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特刊
文革中的一件命案
趙婉如（６３６）
１９６６年，舉國瘋狂。正如曆史的各個時期一樣，凡有大事，就會激起單純幼稚的青年學生們的滿腔熱情。當時的口號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青年學生們受到個人崇拜驅使和革命口號煽動，加上也不乏個人英雄主義，於是在國家的大動蕩之外又額外鬧出許多事來。首都北京更是首當其衝。中國科技大學的活動在首都高校中間不算影響很大，大約因為學生人數相對於其他高校較少，又離大學集中的海澱區較遠，更可能因為努力學習的書呆子多些，一頭紮在科學技術裏。用北京高校的流言來說，“窮北大(注:文科用紙筆，不需太多設備，因而窮)，富清華，不要命的上科大，” 滿腦子都還是數學、物理、牛頓、愛因斯坦；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有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看穿了這些浪費時間才智的把戲，更願意在學術領域裏遊弋，自得其樂。可有一件事，卻是晴天霹靂，因為出了人命，而且不是那個時代屢見不鮮的自殺：一個歸僑數學教師，周進聰，被幾個對立麵的學生毆打致死。
每當有朋友說起該寫點文革回憶時，我就猶豫。一來是各項事務還是很忙，沒有足夠的時間，又不願潦草幾筆粗製濫造；更因為年代久遠，如果記憶失誤事實不切，對不起當事人；還有，那畢竟是痛心遺憾的時代。回憶它是痛苦的，畢竟是個人記憶中的，更是國家的傷疤。近來看見文革博物館裏的幾篇文章，觸動心弦，於是盡我所能，記錄一些片斷。
當時高校強調基礎教育，我們進校的第一年隻有高等數學，普通物理，和外語。周進聰是我們的高等數學課的輔導老師，才畢業不久，個子不高，又瘦瘦的，說話速度不慢，說話時總笑嘻嘻地，眼睛靈活地前顧後盼，還經常配上手勢，有時還會一跳一跳。碰巧我們這門課的主講老師也姓周，周永佩，和周進聰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舉止穩健，態度溫和，於是我們這班調皮的學生分別叫他們小周和大周。科大尤其強調基礎教育，著名科學家紛紛教基礎課，華羅庚教高等數學，嚴濟慈教普通物理等，其他教課的教師也必得有兩下子真功夫才能站上講台。我進校時就讀的是地球物理係，對數學的要求雖然遠不能和數學係相比，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礎訓練。這兩位周老師不愧是精選來的，大周上課從不帶講稿，一堂課下來，講解有條不紊，深入淺出，又正好從黑板的左上角順序從左到右，從上到下板書到右下角，預定的內容全部在下課時間前講完，滿黑板的板演正好留給想做筆記但沒來得及記完的同學，令我們驚歎欽佩不已。大周給我們上課時小周坐在後麵，隨著大周講的內容調整他的輔導材料。他們兩位配合默契。小周雖然資曆淺些，但也不同凡響。輔導老師的重點工作內容之一是回答同學的問題，他總是侃侃而談，沒有他回答不上來的問題。還時不時給人一些課外的難題，啟發人的進一步思考和興趣。我們當時都十七八歲，年少氣盛，對老師還是有些挑剔的，可是對這兩周，我們尊敬和親近他們，對數學的興趣有增無減。
我個人和周進聰有多一些的接觸。第一個學期下來，我幾門課都得了５分，於是大小周對我就多了幾分重視，願意多和我聊聊。我除下課後問大周一些課堂內的問題外，有時去小周的宿舍問他一些課內課外的數學問題。那時沒有專為學生解答疑問的辦公室時間，都是去輔導教師的宿舍問。久而久之就熟悉了。他大我們不多，似乎更像朋友而不是師生。我不少次借他的自行車上街，還一次借過他的兩輛車和同學一起出行。小周是南洋華僑，父母還都在那邊，家庭富裕（要不他單身一人怎會有兩輛自行車，那個年代自行車是奢侈品）。他愛數學之外還愛國，於是孤身一人回國工作。他是性情中人，對事對人都熱情。性格外向，這部分導致了他文革中的悲劇。
大多數教師，尤其是業務教師，在文革爆發後都比較謹慎，持觀望態度。他們畢竟不是學生了，不能過於隨性。但小周不是在中國長大的，沒有深的城府，他直率，有話按捺不住不講。他說話不繞彎子，口氣也激烈。在南洋長大的人，走南闖北，在不同國家居住過，民主意識可能也比較強，膽子也大些。運動開始時我們的數學課已經結束了，其它課也全部停止了，我忙於自己的那些愚蠢的，卻自以為是關心國家大事，“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活動，很少見到老師們。但在６７年有一次碰巧在路上遇到小周，聊了相當長時間。那時他還沒有很深地卷進派別鬥爭，主要談的是當時的國內形勢，他對打倒一切很反感，支持我參與的開始扶植幹部的一些活動，但勸我小心，不要盲目行動，不是熱情去做就好，要真正做對了才好。他說的原則是對的，但是真正做對了沒有是事後才知道的，開始做的時候隻能盡自己的能力判別是非。後來就幾乎沒碰見小周，但時而也聽到傳言說他發布了一些言論，激怒了誰誰等等。那時的流行語言叫作“跳出來，”他確實跳出來了。
當時科大主要分兩派，東方紅公社和延安公社，當然另外還有逍遙派。東方紅公社是“掌權”派，也是多數派，運動開始時的“造反”派大多加入了東方紅，氣勢比較盛。延安公社站在對立麵，對事物的態度持較為溫和的態度，被東方紅譏為保守派。周進聰雖然性格熱情開放，但政見卻與延安公社一致，他成了延安公社的積極分子。後來打死他的幾個人都是東方紅公社的鐵杆分子。兩派之爭是這樁命案的基本原因。周進聰有些事情讓東方紅的人憤怒，其中有一件事是東方紅的人砸了延安的廣播站，延安公社募捐重買廣播器材，他捐了很多錢。這使他成為東方紅鐵杆的眼中釘。他被東方紅那幾個人從他的宿舍裏騙出來，被裝在麻袋裏劫走，押到某個秘密地方拷打，受到拳打腳踢，可能還加上了棍棒。我也聽說他會點武功，開始的幾下對他來說無關緊要。但他越是經打就越惹得東方紅的人惱火，也聽說他不求饒，於是越打越重，終於有了致命的一擊。據說是肝髒破裂致死。事情發生的時間約是１９６８年下半年。
噩耗傳來，我驚呆了。也就是政治觀點不同，竟於致命。多少年過去，想起來仍然怵目驚心，讓人仰天長歎，說不盡的惋惜和遺憾。據說周進聰父親是一位僑領，經常回國，他兒子的意外去世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等人的重視，因此這些打人者受到了較重的處罰。後來聽說他父母把他的骨灰帶回他的出生地了。一場愛國夢，灰飛煙滅盡。
打人的那幾個學生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文革，斷不會走到這一步的。他們看到出了人命之後才驚醒了，知道闖下了大禍。第一個念頭是逃跑，逃出北京。我後來聽說他們找人幫助，設計逃跑方案，但終究不是解決辦法，逃了幾天後終於自首歸案。某種特定場合，一種反常的思維會左右人的行動。這幾個學生為此付出了終身的代價。我每每想起這個慘劇，就會為雙方悲哀。人這個群體，為了讓社會更有秩序，從而自己生活得更好，誠心誠意接受一些能人做國家領導人，希望他們製定法律，組織社會，維持秩序，交易調停。作為帶頭人的辛苦和貢獻的回饋，人們認可這些領導人享受較高收入，特定的待遇，尊敬和榮耀。可事實上，曆觀古今中外，帶頭人能做到眾望所歸的並不在多數。不少帶頭人唯我獨尊，剛愎自用，爭權奪利，發起一個又一個事件，導致國家動蕩，民不聊生。不諳世事的年輕人盲從，盲動，以至失手傷人至死。小周（我該尊敬地稱他為周老師）隻是多少人中的一個。嗚呼哀哉，烏托邦，隻是一個夢想。英明的帶頭人，少一點私心，多一點明智，讓大家和子孫後代活得健康點，舒心點，長久點，民之幸也，國之幸也。
周進聰的名字列在所有的文革遇難者名單上。謹以此文悼念周進聰老師。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倘若我炎黃子孫能認真吸取曆史教訓，中國必有更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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