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曆史上第一次，一個貧窮、不發達國家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對世界事務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超級大國。這是如何實現的？這對世界其他地區意味著什麽？中國革命70年回顧[M].
回到世界地圖上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發揮著文化吸引力，並與印度一起成為 世界舞台上的領軍人物。在經曆了一個世紀的痛苦的殖民統治、屈辱和內戰之後，毛澤東於 1949 年讓他的國家重新出現在世界地圖上。中國人重新獲得了尊嚴。
這是一場“高速發展馬拉鬆”的開始，這場馬拉鬆將撼動全球關係。正如拿破侖·波拿巴早些時候預測的那樣：
“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巨人。當它覺醒時，整個世界都會震動”。
經濟奇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後的國家之一。絕大多數中國人從事（通常是原始的）農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是非洲的一半，拉丁美洲的六分之一。為了在高度敵對的世界環境中為平等的革命理想提供機會，有必要實現經濟和技術的快速增長。這將在接下來的 70 年裏通過反複試驗的過程實現。
在經曆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一個極其內向和動蕩的時期——發動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有爭議的群眾運動之後，鄧小平於 1978 年接過了火炬。他幾乎立即但謹慎地啟動了經濟改革。改革並與許多國家建立了關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國。
與西歐相比，中國的工業化速度是西歐的四倍，人口數量是西歐的五倍。[i] 七十年前，中國經濟在全球水平上微不足道。2014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 （按總量計算），同時也成為最大出口國。如今，中國有35個城市 的GDP與挪威、瑞士或安哥拉等國家相當。與此同時，中國的GDP已超過154個國家的GDP總和。2011-2012年，中國的水泥產量超過 了美國整個20世紀的水泥產量。它每年建造十個新機場，並擁有世界上最 廣泛 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網絡。目前，該國每年六小時內的出口量 與 1978 年相同。
技術飛躍
中國不僅在數量演變方麵令人驚訝。從質量上看，中國經濟也實現了巨大飛躍，科技發展就是最好的例證。近幾十年來，數百萬工程師、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從中國大學畢業。直到最近，中國還被視為技術的模仿者。如今，它已成為領先的創新者。中國目前擁有最快的超級計算機 ，並正在建設世界上最先進的研究中心，以開發更快的量子計算機。近年來，該國 在高超音速火箭、人類基因處理測試、量子衛星以及也許最重要的人工智能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中國製造2025項目 旨在加強重要社會經濟領域的技術創新。
中國的技術進步是否部分歸功於竊取知識產權？毫無疑問， 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過去，美國的經濟增長也隻能靠從英國和歐洲大規模竊取技術，才能達到超級大國的水平。正如《經濟學人》 所言：
“不擇手段地從富裕國家向貧窮國家轉讓技術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
食譜
中國現代化衝刺的成功基於以下幾個支柱：
- 經濟的關鍵部門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還間接控製著大多數其他部門，特別是通過共產黨對大多數大中型企業的控製。
- 金融部門受到政府的嚴格控製。
- 經濟是有計劃的，不是在所有細節上，而是在總體上，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
- 在各個經濟領域動態發展的明確市場機製內，有（相當多的）私人主動性的空間；隻要不幹擾經濟社會目標（總體規劃），市場機製是可以容忍的。
- 與其他新興國家相比，隻要符合中國的全球經濟目標，對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就很高。
- 正在投入大量精力發展基礎設施和研發。
- 工資很大程度上跟隨生產力的提高，這創造了一個龐大且充滿活力的內部市場。
- 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麵投入較多。
- 國家幾十年來太平，職場社會治安水平較高。
- 革命開始時向農民分配農業土地和個人戶口登記製度相對可能避免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典型的混亂的農村人口外流，導致大量非正規和非生產性工作。
- 與蘇聯不同，中國並未與美國展開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
這種做法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在資本主義國家，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占主導地位，短期利潤是壓倒一切的目標，政府致力於通過儲蓄消除預算赤字。他們應對金融危機（2008年）的驚人方式是中國的典型做法。中國政府推出了 占GDP 12.5%的經濟刺激計劃，這可能是和平時期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計劃。中國經濟先跌後迅速回升，而歐洲經濟十年來一直搖搖欲墜。
新的增長模式
由於國內勞動力市場、工資和國外市場的快速變化 ，中國政府製定了不同的增長模式。2012年習近平主席 上任時表示，“為了增長而增長”不應再成為目標。舊模式以出口和重工業、建築業和製造業投資為基礎。在新模式中，驅動力是大眾消費（國內市場）、服務業和通過攀登技術階梯進行的更高附加值活動。這一轉變體現了中國領導層實施經濟政策的靈活性。它是中國食譜的第十二支柱。這種靈活性在蘇聯後期應對這些挑戰的方式中脫穎而出。
成功的增長現在還能持續一段時間嗎？毫無疑問，經濟正麵臨 高額債務、影子銀行、基礎設施過度投資、房地產泡沫、人口老齡化、與美國日益激烈的貿易戰等問題。然而，大多數觀察家仍然認為中國是一個有彈性的經濟體，分析顯示，中國仍然存在很大的犯錯誤和挫折的空間，並且在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有很大的快速增長空間。
世界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行動
1949年，中國革命剛開始時，人均預期壽命為35歲。三十年後，這個數字已經翻了一番，達到了 68 年。[ii] 今天，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是76歲。嬰兒死亡率已有相當大的改善。例如，如果印度向其居民提供與中國相同的醫療保健和社會支持，印度每年的嬰兒死亡人數將減少 83 萬。[三]
1978年至2018年間，中國成功使7.7億人口擺脫了創紀錄的貧困人口。這相當於該時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總人口。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20年將消除極端貧困。世界銀行前行長羅伯特·佐利克表示，
這“無疑是曆史上克服貧困的最大飛躍”。僅中國的努力就確保了世界減貧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我們和世界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盡管許多國家的工資停滯或下降，但 中國的工資在過去十年中增長了兩倍。十五年前，西方跨國公司因工資低廉而紛紛湧入中國。相反的運動現在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目前中國工業的平均工資僅比葡萄牙低20%。保加利亞、馬其頓、羅馬尼亞、摩爾多瓦和烏克蘭等國家 2013年的最低工資水平已經低於 中國。
陰暗麵
這個成功的故事也有其缺點。工業和服務業生產率增長快??於農業，導致城鄉之間、貧困地區和東部沿海省份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嚴格的戶口製度（登記個人居住地，決定社會地位）導致了龐大的（數億）“內部流動人口”群體的社會權利較少，並經常受到歧視。一胎政策（自 1978 年起）除了具有約束力之外，還導致了大量的選擇性墮胎和超過3000 萬的男性過剩。
民主：輸入和輸出
西方政治製度通常認為自己是優越的，並認為自己是唯一有效的模式。這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曆史洞察力，因為幾乎所有法西斯政權都誕生於西方議會民主的子宮裏。一個公正的觀察者也會發現，西方民主主要服務於1%的人的利益。它缺乏解決社會和生態問題的長遠願景和有效政策。它已經成為特朗普、約翰遜、博爾索納羅和杜特爾特等日益荒唐、不可預測和危險人物的滋生地。
說到民主，西方強調的是投入方麵 ，強調的是如何 決策、由誰 決策的問題。選舉政治領導??層的程序是什麽？當選代表是否表達了公民的意願？選舉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中國，重點是產出麵，即決策的後果：決策是否成功、誰受益？結果是最重要的，良好和公平的治理是最重要的標準。[iv] 在這方麵，中國人更重視 政治家的素質，而不是選擇領導人的程序。
中國特色政治決策
中國模式專家丹尼爾·貝爾認為，中國的政治製度是高層精英政治、底層民主政治和中間層試驗空間的結合。政治領導人是根據其功績選拔出來的，在登上最高層之前，他們要經過嚴格的培訓、實踐和評估過程。市級和省級黨代表大會實行直接選舉。政治、社會或經濟創新首先在較小範圍（少數城市或省份）進行嚐試，經過充分評估和調整後進行大規模推行。[v] 丹尼爾·貝爾認為，這種組合“接近治理大國的最佳模式”。
此外，中央政府還定期組織民意調查，評估政府在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就業和環境等領域的表現。地方領導人的??受歡迎程度也是調查的主題。基於此，政策經常調整。
中國的決策體係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很難被懷疑是左翼或中國同情者：
“中國政治體係最重要的優勢在於能夠快速做出重大、複雜的決策，並且決策相對較好，至少在經濟政策方麵是這樣。中國適應得很快，做出了艱難的決定並有效地實施了這些決定。”
例如，在短短兩年內，中國將養老金製度擴展 到了2.4億農村居民，這大大超過了美國國家養老金製度覆蓋的總人數。
因此，中國政府能夠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也就不足為奇了。大約 90% 的人表示他們的國家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在西歐，這一比例在 12% 到 37% 之間（全球平均水平）。
共產黨
中國模式的支柱是共產黨。它擁有超過 9000 萬會員，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組織。該國幅員遼闊，就表明這樣的骨幹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中國麵積相當於一個大陸：是法國麵積的17倍，人口數量相當於西歐、東歐、阿拉伯國家、俄羅斯和中亞的總和。如果將其轉化為歐洲的情況，則意味著埃及或吉爾吉斯斯坦將必須由布魯塞爾來管理。鑒於這些比例、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以及國家麵臨的巨大挑戰，需要強大的凝聚力來保持國家的治理並能夠實施堅實的政策。據《經濟學人》報道：
“中國的統治者認為，如果沒有像皇帝一樣堅定的一黨統治，國家就無法團結起來（他們可能是對的）。”
黨招募最有技能的人才。高層領導的晉升選拔過程 客觀、嚴格。亞洲問題頂級專家基肖爾·馬凱碩：
“中國共產黨遠不是一個專製的獨裁製度，而是可能成功地創建了一個強大而持久、而非脆弱和易受傷害的受規則約束的製度。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種受規則約束的體係可能培養出了中國可能培養的最好的領導人。”
近四分之三的人口 表示他們支持一黨製。
國際關係
中國經濟過去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它能夠承受與外界隔絕的生活，並且經常這樣做。即使在其皇權的鼎盛時期，中國也通過外交和經濟關係而不是（軍事）征服來傳播其文化。[vi] 這種外交政策方式在近代曆史上也得到延續。中國致力於建設各國平等的多極化世界。它視主權為國際秩序的基石，拒絕以任何理由幹涉他國內政。這常常讓中國被指責對其他國家的侵犯人權行為做得太少。無論如何，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唯一一個30年來沒有在境外開過一槍的國家。
中國式的全球化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能自給自足了。它擁有世界18%的人口，卻擁有世界7%的耕地，僅進口世界5%的石油。此外，該國生產的商品遠遠多於消費。由於所有這些原因，今天的中國高度依賴 世界市場。
中國對世界貿易的依賴以及本質上對美國的軍事“包圍”（見下文）促使中國主動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兩千多年前的漢代，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將中國經歐亞大陸與地中海連接起來。與曆史上的貿易路線一樣，該項目今天也已成為一個龐大的海上和陸地路線網絡，於 2013 年以“一帶一路”的名義啟動。
與此同時，1,600多個項目涉及建築和基礎設施工程、交通、航空和其他港口項目，也涉及文化交流舉措。數百項投資、貸款、貿易協定和數十個經濟特區，價值9000億美元，分布在72個國家，代表著約50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5%。“一帶一路”是歐洲二戰後重建馬歇爾計劃以來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發展計劃。
馬丁·雅克 將新絲綢之路描述為“中國式的全球化”。“一帶一路”倡議不禁讓人想起400年前荷蘭的貿易戰略。英國和法國的殖民主義實際上是在尋找被征服的土地。他們組織軍事征服來征服社會並竊取財富。另一方麵，阿姆斯特丹正在努力建立一個“貿易和信貸帝國”。這不是領土問題，而是商業問題。荷蘭人建造了一支龐大的艦隊，在主要航線上建立了貿易站，然後試圖保護它們。與17世紀的荷蘭一樣，中國目前擁有最大的商船隊。[vii] 著名智庫Stratfor表示，經濟特區是“供應鏈世界的商業駐地，使中國能夠在不受殖民征服的混亂政治影響的情況下獲得資源”
南北關係傾斜
中國在亞洲中心的巨大增長成為整個大陸的催化劑。世界經濟重心正在迅速向較貧窮的亞洲經濟體轉移。它還大大增加了對原材料的需求，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受益。
東亞工業化呈現“雁陣”格局。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升級，工資上漲，不太複雜的生產任務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貧困地區。這首先發生在日本，然後是韓國和台灣，今天這個過程在中國如火如荼地進行。由於工資較高，中國企業現在將生產轉移到越南和孟加拉國等國家，但也越來越多地轉移到非洲。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將有助於在非洲大陸建立工業基地。
與美國對抗
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在資本主義的核心爆發的，而是在其最薄弱的環節、最貧窮和最不發達國家爆發的。先進的社會製度必須建立在薄弱的物質基礎上，這就產生了許多障礙和矛盾。七十年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科技的偉大飛躍和經濟的驚人發展，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華盛頓對此並不高興。但更糟糕的是，中國在經濟上有可能超越 美國。這兩種現象助長了中美之間的“新冷戰”和“熱戰”威脅。
在2019年預算討論中，國會 表示“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是美國的首要任務”。這不僅涉及經濟方麵，而且涉及必須在多個方麵進行的總體戰略。其目標是保持在三個領域的主導地位：技術、未來工業和軍備。
特朗普的目標是全麵重置 中美經濟關係。不斷升級的貿易戰是最引人注目的，但這隻是包括投資在內的更大戰略的前沿 ，包括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和美國對中國的投資。首先，戰略部門的 目標是破壞中國的技術進步。從這個角度來看，5G網絡的推出至關重要。在5G技術發展上遙遙領先的華為成為中心目標並非偶然。
特朗普政府還試圖通過在貿易協定中簽署條款 或簡單地向其他國家施加壓力，將與中國的這場經濟戰擴大到其他國家。 其目的是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一種“經濟鐵幕” 。
美國軍事戰略
對華軍事戰略有兩條軌道：軍備競賽和圍剿。[viii] 軍備競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美國每年在武器上花費6500億美元 ，占世界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是中國的2.6倍，人均的11倍。它還每年在軍事研究上花費1500億美元，是中國的五倍。五角大樓正在狂熱地研發新一代高度精密的武器、無人機和各種機器人，未來的敵人將無法應對這些武器。 不排除發生先發製人的戰爭。
第二條軌道是軍事包圍圈。中國的對外貿易90%依賴海運。超過80%的石油供應必須經過馬六甲海峽（靠近新加坡），美國在該海峽設有軍事基地。華盛頓可以輕易切斷對中國的石油供應。目前該國對此沒有任何防禦措施。美國在中國周圍擁有三十多個軍事基地、設施或訓練中心（地圖上的點）。美國艦隊總數的 60% 駐紮在該地區。毫不誇張地說，中國遭到 圍剿。你無法想象如果中國在美國附近建立一個軍事設施，會發生什麽，更不用說建立一個基地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我們應該看待中國對南海小島的軍事化以及對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聲索。控製能源和工業品運輸的航線對北京來說至關重要。必須在同樣的背景下看待新絲綢之路。
汙染與綠化冠軍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進入了環境汙染嚴重的發展階段。作為“世界工作場所”，它是地球上最大的汙染源之一。目前，該國也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盡管人均排放量還不到美國的一半，與歐洲大致相當。中國僅占累計排放量的 11%，而工業化國家的排放量則超過 70%。
這種情況是站不住腳的。按照目前的速度，從1990年到2050年，中國產生的二氧化碳量將 相當於工業革命開始到1970年期間全世界產生的二氧化碳量，這對全球變暖來說是災難性的。
十年前，中國領導層改變方針 ，生態問題得到高度重視。2014年，李克強總理宣布“向汙染宣戰”。一係列措施正在製定中，包括引領潮流的環境立法，但其實施並不總是不言而喻的。
結果很快就會出來。一時間，中國在太陽能電池板和風能領域成為第一。目前，33% 的電力由綠色能源產生，而美國這一比例還不到 17%。如今，中國對綠色技術的投資相當於 世界其他國家的投資總和。它希望 在不久的將來在地下捕獲和儲存數百萬噸二氧化碳。
該國是長距離傳輸 大量能源（例如來自遙遠的太陽能電池板場）的先驅，這對於城市的綠色能源供應非常重要。根據美國宇航局的數據，中國持續的造林努力為全球造林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對於控製排放至關重要。另一方麵，中國企業在全球非法采伐中仍然占有很大份額 。
巴黎氣候協定的守護神
中國被稱為“巴黎氣候協議的守護神”（2015年COP21，焦點：將全球變暖限製在最多2度，以1.5度為目標值）。當特朗普於 2017 年退出該協議時，北京宣布將與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各方一道，竭盡全力實現 COP21 的目標。
中國還充當富裕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調解人，強調全球變暖本質上是工業化國家的曆史責任，因此主張富裕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以應對氣候變化。感謝中國，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與COP21的目標保持一致，並在近幾個月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氣候計劃。
顯然，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2017年年中的報告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比商定的2020年日期提前兩年實現了氣候目標。
錯誤
七十年來，我們犯了很多錯誤。最初，中國共產黨試圖通過大躍進（1958-1961）匆忙引入社會主義，但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左翼極端主義留下了深深的傷痕，並導致了右翼的反應。1978年以來市場要素的引入使資本主義剝削得到了控製。其後果是深遠的：貧富差距拉大，資本家頂層層出不窮。
個人致富的餘地已經擴大，並導致腐敗和濫用權力猖獗。盡管如此，這種“資本主義籠中鳥”政策卻使中國經濟實現了驚人的增長，並極大地減少了極端貧困。這種受控的市場化動態是否能夠得到控製，仍有待未來決定。
中國領導層成功地將這個幅員遼闊、異質性很強的國家維係在一起，但過去和現在都是通過讓某些少數群體嚴格遵守紀律來實現的。盡管中國當局為改善藏族和維吾爾族的處境做出了許多正式努力，但藏族和維吾爾族仍感覺自己被視為二等公民。關於以非正統和強硬的方式解決種族緊張局勢，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這裏的一個優勢是，中國領導層不習慣隱藏或隱瞞弱點和問題。它們通常得到明確的認可和解決。比如，十八大前和十八大期間，就把國家存在的主要問題一一列出，逐一進行討論和翻譯，並提出了行動要點。這種理性的政治態度可以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並在必要時調整路線。
地球的穩定性
近代史上第一次，一個貧窮、不發達國家迅速發展成為經濟超級大國，對世界事務產生重大影響。中國以及緊隨其後的印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迅速改變力量平衡並改變世界。
中國越是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就越是背離西方，越是高舉“西方體係”的鏡子，就越會受到批評和攻擊。我們似乎很難以開放的心態去看待這個新的世界玩家。馬凱碩表示，“西方領導人不願承認西方世界的統治無法持續是一個重大威脅”。[九]
然而，我們必須學會接受這樣的現實：我們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和基準。實際上。隨著民粹主義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興起，像特朗普、博爾索納羅或約翰遜這樣不可預測和不負責任的人正在掌權。這個星球的穩定和宜居將越來越依賴於像習近平和其他正派領導人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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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i] 我們以 1870 年為西歐的起始年，以 1980 年為中國的起始年。我們根據人均GDP的增長來衡量工業化進程的速度。這些數字是根據 Maddison A., Ontwikkelingsfasen van het kapitalisme, Utrecht 1982, p.計算的。20-21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第 21頁。233 和 267。Zie ook 《經濟學人》， 2013 年 1 月 5 日，第 233 頁。48.
[ii] Hobsbawm E.， Een eeuw van uitersten。De twintigste eeuw 1914-1991，烏得勒支 1994 年，第 4 頁。540.
[iii]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2017 年世界兒童狀況》計算，紐約，第 14 頁。154-155。
[iv] 對於政治決策的輸入和輸出之間的區別，請參見 Kruithof J., Links en Rechts。《關於文化政治的批判》， Berchem 1983，第 14 頁。66.
[v] Bell D.，《中國模式》。政治賢能政治和民主的局限性， 普林斯頓大學，2015 年，第 14 頁。179-188。
[vi] Luce E.，《西方自由主義的撤退》， 紐約，2017年，第11頁。166.
[vii] 17世紀，荷蘭擁有的船隻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的25倍。如今，中國擁有的商船數量是美國的20倍。麥迪遜A.，《世界經濟》。千禧一代的視角，OESO 2001，第14頁。78; Khanna P.，用進廢退：中國的重大戰略，Stratfor， 2016年4月9日。
[viii] 如需更廣泛的討論，請參見 Vandepitte M.，特朗普與中國：走向冷戰還是熱戰？
[ix] Mahbubani K.，De eeuw van Azië。Een onafwendbare mondiale machtsverschuiving，不到 2009 年，第 14 頁。18.
本文所有圖片均來自作者
（穀歌翻譯：China Will Shake the Whole World: About Farme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