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耀鍾（5802校友）
1969年10月23日召開全校大會，駐校宣傳隊趙湘濮副指揮作關於學校疏散搬遷的動員報告，要求11月5日前全部搬出。當時，連搬遷地址都沒有找好，就要求在半個月之內搬出北京，搬個家也沒這麽容易，何況是一所大學！所以，說科大是倉惶下遷，毫不為過。
科大為何下遷合肥，這是科大校友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不僅僅是科大校友，甚至連大學校門都沒有進過的平民百姓，也常問我這個問題。大家認為，既然定名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應位居北京，怎麽會搬到合肥來?
我作為一個老科大人，作為科大下遷的見證人，為了對廣大校友有個交待，也給後來的科大人有個交待，為此，我在網上作了大量的調研。科大下遷的經曆，前麵已作介紹，現就科大下遷的原因，向校友談談一已之見。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也許我難以讓校友滿意，但我願意作一嚐試
1 科大下遷不是因為林彪“第一號令
很多人認為科大下遷是因為林彪“第一號令”，我以前也一直是這樣認為的。實際上決非如此。
先簡單回顧一下曆史。新華網中關於1969 年林彪“第一號令”的曆史是這樣記載的：1969年3月，蘇聯軍隊4次侵入我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地區，打死打傷我邊防人員，製造嚴重流血事件。我邊防部隊被迫還擊。我國外交部三次向蘇聯政府提出強烈抗議。這一邊境武裝衝突事件，加重了黨內存在的關於認為國際形勢日益嚴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著重談了準備打仗的問題。1969年10月，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林彪作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抓緊武器的生產，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等。18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個’緊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麵的極大震動。
有的文章說林彪的“第一號令”是背著毛主席搞的，甚至連汪東興的回憶錄也說，林彪發布“一號命令”是試探毛澤東反應【2】，看來這些說法都不可信。而文獻【1】是中共中央編的，具有權威性。另外，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 “第一號令”一直是林彪的罪狀之一，但1980年兩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審理’兩案’時，卻沒有將林彪“第一號令”列入起訴書”. 也旁證了林彪“第一號令”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作的，隻不過“第一號令”的提法是黃永勝自作主張加的。我認為文獻【3】對林彪“第一號令”的真相講得相當清楚。
最近，我查閱了有關資料，尤其是看了蘇采青發表在《黨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上的《關於林彪的“第一號令”》【4】一文之後，我認為蘇采青是研究黨史的，又發表在黨史研究上，應該是比較可信的。按蘇采青的觀點，科大下遷並不是因為林彪“第一號令”。
蘇采青先列舉了若幹年來某些報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專著，一些不夠準確的或完全錯誤的說法，列舉了五個例子，我摘錄其中二例：
例一：1980年12月5日至8日，在《工人日報》連載的《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一文的第19節，有這樣的記述：“1969年10月17日，根據林彪一號命令，將爸爸送往開封。”此處，林彪的“第一號令” 被提前了一天。
例二：1964年 (原文寫1964年，實際是1984年) 8月22日，《人民日報》載《在江西的日子裏》一文，在第2段開頭這樣寫道：“人們不會忘記林彪反革命集團那罪惡的一號命令。我的父親，自從被加罪為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後，關押隔離已曆時兩年。這時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轉移到江西。”此處，誤將林彪的“第一號令”與疏散中央領導人一事混為一談。【4】
蘇采青指出：“筆者認為這些錯誤說法的產生及其流傳，大都是因為有關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條件的限製，難以弄清有關複雜情況所致（因為作了有關決策的當事人已大多過世，‘文化大革命’檔案材料的查閱又受到極為嚴格的限製）。”最後，蘇采青指出：
第一，林彪的“第一號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領導人這項內容。
第二，疏散中央黨政軍領導人是由毛澤東決策、經周恩來主持安排的。
第三，下放廣大知識分子幹部和許多文教單位一事，是根據毛澤東關於“認真搞好鬥，批、改”的設想進行的。
蘇采青提出這三條結論性意見都是有根有據的，詳細可見原文。 蘇采青的結論是：林彪的第一號令與疏散中央領導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幹部到“五七”幹校或基層單位這兩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
由此可見，科大下遷與林彪的“第一號令”也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另外，1971年林彪集團垮台，1972年劉達同誌“解放”，官複原職，劉達同誌官複原職後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周總理寫信，請求科大搬回北京。但周總理看了科大的信，沒表態。這說明周總理也很為難，若科大下遷是因為林彪搞的鬼，是由於林彪的“第一號令”，周總理也不必如此為難了。
以後會講到，劉西堯對科大下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按劉西堯的說法，他當時並不知道這個“一號令”，而是後來在昆明或是貴州的大街上看到貼出來的大字報才得以了解，跟科大的搬遷並無關係。“那時既有外遷也有疏散…… 但從沒聽說林彪對下遷有過批示。” 【5】
由上可見，可以肯定，科大下遷與林彪的“第一號令” 無直接的因果關係，不能說科大下遷就是因為林彪的“第一號令”。
2 科大下遷不是因為辦“五•七”幹校
科大下遷始於選點創建“五七”基地，有校史為證。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大事記》【6】記載： “1969年7月15日─23日科大派出多人分批去湖北、江西、東北等地選點辦‘五•七’幹校，以便幹部輪流下放勞動鍛煉。”
“1969年8月初，校革委會常委在聽取去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調查的同誌匯報後，原則同意他們關於創辦’五• 七’基地的報告，地點在江西。”
“1969年8月下旬，國務院駐中國科學院聯絡員劉西堯主持中國科學院革委會常委會議，專門討論我校關於創建五 •七’基地的報告。劉提出地點設在豫西，月底派人去南陽看點。”
“1969年10月6日，劉西堯和中國科學院革委會副主任王錫鵬到校開座談會，校革委會常委及教育革命組部分同誌參加，討論關於創辦’五•七’基地的報告，劉親自主持修改、定稿，明確該基地是科學院的一部分，基地設在河南南陽地區。”
“1969年10月9日，駐中國科學院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駐中國科技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中國科技大學革命委員會聯名書麵請示報告國務院業務組要求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設立工廠科研基地和農業基地兩部分，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基地既是學校、又是工廠、又是農場、又是科研單位，逐步發展為教學、科研、生產、使用四位一體的綜合性理工科學校。計劃二、三年完成基地籌建工作，並把學校逐步遷到基地。地點在河南省南陽專區。”
“1969年10月16-1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謝富治批示同意‘要求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的報告’。”
對於“五七”幹校，我們這些老頭、老太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改造”幹部的場所。“五七” 幹校的產生,當初是為了安置大批精簡幹部和有問題的人 (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動學術權威、右派等)。後來，由於毛澤東同誌錯誤估計階級鬥爭形勢，錯誤估計教育戰線和知識分子，即：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 “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7】。所以，也用“五七”幹校，對知識分子“下放勞動”，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俗稱 “臭老九”)進行“勞動改造”和“再教育”。據方勵之記載【8】：“首先是北京大學宣布，將遷往江西鯉魚州。1969 年8月29日，李淑嫻首批被遣離北京去江西。”因為清華，北大有遲群、謝靜宜這樣的通天人物，所以清華、北大動作較快，至1969年8月，清華、北大已在江西辦“五七”幹校，而我們科大才開始找地方。
我的結論是：科大下遷始於選點創建“五七”基地，但科大下遷決不是因為辦“五七”幹校。因為1979年2月17日, 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9】, 五七幹校從此退出曆史舞台。科大下遷若是因為辦“五七” 幹校，科大也早可以搬回北京了。科大究竟為何下遷合肥，且聽下回分解。
順便說一句，有人對當年科大教育革命組或他們起草的報告指責過多，有失公平。教育革命組共84人，其中宣傳隊9人，本校工人1人，教員44人，學生30人。44位教員都是像我這樣大學剛畢業的助教，沒有一個教授。科大的教育革命由這些人來領導，本身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才有的荒唐事。他們當年都還是年青人，在文革的大潮流中，總希望能“緊跟毛主席”。科大下遷與他們的報告無直接關係；即使他們當年不打那個報告，科大還是會被人趕出北京，踢出科學院。
3 科大下遷不是因為戰備疏散
我的上篇文章最後談到，科大下遷始於選點創辦“五七”基地，但決不是因為辦“五七”幹校。1969 年10月16-1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謝富治剛剛批示同意科大“要求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的報告”。學校正派人四處尋找“五七”基地，突然，真的是很突然，從找“五七”基地變成疏散搬遷了。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大事記” 【10】記載：“1969年10月21日，校革命委員會召開全委會議，駐校宣傳隊副指揮趙湘濮傳達上級關於戰備疏散下放的指示，要求學校立即疏散搬遷到河南省去。”請注意日期，傳達戰備疏散下放的日期是1969年10月21日，而中蘇談判已於10月20日開始。“
“1969年10月22日駐校宣傳隊一副指揮及賈誌斌、黃英達、蔡有智等再次攜帶劉西堯親筆信去南陽選點，到唐河、新野等地看了後，一致認為在此山區、丘陵地帶創辦基地有困難。” “1969年10月23日召開全校大會，駐校宣傳隊趙湘濮副指揮作關於學校疏散搬遷的動員報告，要求 11 月 5 日前全部搬出。”
“1969年10月26日晚，中國科學院負責人石煌召集駐校軍宣隊王政委，校革委會副主任楊秀清等開會，傳達國務院業務組的《十條意見》時說：‘主要精神是高校戰備疏散問題’。”但是，中央從未下達過高校戰備疏散的文件！趙副指揮要求科大在11月5日前，即半個月之內全部搬出北京。請想想，連地方都還沒有找好，就要求在半個月之內搬出北京，可能嗎？搬個家也沒這麽容易，何況是一所大學！
我記得，當初動員疏散搬遷時還說，因為可能要打仗，為了保護知識分子，勸大家趕快離開北京，去外地躲躲。知識分子，即使像我這樣根正苗紅，共產黨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也都成了“臭老九”，要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要打仗了，不知為何如此看重知識分子？為什麽不叫北京的工人，中國的領導階級去外地躲躲？不保護工人階級，反而保護“臭老九”？令人費解。
請看“1969 年的北京高幹大疏散” 【11】是怎麽描寫當年北京戰備疏散的：“在京的中央大批黨政機關，以及北京主要單位、學校，包括其家屬，被緊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暫時先疏散至郊區。文化部所屬機關、學校、劇團和文聯、作家協會去湖北鹹寧，其他協會去沙城。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國作協部分人員，分別於9月25日、26日動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學社會科學部去河南息縣。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全國物價委員會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國防科委機關幹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縣蓮環湖幹校。11月15日，中國作協機關宣布了緊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月30日和12月15日分兩批疏散。”這裏也請大家注意時間，多數疏散時間都是在10月20日中蘇開始談判之後。
“許多高校也緊急遷出城市。北京大學的一部分疏散到漢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陽湖畔。北師大師生疏散到西郊東方紅煉油廠。中國科技大學遷往合肥。中央廣播學院遷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學院遷到湖北潛江。北京農業大學先遷河北涿縣，後遷到陝西甘泉。長春 l0 所高校在一個多月期間，下放幹部、教師4400人，占總數的58.6％。”
“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誌，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通知說：為了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應付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經中央討論決定：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辦公，由周恩來同誌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主席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副主席到蘇州負責戰備。同時，中央領導人及原中央負責人也相應疏散。” 於是，在京的大批高幹疏散到外地。秦基偉回憶：“一天深夜，突然來了幾個人，找我們這些人逐一個別談話，宣布軍委辦事組的決定，要我們第二天就離開北京去外地，並且不得互相打聽將要去的地方。這幾個人一走，樓裏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經交談，得知我們被分得四麵八方。昆明軍區的我、李成芳、張子明、胡榮貴、張力雄和南京軍區參謀長王蘊瑞這 6 個人被通知到廣州軍區。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點商量的餘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麵麵相覷，心情都很沉重，誰也鬧不清這次流放意味著什麽，命運又將如何。”
康克清回憶：“我們被通知，不準到附近工廠、農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過‘橋頭警戒線’，更不用說到廣州市區了。”
在石家莊的陳毅，按照省革委會的安排，每周三個半天去鐵路工廠參加活動，離開市區，要得到省革委會批準。他希望到附近農村看看，不被批準，隻好呆在招待所裏，同妻子張茜讀書看報，閱讀少量文件。
徐向前回憶：“我在開封，實際上過著半囚禁的生活。哪裏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間裏，看書看報，身邊除工作人員外，沒有一個親人。……自己生活孤單，消息閉塞，心情更加鬱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何年何月才能結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誌的命運如何。”
聶榮臻回憶：“規定我們不能離開所在的城市，不讓回北京，也不準同別的老同誌接觸，這實際上等於軟禁。…… 我在邯鄲還好，住在一個招待所裏，隔牆就是公園，我幾乎每天到公園去散步。那個地方很多同誌是我的老部下．對我客氣得多。”
“秦基偉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漢壽縣境內的一個部隊農場─—西湖農場監督勞動。他們6人被分到6個連隊，規定相互間不準往來。秦基偉回憶：我們幾個人雖然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在政治上卻完全被打入了另冊。我想訂兩份報紙，不行。寫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麵審查。家裏來信，到我手之前也要審查，被認為不該寫的一律抹去。每個周末的組織生活，我隻能跟非黨非團的戰士們在一起，聽值班班長訓話。1970年的一天，選舉四屆人大的軍隊代表，連長對我說：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書吧。我當時心裏又難受又氣憤，心想，革命幾十年，反倒連個公民權都沒有了。” 好了，就引用這些，詳細可看原文。隻要看看這些老帥和高幹戰備疏散後的生活，這是戰備疏散還是流放？為什麽 “不得互相打聽將要去的地方”？為什麽要限製他們的自由，過“半囚禁的生活”？這是戰備疏散嗎？！大家知道，這次戰備疏散起因於珍寶島戰鬥。關於珍寶島戰鬥，《曾引起各方麵的震動：林彪“一號命令”的真相》【12】一文是這麽說的： “1969年3月2日發生的珍寶島戰鬥已經從一次邊界衝突演變成政治事件，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中國各地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和聲討大會。 從蘇聯給東歐各國的內部情況通報看，蘇聯對中國的行動最初反應是目瞪口呆，而且滿腹狐疑，不知道中國的動機、目的何在。接著，在3月15 日淩晨開始的又一場戰鬥中，蘇聯邊防軍要求派坦克和炮兵支援，卻由於勃列日涅夫和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出訪，無人拍板。直到中午，蘇軍與最高領導人取得聯係後，才派出增援部隊，這說明蘇聯並沒有準備好。盡管如此，蘇聯邊防軍還是以相當的規模入侵珍寶島。戰鬥持續了9個小時，中國邊防軍頂住了蘇軍的6次炮火襲擊和3次進攻。” 1969年3月2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要求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通話，遭拒。
“1969年9月初，越南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胡誌明病逝，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趕往河內吊唁，當晚返回北京。蘇聯方麵本來派了一個副總理級的代表團去河內，一聽說中國的總理去了，正苦於找不到與中國對話機會的柯西金不想放棄這個好機會，他取消了同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日本外相的會見，立即乘專機飛往河內。很不巧，在柯西金的飛機降落前，周恩來已經走了，他隻見到中國新派的黨政代表團團長李先念。柯西金仍不死心，通過中國駐越使館轉報，希望回國轉道北京，以便能有機會與周恩來會晤。 柯西金催問了幾次，中國駐越使館說已經報上去，批示還沒下來。柯西金以為這是一件簡單的事，實際上這在中國有一套複雜的程序，大使館報外交部，外交部報周恩來，最後由毛澤東決定。因為毛澤東早有和蘇聯談判的意思，接到報告後，當即表示同意，可以讓柯西金路經北京，周恩來可以與他打打交道，但隻限他在機場短暫停留，不能讓他進北京城。那時，全是手工操作，程序這麽複雜，想快也快不了。等批示傳到河內時，等了一兩天的柯西金以為沒戲已經失望地走了。他是按照來時的路線返回莫斯科的，先經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再經阿富汗回國。直到飛抵蘇聯塔吉克共和國首府杜尚別時，柯西金才得到中國的回音。他當然不想放棄這個“天賜良機”，馬上繞道蘇聯的伊爾庫茨克，從那裏直飛北京。 9月11日，周恩來在北京首都機場貴賓室會見了柯西金，雙方舉行了較長時間的會談。會談中，氣氛不錯，雙方互稱同誌，並致問候。雖然雙方少不了唇槍舌劍，但總的態度還是友好的，雙方肯定了中蘇兩國的關係應該向前發展。” “柯西金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建議自1969年10月10日起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問題談判，並說蘇方已任命了以庫茲涅佐夫為首的談判代表團。由周恩來審定的、喬冠華給蘇聯駐華代辦呂裏紮維金的‘口頭通知’說：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邊界談判建議改到10月20日開始。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來，告知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抵京。按說這次談判規格不低，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蘇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茲涅佐夫。”——請注意，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抵京。 當時，中國領導人估計，這次可能談成，達成某種協議，也可能蘇方以談判為借口發動大規模的突然襲擊。於是才出現了上麵緊急戰備一幕。
中國領導人“鑒於蘇聯突襲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訓”，防止蘇方以談判為借口發動大規模的突然襲擊，以防蘇聯談判代表團到達之日，沒準就是蘇聯動手之時，這些，我們老百姓也能理解。但是中蘇談判已經開始，還大肆宣揚備戰，我們老百姓就無法理解了。文獻【13】也說“談判的日期是中國定的。” “蘇聯談判代表團到達之日，沒準就是蘇聯動手之時，這不是沒有根據的。” 但當時中國領導人為什麽要這麽做，搞得人心惶惶，隻有天知道。倘若蘇聯真要對中國搞突然襲擊，文獻【13】也說了，會首先襲擊中國的原子彈基地，導彈基地，……，難道會先襲擊中國的大學？會襲擊中國的文化團體？會襲擊那些被打倒的幹部？……所以，為什麽當年要搞戰備疏散？我這個小老百姓就想不懂了。毛澤東同誌一向明察秋毫，又是著名軍事家。我相信，毛澤東同誌也不會把有衛國戰爭作戰經驗的前蘇聯看得這麽笨，他們對中國搞突然襲擊會先襲擊高校和文化單位？
我們學校是“1969年10月23日召開全校大會，駐校宣傳隊趙湘濮副指揮作關於學校疏散搬遷的動員報告，要求11月5日前全部搬出。” 【10】此時，蘇聯談判代表團早已於10月 20日到北京，中蘇談判已經開始，所以根本不存在蘇聯利用談判之名搞突然襲擊的問題。那為什麽還要我們搞戰備疏散？！
再看看徐向前、聶榮臻、朱老總和陳老總這些老帥疏散後的待遇，這是戰備疏散還是流放？！
綜上所述，我認為，當年科大下遷，“戰備疏散”隻是個借口。第一，科大是1969年10月23日召開全校大會，動員“戰備疏散”的，中蘇已於10月20日開始談判，已不存在以談判之名搞突然襲擊的問題。第二，有衛國戰爭作戰經驗的前蘇聯，若對中國搞突然襲擊，也決不會先襲擊高校和文化單位。第三，若科大真是因為“戰備疏散”下遷的，那麽，後來中蘇並沒打仗，科大就早該搬回北京了。所以，我認為科下遷的真正原因決不是戰備疏散！
4 科大下遷不是因為高校下放
中央從未下過高校戰備疏散的文件，但是中央下達過高校下放的文件。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記•1969年【14】記載：為了“認真搞好鬥、批、改，加強對中央各部門所屬高等院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領導”，決定國務院各部門所屬的高等院校，凡設在外地或遷往外地的，交由當地省、市、自治區領導；與廠礦結合辦校的，交由廠礦領導。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給所在省、市、自治區領導。此後，中央所屬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銷或合並。
到1971年，全國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繼續辦的還有328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9年10月26日印發了《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即中共中央(69)72號文件，以下簡稱《通知》），《通知》的主要內容是：國務院各部門所屬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讀、函授學校），設在北京的仍歸各有關部門領導；設在外地的，可交由當地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領導；與廠礦結合辦校的，也可交由廠礦革命委員會領導；設在其它地方的，交由當地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領導。教育部所屬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學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領導。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區以外設有分校或教改機構的，則實行以總校為主、當地革命委員會為輔的雙重領導。下放給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為當地培養人才外，還要為國家培養人材，因此，學校的招生和畢業生的分配，都納入國家計劃。
科大大事記也記載：1969年11月1日學校召開全校大會，劉西堯到會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15】，再次動員全校疏散搬遷，提出學校下去分兩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選點搬遷。
劉西堯何許人也，他來自二機部，畢業自武漢大學物理係，文革中，名義上是周恩來總理派到中國科學院的總理聯絡員，實際上是當時科學院的第一把手，對科大毫無感情。科大當年設在北京，歸各有關部門領導，即歸科學院領導。劉西堯在看了《通知》後，應該知道科大與《通知》是否有關，也該知道《通知》是否與疏散搬遷有關，他還親自來科大傳達《通知》，可見他對該《通知》的重視。
中共中央下發的《通知》與科大無關，《通知》內容中隻字沒提疏散搬遷。那時張勁夫、鬱文都靠邊站了，如果他們二個有一個在位，科大肯定不會下遷，所以科大下遷與《通知》無關。劉西堯為什麽要專門來科大傳達《通知》，動員全校疏散搬遷，並提出學校下去分兩步走，先疏散，再選點搬遷。為什麽？且聽下回分解。
參考文獻：
【14】 中國共產黨80年大事記•1969年
【15】 《中共中央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
5 劉西堯欠科大人一個道歉
“科大為何下遷合肥？”不僅僅是科大校友，甚至連平民百姓，也常問這個問題。都認為既然定名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應在北京，為何搬到合肥來？
作為一個老科大人，作為科大下遷的見證人之一的我，為了對科大曆史負責，給後來的科大人有個交待，退休後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開展調研，編輯了《中科大下遷合肥》(電子版)，這是我退休後編的第一本電子書。
有些朋友看了《中科大下遷合肥》(電子版)後對我說： “你還是沒有講清楚科大為什麽下遷”，是的，當時我確實還講不清楚科大為何下遷。為了搞清楚科大下遷的真實原因，最近在編寫《我們心中的科大》的過程中，又在網上搜索科大下遷的問題，新找到一篇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革委會副主任王錫鵬寫的《有關科大外遷的一些情況》（全文見附件）。
我認為這是目前對科大為何下遷講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
1969年8月下旬，國務院科教組組長、國務院駐中國科學院聯絡員劉西堯主持中國科學院革委會常委會議，專門討論我校關於創建“五•七”基地的報告。劉提出基地設在豫西，月底派人去南陽看點。1969年10月6日，劉西堯和中國科學院革委會副主任王錫鵬到校開座談會，校革委會常委及教育革命組部分同誌參加，討論關於創辦“五•七”基地的報告，劉西堯親自主持修改、定稿，明確該基地是科學院的一部分，基地設在河南南陽。1969年10月9日，駐中國科學院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駐中國科技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中國科技大學革命委員會聯合書麵請示國務院業務組，要求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該報告是由劉西堯本人轉送的。1969年10月16─1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謝富治批示同意“要求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的報告”。劉西堯得知李先念、謝富治批示同意後，立即派王錫鵬去科大通知科大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要求立即開始基地選點等前期準備工作。
王錫鵬說：“而且劉西堯有一次在和我本人個別交換意見時說，科大這一幫人很難辦，留在科學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見是借此機會‘全鍋端’。這樣，經在院工、軍宣隊和革委會的聯係會上劉西堯講了一下之後，就將科大全部下放的決定形成了。在此問題上，李先念、謝富治兩位副總理的具體批示是什麽，我不清楚，但科大的報告是辦“五•七” 實驗基地，並不是要求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這一點也是清楚的。”因此兩位副總理是關於創辦《五七教育革命試驗基地》的批示，而非下遷或下放的批示！劉西堯要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的理由是 “科大這一幫人很難辦，留在科學院也不好管”，“借此機會‘全鍋端’”是劉西堯對科大的真實意圖。劉西堯對科大辦“五•七”基地異常重視和積極，顯然想趁辦“五•七”基地之機，迫不及待把科大趕出北京。
11月1日學校召開全校大會，劉西堯到會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即中共中央(69)72號文件），再次動員全校疏散搬遷，提出學校下去分兩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選點搬遷【16】。他表示：“搬遷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遷”。王錫鵬說：“我記得有一次，劉西堯在一個小範圍內曾傳達過陳伯達的一個指示（可能有尚可、劉桂英等人在場），大意是，為了貫徹戰備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華等幾個學校外，其餘大專院校有的要外遷，有的要撤銷。劉西堯說：既然科大已打了報告，兩位副總理也已有過批示，就應借此機會全部下放下去。” 但高校下放的通知隻字末提疏散，劉西堯想利用高校下放的通知，趁戰備疏散之機，把科大趕出北京，趕出科學院。
王錫鵬說：“科大大批師生搬到安慶之後，由於大家持不同意見，對此進行抵製，出現了一些問題。當時發生的問題劉西堯是知道的（是省革委告訴劉西堯的，還是李德生告訴劉西堯的，我不清楚）。大概是九月的一天(應該是十二月，耀鍾注)，劉西堯叫我到他的辦公室，當著尚可和我的麵交待，說李德生同誌要去合肥，要我們馬上去合肥，借此機會辦理移交手續，否則科大鬧起來不好辦。” 當時安慶隻給科大一幢三層樓，一幢三層樓怎能辦一所大學？劉西堯曾是武漢大學物理係學生，一幢三層樓辦大學，是何等荒唐！劉西堯心裏應該很清楚。劉西堯如此迫不及待與安徽省辦理科大的移交手續，並要求對科大師生保密，包括與科大革委會同去的楊秀清等同誌，從另一方麵反映了劉西堯盡快把科大趕出北京，“一腳踢出科學院”是何等心切。
王錫鵬說：“總之，劉西堯的意圖很清楚，將科大一腳踢出科學院了事。還有一件事情也能說明劉西堯的心情，當時劉想把科大的房子交給鐵道兵，我有不同意見，劉說，要搞就搞徹底，不留尾巴。”
王錫鵬的文章是1974年7月5日寫的，劉西堯還健在，並且還很紅，王錫鵬決不可能瞎說。劉西堯為什麽要把科大一腳踢出北京，一腳踢出科學院，用他自已的話說，就因為“科大這一幫人很難辦，留在科學院也不好管”。我是文化大革命的親曆者，科大雖然是 1958年創辦的，1959年就成為全國16所重點院校之一，而且1962 年科大的入學分數已超過清華和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科大雄師給中央文革貼了幾張大字報，後來被抓，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大的動作。文革中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中沒一個是科大的，清華、北大很多大學都發生了武鬥，科大卻沒有。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科大是最好辦的、最好管的大學。比科大難辦，難管的大學多的是。劉西堯感到“科大這一幫人很難辦，留在科學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目的是借此機會 ‘全鍋端’。”，想找機會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把科大一腳踢出北京，一腳踢出科學院。“林彪一號命令”，戰備疏散的通知，高校下放的通知，正是劉西堯想找的機會和借口，科大下遷，劉西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劉西堯欠科大人一個道歉！
6 科大下遷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中國科大剛下遷合肥，那時的工宣隊隊長李東林說的第一句話是：“下遷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誰反對下遷，就是反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誰就是反革命！”於是他把“四常委回京”和“合肥之行”（二十幾個學生從安慶來合肥，希望請來安徽辦科大移交手續的科學院和科大領導，先去安慶看看，再辦移交手續。）都打成反革命事件。那時我內心對李東林的話很反感，認為他是膚淺和機械地理解毛主席的話, 拿雞毛當令箭。四十多年過去了，現在看來李東林的話沒錯，科大下遷的確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有句名言 “知識越多越反動” ，反映了毛澤東骨子裏蔑視和仇恨知識分子的本性。關於這句名言，有人辯解說，毛澤東的原話是“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但是把這句話改成“路線錯了，幹得越歡越反動”，邏輯上還說得過去。知識多少與反動沒有任何邏輯關係，也與路線沒有任何聯係。假設“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立的話，那“知識越少越革命”也應該成立，這就更顯示其荒謬。在文革時期,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荒謬，本人因為多讀了幾年書，就要接受沒有考上大學的工宣隊和在農村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讀書成為罪惡的根源。
我是學自然科學的，隻會用事實說話。毛澤東聽不進專家學者的意見，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像梁漱溟 、梁思成 、馬寅初等當代中國大師級的人物，曾提出了許多後來證明是對的意見和建議，可是那時的毛澤東卻不願意采納，這足以反映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
從毛澤東喜歡和重用什麽人，也可看出他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態度。曆史上，工人王洪文是毛澤東一手提拔的，曾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加以培養；農民陳永貴也是毛澤東一手提拔的，高居國務院副總理；還有白卷英雄張鐵生，一路高升成為全國人大常委。這些都是“知識越少越革命”的例子。
全國大學幾年不招生，世界上還能找出第二個這樣的國家嗎？讓初中生謝靜宜、遲群去掌管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領導兩所名校的“鬥、批、改”，為當時的全國高校作示範。我相信，現在很多人聽了都會覺得很荒唐，可是文革中大家誰也不敢說荒唐，主要原因是這些都得到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支持，另外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當時的做法是最符合毛澤東思想。清華和北大當時在江西辦了“五七”幹校，雖然不能稱之為大學，但是不能問，隻能做，並且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央警衛局汪東興領銜創辦了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共大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極大關注，一時成為高校學習的樣板。“五七”幹校是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辦的，那還能有錯? 科大也曾一度緊跟。
1976年毛澤東去世前，全國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是按照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戰略部署辦校的， 科大下遷當然也在其中。這一點，我相信無論誰都無法否認。
中國教育史上，西南聯大，因為戰爭被迫南遷，戰爭結束後立即搬回原址。據記載，世界上真正搬遷的隻有一所大學,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大下遷，現在看來確實荒唐。
我在前麵四節講了，科大下遷既不是因為林彪“一號命令”，也不是因為辦“五七”幹校，科大下遷更不是因為戰備疏散和高校下放，但是科大下遷與這些事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是由這些毛澤東指示綜合而成的。科大黨委書記劉達曾上書周總理，想把科大搬回北京，周總理看了信，沒表態，顯然周總理為難，因為科大下遷是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為什麽一忽兒辦“五七”幹校，一忽兒又是戰備疏散，一忽兒又是高校下放，想方設法要把首都的高校趕出北京？我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想利用紅衛兵打倒劉少奇，當時北京紅衛兵出了五大學生領袖，隨著文革向前推進，群眾運動和紅衛兵運動難以控製，毛澤東因此決定向學校派出龐大的工宣隊和軍宣隊。以科大為例，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1968年大事記，7月9日“解放軍駐京部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50人進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學校的‘鬥、批、改’”。7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50 人進駐學校。”這樣，派到科大的工、軍宣隊500多人。據中科大《大事記》1967、1968 年職工、學生統計數據， 1966-1968年在校人數為4808人。這樣不到10個師生就派一個工、軍宣隊人員！派工、軍宣隊，旨在管控北京高校，但是工、軍宣隊作用有限，隻好用“戰爭動員”，將北京高效遷出北京。
為什麽科大下遷會如此徹底? 我認為一方麵與劉西堯有關,他當時感到“科大這一幫人很難辦!”，想盡快把科大趕出北京，“一腳踢出科學院”。另一方麵與鐵道兵也有關。科大的軍宣隊是鐵道兵，他們也認為“科大這一幫人很難辦!”，也許更深層次的是為了占用科大的房子，加之鐵道兵又容易調火車皮，因此很快地就把科大遷出了北京。
7 反思科大下遷
科大下遷已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科大下遷不僅使科大遭受重大損失，而且使國家也造成重大損失，搬遷真是勞命傷財。無論從哪方麵講，科大下遷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們雖然不追究個人責任，但應該從中總結曆史教訓。我在網上查閱了幾乎所有關於科大下遷的文章，沒有發現一篇是總結科大下遷教訓的文章。我想，一定是因為這種文章太難寫了。
今天，我自不量力，對於科大下遷的教訓，談談我的看法。
一、科大下遷是行政對教育幹預太多的結果。科大下遷，雖然發生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但是，行政對教育幹預太多則是一貫的。 五十年代學蘇聯，院係調整，把理工分家。1958年又提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顯然，這個口號也是錯誤的。 六十年代提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還大辦“五七”幹校。——既學工，又學農，還要學軍，怎麽可能？六十年代底，又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
七十年代，學朝農經驗，等等。我作為幹了一輩子的教育工作者，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些行政幹預都是瞎指揮！改革開放後，教育界才開始過上稍為平靜的日子，但是，我認為行政對教育的幹預還是太多。現在，十七大提出，政府要改為服務型。我希望政府今後對
教育多做些服務性工作，少發指示，少發號施令，少幹預。
二、科大下遷是片麵強調“外行領導內行”的結果。現在工廠已改為廠長負責製，那麽，為什麽大學不能教授治校，實行校長負責製？朱清時也主張教授治校【1】，我舉雙手讚成。科大五十年來之所以發展較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在中科大，還保留了教授治校的部分傳統。教授們能說話、敢說話，說了話也管用” 【20】；是因為科大幾屆黨委書記都比較開明，能讓教授說話，能保護教授。如果大學真正能做到教授治校，我相信中國教育一定會辦得更好。倘若當年教授有發言權，科大決不會搬到安慶隻有一幢三層樓的黨校。
三、科大下遷是學校沒有自主權的結果。最關心學校命運的，是學校師生。可是，科大下遷時，科大師生卻幾乎是任人擺布的。辦好一所學校，關鍵是校長和老師。現在，學校有權聘用教師了，但是，學校的校長還是由上級任命。因此，我大膽建議，大學校長取消任命製，改聘用製；校長和係主任在全國招聘，聘用誰由校、係學術委員會決定。
四、科大下遷是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知識分子的結果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介紹科大首任黨委書記鬱文到科學院時的情況。1953年初，鬱文剛來科學院時，被視為“諄諄良師，諍諍益友”、鬱文過去的老領導、當時新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稼夫，對鬱文同誌作了四點指示；【21】
1、 要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愛護科學家，為科學研究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2、 科學無止境，科學家是能人。自己不懂的事不要裝懂，沒有把握的事不要瞎指揮；
3、 在科學院做黨的工作，切忌以黨代政、黨政不分，要注意多聽取科學家的意見；
4、 做到謙虛，誠懇待人，能關心人、幫助人，才能團結人。
這四點說得多好！我認為，當年科大的鬱文書記和劉達書記都做到了這四條，所以，雖然他們不是像嚴濟慈和華羅庚這樣的大科學家，但鬱文書記和劉達書記都深受科大人的愛戴和崇敬。像嚴濟慈和華羅庚這樣著名的科學家在中國少有，但大學黨委書記有的是，要做到以上四條並不難，同樣可以受到像嚴濟慈和華羅庚這樣著名科學家一樣的愛戴。我真誠地希望，以後，我們所有的黨、政領導同誌，無論是在科學界、教育界、企業界工作，能真正做到張稼夫同誌的四點指示，不要總是以領導自居，到處作指示，發號施令，能真正地以人民的公仆自居。不要去爭什麽“我領導”“你負責”之類的，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以上純屬我個人意見，若有不對之處，萬望科大校友和各位朋友批評、指正。以上意見中，有的話可能太尖銳，太敏感，但我都是發自內心，出於一個老知識分子的良知，是為了我國的教育事業今後能更健康地發展——作為一位退休老頭，我決無爭名奪利之意。
附件：《有關科大外遷的一些情況》王錫鵬 (時任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
現經回憶，就我所了解的有關中國科技大學下放外遷的有關情況提供如下。
一：一九六九年，隨著鬥、批、改運動的深入發展，科技大學革命師生為衝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統治，堅定地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曾主動提出了創辦“五•七” 實驗基地的意見，並與院裏數次交換意見之後，由科大工、軍宣隊指揮部、科大革委會、院工、軍宣隊指揮部、院革委會聯名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該報告是由劉西堯本人轉送的。
據我回憶，事隔月餘之後，劉西堯曾告訴我，科大的報告由李先念、謝富治兩位副總理批了，同意他們的報告，劉西堯並叫我到科大去一次，將此情況轉告科大指揮部，讓他們開始考慮基地的選點等準備工作。我沒有看到過兩位副總理的批示。但我是向科大工、軍宣隊指揮部的負責人轉達過劉西堯的這個口頭傳達。
二：後來，北京各大專院校都紛紛赴京外選擇基地。我記得有一次，劉西堯在一個小範圍內曾傳達過陳伯達的一個指示（可能有尚可、劉桂英等人在場），大意是，為了貫徹戰備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華等幾個學校外，其餘大專院校有的要外遷，有的要撤銷。劉西堯說，既然科大已打了報告，兩位副總理也已有過批示，就應借此機會全部下放下去。
而且劉西堯有一次在和我本人個別交換意見時說，科大這一幫人很難辦，留在科學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見是借此機會“全鍋端”。這樣，經在院工、軍宣隊和革委會的聯係會上劉西堯講了一下之後，就將科大全部下放的決定形成了。在此問題上，李先念、謝富治兩位副總理的具體批示是什麽，我不清楚，但科大的報告是辦“五•七”實驗基地，並不是要求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這一點也是清楚的。
三：科大廣大革命師生得知中央批準他們創辦“五•七” 實驗基地消息後，曾主動到廣西南寧市掛鉤，特別是關於無線電專業，擬在那裏搞點。我記得劉西堯對此也是不同意的。劉要求科大先到河南信陽地區選點，為此，我記得劉西堯還給紀登奎同誌寫過信，後來據劉說，中央到河南去的單位太多，壓力太大，登奎同誌不歡迎。劉西堯見了李德生同誌，李歡迎科大下放到安徽去，並介紹了近幾年來安徽省的形勢及發展前途，說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關於科大下放安徽的決定，是劉西堯與李德生同誌親自決定下來的。
四：科大下放安徽，很多師生是不同意的，並在當時多次來院反映情況，告訴他們已在南寧掛了鉤，那兒也很歡迎，而劉置科大師生的不同意見於不顧，仍堅持要放到安徽去。並派我幾次去科大指揮部，督促盡快地進行搬遷。我記得當時科大師生提出要進行辯論，後來劉西堯也未為此去聽過意見。
五：科大大批師生搬到安慶之後，由於大家持不同意見，對此進行抵製，出現了一些問題。當時發生的問題劉西堯是知道的（是省革委告劉西堯的，還是李德生告劉西堯的，我不清楚）。大概是九月的一天，劉西堯叫我到他的辦公室，當著尚可和我的麵交待，說李德生同誌要去合肥，要我們馬上去合肥，借此機會辦理移交手續，否則科大鬧起來不好辦。
當時院裏寫了一個關於科大進行移交的決定，我記得有三條內容： 第一，決定科大下放安慶，建製歸省裏領導。關於經費問題，因當年預算已編在科學院預算之內，所以暫由院裏管到年底；第二，當時為了和緩科大部分師生的對立情緒，減少搬遷下放工作中的阻力，劉西堯又耍了一個手法，即關於南寧地區科大師生自行選的那個點可以不動（實際上是要拆散）。如果放到安徽之後，省裏要求那個部分也合並在一起，應由省裏去定； 關於決定中的其它內容記不清楚了。 關於文字的東西肯定是有的。我和尚可去安徽時，是拿著這個文件，並當麵交給了李德生同誌的。
我們去安徽之前，劉西堯當麵對我們有過如下交待：
（1）要抓住李德生同誌在安徽之機，將科大的移交手續辦好。到安徽之後的工作，向省革委會請示；
（2）我曾問過劉西堯，科大下放之後，今後的方向及專業設置等問題如何考慮，劉西堯表示，移交之後，由省裏去作考慮，科學院不再插手；
（3）經費也要盡快轉過去，減少麻煩；等等。
總之，劉西堯的意圖很清楚，將科大一腳踢出科學院了事。還有一件事情也能說明劉西堯的心情。當時劉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給鐵道兵，我有不同意見，劉說，要搞就搞徹底，不留尾巴。
六：關於赴安徽辦理移交的過程：確定由尚可和我代表指揮部及院革委會赴安徽辦理移交之後，據我回憶，我們曾赴科大指揮部與該指揮部和我們一同前往的趙（？）副指揮仔細研究過對策，我記得關於去的目的是對科大師生保密的，而且對科大革委會同去的楊秀清等同誌也是保密的。 我們為了趕在李德生同誌在安徽期間辦理好移交手續，原訂購飛機票，後因天氣不好，飛機不能在合肥降落，又臨時改為乘火車前往。 等火車開出之後，我和尚可在火車上才向科大革委會同去的同誌傳達了真實意圖，並做他們的工作，一同研究了對付已在安慶的那部分師生的對策。
為了避免讓我們與科大師生在合肥車站直接進行接觸，李德生同誌特地安排破例讓火車在合肥前一站停車，通知我們下車，並派小車直接把我們接到了稻香樓賓館。我們到賓館之後，第一件事先向劉西堯通話，匯報了我們到達合肥的情況（是尚可打的電話）。
接著，省革委會通知，李德生同誌要接見我們。不一會，小車把我們送到了省革委。
李德生同誌見了我們，我們當麵呈交了隨身所帶的那份文件。李德生同誌看了一眼，接著講了幾句話（大意是這樣：）
──中央決定將科大下放安徽，原來考慮放在安慶，現在看來不一定合適，可以放在合肥，那個師範大學的校址不是空著吧？有些人鬧事，把他們先放下去勞動，可以分若幹個點，勞動一段時間，具體情況可以和省革委會文教組研究一下。接見時間不超過十分鍾，接著李德生同誌就去開會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和尚可等人向省革委文教組負責同誌匯報了科大的詳細情況（包括專業設置、人員等），並在一起研究決定將科大師生分別下放到農場、馬鞍山、蕪湖、銅陵等地。當時的意圖是：
（1）科大大批人馬下到安慶，事先無準備，吃住都發生困難，分散下去，臨時解決一下困難；
（2）盡可能地在安排下放時，照顧一下專業的特點；
（3）暫時分散下去，把科大力量分散一下，以免他們進一步鬧事。
在李德生同誌接見我們時，明確指出，下來先進行勞動鍛煉，然後再談辦學的問題。
大約是我們到達合肥後的第三天，在省革委會有關同誌的陪同下，我們一行到了安慶，並在安慶召開了科大師生大會，宣布了將科大移交給地方的有關決定，並針對科大師生的對立情緒，向他們施加了最大壓力。在大會上，我們特別按照劉西堯的意圖，傳達了有關清查“五•一六”問題的講話等，但實際上，這一切都未起到作用。 然後，我們一行直接由安慶經南京返回了北京。據我記憶，在合肥可能還給劉西堯打過一次電話，是由劉西堯本人接的，尚可給打的，講些什麽，尚可清楚。
七、在我們去科大之前，劉西堯尚有這樣的交待：要辦理好移交手續，搞徹底，不留尾巴。另外，還授意對帶頭鬧事的人要通過省革委采取一些組織措施等內容，細節記不清楚了。
參考文獻
【1】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69)》
【2】《林彪“一號命令”始末，毛澤東一怒之下點火燒掉》
【3】 《曾引起各方麵的震動：林彪“一號命令”的真相》
【4】 蘇采青 《關於林彪的“第一號令”》
【5】 丁兆君、柯資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遷合肥的背景與動因淺析》
【6】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大事記》
【7】《文革十年中國教育大事錄》
【8】 方勵之：《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9】《五七幹校述論》
【10】《中國科學技術大學69年大事記》
【11】《1969年的北京高幹大疏散》
【12】《曾引起各方麵的震動：林彪“一號命令”的真相》
【13】《五七幹校述論》
【16】 王錫鵬：《有關科大外遷的一些情況》
【17】陳昭：“文革”中的“軍宣隊”—位大學“軍宣隊長”的回憶
【18】輕視和敵視知識的“知識越多越反動”是誰說的?
【19】說說毛的歪理—知識越多越反動
【20】]朱清時談中科大少年班:為教改創路,成本就不高
【21】 蘇世生 任知恕 郭若元：鬱文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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