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Jada Yuan 譯 | 華新民
來源 | 《華盛頓郵報》202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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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繩子一拉，黃色的簾布飄落下來，露出我祖母的的雕像，有三層樓那麽高。那是2012年5月，出自一位雕塑家之手的吳健雄聳立在上海北麵不遠的一座市鎮（江蘇太倉）。她是名滿天下的核物理學先驅，1936年從中國前往美國留學，而且，從很多方麵看，從此一去不回頭。她推翻了曾被認為是自然基本法則的定律，在曼哈頓養育了我的父親，在我小的時候教我怎麽用筷子。在實際生活中，她的身材可能剛好5英尺高，而且隨著衰老而愈變矮小。如今的雕像還原了她年輕時的模樣，坐落在一個底座上，披著那種學術長袍，我隻是在她十六次獲得榮譽科學博士學位的照片中才見到過，其中一次是普林斯頓大學，首次將這樣的學位授予一位女性。當時我過了片刻才意識到這尊雕像就是她。銅像那麽大，那麽綠——與自由女神雕像一樣的薄荷綠色調。我和父母事前飛到了上海，一百年前的1912年，我的祖母在此出生，然後向北驅車一小時到達位於長江入東海處的漁村瀏河，這是她從小長大的地方。我們時差還沒有倒過來，在迷糊中出席了當地政府為她組織的百年生辰慶典。我沒料到會有警察的摩托車隊開道，有著她名字的橫幅跨越過大街上方。還有每天夜晚與共產黨官員一起的喧鬧的宴會，以及宴會上如流水一般的茅台酒——一種清澈的發酵高粱酒，味道像甜鬆節油。在這種場合，像我的表叔吳肅這種善於交際的人，會走遍每張餐桌給大家敬酒。然後你必須像他一樣走遍所有餐桌，接連不斷地幹杯，每隔一杯偷偷往裏注水，使你不至於醉倒在半道上。每次訪問中國總是同一連串眼花繚亂的、我從來都不知道有過的親戚見麵，還有那種嘈雜而熟悉的語言，美國出生的父親和我聽了一輩子也沒能聽懂多少。我們隻是任人擺布。雕像揭幕的那天早晨，我們的親戚帶領著我的父親袁緯承（Vincent Yuan，吳健雄唯一的孩子）、我的母親露西·裏昂（Lucy Lyon）和我（唯一的孫輩）來到一片折疊椅的海洋前麵，每個椅子上都覆蓋著紅色和黃色的織物。儀式中有很多不加翻譯的中文演講，講話中某個地方我聽到了我父親的名字，然後是我的名字。我表叔趕緊示意我們站起來揮手，然後響起了一片掌聲。我的母親是種族上而非宗教上的猶太人，金發碧眼，當她被介紹而站起身來時，數千人齊聲發出一陣驚歎。到中國去紀念我的祖母，我們以前也經曆過：在她讀大學本科的南京，有一個紀念館。她的另一尊青銅雕像矗立在上海。這次百年誕辰之行，我們參加了吳健雄陳列館的開幕式，其中展示了她的學術論文，以及她在白色實驗室工作服內穿的開衩旗袍。在她的家鄉，我們參觀了她父親創辦的學校教室，她父親辦學主要目的是讓自己的女兒能夠接受教育。那裏孩子們唱了關於吳健雄的歌曲。中國的英雄崇拜令人印象深刻，而當你的祖母是崇拜對象時，那簡直是一種超現實的體驗。在紐約，她來回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和附近的租金穩定的教員公寓之間，一點兒也不引人注目，一起住在那裏的祖父是一個粒子物理學家，還有我父親，他後來也成為一名核物理學家。這種聖人一般的崇拜，很容易使人失去對真實人格的了解。我還保留著對自己祖母的記憶，不過不完整。使她成名的研究工作改變了科學家對宇宙的認識。這激勵了無數女孩和婦女，她們直到今天還同我有聯係。然而，回到我記憶中的圖景是我的童年：穿著她給我的印有圓點的派對禮服繞著她跳舞，或者和她一起衝下樓去看克萊蒙特大街的聖誕頌歌表演。今天我快到了她做出偉大發現的年齡。我有生之年中有一半是和她祖孫相知的歲月。像許多來自移民家庭——或者來自科學家的家庭，經曆過戰爭和破壞的家庭——的孩子一樣，直到祖母逝去從而沒有機會再問她的時候後，我才意識到我對她的一生知道得那麽淺薄。把記憶拚合起來。我們的家庭故事在官方說法和傳記中被重複了許多次，不清楚哪個版本是真的。過去是一個結束了的篇章。第一代人努力與舊的生活方式、語言、食物拉開距離。像我這樣的二代孫輩，卻回過頭來，渴望更多地了解當初這一切開始時的情況。我的祖母在中國像搖滾明星。後來，在2021年初，美國郵政局為紀念她而發行了一枚永久性郵票，於是她在美國也成了搖滾明星一類的人物。（你還可以購買一件印有她和其他“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中的）女性” 的T恤衫。最近，她和她的郵票成為電視裏智力競賽節目“Jeopardy！” 中 “著名亞裔美國人” 的一條線索。標價800美元。）我祖母的郵票使得出現在郵票上的亞裔美國女性總數上升為二，與推廣木須肉的廚師廖家艾（Joyce Chen）並立。郵票中祖母的肖像看起來就是我記憶中的那個女人：聰明，眼光深邃，梳著精致的高發髻——這本身就是一項物理學成就。臉上帶著似笑非笑的狡詰，總是讓我想知道她在想什麽。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無非是在對我們親近的人的生命進行理論上的詮述；一旦他們逝去，我們就會處理她們留下的資料和筆記。我不是核物理學專家，但這是我的理解：我祖母在1956年進行的一項實驗證明了一個理論，它打碎了我們對物理世界的認識。她接受了她那個領域內無人願意麵對的挑戰，她證明了“宇稱不守恒”，也就是說自然規律並不是完全對稱的。一個自然現象及其鏡像並不總是相同的。宇宙有時會區分左右。巴納德學院的天體物理學家簡納·列文（Janna Levin）告訴我，為什麽大爆炸後物質多於反物質——為什麽宇宙中存在物質而不是一無所有？為什麽沒有湮滅到無影無蹤？歸根結底，為什麽宇宙會像我們如今認識的這樣存在？我祖母發現的這種不對稱性可能從根本上回答了這些問題。祖母是個什麽樣的人？我的感覺來源於許多文字資料，其中一些與同行評審的科學論文一樣可靠。有一本由江才健最初用中文寫的傳記，還有每逢表彰科學界女性時冒出來的無數文章。還有一本2019年出版的兒童讀物《物理學女王》作了最簡潔的敘述，後來發現這本書對我進一步了解祖母竟然特別的有用。關於她的職業生涯，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麽？——回答是這個：祖母本應該獲得諾貝爾獎。我甚至在懂得她的工作（不是說我有能力真正理解它）之前就開始聽到這種說法了。她在全世界被稱為“中國居裏夫人”和“物理學第一夫人”。她在執教了幾十年的哥倫比亞大學，總是要求學生在工作上盡善盡美並且長時間呆在實驗室裏，這時心生不滿的學生就會稱呼她為“吳夫人”——或者“龍女士”。她更喜歡別人叫她吳教授或吳博士。我叫她祖母，雖說一個受中國文化浸淫較多的孩子會叫她奶奶。她雖然未獲得過諾貝爾獎，但她的名字卻經常同那些得到過該獎的物理學巨人相提並論，比如居裏、愛因斯坦、費米和費曼。吳健雄11歲時，她父母辦的學校已經教不了她什麽，於是她就離家求學。她很幸運——她在家裏是排在兩個兄弟中間的女孩，父母政治上進步，是真正的革命者，倡導婦女權利和女童接受教育的權利。吳建雄（左五）身著黑衣，與家人合影。她的父親吳忠義在她的左邊，她的母親範福華在照片的最左邊
吳建雄和她的叔叔吳周誌，後者後來支付了她去美國的旅費她要跋涉五十英裏崎嶇不平的鄉間小路到蘇州的一所門檻很高的免費女子師範學校去上學。然而，她在晚上偷偷學習從同學那裏借來的物理和數學書。為什麽是物理？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但是當時正是1920年代，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推動下，歐洲和美國湧現出一係列令人興奮的發現。想要參與其中是很可以理解的，好比年輕的帕蒂·史密斯在1960年代後期想要到（紐約）東村去一樣。1936年，她24歲時登上遠洋輪。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橫跨太平洋的旅程前往美國。他的旅費是叔叔支付的。她必須出國，當時的中國沒有地方可以攻讀原子物理學的博士學位。日本侵略中國的威脅正迫在眉睫，當時那些離開祖國的人都知道他們在逃避什麽。她去國後一年的第一場戰鬥，就發生在她家鄉以南27英裏的上海。然後是南京大屠殺，日本人強奸或屠殺了數十萬平民（人數有爭議），這是她不久前完成大學本科學業的城市，她也曾在這裏帶頭到中國領袖蔣介石的官邸抗議，要求他采取更多製止戰爭的措施。她當時沒有預見到，這場戰亂後來擴散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沒有預見到她的兄弟和叔叔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致死。她以為幾年以後就可以回國的。她在輪船上揮別父母的時候，也是她見到他們的最後一麵。郵票發行時，一位記者聯係到我父親，問他關於他母親的事。父親把他的回答抄送了一份給我，這是他對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直言不諱的一次。她長時間在實驗室工作，深夜才回家。她一方麵照顧我，一方麵也要從事她的工作。她檢查我是否完成了家庭作業，但沒有管得很細。說起樂趣的事，我們沒有太多共同點，工作就是她的生活和樂趣。她寧願在旅行時，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跟我在一起。 父親從閱讀人們關於母親的文字中了解到自己童年的一些事情：她實驗室的學生給我們買了兩張馬戲團票，這樣可以讓她離開實驗室兩小時。但她走了不到半小時就回來了，笑著說她不必去看馬戲了，因為保姆已經同意帶我去。
作者：李靜
我來自一個物理學家的家庭，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長大，這是一座秘密興建的小鎮。我周圍的許多成年人都有安全許可證，我們這些孩子也學會了不要打聽他們的工作。他們過著神秘的職業生涯，對我來說是禁區。
我的科學和數學課都學得不錯，但我更喜歡講故事。所以我成為了一名記者，寫了很多知名人物的特寫，喜歡盤問他們的生活。不知何故，我從來沒有試圖揭去我自己家庭名譽的外衣。
即使現在也很難，因為如果我挖掘得過於用力，我不得不麵對下麵的想法：吳健雄在取得眾多成就的過程中，沒有平衡地兼顧她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她的這些選擇影響所及，已經波及到我的父親，接著又以我在多年治療後才開始理解的方式波及到我。這篇文章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寫成，在此期間，我動了一次子宮手術，並且冷凍了我的卵子——生怕43歲單身的我斷了她家族的血脈。我祖母走下了那艘遠洋輪時，原來打算到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但是在訪問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後改變了主意，決定在那裏注冊就讀。因為她吃驚地得知密歇根大學的學生會是不允許女性從前門進入的。而且帶領她參觀伯克利的向導是另一個中國的物理學研究生袁家騮，人們通常稱他為盧克（Luke）。盧克就是我的祖父，但這裏還有另一個對於物理學家來說不那麽浪漫——或者也許更浪漫的愛情故事：伯克利恰好擁有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這是一個倉庫大小的設備，可以將帶電粒子沿著螺旋的路徑加速並將它們射向更小的粒子。我的祖母一看到它，就知道自己必須留在這裏。她本來是打算回國的，但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切斷了所有希望。我相信，漂泊再加上絕望，使她全身心投入到實驗室工作中去，通常會一直待到淩晨4點。她每次參加考試的時候都擔心如果考不及格，自己會無家可歸。每次考試通過——總是能通過——她就會去中餐館慶祝一番。她在伯克利開始了她畢生的工作——研究β衰變。這是放射性衰變的三種主要方式（α、β、γ）之一, 是一種弱相互作用的現象,是使得太陽發光的基本動力。她周圍的世界正在崩潰，她則專注於不穩定的原子，當原子崩裂時，會自發地放射出小碎片而重新變得穩定，在此過程中釋放出能量並變成其他元素。在她艱難的上升過程中，一個不變的話題是：無論走進哪個房間，她都是罕見的、通常是唯一的女人，而且還是個中國女人。1941年《奧克蘭論壇報》在一篇關於她的核裂變研究的文章中稱她為“身材嬌小的中國姑娘”，看上去像是個演員、藝術家或者追求西方文化的富家小姐。”當年那些關於她的文字，幾乎都以帶點色情的東方主義筆調稱讚她多麽美貌，仿佛對她竟然也是羅伯特·奧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所稱的β衰變研究 “權威” 表示驚訝。我父親和我不得不根據一些文字記錄來還原她生命中的這一段經曆，尤其是1993年出版的莎朗·麥格瑞（Sharon Bertsch McGrayne）所著的《諾貝爾科學獎女性》一書，書的作者在我的祖母和她的許多同時代人離世之前采訪過他們。伯克利沒有給予我的祖母永久職位。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麥格瑞認為這是性別歧視加上戰爭期間反亞裔情緒高漲造成的，在西海岸尤其如此。1882年的排華法案因為1924年更嚴格的移民法案而得到加強。不久後建立了日本人的拘禁營。當年，在全國排名前20的研究型大學中，沒有任何一個女性的物理學教授。（即便是現在，根據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報告，獲得物理學學位的女性少於任何其他科學領域。）吳健雄與袁家騮（英文名Luke Yuan）1942年5月30日婚禮留影於加州帕薩迪納密立肯夫婦家中。右二、右一分別為格麗塔·密立肯、羅伯特·密立肯我的祖父在伯克利也無法獲得薪水合適的職位，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了一個不錯的職位，後來又在新澤西州獲得了一個為美國國防部研製雷達的工作。他們結婚後搬到了東部，祖母一度跟著祖父的職業生涯而遷徙。她曾在史密斯學院短暫任教，在那裏她喜歡上了指導年輕女性的工作，但她的教學職責使她沒有時間進行研究。一年後的1943年，她簽約成為普林斯頓大學首批女性物理學研究員之一。一年後，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項秘密戰時研究項目將她吸引過去。哥倫比亞大學戰爭研究部門的兩名物理學家花了一天時間考問她，但始終不透露她將從事什麽工作。考問後他們讓她猜。她回答：“抱歉，如果你們不想讓我知道你們在做些什麽，本應把黑板上寫東西的擦幹淨”。請想象一下核物理發展過程中這樣一個時刻：一係列重大的發現以瘋狂的速度出現，科學家們硬擠進已經沒有座位隻有站位的演講廳，或者爬上柱子以便看清楚黑板上的方程式。而我的祖母就處在這樣的場合中心。直到1950年代，宇宙的對稱性，包括左右對稱性即宇稱守恒，仍被認為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宇稱說的是宇宙不偏袒左或右，物理定律對於任何事物及其鏡像同樣適用。已經證明這對於行星和棒球等宏觀物體都是對的。但在原子核的層次，並不完全是這樣。科學家們使用高能加速器將粒子轟擊成一堆更小的粒子，結果有點不對頭。要麽是實驗有毛病，要麽是三十年來的物理學有毛病。1956年春天，我祖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同事李政道告訴她，他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楊振寧正在寫一篇引起爭議的論文。論文論證了宇稱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不守恒，弱相互作用是宇宙的四種基本力之一。（重力是另一個基本力；他們的理論就像是說重力隻是有時起作用一樣令人無法接受。）我的祖母當時44歲，已經以嚴格和一絲不苟的實驗家著稱。在實驗室裏證明李、楊這樣的理論家的觀點是否真實，正是她擅長。她不認為物理學是爭第一的瘋狂衝刺，她珍視精確性和無可挑剔的正確性。要不是科學界認為李和楊的理論太不可置信，本來會有一群實驗家們競相證明他們的理論。楊振寧後來說我的祖母是唯一的理解到驗證他們理論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人。她建議以同位素鈷60——一種強的β衰變放射源為中軸進行試驗，並將其降至接近絕對零度的溫度，消除各種幹擾以便更容易測量衰變時發射的電子的路徑和方向。哥倫比亞沒有合適的設備，所以她與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標準局的低溫團隊合作，該團隊由英裔美國人歐內斯特·安布勒（Ernest Ambler）領導。整個1956 年秋天，她往返於紐約和他們的實驗室之間，同時仍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由丈夫和一個保姆照顧他們9歲的兒子。在追憶往事時，我祖母以前的學生往往會想起她的嚴謹——長時間待在實驗室裏，睡在地板上過夜。有一天晚上，一個學生小聲提醒她該回家給兒子準備晚飯了，他多次打電話到實驗室，告訴媽媽餓了。她回答說：“哦，他找得到開罐器的，”然後繼續工作。我爸爸一年級時就開始上寄宿學校。根據麥格瑞的說法，吳博士列出了成為科學界成功女性的先決條件是：一個“好丈夫”，短途通勤以及良好的托兒服務。我看到了祖父全心全意奉獻於她。他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學家，他在家做飯，開車送她到任何地方（祖母從沒學過開車），常常把她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她的實驗的初步結果令人震驚。最突出而且可測量到的是，從原子核的南極放射出的電子比北極多。她把自旋倒轉過來，得到了同樣的不對稱結果。聖誕節前夜，她登上了回紐約的火車，把好消息帶給了李政道和楊振寧：她的工作——後來被人稱為“吳實驗”——看來證明了宇稱在β衰變中不守恒。吳健雄在哥倫比亞大學實驗室機械設備旁留影。她於1月2日回到華盛頓驗證她的結果兩天後，李政道與一群哥倫比亞的科學家分享了這個消息，盡管我的祖母曾要求他不要這樣做，暫時不要。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她這項發現的功勞歸誰的問題。由利昂·萊德曼（LeonLederman）領導的另一組哥倫比亞科學家正在做另一個實驗，萊德曼意識到自己的試驗稍加修改也可以測試宇稱的不守恒。他們在四天之內確認了我祖母的結果。消息傳播開來。我的祖母感受到了趕在萊德曼之前發表論文的強大壓力，同時反複檢查她的結果。在物理學中，誰首先提交和發表研究結果，榮譽就歸誰。萊德曼在李政道的要求下暫緩提交論文；如果他們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這樣的善意不太可能發生。直到1月9日，我祖母的團隊才從抽屜裏拿出一瓶稀有的1949年波爾多拉菲酒莊出品的紅酒，為推翻宇稱守恒而舉杯慶祝。兩篇論文都發表在1957年1月15日的《物理評論》上。萊德曼的論文承認他是在聽說我祖母的結果後才開始實驗的。哥倫比亞為此舉行了新聞發布會。新聞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據一條通訊形容，在那年1月份紐約舉行的美國物理學會年會上，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大型演講廳“被龐大的人群擠得水泄不通，人們想盡一切辦法進去占據一席之地，就差沒有人掛到枝形吊燈上。”這是一場勝利，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損害已經不可挽回。那年下半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拒絕把獎金授予任何實驗方麵的人士；李政道和楊振寧因理論工作而獲獎，成為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籍物理學家。看來這裏存在著性別歧視，雖然不是那麽明白公開。120年來，隻有四位女性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吳健雄的工作成果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備受讚譽：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她榮譽科學博士學位（那裏的校長稱她“世界上最頂尖的女物理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給了她終身教授職位；還有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美國物理學會主席職位;以及以色列聲望卓著的沃爾夫獎。諾貝爾獎審議過程中有些什麽樣的討論，這些記錄要等到李政道和楊振寧（分別為94歲和99歲）去世以後才會公開。但可以看到一些不利於她得獎的因素：兩篇競爭的論文（一周後還有來自芝加哥的第三篇）；有些人堅持國家統計局的科學家們也應該分享功勞；諾貝爾獎每年每個學科的獲獎人數有限製。我不知道祖母對此有什麽想法，或者她是否想過，因為它涉及到那種從來沒有跟我們談起過的感情。我在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吳健雄郵票的帖子，我的朋友們把它分享給了他們各自的圈子。有一位我不認識的人回答說他不會買她的郵票，因為她從事過曼哈頓計劃中的一項關鍵工作——研發鈾濃縮方法增加核彈的燃料供應。科學家們對於廣島和長崎的破壞難辭其咎；他們也沒有製止他們的政府。我的祖母跟她的朋友奧本海默一樣，有著糾結的遺憾。1965年訪問台灣期間，她忠告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永遠不要走製造核武器這條路。在多方麵講，核彈也是把我的家人帶到新墨西哥州的原因。我部分童年是在山區小鎮洛斯·阿拉莫斯度過的，這座小鎮的主體是國家實驗室綜合體，是作為曼哈頓計劃的一部分建造起來的，它部分位於偏遠山穀，從那裏步行到龐塞的加油站購買Jolly Ranchers糖果要花上一整天時間。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的祖母曾到過一次這片沙漠地來看我們。那裏海拔高對她的血壓不利。也沒有地方可以吃到好的中國菜。她不喜歡那裏。我父親大學裏學的是物理，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他也是一個1960年代留長發的反文化主義者，我祖母認為他學習不夠努力。當他愛上我媽媽時，祖母並沒有太欣喜，媽媽當時留著長長的金發，是一個毫無中國味的嬉皮士，她後來成了一位玻璃藝術家。我自己的叛逆性格選擇十分有限，不當科學家是我能做的最具顛覆性的事情。我一直想知道為什麽我父親要學物理——為什麽要追隨如此大人物的腳印？是由於壓力嗎？還是想通過從事母親最鍾情的工作加強他同母親的紐帶？他最近告訴我，他從沒有想過這些。他喜歡作一名科學偵探，在一個有正確答案的領域裏工作，而且好的實驗可以證明答案的正確性。一年兩次，通常在放假期間，父母帶著我到紐約去看我的祖父母。在他們的公寓裏，在玉雕和立軸畫卷之間，有一麵牆掛滿了我的祖父母和各種各樣的陌生人合影的相框。我直到十幾歲才開始問照片中的人都是誰，他們中有：和我的祖母同時獲得埃利斯島榮譽獎章的穆罕默德·阿裏。以及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傑拉爾德·福特總統。以及她在1970年代中國重新對西方開放後會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物理學界的世界很小，我的祖母一直與其中的偉人為伍。當初邀請她留在伯克利的歐內斯特·勞倫斯（Ernest Lawrence）因發明回旋加速器而獲得了諾貝爾獎。她的論文導師、來自意大利的埃米利奧·塞格雷（Emilio Segrè）後來也獲得了諾貝爾獎——他也是在墨索裏尼掌權後背井離鄉來到美國。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實用核反應堆（曼哈頓計劃的關鍵設備）的恩裏科·費米（EnricoFermi）因為反應堆老是莫名其妙停機而感到困惑，塞格雷讓他“去問吳小姐”。她證實了他的懷疑：核裂變的副產品氙135汙染了反應堆。我祖母叫奧本海默為“奧皮（Oppie）”，奧本海默稱她為“Jiejie”，這是一個親熱的稱呼，中文意思是“姐姐”。我父親無法證實下麵這個故事，但我經常聽到它：當他1947年出生在普林斯頓時，我祖母的一位朋友，也是逃離戰亂恐怖的科學家曾到醫院來探望過她。他的名字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2012 年 5 月，中國江蘇省，袁緯承（Vincent Yuan、Lucy Lyon和Jada Yuan) 與親屬一起參加了吳建雄雕像的揭幕儀式2012年紀念祖母誕辰的中國之行期間，在紀念活動中和車上，一位親戚問：我們今晚去看一場戲好嗎？我想，有一個晚上與親密的家人一起避開人們的注意力也不錯。可是當我們到達劇院時，我看到了節目的標題：《吳健雄》，當然不可能是別的。記得在紐約的時候祖母帶我去看過中國戲劇，服裝多、化妝重、布景少的那種，有人拉二胡，還有一條巨大的眼睛鼓出的龍在黑暗中遊動。不過，《吳健雄》是一部精心製作的現代話劇。帷幕升處，講的是中國一個村莊裏一個有著改變世界的遠大抱負的小女孩的故事。話劇展示了很多真實的方麵：她對父親的摯愛，她難得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時它也有（更多）的超現實情節。當她到達美國時，金門大橋、帝國大廈和拉什莫爾山總統群像的紙板剪影同時出現在布景裏，歌手們穿著輪滑鞋繞著舞台翩翩起舞，看到這裏我差點笑出聲來。我祖母沒有回到中國的事實似乎是一個特別的症結所在：這部話劇用幾次獨唱曲來表現她留學美國是為了用科學拯救中國。一個扮演我父親的小男孩幾次出現在場景中，包括有一次他跑進房間，手裏揮舞著護照，並頑皮地問道：誰還會想離開美國？扮演我祖母的女演員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他摔倒在地上哭了。1957年1月15日，吳健雄與她的同事們，包括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右），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他們的開創性發現在那四年之後，我們收到了來自郵政局的一封標記為“機密”的電子郵件。詢問我們是否同意吳健雄成為“傑出美國人”郵票係列中的一張？當時隻是“推薦”階段。他們需要查看遺囑文件。公民郵票谘詢委員會每年會獲得了大約三萬條郵票主題的提名。我們至今不知道是誰提交了她的名字以及她是如何被選中的。
作為她遺囑的執行人，我父親得到過很多這一類的要求。他都懶得作出回應。我祖母的粉絲和崇拜者常常最後求助於我，詢問我是否可以催促父親給他們回信。他已經74歲，仍在從事保密的核物理研究項目，他不大使用個人電腦，主要是用來查看我的行蹤，以及紐約尼克籃球隊或克利夫蘭布朗橄欖球隊的賽事。不過對於郵政局的要求，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馬上回複了。
我們當然知道不要把這件事當作已經敲定了，但是兩年後，畫像的初稿寄給了我們——一幅由香港出生的布魯克林藝術家麥錦鴻（Kam Mak）創作的蛋彩畫。此後又過了幾年，美國郵政局傳來消息：郵票將於2021年2月11日國際科學界婦女紀念日發行。它將是普通郵件用的永久性郵票。除非您是集郵者，否則郵票不過是郵票——但是如果祖母在郵票上就不一樣了。這張郵票將我與我祖母失散多年的堂親表親以及從前的學生聯係了起來。熱愛科學的小女孩們寄來了她們的新英雄吳健雄的畫像。紐約的一位朋友將吳博士的郵票貼在100張號召“停止仇恨亞裔”運動的明信片上，她鼓勵人們寄送給他們的國會代表。我告訴她，她每張明信片多付了12美分。她說讓我祖母的頭像出現在上麵更為重要。作者Jada Yuan（中）與父親Vincent、祖母吳健雄、母親Lucy、祖父袁家騮（左起）1992年在克萊蒙特大道祖父母寓所外合影祖母在紐約的公寓，我喜歡把它看成是學會了以中國人為傲的地方。這裏有著華麗的茶具、煮白菜的味道，以及中文談話，這個另類的世界，總會使我覺得祖父母就在當著我的麵談論我。那些年去紐約時都排滿了訪問各種親戚，他們中許多人都是在我的祖父母幫助下移民到紐約的。經常在鋪著白色桌布、優雅的餐廳裏舉行宴會，門口有木頭浮雕的龍迎接我們。我的祖母知道最好的餐館都藏在哪裏，它們好像總是位於高速公路的立交橋下麵。孩子們在餐廳裏四處奔走，接受裝滿簇新鈔票的紅包，設法逃開讓我們吃海參的叔叔伯伯。我的祖母像女王一樣主持這些活動——這是吳女士的高光時刻。她寫的英文寫作優雅而流利，但我小的時候，經常會因為聽不懂她在電話中的口音感到沮喪，隻好把話筒交還給父母。我記得在我9歲的時候，她興奮地告訴我她會帶我去看……什麽，奶奶？這是一個p開頭的字。直到我們在布朗克斯動物園裏擠過人群，我才意識到她說的是從北京借來作短期展出的大熊貓勇勇和玲玲。我們當麵交談或者通過她從世界各地給我寫來的信和明信片交流就好得多。發行紀念郵票，貼在她最喜歡的交流方式上，看來是一種頌揚她的恰當方式。我無法知道語言在多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之間的相互深入了解。不過，這使得我們之間的交流被簡化為最純粹的感情：我知道她愛我。在我的朋友群中，我是唯一一個成績報告單曾被交給一位近乎諾貝爾獎得主過目的人。我在六歲時得過一次壞成績，後來再也沒有過。我的父母讓她隨時了解我的學業以及我在小提琴方麵的進步，有一段長時間我熱衷於練習小提琴，那是因為她帶我去了一個青少年交響音樂會，由馬友友的姐姐馬友乘指揮。她是祖母的朋友。不知道我這裏講的故事是否給了人們一個嚴厲的中國祖母的刻板印象。實際上，她無非是想讓我看到生命的無限可能；看到突破周圍的障礙能夠給你帶來什麽。在美國的女性和中國人很少受到重視和尊重的時代，她努力讓自己受到重視和尊重。早在1965年，她就在演講中提倡科學界包容更多的女性。在麻省理工學院那年召開的關於科學和工程領域中的婦女的研討會上，她抨擊那種把科學視為男性領域的“牢不可破的傳統”，並大聲提出質問：原子或DNA分子難道也像我們的社會這樣“對男性或女性有偏袒”？她問道：“在我們現在這個富足而成熟的社會，在白天提供優良的專業托兒服務，使得媽媽們可以擺脫單調的家務，在他們喜好的領域工作，這種要求難道太過分嗎？”她說，科學家們固然需要家庭生活。“可是，在理想情況下，這種對於伴侶和父母作奉獻的人類高貴願望也必須由男性平等分享。”我記得我們之間曾有過一次衝突，當時我還是個青春期的孩子，我自豪地給她看了我剛打了耳洞的耳朵。她很生氣。我怎麽能在自己的身體上打洞呢？後來我了解到，她父親一直堅決反對女孩子纏足，在她出生的那一年纏足被禁止，但在很多地方這種做法仍長久地持續存在。她僥幸地逃過了這樣的厄運。這是我們之間的代際距離之一——我這種美國人的凡事不在乎和她那種中國人的堅韌不拔。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我的祖父母終於可以回中國了，他們回去了很多次，但是從未帶他們唯一的孫女——他們回去見親戚，了解文化。中國曾是他們的家，但我覺得，對於我的祖母來說，這也是一個略帶失落感的地方，就如同每當我經過哥倫比亞附近她居住過街道時，所產生的失落感。我對祖母的最後記憶是她坐在套著褪色的黃燈芯絨的扶手椅裏，她和我的祖父喜歡一起坐在那一對椅子裏。我握著她的手，那是在她1996年第一次中風後不久。她喜歡看著窗外的巴納德學院校園，讚歎透過體育館的大窗戶所看到的打籃球的女青年。她是在1997年2月的一個寒冷的星期天去世的，那正是我在耶魯大學上大一的第二學期第一個月。我祖父正在為她準備午餐的時候，她倒在了黃色扶手椅中。我的室友告訴我：“你得給你媽媽打電話，她給你打了二十次電話。”一個我並不熟識的同學在我之前從《紐約時報》讀到了祖母的訃告，他告訴我他非常悲傷。幾十年過去了。我的祖父在她去世六年後也去世了，他是在去中國旅行時被送進醫院的。發行紀念郵票是一件好事——給了我機會回顧我祖母的一生，和父母談談他們的記憶。但我有時感到很難保持一種假象，仿佛我們對於紀念她有著無窮的熱情。我不需要從曆史書中去了解她。我隻想再次握住她的手，讓她告訴我那是什麽樣感受：橫渡大洋、無法估量犧牲、戰爭、吳實驗的爭分奪秒、作出科學發現時的獨特的快樂。我想到了那晚的話劇，為了講述她的人生故事，為了不多的幾次也許再也見不到的演出，人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扮演我祖母的歌手在會見我們時都哭了。他們講述的部分是吳健雄的故事，部分不是她的故事——它是從中國聲稱擁有她的角度來講述的。這是永恒不變的現象。在一個不對稱的宇宙中，一個現實中的人同他延伸到空間和時間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人民、機構和國家都想聲稱擁有她，正如我現在仍然想擁有她一樣。我接受這樣的說法：她究竟是誰？其很大一部分是完全不可知的，她存在於每一個人的腦海中。o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