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共存”的確比中國的“封城”造成的新冠死亡人數多，如果算上次生死亡，應該也是西方的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不應該共存、應該封城。 人的生命價值不僅在於長度，還在於質量；不僅在於存活，還在於自由。人各種不健康生活方式都會造成短命，吸煙喝酒熬夜過勞都會影響健康和壽命，但就要禁絕這些嗎？
現在許多人批評中國抗疫，其實並沒有批評到點子上，或者說沒有說清中西方抗疫的本質差異。抗疫方式不同不止是現實利益問題，還是生命觀和價值觀的差異問題。 如今的中國人雖然生活在21世紀，但是還是沒搞清為何而活、如何活的有尊嚴有價值。所以才導致抗疫、環保、教育、醫療等議題上認知立場的混亂。
西方的“共存”其實更準確說是一種給人自由選擇的抗疫方式。西方各國並沒有強迫人們去直麵病毒。如果想自我封閉的人，完全可以在疫情中不出門、生活用品由親戚朋友送進來，自己與人接觸帶著口罩穿著防護服，送東西的走了後噴灑消毒液。這樣自己想封多久封多久。而不想這樣的人則可以出門工作生活。
“除冠病疫情外，中國的防疫措施還帶來了其他好處。大陸和香港的研究人員發現，中國實施的封鎖措施，預防了34萬7000宗與冠病無關的死亡。
死亡率下降與嚴格的限製措施有關，使得空氣汙染好轉，衛生狀況改善，交通事故減少。”
按這個邏輯，把全中國人都關監獄裏，更加能夠減少死亡。
國人還是沒有“活明白”，活出人性尊嚴。對於低概率的死亡事件，人們不像接受通識教育的西方人那樣坦然，而是更受宣傳和風氣影響，不是麻木（如對空氣汙染）就是過敏（如對新冠）。剛剛脫貧的國人心理也更脆弱，沒有建立起理性客觀的生命觀，更被文化慣性和生存基因誘導，顧此失彼、顧頭不顧腚。
說白了，東亞國家尤其中國的國民，普遍缺乏理性的認知能力和坦然麵對生死的態度。
對於從極端貧困中成長的亞洲人，缺乏對尊嚴、權利的意識，卻非常怕死，哪怕死亡幾率不高。
這就像從大饑荒和短缺時代過來的老一代，特別喜歡囤積貨物、占小便宜一樣，他們沒有理性隻有應激性。
國人熱衷於在技術問題上奮鬥到極致，但方向錯了，事十功一，甚至起到反作用。國人在抗疫上的偏執與扭曲，以及造成的惡果，隻是相對最突出的一次表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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