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一個被唾罵的“異類”與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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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聞溪 知本論 2024-01-07 21:03 聽全文
他1835年中秀才，1836年就讀嶽麓書院，為通“夷情”，最先提出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以洋務之“罪”，負獨醒之累，受娥眉謠諑，是一個孤傲的先行者。
他公開提出“以法治國”“君主不如民主、人治不如法治”等觀點，作為洋務先知，集經世諍臣和狂狷名士於一身，其諸多思想超越了同時期的官僚，乃至超越了他所在的那個時代，由此導致他頻遭非議、背負罵名，直至在悲憤中辭世。
他，就是晚清首任駐外公使，被譽為“洋務先知”的郭嵩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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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郭嵩燾出生於湘陰，湘陰在清代屬於長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個通達之地，但郭嵩燾出生的年代也是世界格局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
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帶來的巨額利潤迅速鞏固了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並繼續向海外擴張殖民地，而且國內人民人#權#意識日益高漲，權利運動此起彼伏，憲#章#運動也開始醞釀發端，一個人類嶄新的文明即將出現在英倫三島並必將傳播到全世界。
1799年10月，拿破侖發動霧月政變，推翻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建立帝國，成為拿破侖一世。拿破侖建立軍事獨裁後，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遺囑執行人，他在法國建立銀行，發展教育，建設水陸交通係統，頒布了影響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拿破侖法典》，確立公民平等，宗教寬容，個人自由，財產神聖，等等等等。通過十多年的戰爭，拿破侖征服了歐洲大陸大部分國家，也把自己的價值觀推向了全歐洲。
而美國也在獨立戰爭後建立了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三權分立的聯邦共和國，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製訂，1789年3月4日生效，同日，華盛頓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以總統為稱號的國家元首，1797年，華盛頓任滿兩屆拒絕連任，亞當斯接任第二任美國總統，這也是人類曆史上首次在國家最高元首上的和平更替。
華盛頓肖像（油畫作者：Rembrandt Peale）
1816年門羅就任美利堅共和國第五任總統，他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著名宣言也即門羅宣言。影響今後人類世界曆史進程的三大現代民主國家美、英、法已經初具雛形。而在郭嵩燾出生前三年的1815年，對歐洲乃至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曆史人物俾斯麥也呱呱落地。
西方世界山河已經沸騰，日新月異，而神秘古老的東方依然靜悄悄，鍾聲悠然。
1799年2月，中國農曆的正月初三，北京城滿大街在傳遞一個信息，統治大清朝長達64年之久的乾隆爺弘曆終於駕崩，這位人類曆史上統治一個國家時間最久的獨裁者把中國這艘肮髒破舊的巨大木輪開到了惡浪滔天，危機四伏的曆史三峽的穀口便撒手而去，他的第十六個兒子，深肖朕躬的永琰也即後來的嘉慶繼承了他的帝位。
嘉慶皇帝畫像
滿清王朝的這位第五任君主顯然並不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一隻巨大的燙手山芋，麵對急劇變化的世界格局，嘉慶的表現類同智障。乾隆死後第五天，他搞掉了自己獨裁路上的最大威脅權臣和坤，然後向臣民許諾“鹹與維新”。但一直到他死去的1820年，他也沒有開啟過所謂維新改革。
1805年，陶醉於成功消滅白蓮教的嘉慶皇帝突然采取嚴禁西洋人在華活動的一係列強製措施，算是他對世界局勢作出的自我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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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家曾經“富甲一方”，到他父親一代，家道中落。1835年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嶽麓書院讀書，與曾國藩、劉蓉等人成為好友。
1840年22歲的郭嵩燾在友人推薦下來到浙江，成為浙江學政羅文俊的幕僚。那一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來自英國的東方遠征軍於浙江登陸，先攻占了定海，一月後北上渤海。越明年，英軍炮轟廣州，隨後攻占廈門。
短短的時間之內，定海、鎮海、寧波、慈溪、餘姚、奉化以及吳淞、鎮江、上海、南京等沿海城市相繼淪陷，郭嵩燾當時正在浙江，他親眼目睹了浙江海防在英國人的堅船利炮之下如此不堪一擊。而這場戰爭給郭嵩燾心理上造成的衝擊無疑更加巨大，甚至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軌跡。
1847年郭嵩燾第五次考試考中進士。然而，仕途才剛剛開始。郭嵩燾的父母就相繼去世，他依定製回鄉丁憂。就在此時，太平天國運動蓬勃興起，太平軍一路北上，於1852年9月圍攻長沙，全省震驚。
當時，郭嵩燾一家與左宗棠一起在湘陰玉池山梓木洞躲避戰亂。危難之際，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根據貴州知府胡林翼的極力推薦，在趕赴長沙就任途中，特地派人攜帶重金，邀請左宗棠出山守衛長沙。
然而，心高氣傲的左宗棠卻擺出名士架子，沒有答應。郭嵩燾帶著眾人前來勸說：“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
在郭的極力勸說之下，左宗棠最終決定臨危受命。後來又極力勸說在老家丁憂的曾國藩奉詔總辦全省團練事宜，興辦湘軍以鎮壓太平軍，郭嵩燾隨軍行動，積極出謀劃策，成了曾國藩的幕僚。
1853年5月，太平軍圍攻南昌，郭嵩燾隨湘軍一同奔赴前線，連續幾場作戰湘軍均告失利。郭嵩燾觀察發現，湘軍水師與太平軍實力相差甚遠，致使湘軍同時要應對陸路和水路的進攻、腹背受敵，於是建議湘軍大力興辦水師。曾國藩聽取了他的建議，把水師作為建設重點，逐步贏得水上作戰的主動權。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
對於團練武裝來說，因為不在清朝官方兵製之內，沒有固定的軍餉供給，經費籌措始終是個大問題。1853年至1856年期間，郭嵩燾受曾國藩派遣，到湖南、浙江等處籌集糧餉，當起了湘軍的“糧草官”。他曾擔任湖南勸捐大員，大力推行厘捐製度，對所有經過本地關卡的商品進行征稅，以稅收來維持湘軍運轉。後來，這一做法在全國進行了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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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在江、浙、粵等地為官過程中，對西方先進的政治體製、商業模式、科學技術等有了較多的接觸和理解，逐漸形成了具有獨特見解的洋務觀。
1856年，郭嵩燾在上海為籌集湘軍糧餉時，那年他38歲，已是湘軍的重要將領。根據《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燾到來時，英國人法國人在“洋涇浜”落腳十餘年，已經營得有模有樣。
清末的洋涇浜。兩岸各式中西建築鱗次櫛比，水道中航路繁忙
這是郭嵩燾第一次與洋人打交道，西式的洋房、西方的火輪船、街道上行走的夷婦和“極秀麗”的洋小孩，科技書籍以及與夷人交往中的禮節，這一切讓郭嵩燾開始對有了西方轉折性的認識，對夷人的態度也有所轉變。夷人不再是觀念中缺乏教養、野蠻的形象。在當地與法國西洋行的“頭目”時，前來和郭“握手相款曲”。更使他感到“彼此言語不相通曉，一麵之識而致禮如此，是又內地所不如也。”
上海之行是郭嵩燾與西洋人第一次零距離的接觸，與16年前那種模糊不清的印象相比，這次他顯然感受到了一種全新文明對自己內心的強烈衝擊。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詳細記錄了下來，比如他對自己看到的洋人住居的洋樓發出“殆罕與倫比”的感歎。而且他還興致勃勃地登上英國兵船。
通過與洋人的交往，使他強烈感受到中國士人對西洋人的鄙夷實屬自身的無知。西洋人毫無疑問是文明人，並非全身長毛，渾身發臭，尚未進化完全的夷狄。從他的字裏行間能看出，他甚至認為西洋文明已經達到的高度遠非華夏文明所能及。
此後，郭嵩燾每到一處，必然去看西方傳入的最新科技和器械，還閱讀了多部介紹西方的著述，進一步增加了對外部世界的認識。
在1859-1860年期間，郭嵩燾又協助蒙古族將領僧格林沁對抗英法聯軍。他不讚同采取戰爭，認為打仗解決不了問題，而且“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建議和外國人談判解決。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和論”，連當時的洋務老手也對他有所誤解。用曆史學家徐中約的話說，“他從不鼓動借助兵刃抵擋外國人，而是堅持不懈地闡釋順勢而為的智慧，因為他意識到中國在軍事競賽中絕無勝算的可能。”
1861年，有感於近20年來夷務(外事)工作一再出現的怪現象，郭嵩燾沉痛地說，其實中國人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與外國人劃定章程，與他們平等相處，不應該怕他們。但如果不了解外國的情況，一味用蠻力，反而會使夷亂加劇。
同治帝載淳（1856－1875年，1861－1875年在位）
同治改元（1862年）後，正與太平軍作戰的李鴻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務且能理財籌餉的郭嵩燾，先是作為“蘇鬆糧道”，然後轉任“兩淮鹽運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署理廣東巡撫。三年時間，郭嵩燾最得意的是他在香港辦的事。
郭嵩燾認為，麵對“洋夷”，當局者最重要的就是認清“情”、“勢”、“理”。“情”就是洋情，隻有主動了解洋人，知道他們所為何來，才能更好地處理洋務；“勢”就是要認識到“洋夷”的挑戰不是一下就能解決的，是一個很長時間內都必須要麵對的問題，要有長遠的打算，而不能隻想蒙混一時，舉棋不定，戰和反複，進退失據，這樣隻能使洋務越辦越糟；“理”就是對方提倡和主張的“公理”。
他精通洋務的特長在任廣東巡撫期間得到了全麵發揮。其中有三件事最有代表性：一是幫英商追回被騙的銀子。一個香山人騙了英商二十萬兩銀子，而廣東地方查了三年還沒有結果。他到任後，僅十多天就有了結果，英國領事專函表示感謝；二是與荷蘭換約。換約時，郭嵩燾發現約文是抄本而非原本並且隻有洋文而沒有漢文，郭根據國際慣例，據理力爭，最後荷蘭公使不得不再重新請示國內，並道歉。三是處理太平軍水師將領侯玉田。天京失陷後，他流亡香港，在經商的掩護下，運送軍火接濟太平軍餘部。在當時人看來，此事很棘手。而郭嵩燾得知此事後，以他行劫海中,違反“公法”的名義,向香港方麵交涉。結果很快侯玉田便由香港解歸廣州正法。
郭嵩燾巧妙地處理洋務事宜的能力，廣受讚賞，李鴻章、恭親王奕?等都對他讚賞有加，稱他是當時最精通洋務之人。早在1859年，還是翰林院編修的郭嵩燾就奏請設立外國語學校，這一建議受到鹹豐皇帝的高度重視，遂下令籌備建校的各種事宜。
1863年，當好友馮桂芬向李鴻章提議在上海設立學校、培養洋務人才時，郭嵩燾積極響應，為即將成立的上海廣方言館擬訂了14條章程。1864年，他在廣州開辦同文館，這是嶺南第一所、全國第三所專門培養外語人才的新式官辦學校，地點選在廣州市大北門朝天街（今朝天小學）。
廣州同文館開館那天，署理廣東巡撫郭嵩燾親自主持儀式，親筆擬訂章程，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搖旗呐喊。
清代新式學堂外國教習上課情景（資料圖片）
同時郭嵩燾在廣東看到了某種相當可怕的“權勢轉移”——當地“民人有所呈訴，不於地方官，而於英領事”。因為“地方官之屈抑吾民”，百姓要伸冤，通過外人反而“易於上達”。一個在職巡撫說出這樣的話，別有一番滋味。
郭嵩燾著實是清王朝的夢醒者，但在當時被推為第一個睜眼看西方的中國人是——魏源，他的《海國圖誌》士林中幾乎家喻戶曉，書中那句“師夷長技以製夷”不僅被士人奉為自慰的精神鴉片，也被後世的統治者引為對付西洋的經典，他也因此贏得巨大的虛名。
同為湖南老鄉，深受郭嵩燾推崇的魏源1848年初秋平生第一次來到香港，香港的繁華讓這位《海國圖誌》的出版人感受到強烈的震撼，他甚至誇張地把自己所看到的香港比作神話中的蓬萊仙境：山邪雲，城邪人，胡為兮可望不可親？豈蓬萊宮闕秦漢所不得見，而忽離立於海濱。豁然橫亙兮城門，市廛樓閣兮兼郊…..
但郭嵩燾顯然不會沉醉於魏源式的塵夢裏，他已經從塵夢中徹底醒來。從上海回江西時，郭嵩燾特意給曾國藩帶了兩件東西：雙眼千裏鏡和一個風雨表。郭嵩燾想把自己在上海的見識與曾國藩分享，然而令他深感遺憾的是，這位與他風雨同舟數十年的好友，在對待夷狄的問題上卻與他有不可逾越的分歧。
沒過多久，郭嵩燾與曾國藩分手，告別了自己參與創建的湘軍，此後十多年，直至曾國藩離世，郭嵩燾再也沒有與曾國藩共事，哪怕期間他幾次解職回鄉，賦閑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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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運動廣泛興起。當時，主流的洋務派都持有“中體西用”的理念，設想以西方技藝之“用”，捍衛封建專製之“體”，把救國的焦點都放在“練兵”“製器”上，努力實現“師夷長技以製夷”。
1874年11月，總理衙門引日本侵略台灣省事件為訓，奏請“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為自強的六條緊急“機宜”。緊隨其後，原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奏陳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建議清政府建立一支近代化海軍。清政府把這兩個奏折寄發給各督撫大員討論，掀起了一場關於如何興辦洋務的大討論。
在沿江沿海督撫大員紛紛複奏表示讚同時，在鄉賦閑8年後剛剛重獲啟用、擔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燾，卻遞交了一條立場觀點不太一樣的條陳。
郭嵩燾認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發出了從政教上向西方學習的呼籲。
他也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這些主張絕非易事。他提出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三十年可成，學習西方生產製造技術則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學校需要百年才能大有收獲。振興人心風俗是最為漫長的，需要三百年的時間，其中一百年用於清除陋習，一百年用於培養新人，再一百年用於穩固新風尚。
這篇中國要想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先經過二、三百年的漫長轉型的論述可以說是其最有份量的預言。與郭嵩燾差不多同時的王韜曾說：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郭嵩燾的預期沒有那麽樂觀，他感覺朝廷行政用人“顛倒失次”，“而人心詭變，連讀書人都無禮無信，不仁不義”，“上有釀亂之有司，下有應劫之百姓，亂至無日矣”，“回首人間憂患長”，苦難或許才剛剛開始。
在所有人視洋人為夷狄，為洪水猛獸時，郭嵩燾就認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禮通之”，“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務者”。
這樣的見識，大約在1855年他見識上海英法租界“洋涇浜”之前，就已經形成。曾幾何時，漢民族開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在韓愈的文章中，已經把“禽獸夷狄”作為一個詞來使用。
而在郭嵩燾看來，即使上古時候，所謂“夷狄”也隻是一個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視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劃然中外之分也”。郭嵩燾的說法，顛覆了多少年來把“夷狄”等同“禽獸”的霸權話語。
不僅如此，郭嵩燾還認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擬，“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而且，“夷人之於中國，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為中國之利”。因此，雖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則，就會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那才是真正的災難。
不過郭嵩燾洋務觀念的形成，也不僅靠這類身臨其境的接觸。他自認雖見聞不多，然“衡之以理，審之以天下之大勢，而其情亦莫能遁”。道光二十三年他在辰州知府幕中與“張曉峰太守語禁煙事本末，恍然悟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無可易者”。
換言之，是中國內先不安而後外患至。前引朝廷惟以名利二者“駕馭天下”，就不僅造成“人務為利”的官風，更導致“島夷通市，逞其商賈之勢，以貽中國之憂”。這樣一種從中國的失誤理解洋務的思路，在當時是一個了不得的異見，也必然是曲高和寡的“孤懷”。此後關於洋務的“宏識”，大體也是沿著同一方向的深入論證，既有更多的體驗，也不時上升到學理層麵。
在賦閑8年期間，郭嵩燾返本溯源，在鹹豐九年，郭嵩燾就認識到洋務非短期可了之事，故建議“當籌數十年守禦之計，非務防堵一時”。但這樣一種“經世致遠”的眼光，仍然讚同者寡。不久他就慨歎“夷務曲折，舉京師無人能知其要領，獨鄙人能見及一二而已”。不僅上官“不能省悟”，朋友間也缺乏共鳴，結果是自己“於夷務不甚談論，為知此者實無人也”。
在經濟方麵，郭嵩燾主張民、商自辦企業，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這樣的說法，自然也多有冒犯。古代中國，雖然有士農工商“四民”之說，但在作為統治的文化裏，“商”一直多負麵性含義，所謂“無商不奸”。
他意識到，“西洋以行商為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僅此一點，西洋之入中國，就是無法阻擋和拒絕的，這是商業的邏輯，比強權的政治邏輯更加持久有力。
作為官員，郭嵩燾認為，通商造船，不能“官樣行之”，“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費則國家承之，得利則歸中飽”，“利未興而害見焉”。泰西“富強之業，資之民商”，“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那麽，對於當局者來說，重要的就是為商民提供保障與服務，而讓郭嵩燾懊惱的現實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之反”，中國的事情，“阻難專在官”。
郭嵩燾通過研讀西方科學技術與政治製度的譯著，認識到近代西方已非“蠻夷之邦”，也不像傳統士大夫所認為的那樣，隻有“末”而沒有“本”，西方高強的原因在於政教修明，有本有末。
郭嵩燾走得很遠,他鄙視現有秩序,一心說服當局放眼世界,用世界通行的方式來看待時局、整理時局。說得簡單些就是:“中國之於洋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製伏,而中國一味蠢。”
一句話，西方國家其實隻是為“利”而來，要求通商而已，對領土沒有什麽企圖，也不是為了讓中國俯首稱臣。郭嵩燾已然看到，世界對話的語境變了，中國的大一統情勢下，國與國之間是宗主和附庸、征服與臣服、膜拜與賞賜的關係；如今卻變為互通有無的商業往來關係，以平等和契約來相互約束，契約已成約束雙方的合約關係,無關榮辱。
一旦不“講理”成為中外交往中的常態，則最終結果，可能是禍國殃民。如郭嵩燾所說，“所謂‘不辱君命’者，正以君子之道自處，使敵人心服。若第以口語淩轢，鬥捷取贏，互相詆辱，何益之有”？蓋“國之強弱，固不在此”。若交涉中“必以無禮之詞激之”，其實是自己“不學無術之征”。這是他1860年說的話，後人讀此，能無感觸乎！
他對於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斷，對於晚晴社會的檢討與未來中國的認識，在他的同輩中罕有能夠企及者；與龔自珍、魏源等士林領袖相比，他的胸襟也要寬廣很多，郭嵩燾應該是他那個時代站得最高，看得最遠的中國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高度。正因為如此，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舉步維艱，坎坷不斷，他的見識與作為，常常充滿爭議、攻訐乃至毀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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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1866年，因為左宗棠的糾參，也因為他自己在抑鬱憤懣中的請求，郭嵩燾解職還鄉，回到長沙。
一般認為，郭嵩燾與左宗棠的隔閡，主要是因為性格、能力和行事方式上的差異導致的，其實未必沒有觀念方麵的原因。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主張成立一個類似“市舶司”的機構，管理海上商貿，允許商民參與貿易與製造，與洋人競爭逐利，他甚至有過動議，與洋人一起入股設廠，建造火輪船，派士紳主持，此事未及執行，便卸任還鄉了。
與此同時，左宗棠在福建卻得到朝廷旨意，創辦福建船政局，郭嵩燾眼睜睜看到官辦的企業如何被洋人“欺侮愚玩”，如何靡費國帑而效率低下，直到馬尾船廠在中法之戰中化為灰燼，感歎自己的主意被擱置而左帥的方略得以執行，乃是“國家氣運使然”。
長沙八年，郭嵩燾仰觀俯察，對於家國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產生了更多憂患。
郭嵩燾與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有金蘭之誼，與左宗棠是“發小”。但他的知名，並非如曾國藩、左宗棠那樣，因為有顯赫的“功業”，而是作為洋務運動中最有見識的思想者，作為晚清首任駐外公使——以欽差大臣身份於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國、法國，顯示出了不同尋常的精神與人格魅力。
同治十三年，郭嵩燾57歲，朝廷詔命他赴京陛見，朝廷先是任命他作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滿三月，又緊急召回，讓他出使英國。原來，朝廷因為雲南“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國“賠罪”，此事尤其緊迫。
清政府第一次派遣駐外公使，其重要使命卻是去賠禮道歉。1875年2月雲南發生“馬嘉理案件”，英國使館翻譯官馬嘉理在雲南被殺，引起交涉。清政府在英國壓力下答應派大員赴英赴英“通好謝罪”。因郭嵩燾對西方較為了解，對洋務又有著獨到的見解，於是這項艱巨的任務就交給了他。更重要的是，他作為大清派遣的首任常駐公使，將開啟一個曆史性的局麵。
馬嘉理事件
在中英兩國政府就“撫恤”“賠款”“懲凶”事宜進行討價還價時，在京等候赴英的郭嵩燾得以升任署理兵部侍郎，在總理衙門行走。不久後，他上奏朝廷，要求從嚴懲處對馬嘉理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雲南巡撫岑毓英。他還提出各國之間往來應該以禮相接，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禮教和交往方式，而國內的士大夫不明時勢，一意詆毀，以致屢生事端，馬嘉理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雖說郭嵩燾從未走出過國門，但是借助於擔任過廣東巡撫的經曆和對西洋事務的經意考察，他對西方列強的見解，不但比保守派，而且比洋務派領袖們也高出了一頭。因此，他接到出使任命，還是有些躍躍欲試的。但是，他萬萬沒有料到，消息一經傳出，首先是家鄉人民不答應了。素以“霸蠻”之氣著稱的湖南人，把郭嵩燾的接受“出使番邦”，看成湖南人共同的奇恥大辱。時值湖南鄉試諸生正要考試，於是集會，商議搗毀郭嵩燾住宅。當時就在長沙城內玉泉山上，貼出一首諷罵郭嵩燾的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麵對滔滔輿論惡浪，郭嵩燾身心俱疲，幾次以身體有病為由向朝廷告假，請求不予出使。但慈禧太後先後兩次召見，對他多方慰藉，加之李鴻章等人的熱情鼓勵，使他重燃出使的信心。在日記中，他坦露心扉：“以為時艱方劇，無忍坐視之禮”，加之“出使西洋為今日創舉，而關係中外大局，以立國家久遠之基”，因此毅然決定不顧個人榮辱，勇敢麵對這條注定凶險的出使之路。
光緒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燾一行從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國，正式就任駐英公使，後兼任駐法公使。在不足兩月的旅途中，郭嵩燾抓緊一切機會，幾乎每到一處港口，他都會想方設法地弄到報紙，並請人翻譯所載內容以便了解時事：在檳榔嶼(馬六甲海峽北口,今馬來西亞的檳城州)，翻譯給他找來了《泰晤士報》，郭嵩燾請他“譯出論滇案始末一段”。
在公使任上，郭嵩燾“如魚得水”，他曾經對於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證，他像海綿一樣吸納西方文明，尋找這種文明的動力，並由此自我反思，感歎國家遲暮，自己“年老失學”，小楷的日記有時一天寫到七八千字。
郭嵩燾身在倫敦，不同於中國的英租界，他看到了那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的本體，倫敦的繁華都會，議會政治，自由經濟，重商主義，獎勵科學，大學製度，蒸汽電氣，社交禮儀，西方音樂，這是完全迥異於古老中國的另一偉大文明，而不是什麽鬼蜮技倆。從這時候開始，郭嵩燾每天用日記的形式寫下來自己的見聞和思考，他要讓中國人明白，西方文明的活力和希望，在郭嵩燾的文字裏。
郭嵩濤在倫敦畫像
他第一次向國人談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伊比鳩魯，也第一次論及社會學家孔德，數學家萊布尼次。在漢語世界裏，他最早提到莎士比亞，提到亞當.斯密與約翰.穆勒等西方傑出人物。對於西方政教，郭嵩燾更是表現出學習的急迫。他在牛津大學考察兩天，二十多個學院，兩千多學生，宿舍、寢室、書房、圖書館，無不令他驚歎。郭嵩燾所到之處，都不恥下問。旁聽學術講座，觀察學生接受學位的儀典，出席各種學會，參觀英國博物館。郭嵩燾的筆下，至今還留有150年前的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複加”。
按照朝廷的要求，他很快以《使西紀程》為名，寄回了自己從上海到倫敦51天行程的日記，還自以為小心謹慎地刪改了其中覺得可能“不中聽”的話。
然而，當這份日記刊行之後，卻在京城士大夫中掀起了軒然大波，紛紛叫罵郭嵩燾崇洋媚外、美化西方。王闓運說，郭嵩燾大概已經“中洋毒”，李慈銘說，郭嵩燾“誠不知是何肺肝”。此書一出，“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這是號稱有見識的學者的言論，政客的反應則是動手，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奏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給他扣上了“賣國”的大帽子，請求將《使西紀程》毀版，張佩綸請求撤回郭嵩燾。
總理衙門將郭嵩燾的出使日記以《使西紀程》為名刊印出來
後來梁啟超曾講述過這段故事：“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作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的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噯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在一波波討伐聲浪中，清政府命令將《使西紀程》毀版，並對郭嚴詞訓斥，隻不過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接替人選，才勉強將他留任。
而郭嵩燾率領的使團在倫敦街頭露麵之後，也在西方社會引起了轟動，很多人好奇地看著這一隊穿著長袍、留著長辮的中國人。
郭嵩燾很快就投入到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中。在覲見英國女王時遞交的國書中，他特意注明自己作為“道歉”欽差的同時還是長駐公使，並加上了副使劉錫鴻的名字。關於覲見的禮儀，他曾經詢問英國駐華公使，但此君有意隱瞞、盼著他出醜，直到他詢問了此前出過國的蒲安臣使團和崇厚使團的情況，這才心裏有了底。他向英女王行的是三鞠躬禮，而不是中國官場的跪拜禮，總算在場麵上沒有留下笑柄。
覲見女王之後，他相繼拜會了英國外相、首相等官員，以及多國駐英公使，還通過參加社交活動等時機接觸官商各界人士。他還深入社會各個領域，了解英國的商業、科技、教育、學術和風俗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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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關於洋務的突破性見解還是從京師到鄉裏對他的謗議，其實都起於使英之前。西行的經驗進一步證實並強化了他原有的認識。
通過對英國資本主義政治運作的實地考察，郭嵩燾逐漸擺脫了君權至上的思想束縛。在英國，他不僅敢於考究西方的民主政體，而且敢於肯定其優點。他說：西洋的國政一概公開，而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餘年的國政，卻正好與此相反。郭嵩燾列席旁聽了英國下議院的辯論，也曾認真研究英國議會政治發展的曆史，結果認識到，議會和政府兩者互相牽製是英國立國千餘年不敗的原因。
通過對英國憲政的考察，郭嵩燾不僅試圖將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與西方的民主憲政思想統一起來，還將之與中國封建政治相比較。他認為：“民主主義與民本主義的共通之處就是愛民，執政者注意通民情，司法行政注意便民、利民。”
此時的西方為何如此強大，郭嵩燾認為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強大，而是通過不斷改革弊政，實行民主政治重視“通民氣”，“推原其（指英國）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議；設買阿門（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係，迭盛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敝，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
郭嵩燾認為西方立國長久的根本在於設置議院、市長製順從民願，君民交相維係，實行議會製度，君民共主國政，認為其是促使西方不斷強大並且長治久安的根本。“
1890-1900年代的英國倫敦
在郭嵩燾看來，“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誠”，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詩經》的話說，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後的中國，“懸法律以束縛天下”，“民之受其迷者兩千餘年”。他甚至質疑所謂“聖人之治”，認為靠君主個人道德維持的政治其實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眾庶”的政治，這就是西洋立國之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此“法”當然不同於秦“法”。由此出發，教育學術，人心風俗，煥然一新，工商業的繁榮，順理成章。
但是，郭嵩燾同時意識到，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從技術上講，可以“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這樣的“本末之辯”，證明郭嵩燾不僅較真，同時也務實。
期間，郭嵩燾與英法“精天文之學”三觀天文台，分別為英國格林尼治天文台、牛津大學天文台、法國巴黎天文台，可以說，當時西方為數不多觀天巨眼大多被郭嵩燾盡收眼底。
“自泰西格致之術精，而鏡之為用大，千裏鏡可以洞遠也，顯微鏡可以析芒也。”這是當時中國士人對望遠鏡的一般認識，就其價值而言無非是王公貴胄的手中玩物，或是軍事戰爭中的製勝法寶。
郭嵩燾早於鹹豐六年(1856)在上海利名、泰興兩處洋行就以高價購置雙眼千裏鏡一器，但在此期間有幸三觀英法觀天巨眼之後，即敏銳地洞察到19世紀西方近代工業的發展特點。英法造巨鏡、觀大天這種看似脫離實用的背後，折射出了西方的科學功能觀，也是西方文明富強的根本所在。
郭嵩燾不是第一個利用大型望遠鏡觀天的中國人。誌剛和王韜也曾一睹西土望遠鏡，但顯然不如郭嵩燾觀英法三處天文台後能細致全麵記錄，且有幸能與天文學家進行深入討論。誌剛等人看望遠鏡，不外是一種奇異的物事或令人叫絕的機器。郭嵩燾在見識和定義西方天文儀器上卻比時人進了一步。
倫敦的液壓鏈條試驗機工廠
為了親身體驗新聞紙的生產流程和經營方式，他曾專門冒雪前往《泰晤士報》報館實地考察，並認真記錄下了《泰晤士報》的生產印刷流程。這可能是國人第一次詳細記載新聞紙生產的經過：
雪。往觀《代謨斯》新報館。館主馬克敦羅陪同遊曆。日收新報編次之,而檢字機器為多。初用機器製出鉛字廿六字母,列入鐵夾中,用機器轉動之以成文。每新報一段成,送校對處校對之,凡曆數次,乃合編入大鐵板中,用機器壓之,其字皆影入紙上、再置一圓機器中,熔鉛貫之,隨紙高下成字。合四鉛刻成新聞報一張,置印文機器中,卷紙逾數百丈,若洋布然,印車動,隨轉隨印,至前截斷其紙,而用扇板前後扇之。每車印兩鉛版,前後分異,無相混者。再轉入一機器,折成四疊。大約檢鉛字及檢對之力為多。合成鉛版以後,每日印刷新聞報七萬紙張,不過一點鍾可以竣事。三便宜得新聞報。。。。。。
從生產流程到經營狀況，郭嵩燾此行都做了比較細致的考察，甚至與半個世紀之後戈公振的考察相比也不遑多讓。
他還參觀了英國牛津大學和各類學校、圖書館、博物院、實驗室，認為“西洋政教、製造，無不出於學”，並建議中國向西方學習，開辦學校，多派留學生。他還考察了英法的一些工廠、炮台和科技設施，認為西方科學技術的發達在於“實事求是，西洋之本也”。
1877年3月15日郭嵩燾在英國官員陪同下參觀電報局，“電報各異式……一辨聲知字，運用尤靈， 其機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此時，英國的信息傳遞也處於大爆發時期。1852年以前，已經有一條電報成功跨越了愛爾蘭海，到1865年，已有數條電報越過大西洋發至北美，越過紅海發至印度。此後，電報的影響力遍及大英帝國，在郭嵩燾到達英國的年代，電報網絡包含了裏程數達到2.2萬英裏的電報，從超過3000個收發點生成了600萬條信息。
1851年，從倫敦到巴黎的電報發出
盡管已是六十有餘，郭嵩燾還是適應了歐洲各種社交場合中的女性參與。在19世紀後期，這堪稱是了不起的胸襟。在當時，中國女性被擯棄於公共生活之外，隻能在家裏相夫教子。按照當時的駐使慣例，公使拜訪官員，公使夫人也要拜訪其夫人。
郭嵩燾初到倫敦，駐華公使威妥瑪的夫人就來拜訪他的家眷。他也鼓勵自己的如夫人梁氏參加公使夫人聚會，和金登幹夫人遊覽動物園等地。
郭嵩燾參觀法國世博會中國館 (法國畫師繪)
經過一段海外生活的實際體驗，他逐漸認識到當時中國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1878年春，英國《泰晤士報》抨擊政府近年授波斯國王勳章一事，認為“半文明國家不足以授勳”。他感慨說：西洋人將國家分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蠻的，而中國被稱為半文明的。但漢代以前，隻有中國有教化，其餘地方中國人都稱之為“夷狄”。現在都翻了個，如按文明發展程度區分文野，現在輪到歐洲人視中國為“夷狄”了。中國士大夫到現在還沉浸在“華夏中心”的迷夢中，怎不令人悲傷啊！
但郭嵩燾在國外的言行卻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尤其是駐英副使劉錫鴻的誣陷。劉錫鴻經常向總理衙門打小報告，並羅織各種罪名誣告郭嵩燾。如他曾揭發郭嵩燾“三大罪狀”，其實都十分荒謬可笑。其一是說郭嵩燾在參觀英國甲敦炮台時，披上了洋人提供的大衣。他認為這是有失體統，“即令凍死，亦不當披”。其二是說郭嵩燾在倫敦宴會上，見到巴西國王，“擅自起立”。他認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其三說郭嵩燾在英國白金漢宮聽音樂會時取閱節目單。他認為這是“刻意模仿洋人，趨媚忘本”。這些本來是社交場合的正常禮節和行為，卻被劉錫鴻大做文章，誣蔑為“崇洋媚外”。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劉錫鴻後來又密劾郭嵩燾“十大罪狀”，加以“藐視朝廷”、“詆毀時政”、“出語狂謬”、“違悖程朱”、“有失國體”、“有私通洋人之嫌”、“謂以婦女迎合洋人，令學洋話、聽戲，指為亂俗”等罪名。甚至以英國國會藍皮書中讚揚郭嵩燾公使的一段話，作為郭“私通洋人之實證”，欲將郭嵩燾“誣以逆謀”，置之死地而後快。
郭與劉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越發不可調和。最終，清政府幹脆各打五十大板，於1878年8月決定將兩人同時召回。
7
光緒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燾黯然離任，他甚至沒有再到北京述職，而是直接返回了長沙。他對於朝廷有點絕望，對於朝廷大佬們主導的洋務也幾乎失去信心。
但在長沙等待他的不是歡迎，而是城內隨處可見攻擊郭嵩燾勾結洋人、當賣國賊的標語。郭成了過街的老鼠，到處都是一片喊打之聲。就連他乘坐的小火輪拖帶的木船，都被長沙、善化兩縣以“輪船不宜至省河（湘江）”為由拒絕停靠，迫使他改行陸路。就這樣，郭嵩燾背著罵名出訪，又在一片罵名聲中黯然歸來，徹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郭嵩燾避居鄉野，卻依然難擋塵世紛爭。他回湖南後不久，總理衙門通知當地官場，即將有洋人要從廣西到湖南遊曆。當地鄉紳謠傳是郭勾結來的洋人，群情激奮的學生紛紛到他居所抗議。他派人去上海辦事，就說他要找洋人撐腰。他與朋友準備創辦“校經堂”，就有人指責他以講經史為幌子，目的卻是宣揚西方技術。不管他做什麽，都會被放在有色眼鏡下檢視，被輿論貼上“通洋”的罪名大加討伐。
但郭嵩燾回到家鄉仍關心國事，憂國憂民，曾為琉球、伊犁、越南等交涉建言獻策。並在湖南倡辦洋務，創辦思賢講舍、禁煙公社。盡管遭到守舊派阻撓嘲諷，他始終堅持向西方學習的主張，認為“雖使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並批評“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相反”。雖然“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
盡管英國《泰晤士報》、上海《字林西報》載文稱譽郭嵩燾，並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務派官員劉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請召用郭嵩燾，但直至郭嵩燾終老於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應扶植私營經濟、把官有資產交與商人經營的郭嵩燾，晚年三次申請開辦輪船公司，第三次還直接得到權傾一時的李鴻章的支持，但終歸化為泡影。本想經由考察西方強盛之道而報國的他，在“公論”大潮麵前，無可奈何地成為觀潮者。此種心境，他隻能訴諸筆端，在晚年的一首《戲書小像》詩中，他歎息道：“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不過，他也自信：“流傳百代千年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外界的非難與責罵、內心的孤獨和苦悶注定是郭嵩燾心頭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在孤寂中溘然長逝。
去世時，李鴻章等人上疏，請求朝廷將他的學行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予賜諡，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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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最高當局認為“頗滋物議”而至於妨礙給他立傳賜諡的“所著書籍”，就是郭嵩燾出使英國後發回總理衙門刊印的《使西紀程》。
郭嵩燾有點想不明白，他在為反擊何金壽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說，何金壽“所據為罪狀者，在指摘日記中‘並不得以和論’一語”。
《使西紀程》中確實有一段議論：“南宋以後邊患日深，而言邊事者峭急褊迫，至無地自容。”“以夷狄為大忌，以和為大辱，實自南宋始”，而現在的形勢與南宋不同，“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如此，怎麽能不認真講求應付之法，怎麽就一定“不得以和論”呢？無緣無故把“和”字當作罪行，“侈口張目以自快其議論，至有謂寧可覆亡國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燾早已經聽慣這種“愛國”言論。
郭嵩燾認為，辦理“洋務”不當的重要表現，就是自己首先明確立場，以“玉碎瓦全”相激發，弄得沒有立足的餘地。他曾經指出，曆史上的事，特別涉及“國際”關係時，必須“究知當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對宋明士大夫“於天下大勢懵然無所知”“不考當時之事勢，不察人情之順逆”的放言高論，不以為然，譬如明末魏禧論嶽飛“朱仙鎮班師事”，他認為就“不足當有識者之一笑”，為此不惜專門著文辯論。
有可靠的認知，才會有準確的判斷。郭嵩燾說，辦“洋務”必須講道理，而且是講全麵的道理。什麽是全麵的道理？並不高深，隻要“以之處己，以之處人，行焉而宜，施焉而當，推而放之而心理得，舉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卻人人自矜其氣、自我鼓噪，這就是“妄人”。
郭嵩燾說，此“區區愚忱，不惜大聲爭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願與讀書明理之君子，一共證之。”沒想到，苦心的“言”和“爭”，“證”成的卻是“有二心於英國”的苦果。
而郭嵩燾本人，就如同少年時被人評價的“猛獸鷙鳥”，對於所見分明的是非，對於自己洞若觀火的判斷，不免固執，尤其不能忍受為了個人“持祿固位博盛譽”而置家國大義於不顧，謀食不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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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之日，郭嵩燾曾經壯誌滿懷，期望以此行引進西方治國之道，無奈铩羽而歸。郭嵩燾在唾罵聲中出使，又在唾罵聲中回國。
這位中國近代化的先驅，後半生再未擺脫“漢奸”之名，直到他死後9年，當義和團運動高漲之際，還有京官上奏請開棺鞭戮郭嵩燾之屍以謝天下。
一百年後，鍾叔河先生在編輯《倫敦巴黎日記》時說，郭嵩燾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已經突破了“辦洋務”的水平，率先創議“循習西方政教”，成為末世士大夫階級中最早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
對舊世界而言，郭嵩燾走得太遠了，無法為當時主流接受，反而被時代唾棄。海外學人汪榮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中說，“當時人覺其獨醉而眾醒，但今日視之，實眾醉而斯人獨醒”，郭嵩燾是那個時代中，“最勇於挽瀾之人，我們追蹤其人，印證其時、其地，很可覺察到此人的孤憤與無奈。他的思想過於先進，同時代人鮮能接受，他的個性貌似恭儉，實甚自負與固執，以致被人視為易遭物議、性格褊狹之人，終身受挫”，然而，“這個弄潮兒的挫折，很可說明那個挫折的時代”。
參考資料：
[1]《洋務先知———郭嵩燾》，孟澤，鳳凰出版社
[2]《知人與論世：郭嵩燾與近代中國的轉折時代》，羅誌田，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3]《郭嵩燾：清朝第一位駐外公使》，看曆史
[4]《苦悶的先知——湘人郭嵩燾》，孟 澤，光明日報
[5]《郭嵩燾：中國想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經曆二、三百年漫長轉型》，黎建軍
[6]《湖南近代的“榮光”，少不了郭嵩燾的“光輝”——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孟澤教授談“洋務先知”郭嵩燾》，奉清清，湘陰周刊
[7]《郭嵩燾：得遇於洋人 見辱於父老》，楊智友，大公網
[8]《中學西學 南粵引領全國 官辦民辦 文教率先轉型》，鄧瓊，金羊網
[9]《夢醒者的痛苦——“漢奸”郭嵩燾》，郭光東，南方周末
[10]《郭嵩燾：中國首位駐外公使為何铩羽而歸》，樊繁，新浪曆史
[11]《晚清第一位駐外公使郭嵩燾》，王曉秋，清史鏡鑒
[12]《被忽視的新聞先驅:郭嵩燾與近代新聞紙的進入》，梁駿，新聞與傳播評論
[13]《郭嵩燾三觀英法天文台》，龐雪晨 楊小明，自然辯證法通訊
[14]《郭嵩燾：中國第一位真正走向世界的外交人物》，新湖南客戶端
[15]《今天的學者怎樣解讀142年前這位湖南老鄉？》，湘聲報
[16]《他是第一位把西方社會介紹到中國的官員，最懂西方，卻被罵成賣國賊》，世界華人周刊
[17]《郭嵩燾:一個被唾棄的先行者》，莊秋水，記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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