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寫過《閑話易中天》一文，發在《解放日報》，後來又被《書與人》雜誌轉載。那時，知道先生的人不多，所以我開篇即牢騷：京官適合外放，便於撈銀子。文人應該進京，容易名天下。
以下的議論，則多是為先生鳴不平的。那時先生和我，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還會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運。其實，先生執教武漢大學時，已然是校園的一道風景。1986年，我插班進中文係，那時就已經開始實行必修課和選修課製度。選修嘛，學生挑老師，景況有點殘酷——有的門庭若市，有的門可羅雀。高年級的師兄則跟我們參謀：易中天的課，不管他講什麽，都該是必聽的。於是，我就抱著試試的態度在他帳下做了記名弟子。那門課本身，我原無多大興趣，叫著“《文心雕龍》美學研究”。那時的插班生，是 劉道玉 校長首創的恩科拔貢，在學校有點天子門生的感覺。仗著都操過社會，小有薄名，不免腹笥中空卻眼高於頂。待到走進先生的教室——那是武大最大的階梯教室，先自吃了一嚇：三百多的座位早被占滿，講台下的空地也已擺滿了小凳，窗台上還擠著男生。這陣仗，在我從前的大學生活中卻未有過。以後便也知道，要想親聆謦咳，那是必須提前半小時去占座的。先生那會兒初進不惑，條紋襯衣牛仔褲，背直腰挺，用今天的話說——酷。聽了幾回，確實覺得有味，我這個老逃課的也就被吸引進去，竟從此構成一生的緣分，這，也真是始料未及的。能把《文心雕龍》講得好聽，即使在我今天來看，仍然認為是種大本事。該課結業有兩個學分，先生的考試卻也特別——各自回去寫篇文章，隻要與原著相關即可。我為了博先生的青睞，鬥膽用文言寫了篇論文，後麵還賣弄地附了一首律詩，記得有“譚龍諒必屠龍手，說美豈非解美人”一聯。許多年後，與先生戲談當初的交往，果然他是從這回考試注意到我這個姓名的——他給了個最高分，95。隻是現在想來，我仍為年輕時的輕浮孟浪深感汗顏。
80年代的大學，於今天來看，確實恍若隔世。那種自由浪漫和求知欲，在眼前這個商業時代，似乎已很難重現。
先生的課，一直是人滿為患。他每個學期，又都開新課。因為怕擠，後來我隻斷續聽過他和鄧曉芒合講的“中西比較美學”。鄧是哲學係的才子，還是著名女作家殘雪的哥哥。易、鄧當時在武大齊名，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憑直接考取武大的碩士。真正走近先生，所謂入室，也是因為文字之緣。那時武大有個文學校刊，準備發我一篇習作。那正是一個時興探索和實驗的年代，我寫的一個小說，是把詩和敘事兩條線並列而下的，形式上顯得有點怪異。主編好意，專門拿去想請先生寫個評論——那時老師在文學期刊開文評專欄的，隻有他和於可訓先生。先生似乎還對我略存印象，便要主編約我到他家去座談。我未想到這竟成了敲門磚，自然，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他住在南三區，的確算是蝸居，主臥兼客廳，我們就在床前閑話。針對拙作，先生反倒沒說幾句，大意是好故事，這樣就發表，有點可惜。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至今也未敢貿然投出。但自此之後，我則借梯上樓，與先生的過從漸密了。他在課堂上，原本對許多人事，都持皮裏春秋的說法——這也正是他講課的迷人之處。單獨麵對時，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自然帶著更多的機鋒。那時，他還是副教授，曾經被 劉校長 賞識，一度做過係副主任。後來老校長下馬，他也就潔身而退了。那陣子高校還比較正規，因而教授也難免捉襟見肘，先生忽然就說要戒煙了。我不忍看他連這點雅癖也要斷交，故意送他一條煙、一瓶酒、一斤茶，並附贈了一首五古：也許這首打油還真的起了點作用，以至於今天他還保有這些惡習。先生和我，應該論得上誼兼師友。這種關係在我畢業之後，似乎更漸深濃。那時我分到瓊島，彼此尺素往還，說些非關家國的閑話。再以後，我又突然辭職回了武漢，之後是比較漫長的閉關索居生活。而此階段的先生，在武大則也過得比較壓抑。雖然著書幾冊，講課最受歡迎，卻由於眾所周知的諸般人事，竟連正高職稱也被卡著不評，住所則依舊是蝸居。於是，先生漸萌去意。楚材難為楚用，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潛規則。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猶能於風塵中辨物色，很快廈大就來了調函。從當日的頻繁通信來看，初遷海崖，風俗盡殊，不免有去國懷鄉之歎。我在禁中，無以相慰，嚐遙寄過一首詞《念奴嬌·贈易師》：燃煙枯坐，想先生何在？黑雲遮月。望處霜風吹淚眼，又到團年時節。海岸無涯，仙蹤難覓，應悔曾輕別。幾回提筆，苦衷難以重說。猶記忝列門牆，諄諄垂教，常使心肝熱。當年門生今孰往，護侍師尊身側。隨俗紅塵，爭逐蠅利，多是江湖客。夜深東望，但看雲水千疊。在那個特殊歲月，先生對我魚雁殷勤，鼓勵甚多。每次返漢省親，也必彎到起義街55號來探視。難中相見，他給我推薦當年有哪些小說文章可以一讀，說起 劉震雲 的《新聞》，他竟能隨口背出原文，並分析其中筆法的機智。師生相與禁中論文，確實每讓陪侍之人跌破眼鏡。至今想來，那樣的畫麵實在溫馨。那時在廈門有個陌生女孩，經朋友介紹，與我時相箋候，有點近似今天的網戀。我托她去看望先生，一來二往，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後來先生又來探我，很鄭重地規勸，說彼此並不適合。他認為 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於選擇，來日方長，先欠人情則勢必背負道義的十字架，最後使自己進退失據。想想人生所謂良師益友，雲天高誼，也就莫此為過了。
先生學的是美學，講的是文學，到廈大後執教的卻是藝術，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學和雜學。作為學者，他自有《藝術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高頭講章擺在那裏，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還是作家，寫得一手好小說，這卻是大眾不曉的。那時先生初到廈門，心中耿然還有一些孤憤。他把高校製度的弊端及知識分子在一個變革時代的失態，寫成了一個中篇小說《文火慢熬》，甫一發表，就被《中篇小說選刊》拔為頭條。我是深為先生的才氣折服的，那種老到的文筆，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說實話，遠遠勝過許多專業作家。我們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國時代那些學者，能把創作和治學都弄得非常像樣。而先生，正是具備了如此的大器。但辭章小道，於他看來，雕蟲而已，偶爾玩玩，隻是聊遣雅興。任我如何進言蠱惑，他都隻肯稍展鱗爪。後來，他還寫過一個中篇，名叫《高高的樹上》，也是諷刺當下的學術腐敗，看罷無不拊掌大笑。其實，即使先生今天已經名聞天下，私心裏我還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創作，也必將給這個無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傳世的經典。大約從94年開始，先生感於商業時代對學術出版的衝擊，開始跳出專業來寫一些平民化的學術隨筆。95年窮愁潦倒的我開始要自謀生路準備當書商，他聽說後，馬上把已經簽約給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部書稿（即後來暢銷不衰的《閑話中國人》），又要了回來給我，說你拿去做，賺了就給點稿費，賠了就給點樣書。這種古道熱腸，在這個日漸勢利的世界，實在是不複多見。可是，那時的我於出版還是菜鳥，加上幾個朋友資助的一點錢，捉襟見肘不敢多花。結果為便宜找了個爛印廠，印出來完全是殘次品。印費搭了進去，書卻難於銷售，一本非常好讀的書，卻被我砸在手裏。我深感有負先生美意，他卻沒有半句責言。就是這本當時名為《中國，掀起你的蓋頭來》的書，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這部僅僅流傳了幾千冊的書，今天也該是人們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個有心的編輯讀了這本書，決定重新包裝，我讓出版權，該書當即成為暢銷書而讓別人賺得盆滿缽滿。先生為了幫我，見我做書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暢銷書授權給我，這就是眼前還在熱銷的《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從這兩部書開始，先生成為了當代最具人氣的思想學術隨筆作家之一。先生是我見過的最博聞強記的人之一，因而談鋒甚健。和他對話，尋章引句，信手拈來，你多半隻有聽的份。關鍵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裝深沉，無論葷素都可以開談。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絕，滿座人都會為之前仰後合。“百家講壇”因是央視欄目，大眾傳媒難免諸多講究——個人演講的真正風采原是不易展現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異軍突起，小露鋒芒便贏得粉絲無數。先生是重情重義之人，所以走到哪裏都有朋友。95年他回漢，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長 劉道玉。這時的劉老已經去職多年，許多舊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隻為若幹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卻不敢或忘。想想塵世中的種種緣分，總還是有些仿佛古風的東西，值得我們在心底溫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們出校時邂逅了中文係的一位領導，那位爺半真半假地說：“你走了，我們還是很惋惜的，還是調回來吧。”先生笑著答曰：“那我確實有病。”善與人處的人，不一定沒有脾氣。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過一回的——要把長江文藝出版社和一個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該社出了該作者的一本書，其中一些文字，則直接取自先生前幾年的舊著《讀城記》。好玩的是，社裏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師兄，那也就是他的學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寫詩的青年，與我則也算舊交。媒體生怕他們打不起來，希望這個世界多點茶餘飯後的談資，遂幾麵撥火，先在輿論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結，後來大家知道我與先生的交情，便托我私下調解。百易兄不用說，本乃他的高足，無辜成了被告，話到禮到即可。海默兄則因在媒體攛掇下，原先說過些傷人的氣話，先生難免不快。我知道勸他莫過於情，他是深諳情理的，於是隻在電話裏說：海默跟我一樣，外省人到北京，拖著老婆、孩子賣文為生，您要索賠，那就是逼人討飯了。隻此一句，先生就動了惻隱。最後隻象征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我問為什麽要這個數字，他說代表報警而已。就這樣，官司化解，我想這就算是古人所說的恕道了。其實早在央視主講漢代風雲人物之前，先生就已經是暢銷書大家了。除開前麵提到過的那幾本，他還連續出了《品人錄》《艱難的一躍》《你好，偉哥》《帝國的終結》等。在整個書業皆現蕭條的現在，他這種獨具個性風格的隨筆體學術書，卻很奇怪地一路躥紅，成為各個出版社追搶的對象。即便如此，以我對他的了解，仍認為那時的他，還是未被這個世界足夠認識，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處。不可否認，電視這種強勢傳媒確有其巨大能量。而他這樣深懷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將要被鏡頭發現。一旦嶄露頭角，則肯定要成為公共人物，要麵對無數大刊小報的評頭論足。這是人生的一個兩難困境，毋庸諱言，每個囊中藏錐的人，都渴望舞台，都願意有朝一日脫穎而出、小試鋒芒。正如林語堂所說，即便做和尚，也願到都市大廟去對萬千僧尼講經，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對一個小沙彌說法。這是因為熱衷思想的人，多願把自己的寸心所得傳播給社會。人類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賴於此。但大眾傳媒往往也是雙刃劍，能成就人也能損害人。做公眾人物，沒有從容麵對毀譽的氣度顯然不行。名高則謗生，這是自古而然的。連你的收入也成為市民話題時，你就別想還有什麽隱私了。更何況許多同行文人，內心難問，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於是，許多朋友看著現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餘秋雨，不免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遊走於這根鋼絲繩上，應該還是優裕自如的。我知道我在此際來寫先生，難免私淑之嫌。況且以其盛名，原也無須在下的錦上添花。隻是因為見到一些流言，想到二十年來與先生的交誼，自覺有必要還原一個真實的先生，讓世人了解一下這個性情男人。而我所述的他那些為人品格，我相信，在如此世風的今天，肯定仍舊是許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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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2023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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