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美國知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所長波森 (Adam S. Posen) 曾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經濟奇跡的終結》，指習近平本人的政治轉向和失敗的清零政策，導致了中國經濟長期低增長甚至衰退。
對此，波森認為這對美國是一個機遇，美國應該重新回到門戶開放的政策上來，對中國的人才和資本張開雙臂。
然而，一些學者對他的觀點存在不同的看法。《外交事務》雜誌刊載了兩篇反駁波森的文章以及波森本人的回複。
兩篇文章分別來自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員劉宗元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他們一致認為，波森確實指出了中國經濟現在存在的問題，但是沒有找對問題的根源，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在於習近平本人而在於長期以來的結構性問題。
劉宗元在批評文章“替罪羔羊”(Fall Guy) 一文中，認為習近平隻是沒有處理好中國經濟問題，但是根本困境在於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這種結構性的問題在於長期投資高於消費，扭曲了經濟。
恰恰相反，習近平上任後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由於清零政策、政治倒退和“戰狼外交”，最終導致了不僅沒有拆除“中國經濟的定時炸彈，還大大縮短了它的導火索”。
此外，劉宗元還認為中國經濟衰退不是機遇而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他認為中國經濟衰退可能拖累全球經濟成長，並且有可能引發“戰爭”，因此西方不應該采取波森所說的“開放門戶”政策，而是應該繼續遏製中國。
終結中國經濟奇跡，習近平到底做了什麽？
波森文章截圖（編者按：該研究所無政黨傾向，但是長期支持新古典主義經濟政策，堅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政策，反對孤立主義和貿易壁壘。）
和劉宗元一樣，佩蒂斯認為中國經濟失衡，長期以來投資占比過高。更進一步，他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在於政府投資，但是為了維持高經濟增長，這些投資越來越沒用，最終導致了房地產泡沫和債務陷阱。他還補充道，“盡管政府的幹預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但它並不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在於高投資的模式無法持續。然而，由於中國的政治體製沒有辦法自我糾錯，並且經濟的成功還會強化這一模式。“成功的增長模式會發展出自己的一套製度，以及該製度的既得利益者會形成強大的支持者群體，這使得該模式在政治上難以轉變。”
波森回複了兩位作者的批評。他認為兩人提到的問題是共同發生的，中國經濟確實存在結構性問題，但是習近平的政策轉向同樣重要。作為支持減少政府幹預的新古典主義者，波森不同意兩人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認為這“歪曲了該國過去驚人增長的根源，也未能解釋今天正在發生的變化。”（編者按：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即按照投資、消費和出口等結構性方法分析經濟，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認為長期的經濟增長來自科學技術等有形的技術進步和法製、社會製度等無形的技術進步，也有教科書表述為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
他認為兩個人的“結構主義”邏輯是，投資帶動中國經濟增長但是導致了消費過低，由於中國的“獨裁體製”使得這一模式無法改變，最終導致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然而，波森將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源歸結於市場經濟，而不是政府做了什麽，相反恰恰是因為中國政府對經濟的不幹預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他表示，中國的國有資本投資在2012年已經下降到了33%，雖然在習近平上台後努力扭轉這一趨勢，但是在2015年以後占比又開始持續下降。並且，從就業上看，“1980年至2012年間，私營企業貢獻了中國城鎮就業增長的95%”。他認為習近平上台後政府的幹預導致了企業缺乏活力和創新，並且投資意願下降。不僅如此，政治倒退以及“數字極權”導致公民社會被打壓，使得民眾缺乏安全感，因此人們會努力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或者儲蓄而不是消費。他將中國的投資和消費下降，主要都歸結於政府幹預，而大規模的政府幹預正是從習近平上台後開始的。
最後，波森總結道，“由於習近平在管理經濟方麵轉向更加專製，中國經濟得了長新冠的病。這種綜合症並非不可避免，也並不是不能預測，但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專製者卻也很難治愈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