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知青民權英雄丁惠民致敬！
by 王友琴於2023年12月22日
2023年12月18日，很久以來想做的一件事終於達成 — 我和丁惠民先生第一次通了電話。感謝當年的知青朋友WSD的幫助。
丁惠民是雲南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出生於1953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66年，他讀上海曆園小學6年級。因為1966年6月以後全國學校停課，他無學可上，這也是他的最高學曆。（即使二次世界大戰，學校教育也在繼續著）。1970年，和他的同代人一樣，作為小學六年級還沒有畢業的孩子去了雲南景洪農場10分場（曾經一度改編為“生產建設兵團一團十營”，後又改回原名）。雲南景洪離上海有四千多公裏的距離。
1978年，他帶領數萬雲南知青采取行動，公開“我要回家”的訴求。
他起草請願書，上萬知青簽名按手印，三次發信給中央領導人鄧小平，沒有回信；他們舉行罷工，要求回家，沒有結果；最後，28名知青代表從西雙版納出發，在昆明-北京的火車不準他們乘坐的情況下，改乘昆明-成都的火車，終於輾轉到達天寒地凍的天安門廣場。凜冽的北風刮透了他們的衣裳，凍僵的手舉起了“我要回家”的橫幅。
幾十年來，我調查和寫下了一千多名文革受難者。我認為文革受難者是重要的，沒有受難者，文革就被浪漫化為一個理想主義的激進活動，而不是罪行。我為受難者做了網頁和出版了書籍，都在國內被封禁。
除了文革受難者，我還寫了兩種人：1. 文革惡人；2. 文革英雄。
對前者我寫了《張春橋幽靈》。2017年初此文在北京被放上了一個微信公眾號，三天就有三十萬個讀者，但隨即被封禁。此後多次被放上微信公眾號，都被封禁。
至於寫英雄，則很不容易找到他們。文革時代是殘酷的時代，手段嚴厲。不小心弄髒了毛澤東的紙印畫像就會進監獄；筆誤口誤，都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這是當時不得了的罪名。英雄剛一露頭，還沒能發出大範圍的聲音，就會被肉體消滅。
即使毛澤東1976年9月死亡後，他的妻子江青等文革幹將被逮捕，但是毛的知青政策不準改變。反抗文革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在毛接班人華國鋒執政的1977年，仍然有50多人因私下批評毛澤東被判處死刑。
我找到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報》，把第一版麵拍了照，放在這裏。照片上有毛澤東的一段話，當時被稱為“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毛澤東在此前和此後，都作有關於知青的“最高指示”，一直持續到他在1976年死亡的幾個月前。但是這一段是最有名的、影響最大的。
其中的“知識青年”，是指城市裏那時候在學校的青年人，後來被簡稱為“知青”，他們必須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些新詞匯、新說法、新做法，導致文革中一千八百萬城市青年，離開父母、離開家庭、離開熟悉的地方、中斷各級教育，到遙遠的農村去，並被要求在那裏“紮根”，即永遠不再回城。
“知青運動”，被列為文革造成的主要“新生事物”之一。反對這些“新生事物”就是“反文革”，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是那時候最嚴重的罪名之一。
55年過去了。有人說，知青是自願下鄉的，現在雖已經回城，依然眷戀著鄉村。
什麽叫“自願”？隻有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才會有“自願”。而知青從來沒有過選擇的可能。直到毛澤東死亡兩年多後，78-79年雲南知青抗爭返城。1980年，中共中央停止了知青下鄉的政策。
在丁惠民之前，知青們已經想了很多辦法回城回家：“走後門”，“找關係”，給幹部送禮、送錢，想辦法辦“病退”、“家庭照顧”、“獨生子留城”，女生設法找城裏丈夫結婚，為有權勢的幹部以性服務做交換，各種各樣。概括地說，就是個人在毛澤東指示的大網上，找個小洞鑽過去。鑽洞並不容易。除了物質和性服務的付出，還有道德和心理的永久傷害。但是集體的反抗從來沒有發生過。
1971年，第二號人物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後，知青的事情似乎有了一點鬆動。
1972年底，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他的兒子是1968屆初中生，在農村插隊收入低，不能養活自已。毛澤東給他寄了300元。
在雲南邊疆的生產建設兵團，由於強奸多名女知青，兩名軍人幹部賈小山和陳國良被判處死刑。
用十六種方法捆綁吊打知青被新華社記者寫進“內部參考”，作為“破壞上山下鄉”的問題通報。
但是知青們都明白，這隻是要繼續讓他們留在農村，而不是讓他們回城。
北京知青鍾阿城，和丁惠民在同一個農場，八十年代他成為知名作家。1978年他辦理回北京的手續，農場不給他戶口。廠長夫婦到北京。阿城媽媽請他們在大飯店吃飯，場長妻子說想要個毛毯，阿城媽媽立即買了送上，戶口還是沒有給阿城；場長又說要吃銀耳，他趕快買了一斤送去，還是沒有放行；丁惠民的油印公開信傳開了，農場領導找來鍾阿城，問是否是他寫的，阿城指出：信中有病句，不是他寫的。農場立刻把戶口給了他，讓他回了北京。
我和我的大妹妹因為小時候都跳了班，她14歲，我16歲，作為知青到了雲南。我們無路可走，在勞動之餘自學了從中學到大學的數理化課程。文革後恢複高考，我的父母平反後，我們以高分考進了最好的大學。我知道我們是例外的例外，同齡人沒有學過中學數理化課程的，很少能考上大學。
但是勇者、智者如丁惠民，他領導的集體抗爭，幫助了所有的知青。
1979年1月，西雙版納農場的幾萬知青開始大回城。一時間轉戶口的地方出現了大擁擠，因為知青怕辦晚了就不讓辦了。
丁惠民是1979年10月最後離開的。他母親工作的工廠已經搬遷到湖北，媽媽提前退休，讓丁惠民辦了“頂替”。兩年後他和農場的一名重慶知青結婚，轉到重慶的一家高溫作業工廠當工人。他們有了女兒。
回憶當年北京之行，他說到28人中有一個女知青是懷孕的，在北京差點發生問題，把他急壞了，好在沒有出事。那個孩子長大後考進了幼兒師範，她喜歡小孩子，現在是很好的幼兒園老師。談到這位叫他“叔叔”長大的知青二代，丁惠民的聲音裏滿是溫情。
麵對上山下鄉，絕大多數人選擇人命，卻偏偏有丁惠民這樣的人選擇改變時代強加給自己和同代人的命運。他是站出來為自己也為全體知青回家的民權公開明確地爭取的那個人。他領導了抗爭的全過程。在全國一千八百萬下鄉知青中，此前，沒有任何一個人像他那樣做。知青回家運動沒有發生在更大規模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沒有發生在北大荒，卻發生在雲南，因為那裏有丁惠民，有那個領導大家采取行動的人。拿英國哲學家柏林的話來說，他是堅持運用“積極自由”的人；拿簡單直白的話來說，他是個英雄。在他身上，我們看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那個一的力量，那個賦予後麵無數個零以意義的力量。沒有他這個一，後麵的無數個零隻能還是零。他有決心，有行動力，也有領導力。他沒有號召別人衝鋒而自己卻跳進戰壕裏，而是身先士卒，衝在最前麵撤在最後麵。在全國那麽多知青中，他是獨特的非凡的。他對知青群體命運的深切體驗與對使命的選擇和擔當，度過了從1978年10月到1979年10月這不容易的一年，這值得曆史銘記的一年，這讓後來者免於被強迫中斷教育、被強迫離開父母，去遙遠的地方“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命運。當年的知青和後世來者當向丁惠民和他的雲南知青同伴們的抗爭投去深深的敬意。
丁惠民的故事在網上流傳，一位比我年輕十多歲從未當過知青的朋友為他們流下了眼淚。她說，假使可以選舉，我會投票選丁惠民當市長，州長，議員，總統。我們堅決不讓那種破壞個人權利，破壞家庭和自由的製度回來。
向丁惠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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