悉，放在今天，就是經常上央視《今日關注》的專家。
光緒很看重許景澄的學識和能力，打算讓他出使日本，但因許父病逝，在家料理喪事而未成行。後來，許景澄還是在外交圈發揮才幹，先後受命出使法、德、意、荷、比、奧、沙俄等國，積累了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對西方甚為了解。
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與西方列強的關係迅速緊張。次年，義和團興起，民間反洋情緒高漲。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利用義和團報複洋人的意圖漸漸顯現，策略由“剿滅義和團”改為“扶助義和團”。
因軍機大臣剛毅進言“拳民忠貞，神術可用”，以及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慈禧決心已定，遂任命載漪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與此同時，得到載漪、剛毅等人支持的義和團大舉進京。
天津拳民集結，準備向北京進發
載漪說，義和團都是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的義民。載漪誇讚義和團，其實是有私心，光緒被囚後，他想讓自己的兒子當皇帝。但是，西方各國對慈禧拿掉光緒不滿，以及不能容忍另立新帝，讓載漪對洋人十分痛恨。
聯軍前往北京增援，在廊坊遭到聶士第部阻擊，隻能就地防守。6月17日，聯軍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消息傳到京城，載漪奏請慈禧“攻打使館區”。
載漪的建議令許景澄感到震驚，他在禦前會議上站出來反對，認為“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許景澄的話讓慈禧很不入耳，也引起主戰派大臣的憤怒。
不過，許景澄並沒放棄，隨後又與太常寺卿袁昶聯名上《請速謀保護使館，維護大局疏》，明確指出載漪建議的嚴重性，認為圍攻使館、殺害公使的做法不合國際公法，認為這樣會激怒列強，“以一國敵各國，是關係國家存亡之大事”。
許景澄認為，解決危局的唯一辦法是為外國使館提供保護，令使館人員生命得到保障，同時圍剿作亂拳民，誅縱匪禍首，以此來退洋兵。
就在此時，慈禧得到虛假情報，說列強讓她還政於光緒，令慈禧勃然大怒，本來緩和的態度驟變。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前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求保護使館區時，在東單被清軍神機營章京恩海開槍打死，大戰的最後一根導火索被點燃。6月21日，清廷以光緒帝名義發詔對十一國同時宣戰。隨後，八國聯軍對清軍和義和團開戰。
克林德
7月14日，聯軍占領天津，直隸總督裕祿自殺。北京危在旦夕。
時局的演變令許景澄更加擔憂，他覺得這樣下去，京城黎民在劫難逃。可是，此時朝中主戰派已占據絕對上風，許景澄等少數主張和談的大臣則被視為賣國賊。慈禧為了解除掣肘，下令處死許景澄和袁昶，理由是“任意妄奏，莠言亂政，語多離間”。
慈禧發布的懿旨如下：“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群僚。許景澄、袁昶均著行正法，以昭炯戒。”
慈禧
事實上，許景澄違背慈禧心思，與朝中權臣相左，直言奏請，就已經知道自己性命難保。出事前，他曾對身邊人留言：“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矣，日後和約之苛不待言，君等當預籌之。”他深為國家前途擔憂，“數日之內，鬢發盡白”。
許景澄之死，讓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一幕提前上演。7月28日，在許景澄、袁昶被押赴菜市口刑場路上，觀望的義和團拳民和無知民眾高興得像過年一樣，他們為看到“賣國賊”被處死而歡呼。
許袁二人被斬首後，無人前去收屍。後來還是有相同政見的兵部尚書徐用儀不忍，出麵含淚收屍。僅兩周之後，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遭到與許景澄同樣的命運，被以同樣罪名斬首於菜市口。
許景澄是個正直清廉的學人，完全不是慈禧所說的那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相傳被判處斬首後，許景澄心裏想著，京師大學堂有一筆四十萬兩銀子的辦學經費尚存於俄國銀行，他把折子交給同仁，再三叮囑保留好，以防洋人日後賴賬。對家人留下“吾以身許國，無複他顧”的遺言後，安然赴刑。
8月14日淩晨，聯軍進抵北京城外，對京城各門發起總攻擊。15日，聯軍逐步攻占北京各城門，攻入城內，與清軍展開巷戰。至當晚，聯軍已基本占領大部分京城。慈禧太後、光緒帝和親貴大臣倉皇離京，逃亡西安。留下李鴻章作為議和大臣與列強談判。
慈禧
事實上，許景澄違背慈禧心思，與朝中權臣相左，直言奏請，就已經知道自己性命難保。出事前，他曾對身邊人留言：“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矣，日後和約之苛不待言，君等當預籌之。”他深為國家前途擔憂，“數日之內，鬢發盡白”。
許景澄之死，讓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一幕提前上演。7月28日，在許景澄、袁昶被押赴菜市口刑場路上，觀望的義和團拳民和無知民眾高興得像過年一樣，他們為看到“賣國賊”被處死而歡呼。
許袁二人被斬首後，無人前去收屍。後來還是有相同政見的兵部尚書徐用儀不忍，出麵含淚收屍。僅兩周之後，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遭到與許景澄同樣的命運，被以同樣罪名斬首於菜市口。
許景澄是個正直清廉的學人，完全不是慈禧所說的那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相傳被判處斬首後，許景澄心裏想著，京師大學堂有一筆四十萬兩銀子的辦學經費尚存於俄國銀行，他把折子交給同仁，再三叮囑保留好，以防洋人日後賴賬。對家人留下“吾以身許國，無複他顧”的遺言後，安然赴刑。
8月14日淩晨，聯軍進抵北京城外，對京城各門發起總攻擊。15日，聯軍逐步攻占北京各城門，攻入城內，與清軍展開巷戰。至當晚，聯軍已基本占領大部分京城。慈禧太後、光緒帝和親貴大臣倉皇離京，逃亡西安。留下李鴻章作為議和大臣與列強談判。
濃煙滾滾的城樓
此後，八國聯軍大軍增兵，全力清剿義和團，清軍配合清剿。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關、保定、正定等地，甚至進入山西境內。
在聯軍官員監督下，清兵當街斬殺拳民
1901年9月，十一國與清廷在京城西班牙公使館簽訂《辛醜條約》後，除少部駐軍京津地區，9月17日，聯軍大部撤出北京。
慈禧對列強開戰，是出於維護自身權力的目的，而載漪借義和團對抗洋人也是出於私利，而許景澄諫言卻是擔憂黎民生命遭受塗炭。可是，朝廷處死了他，而屁民也曾為此歡呼。
被罵為賣國賊的許景澄實為愛國者。在任時，他曾為捍衛大清在東北、內蒙和新疆的權益苦爭。他通曉洋務，深知西方列強的實力，少時耳聞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做官後目睹過甲午戰爭的慘敗，他深知在國內混亂羸弱時，與多國開戰的巨大風險，冒死諫言，但最終難逃厄運。
大臣合影，圖中右二為許景澄
對於他的死，他的後任，北大校長嚴複曾作過一副對聯：“善戰不敗，善敗不亡，疏論廷諍動關至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後土式鑒精忠。”
已故曆史學家陳旭麓則認為：“許景澄、袁昶頗能了解國內外情勢，在後黨淫威劫持下的當時，不計個人安危，勇敢地站出來講話，倒是有點責任感和愛國心的。他們的被殺，是個冤案……近代史著作，對他或者避而不談，或者仍貶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認真嚴肅態度。”
有人認為，北大是作為“獨立人格”立於早期中國教育史上的，而許景澄是堅持獨立人格而殉難的第一個北大人。
做晚清的外交官是一種悲哀，這種體會，許景澄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深。他曾對他的學生陸徵祥說過這樣的話：“不要依戀正在沒落的體製，更不要去追隨它，也不要指責它，而是要盡己責……為此，要學會緘默，不管遭遇怎樣的侮辱和欺淩。”
可是，在庚子年國家到了危急關頭，許景澄還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
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的第二年，清廷為許景澄等“庚子被禍五大臣”平反，追複原職。同年，許景澄靈柩被護送南下。與菜市口斬首時的“萬民唾棄”景象截然相反，沿途呈現萬眾瞻仰的局麵。到江蘇、上海時，“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往助執紼，祭奠成市。”
冤案終得昭雪。但是，眾人的表現豈不可歎？朝廷說許景澄是賊子，大家就罵他是“賣國賊”，等朝廷為其平反，說他是忠臣，大家又貓尿頻落。可見，屁民大多沒有思想，隻是看上麵風向標，人雲亦雲的無腦瓜眾而已。
1909年，新即位的宣統皇帝溥儀，追諡許景澄為文肅。
一百多年來，人們對義和團的評價莫衷一是，有人認為他們是禍國殃民的拳匪，也有人認為他們是群眾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因為“列強入侵，欺淩平民在先，平民（義和團等）反抗在後”。但不管怎樣，許景澄反對清廷聯手義和團攻打外交使團，是符合國際法的。而後來的事實證明，貿然對多國開戰，給國家帶來的是一場災禍。
特別是義和團的自我吹噓，以及主戰派大臣相信他們的法術能夠抵禦洋人的槍炮，更凸顯了民間和官方一致的愚昧，同時也表明，像許景澄、徐用儀等頭腦冷靜的官員，麵對西方列強和大清的實力對比時，所作的客觀分析和前景預測的準確性。
在朝臣眾口一詞、阿諛逢迎、溜須拍馬的情況下，許景澄能夠堅持主見，說出真話，其精神可嘉，但是，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辛醜條約》簽字時的情景
《辛醜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巨額賠款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條約進一步加強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全麵控製和掠奪。自此，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大多數人對《辛醜條約》的記憶，主要是賠款9.8億兩白銀，劃定北京東郊民巷為使館區，允許各國駐兵保護，不準中國人居住，等內容。其實，《辛醜條約》前兩款都是對人的，第一款是關於為克林德立碑，第二款是針對清廷各大臣，其中包括給許景澄等大臣平反，也包括對主戰派大臣的處理，方式包括流放、賜死、正法、革職等。
刑部尚書趙舒翹即在賜死之列。趙舒翹原來對義和團保持戒心，認為“拳匪不可恃”，但懾於剛毅權力，遂同意“撫而用之”。京城陷落後，他隨慈禧逃至西安。
次年《辛醜條約》簽訂時，聯軍指趙為拳亂“禍首”之一，逼清政府嚴懲。慈禧起初想護著趙舒翹，無奈將“革職留任”改為“交部嚴懲”。後來扛不住列強壓力，改為“斬監候”，後改為“斬立決”。因趙舒翹名聲很好，西安鄉紳百姓聞訊為其請命，慈禧遂命“賜死”於趙，令陝西巡撫岑春煊監督執行。
趙舒翹得命後，嚐試吞金、服砒霜，但都沒立刻致死，痛苦不堪。後岑春煊命人“以燒酒噴紙，糊其七竅方才窒息身亡”。
據傳，許景澄當初在菜市口被斬首時也死得很慘，行刑時，劊子手索賄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許景澄脊椎上，頸椎斷裂而氣管猶存，讓許痛苦而死。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數名大臣被正法、賜死的情況下，鬧得最歡的載漪卻活了下來，被流放新疆，辛亥革命後返回北京，1922年病死。
許景澄是主和派，趙舒翹被裹挾而成為主戰派，但是，在國家遭到外敵入侵和攻陷後，他們都失去了寶貴的生命，身為朝廷大臣，死得十分屈辱。他們的死，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慘命運，更是一個孱弱多難的國家命運的寫照。
身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許景澄未必對這所中國最高學府做出過多少具體貢獻，但是他的求真精神和獨立人格，卻是給後人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如同屈原《橘頌》中的詩句：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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