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
在相對程度上，受害最大的是江南地區/江浙地區，尤其江蘇省和南京市。曆史上，江浙地區長期是南方政權的核心地帶，南京則是作為首都次數最多的南方城市。江浙兩省相比，江蘇有更加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底蘊，浙江則是民間社會更為發達和活躍，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南方部分的菁華。
但由於北方在軍事和政治上的相對強勢，南方政權往往不敵北方而屢次受到入侵與壓迫，南京更是遭遇多次屠戮與破壞。民國有十餘年定都南京，曾讓南京及江浙有了很大發展，政治文化地位也空前提高（經濟地位長期都是全國最高）。但1937年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以及八年占領中對江浙各地的多次屠殺與長期奴役，讓大量民國精英尤其出身江浙的精英遇害，南京及江浙許多城市都遭遇嚴重破壞，對南京及江浙的地位、聲譽、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都造成沉重打擊。1945年國府還都南京，本來可能重振南京和江浙，但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中共渡江戰役的勝利，南京的首都地位再次失去。
中共建政後，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各種資源被奪走、實力和影響力大為削弱。1951年，毛澤東在“鎮反運動”中聲稱，“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南京（鎮反）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可以說是中共政權對南京這個城市命運的殘酷宣告（且毛澤東是在明知南京曾在十幾年前發生慘絕人寰大屠殺的情況下如此發言，可見其心之惡）。而在19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係調整拆分中，包括原中央大學在內的南京諸多高校被拆解、遷移、削弱，極大打擊了南京乃至江浙地區的教育、人才培養、思想文化發展。在政治地位上，北京擁有了獨一無二的、至高無上的國都地位，南京則成了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僅僅可以代表江蘇省（甚至在江蘇省內，南京的首位度也不高（不過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江蘇其他城市經濟文化實力也很強））。中共還有意扶植缺乏政治野心、沒有定都曆史、文化底蘊不足的上海，以進一步削弱和製約南京。改革開放以後，南京的經濟文化有所恢複，但仍然隻是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其地位和影響力不僅遠不及北京和上海，連廣州、西安、成都的區域影響力都不及。
而南京所在的整個江浙地區，從建國至今也都是被打壓的對象。而建國後江浙的處境，也是江浙地區幾千年來相對北方弱勢的格局的延續，是中國大陸南北兩個板塊軍事衝突、政治鬥爭、文化對立的縮影和例證。
早在華夏文明初興之時，江浙所在地區就是文明發祥地之一，南方河姆渡文化即是與北方半坡文化並列的華夏文明的源頭。而從吳越的崛起、夫差勾踐的爭霸，到秦末項羽劉邦的奮起抗暴、漢初吳楚七國之亂，再到漢末三國孫氏家族數代的文治武功，千年前的江浙曾是尚武之土、興兵之地。但後來，一方麵是經濟重心南移下，江浙文教日益興盛、民生越發富足；另一方麵卻是相對北方而言武力的衰弱、戰略的守勢。由於北方異族入侵、戰亂頻仍、暴政肆虐，原來繁榮的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多次成為貧瘠的焦土。而地理環境得天獨厚的江浙地區，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地區。“蘇湖熟、天下足”、“國家根本，仰給東南”，都在反映著江浙經濟的發達與對全國的重要性。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隨著經濟開發，以及“衣冠南渡”下北方士人階層的南下、中原文化在江南的傳播和與當地文化的融合發展，江南的人文也日益興盛，並形成了相對獨特的、與中原文化等北方文化有明顯差異的文明形態與價值觀。其文化婉約、含蓄、內斂，思想開明、包容、進取，讓漢文明更加豐富與溫和。而明代中後期及清前期，伴隨資本主義萌芽和商工文明的發展，江浙湧現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新儒學”思想家，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工商皆本”、“經世致用”、“有治法而後又治人”等主張，帶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主義色彩，其進步性可與歐洲啟蒙運動相比。這些思想也已經很大程度作用於現實，伸張了許多民權，打擊了封建專製，促進了科學發展（如徐光啟、宋應星的成就），讓明王朝向開明專製乃至更大的革新邁進。如果江浙經濟文化社會繼續發展，還能推動中華文明的進步轉型。
但隨著滿清的鐵蹄入侵和文字獄的鋪展，江浙的文明被摧毀、社會的進步被打斷。在滿清統治的二百多年中，江浙一直是被打壓和吸血的對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仍未讓江南屈服。因此從順治康熙時的“哭廟案”、“莊廷鑨明史案”、“南山集案”，到乾隆時的“叫魂案”，滿清政權又對江南士人和民眾進行了許多次清洗，“屠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讓江南沉寂了百年有餘。這期間江南經濟仍然非常發達，但大多數收益被滿清統治者和北方保守勢力掠走，政治和文化上更是極為消沉。江南士人連本地重要官職都不能擔任，滿洲貴族的臣屬乃至家仆成為了這裏的主官（如曹雪芹父祖及整個家族），從官場到民間皆是腐爛，從官紳到黔首俱若奴隸。而到了太平天國時期，江浙地區成為起義軍和清軍交戰的修羅場，再次受到殘酷破壞。在這個過程中，江浙人隻是被雙方利用和屠殺的對象，自身幾乎毫無作為。
直到清末民初，隨著滿清政權的內外交困尤其對外戰爭中的一係列敗績，江浙才從壓抑窒息統治下得到久違的部分自由。隨著國門打開，江浙深厚的人文底蘊與西方及日本的現代思想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並逐漸燎原。在思想啟蒙和革命浪潮中，江浙湧現了秋瑾、章太炎、魯迅等革命家和思想家，讓江浙的才華與勇氣在沉淪許久後重新煥發耀眼之光。“拚將十萬頭顱血，須將乾坤力挽回”，江浙及江浙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中涅槃重生，武昌起義後以光複會為主的江浙起義軍在徐州與清軍接戰，後克複江寧（南京）與杭州，與兩廣、四川、湖北等地共同迎來光複，實現了夏完淳“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的遺願。而民國定都南京，發展江浙、經營寧滬杭，讓江浙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地帶。但日寇的入侵再次讓多災多難的江浙蒙難，從社會精英到平民大眾都遭遇殘酷虐殺。與南京的命運一樣，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取代，也讓江浙失去了抗戰後再次重生的可能。
擊敗國民黨的中共政權，對江南的態度和作為，除了沒有明顯的民族壓迫（但有“重北輕南”的政治經濟歧視），其他方麵與滿清幾乎沒有二致。在“前三十年”，中共的閉關鎖國和計劃經濟模式，對適應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江南顯然是噩耗。但由於江南工農業基礎的優良（哪怕經曆了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破壞），經濟仍然優於全國大多數地區。在三年大饑荒期間，江蘇和浙江餓死的人較少（但生活水平相較民國大幅下降，蘇北和浙江山區也有餓死人現象）。而江南地區的相對富庶，也成了中共政權重點掠奪的對象。
而中共之所以可以肆無忌憚的掠奪，也在於江浙政治權力地位和話語權的失去。由於國民黨的核心一大部分都來自於江浙（核心的另一部分來自於兩廣），國民政府的核心統治區也在江浙，所以作為國民黨死敵的中共對江浙嚴防死守、百般打壓。還有，江浙人崇尚自由、反對專製、主張民主民權、營建和參與公民社會、追求法治透明的社會風氣和曆史行為，都令高度專製、奉行等級製度和個人獨裁、迫使民眾仰其鼻息而活、習慣於潛規則和密室政治的中共恐懼。在中共專製極權尤其“鎮反”、“反右”、“文革”的摧殘下，江浙在清末民初複興的人文風貌、士人風骨，都毀損殆盡。
在反右與文革被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中，大多數都來自於江浙。例如有雜誌列舉文革中自殺的52位名人（主要是學者型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藝術界人士，也是廣義的知識分子），一半以上都來自於江浙。其他各處關於文革的資料，也都能反映出中國受迫害的著名知識分子中，來自江浙的比例幾乎超過全國其他所有地區的總和。具體的例子有，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南京的考古學家陳夢家，從建國後就經常被整，文革中又遭迫害，被吐口水和往頭上澆剩飯菜，最終不堪受辱自殺；江蘇江陰籍戲劇家上官雲珠被迫獻身於毛澤東，但文革中也未幸免被批鬥，最終自殺身亡；浙江杭州的文學家吳興華，被紅衛兵不斷批鬥、強迫勞動，最終強行灌下汙水將其殺害；江蘇南匯（現上海浦東）籍翻譯家傅雷被抄家和侮辱，和妻子雙雙自殺；浙江義烏籍曆史學家吳晗，因發表《海瑞罷官》等作品被批鬥和逮捕，最終死於獄中；江蘇無錫籍的導彈和航空航天專家、研發“兩彈一星”的元勳之一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暴打致死；江蘇上海縣（現上海市）籍、被稱為“大師的大師”的物理學家葉企孫，在文革在被誣陷為“國民黨中統特務”，被紅衛兵百般羞辱折磨，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文革結束後不久即去世（他的同籍貫的徒弟熊大縝，則早在1939年即被中共誣為“特務”殺害）；另一位江蘇無錫籍鋼琴家顧聖嬰，被批鬥羞辱後開煤氣和母親弟弟一起自殺；同樣是籍貫為江蘇無錫的曆史學家、南京大學教授錢海嶽，因讚頌鄭成功被指鼓吹蔣介石反攻大陸，被紅衛兵殺害於明孝陵……連死去的秋瑾、章太炎的墓葬乃至骨殖都被破壞（可悲的是，這些主要都是江浙本地紅衛兵所為，他們這時已經被洗腦的完全是非不分、將家鄉的英雄當成罪人批判和汙名）。而幸存的江浙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也都沉默、沉淪、沉寂，在打擊和壓迫下默默的活著。江蘇揚州籍的翻譯家巫寧坤，其幸存離國後寫下的《一滴淚》，就反映著江浙知識分子的種種苦難，以及在暴政下無力改變醜惡現實、不得不忍耐和逃亡的無奈與悲辛。
麵對毛澤東和中共的淫威，毛時代的江浙人噤若寒蟬。毛時代中共對江浙的所作所為與滿清對江南的屠殺壓迫與文字獄何等相似？死於文革的江浙知識分子，與明末殉國的東林黨人的悲劇又多麽相通？而反右和文革至今江浙的沉默低調，又與滿清兩江/閩浙總督治下民眾的長久沉寂驚人一致。萬馬齊喑中，隻有蘇州籍的林昭奮力呐喊，在那泯滅人性的黑暗時代發出痛斥暴君、反對專製、追求自由的偉大啼鳴。但這無法改變當時的專製暴政，江浙人民也隻能戰戰兢兢、渾渾噩噩的生存與死亡。
改革開放後，江浙的經濟迎來了久違的春天。相對於珠三角更多依靠對外開放和借助港澳台的資本與平台拉動經濟，長三角的江浙更多憑借自身的經濟社會底蘊恢複和發展。珠三角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貧富分化嚴重、治安混亂、各種非法活動猖獗，充滿著暴力與動蕩。而長三角這幾十年貧富差距相對較小，治安更是在全國相對最為優良，公然的過惡的非法活動也較少。相對於珠三角的野蠻生長、東北經濟的相對衰落、內陸其他地區的相對貧困落後，長三角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發展最穩健、最紮實、最均衡、最惠民、最具可持續性的地區，域內各地差距和城鄉差距都小於其他地區，尤其江浙農村富裕程度冠絕全國。江蘇和浙江的GDP總量不僅常年位居全國前四，人均GDP更是居各省份（不包括直轄市）前三位。江浙上繳中央財政的總量與比例，也同樣位居全國前四。江浙地區無疑是京滬之外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但經濟的發達無法改變政治的弱勢和文化的不振。改革開放後，中共仍然實行重北輕南的政治方針，鼓勵南方發展經濟的同時遏製其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增長。雖然中共兩任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皆出身於江蘇省，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共在地域問題上的原則和政策。北京仍然是中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引領著中國的發展方向和決定著中國的政治特質。中共仍然非常警惕南方出現能夠挑戰北京權力與地位的地域勢力，江浙則是其最為提防和打壓的地區。江浙隻有在經濟上埋頭發展和為其他地區“供血”的義務，卻沒有與付出相匹配的政治權力與話語權利。相反，其地方文化入方言和地方傳媒，遭受各種或明或暗的打壓，已幾乎沒有了獨特的地方思想價值體係，也沒有獨立的話語權。
曆經滿清屠殺和文字獄、日寇屠殺和奴役、中共的專製及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江浙的文風、民氣屢遭摧殘折辱，雖幾度複興，但起碼如今已不再有曾經的盛況。現在的江浙雖仍是理工和人文學者最集中的產生地區（可以看當今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籍貫，江浙籍的占四分之一，算上受江浙影響的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即華東地區），則占兩院院士的一半），但卻普遍遠離政治或依附強權，不是自私自利耽於享樂，就是成為政權的走狗和喉舌，再也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觀念和“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公共意識。曆史上的物理與心靈摧殘和留下的陰影餘悸，以及如今仍然專製和壓製思想文化自由的環境、在地域博弈中的相對弱勢地位，都讓江浙人變得非常低調、世俗、保守，紛紛在物質享樂和靡靡之音中沉醉，無力也無心去效法先賢、秉筆直書、經世致用了。夏完淳、秋瑾、林昭，這些人的光芒太耀眼，江浙人更多是恐懼和遠離，而非效仿和超越。江蘇人麵對相較很高生源質量而言很低的高考錄取率（還包括將本省大學錄取名額大量“讓”給其他省份）、殘酷的中考“五五分流”，選擇唾麵自幹的忍受（雖然也有零星的反抗行動，如在江蘇籍家長在省內各級政府機構、教育機構門前的和平抗議，都被鎮壓下去），也反映了他們已經喪失了抗爭的意誌，現實中也沒有抗爭的手段和能力。壓抑之下，江浙社會風氣也逐漸糜爛，當地的人們也被動或主動的沉淪。
在沉淪中，許多江浙人紛紛變成精致利己之徒，隻顧個人私利而沒有家國天下精神和公民意識，乃至為私利損人利己、狗苟蠅營。曾經注重清廉和操守的江浙籍官員，現在也普遍參與腐敗，雖然執政績效尚可，但也不再那麽秉公無私，不僅貪腐，裙帶之風也極為盛行；許多江浙中產在教育資源和中高考錄取名額限製下，紛紛想方設法不擇手段擠進名校，還排斥外來打工子女與其孩子同校同班；在醫療、養老等方麵，江浙人也越來越為私利鑽營……
而江浙一些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有話語權的科技醫工與人文社科學者，不僅早已沒有民國時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追求，反而視野狹隘且保守自利，隻有知識沒有品德，為前途名利巧言撒謊（有些學者甚至在關係到億萬國民生存和人權、國家發展乃至人類命運的一些問題上巧言令色、歪曲事實、誤導大眾，如在新冠議題上替官方封城隔離政策背書、推薦並不可靠的中醫中藥治療新冠的醫學界專家鍾南山、李蘭娟（李蘭娟丈夫鄭樹森亦為浙江人，其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因無法提供論文中涉及的563例器官移植來源的倫理證明而被撤稿，可想而知其參與了多少醜惡）；在氣候危機問題上巧言撒謊、誤導公眾、造成極大惡果的地理學專家丁仲禮），勇於私鬥而怯於公爭，歧視弱者而默於強者。他們都不是真正的科學家，而是”高級技術員”。如同明清易代後，“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東林黨人成為為官人軍頭做高級仆役的“紹興師爺”那樣，今日的江浙知識分子再次成為體製和權貴的附庸，為作惡者出謀劃策和提供知識與技術。他們被醜惡傷害卻又參與醜惡，既是曆史和時代的受害者，又是相對更弱者的加害者，令人感到可悲可歎。
江浙的沉淪，亦是中共式中央集權的惡果。對南方地域勢力的憂慮、對江南自由開放文化和市民社會的恐懼，都讓代表北方頑固勢力、崇尚北方保守文化的中共不遺餘力的打壓江浙，扭曲當地的文化民風，讓這塊人傑地靈的寶地，變成世俗市儈的戲園。這不僅是對江浙人民尤其知識分子的摧殘，也是對漢文明的破壞，並讓中國走入和困在醜惡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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