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毫不諱言：
現在的跡象是明確無誤的：中國遇到了大麻煩。我們不是在談論一路上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根本的事情。這個國家的整體經營方式、推動了三十年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的經濟體係已經達到了極限。可以說，中國模式即將撞上長城，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撞得有多嚴重。
那是2013年夏天 。那一年中國的GDP增長了7.8%。此後的十年裏，其經濟實際增長了 70%， 而 美國僅為 21% 。中國本世紀沒有經曆過經濟衰退——按照慣例，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更不用說“崩盤”了。然而，每隔幾年，英語財經媒體及其投資者、分析師和智囊團就會堅信中國經濟即將陷入困境。
這種信念在 2000 年代初出現，當時投資失控被認為導致經濟“過熱”。2000年代末，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出口萎縮；2010年代中期，人們擔心地方政府債務積累、影子銀行監管不足和資本外流威脅到中國的整個經濟大廈。如今，可怕的預測再次出現，這一次是由 2023 年第二季度增長數據不佳引發的。出口已從大流行期間達到的高度下降，而消費者支出則疲軟。房地產行業的企業問題和青年失業率高企似乎加劇了中國的困境。在此背景下，西方評論人士對中國繼續生產GDP的能力表示懷疑， Adam Tooze （作者： 楊希光）。 華盛頓彼得森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診斷出一例“經濟長期新冠”病例。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再次占據上風。
中國經濟存在結構性弱點是毫無爭議的。經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波劇烈的製度改革，中國的經濟格局已形成高儲蓄、低消費的持久格局。由於家庭支出低迷，過去十年來放緩的GDP增長是通過投資增加來維持的，而投資增加又是企業債務增加所推動的。但盡管經濟放緩，英語商業媒體目前的一輪末日論，一半投資者 焦慮，一半親西方 幸災樂禍，並不能準確反映中國經濟的命運——雖然進展緩慢，但仍在擴張，2023 年前六個月的 GDP 增加了 3 個百分點。有關中國經濟的知識是在西方公共領域產生和傳播的。
關於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報道，需要牢記的一個重要一點是，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為了滿足“投資者群體”的需求。對於像洪浩峰這樣有公共意識的學者的每一次幹預 ，都會有數十篇專家簡報、報告、新聞文章和社交媒體帖子，其目標受眾是對中國市場有不同程度了解的個人和公司，以及，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機構也越來越受到影響。大多數對中國的分析都力求直接有用，甚至是“可操作的”。針對一小部分人口的一係列以利潤和政策為導向的幹預措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影響有關中國經濟的“對話”。
由此得出另外兩個特征。首先，西方評論家最突出的關注點反映了外資資本在中國經濟中的不平衡分布。中國經濟在貨物貿易方麵高度全球化，但在金融方麵卻不然：北京的資本管製在很大程度上將國內金融部門與全球金融市場隔離開來。海外金融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渠道屈指可數，這意味著國際風險敞口不平衡。擁有外國投資者、離岸債務或在大陸以外股票市場上市（即不受中國資本管製）的中國公司所引起的關注度與它們的海外糾葛恰好成正比。因此，過去兩年有無數新聞文章專門報道房地產巨頭恒大集團的違約傳奇——一家在香港上市、依賴美元計價債務的公司。記者和評論員可能正準備對碧桂園給予同樣的高知名度待遇，碧桂園是另一家在香港上市並背負海外債務的陷入困境的房地產開發商。相比之下， 《華爾街日報》 或 《紐約時報》 的訂閱者可能不記得上次閱讀有關國家電網（全球最大的電力供應商）或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全球最大的建築公司）的文章是什麽時候了，這也是情有可原的——這兩家公司對全球的依賴程度較低。國際投資者不太可能為此徹夜難眠。
第二個特征與金融業依賴政治經濟講故事的藝術來銷售投資選擇有關。有資金進行投資的客戶想要的不僅僅是分析師對特定投資產品的可能回報率的預測；他們想要了解該產品如何融入“更大的圖景”——與其他市場的脆弱性、衰退或關閉相比，融入市場某一部分的機會、創新或轉型的總體故事。對中國經濟的討論經常受到這種市場變化的敘述弧的影響，無論是“看漲”還是“看跌”。例如，其中包括：習近平開啟第三波製度改革的理論——“改革3”。0' – 2013年11月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沒有發生任何此類事情）；在2015年和2016年中國金融波動期間，人們擔心即使不是“雷曼時刻”，也會出現“硬著陸”（GDP增長率仍接近7%）；並相信中國在 2010 年代必然從投資轉向消費“再平衡”（自 2003 年以來，投資占 GDP 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40% 以上）。這些敘事似乎是為了滿足西方投資者和金融中介機構的講故事需求而精心製作的，它們成為了公眾辯論的磁石。例如，“再平衡”的故事是對中國經濟中麵向消費者的部門進行投資的令人信服的誘因 — — 直到它逐漸失去可信度。一路走來，有的賺了，有的賠了
關於中國經濟的大量討論都是為了回應投資者的利益而形成的，這也可能解釋了中國對短期情緒逆轉的敏感性。一般來說，金融市場的表現比實體經濟的表現更不穩定，而就中國的情況而言，主要是前者 — — 海外投資者受到的影響最大，盡管不均衡 — — 推動了對後者的看法。因此，從一個金融周期到下一個金融周期，情緒會在看漲和看跌之間劇烈波動。英語評論在一定程度上隨著市場情緒的變化而波動，也缺乏評估中國經濟表現的一致、可信的標準。增長多少才足夠？中國需要什麽樣的經濟擴張才能不陷入“危機”？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推出了大規模的銀行貸款來刺激經濟活動，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增長8%對於避免大規模失業和社會不穩定是必要的。現在，這個基準已經輕易地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今天的西方沒有人會夢想說中國的目標應該是每年8%的增長。GDP 增長本身足以衡量經濟實力嗎？中國當局對GDP表現的重視程度已經下降。2023年的官方目標是一個近似值——“5%左右”——提供了一定的回旋餘地，同時“十四五”規劃（2021-2025年）完全取消了GDP總體目標。
除了千變萬化的績效評估標準之外，如何解讀中國經濟的重大發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亂，特別是在政策製定者的意圖方麵。房地產行業的困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負債累累的恒大集團的緩慢崩潰一再被西方媒體描述為等待整個中國經濟的一場災難，這是“雷曼時刻”比喻的又一次重複。這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政府故意阻止包括恒大在內的負債累累的房地產開發商在2020年夏季獲得寬鬆信貸——這一措施後來被稱為“三條紅線” 政策。當然，大規模的企業違約和重組是不可取的 本身。但中國當局似乎將恒大這樣的失敗視為對整個房地產行業進行整頓並降低其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的代價。盡管房地產低迷以及2022年投資大幅下降對中國的整體增長表現產生了負麵影響，但這似乎是齊心協力“整頓”該行業的結果——即使在2020年，該行業在經濟總產出中所占的份額也在不斷縮小。 GDP 增長的成本完全可以被描述為積極的發展。
對中國經濟采取更加冷靜的態度的出發點是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待當前的情況。中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全麵轉型。由於那幾十年的改革浪潮，農業生產從集體轉移到了家庭；國有工業轉變為營利性企業；商品、服務和勞動力的配置徹底市場化；一個強大的私營部門誕生、迅速擴張並得到鞏固。自2000年代初結束劇烈的體製改革以來，中國的GDP實際增長了四倍多，但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保持穩定，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人資本之間的平衡，以及投資優先於消費。在這種背景下，重大變革——技術升級、資本市場擴張——進展緩慢。GDP增長的下滑本身就是一個曠日持久的事情，目前格局的基本要素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既不是喬·拜登那樣的“定時炸彈” 上個月大膽地提出了這一觀點，也不是——一個被過度使用的表達——“處於十字路口”。未來幾年，西方看多中國的人很可能會繼續轉變為看空中國的人，反之亦然，而中國經濟卻冷漠地艱難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