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許倬雲先生新著《一天星鬥》讀後感
*這本書最終由許倬雲先生定名為《經緯華夏》，許宏先生就此題目，另行撰寫了新版序言。——編注
一
十六年前的2006年，捧讀剛出版的許倬雲先生的新著《萬古江河——中國曆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我就為先生深厚的史學功底、磅礴的大氣和優雅雋永的文字所折服。彼時，接手二裏頭遺址以來的田野工作正好告一段落，一係列重要考古發現需要消化整理，作為一部全景式地勾畫中國曆史發展脈絡的好書，《萬古江河》給我的啟發極大，對我日後的學術思考與麵向大眾的公眾曆史寫作都有深刻的影響。
其實此前的1999年和2003年，我就有幸參加了許倬雲、張忠培先生籌劃、主持的“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北京清西陵）和“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台北南港）兩次學術研討會，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2004年我在台灣政治大學做客座教授時，還應邀在許倬雲先生主持的“中研院”大型學術項目所屬活動中做了演講。2007年11月，我有幸在洛陽接待先生夫婦，陪他們看了二裏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陳列室和龍門石窟等，得以鞍前馬後，向先生請益。
2015年，《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首發，我又應邀與曆史學家楊念群、人類學家王銘銘兩位，參加了出版方在言幾又書店舉辦的新書推介活動。在大屏幕上看到已無法回中國、但精神矍鑠的先生。2020年疫情期間被困美國，還應邀為先生的《許倬雲說美國——一個不斷變化的現代西方文明》一書寫了推薦語，錄製了我選出的先生書中精彩段落的音頻。
這就是我與許倬雲先生的緣，但更深的緣，還應該是通過不斷閱讀而與許先生在“對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錢穆先生語）上的“共情”。此次，第一時間通讀了許倬雲先生的新作《一天星鬥》，先生說，“我的一輩子，最後也純粹是在探索中國曆史的來龍去脈，一線貫注”。讀罷全書，再次被先生對這方水土和為中國文化所涵育的這方人民的“溫情與敬意”感動，對先生駕馭大曆史的貫通感更是服膺於心。
二
目前，中國學術界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認知的最大公約數是多元一體理論。這一理論框架來源於社會學範疇的多元一體格局，指的是一種橫向的當代民族觀。而考古學上的多元一體理論，指的是華夏族群縱向的演化趨向，從多元化到一體化。所謂“最大公約數”，指的是在這一問題上，認可度最大，爭議最少。
許先生借用辛棄疾“一天星鬥文章”的名句，擬定《一天星鬥》為書名，希望從“許多個體的遺址排列為序列”，推及“係列古代文化的延伸和轉折”，進而放大到“將中國曆史歸納排列，成為時間上的序列，空間上的擴散。從而理解到：人類的移動軌跡，以及族群之間、國別之間互動的形態。”就我的理解，他也是心心念念於中國文化的緣起。許先生引用中國考古學泰鬥蘇秉琦的中國史前文化“區係類型”說，而蘇秉琦先生就將這個最初無中心的多元狀態，比喻為“滿天星鬥”。所以作為考古人，看許先生《一天星鬥》的書名，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這個多元初起的狀態，而後才有華夏文明的萬古江河。
關於整個中國曆史不斷展開的曆程，許倬雲先生擬定《萬古江河》中各章的標題時，曾借用梁啟超先生《中國史敘論》所述觀念，“將中國文化圈當作不斷擴張的過程，由中原的中國，擴大為中國的中國，東亞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至世界的中國。凡此階段，因為我們的時代已與任公的時代不同，舉凡中國文化史的史料、中國曆史的知識，以及其他文化曆史的研究，於最近百年來均有長足進展，是以本書不僅有自己設定的斷代，於各個段落的界說也有自己的認知，而毋須受任公曆史觀念的約束。”
梁啟超先生界定的“中國之中國”是從黃帝到秦之一統，“亞洲之中國”是秦統一後到清乾隆末年，“世界之中國”是乾隆末年之後。許倬雲先生依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大致將商至戰國歸為“中原的中國”，認為秦漢是“中國的中國”，魏晉南北朝至唐屬於“東亞的中國”，五代至宋、遼、金、元是“亞洲的中國”，“世界的中國”則為明清至今。而關於《一天星鬥》這本書的寫作初衷，也是出於這種從中國到世界的宏闊的世界觀甚至宇宙觀：“在《萬古江河》寫完之後，我常常感覺這本書的敘述，其實都是討論中國文化圈裏麵內部的演變。既然這個文化圈是上麵一個大宇宙、下麵一個全世界，中國圈在世界圈、宇宙圈之內，究竟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這才是我現在撰寫這本書的命意。”
圖：2007年，陪同許倬雲先生考察二裏頭遺址
現在，我們可以循許倬雲先生等前輩的學術誌向和探索業績，來做深入的探究，同時也續有心得。就我一個考古人的視角而言，從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國，如果仍然借用梁啟超和許倬雲先生的概念，“中國的中國”應大致相當於玉帛古國的良渚、大汶口-海岱龍山和仰韶-中原龍山等新石器時代文化所處的距今5000-4000年前的那個時代，那是一個限於東亞大陸的鬆散的史前中國互動圈漸趨形成的階段；“歐亞的中國”相當於以二裏頭為先導的中原青銅文明（三代王朝）被納入歐亞青銅文化的“世界體係”，經秦漢而至隋唐，東亞大陸的國家群與歐亞大陸西部和中部不斷溝通互動的時代，這也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時代；“世界的中國”則大致相當於宋-清的近古帝國時期，逐漸麵向海洋，都邑由中原東移，南北變動，步入擁抱世界的新紀元。因了考古學的興起，我們可以把眼界進一步放開，從而有了更宏闊的視域。《世界體係：500年還是5000年？》一書[1]就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看來，“世界體係”的最初形成契機，當然是5000年前席卷整個歐亞大陸、距今3700年前後進入東亞並催生了中原王朝文明的青銅大潮，而非500年前的“大航海”貿易。許先生在本書中也述及“青銅技術一點點地向東傳輸”的大勢。當然，各種劃分方案，都屬仁者見仁的闡釋，均聊備一說。
三
讀此書，感覺最為認同，最惺惺相惜之處，就是許先生把地理地緣和人地關係作為展開中國畫卷的基礎，他胸中時時有一幅碩大的東亞全圖。他儼然是位將軍，又像是位寫意書畫家，睥睨天下，揮灑自如，他將中國地理與華夏文化大勢比喻為青龍“棋局”，頗有“一覽眾山小”的豪氣。
書中明確提出了三個“核心區”的概念，其實這三區的劃分，在《萬古江河》初章關於中國文化地理的分區中已略見端倪。第一區應即黃土高原與黃土平原及左近地區，如遼河流域（作者提及紅山文化屬於此區）；第二區是長江中下遊地區加上以長江上遊為主的西南地區；第三地區則是從東部、東南直至南部的沿海彎月形地帶。而“三個‘核心區’之間的互動，或者延伸、或者演進、或者轉接、或者擴散，那就敘述了華夏文化本身從成長到成形的‘傳記’。”
這三大區域，在新石器時代起步階段是並行發展的，最初並沒有核心可言，許倬雲先生在《萬古江河》中就指出“本書於史前部分，並不設定‘中原’觀念”。的確，那時尚無“中原”可言。從考古發現上看，反而是第二、三區“東南先亮”，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皖南地區年代既早且玉器極為發達的淩家灘文化，太湖一帶的崧澤-良渚文化等，甚至第二區的長江中遊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其貴族政治與社會複雜化程度都遠超第一區的仰韶文化集群。隻是到了龍山時代末期，隨著其他區域的衰落與“連續”中的“斷裂”[2]，豫西和晉南地區才異軍突起，二裏頭文化最終成為中原中心的先導，甚至被形容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文化核心區史上最黑暗的時段”的“一處文化孤島”[3]。
所以，許先生劃分的三區中之第一區成為真正的核心區，愚以為就在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向二裏頭時代轉進之間。這也是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向青銅（禮器）時代轉進的節點，從滿天星鬥的無中心多元，向月明星稀的有中心多元（中原中心形成）轉進的節點，從邦國林立向廣域王權國家轉進的節點，中原中心由此得以形成。但這裏的中原中心，主要是指政治中心而言。誠如先生在書中指出的那樣，從更大的時空視域看，“‘中原’是中國古代文化主流或‘火車頭’的觀點，應當修正為：長江、黃河平行的路線上，南、北族群競爭又合作，構建了古代中國文明，能久能遠的深厚基礎。”先生由是提出文化地理上三個核心區的劃分，是切中肯綮的。
在大的核心區的勾勒之外，許先生也關注“天然地理條件自成單元的”小區域。譬如在述及中國的現代化時，他指出，“有若幹省區也個別地從事地區性的現代化。當然這些省區，本身有一定特色：山西、四川、廣西、雲南，都是比較有天然地理條件自成單元的省份。”其中的山西，“在民國初期，最閉關自守而數十年定於一尊者，是山西省的閻家。”“山西省內確實在抗日戰爭中，也沒有遭受很多災禍。這個地區的力量，其實也沒有對於抗日的全局，提出它應有的一份力量。”而這與“山西三麵高山，一麵大河，有表裏山河的天險作為屏障，外來勢力難以進入”的自然環境息息相關，這是許先生在史前時期和王朝時期的敘述中也常常提及的。
我們看許先生書中提及的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它大範圍吸納外來因素，高度興盛，但勢力範圍不出晉西南，顯然偏弱。真正對其禮樂內涵加以揚棄而發揚光大的，是在大河之南、太行以東的二裏頭、二裏崗和殷墟文化這個係列的王朝文明。而到了西周時期，晉國繼承周文化的衣缽，雖盛極一時，但勢力仍不出“表裏山河”的這一空間。到了三家分晉、戰國諸雄爭霸，韓、趙、魏的都城無不遷出山西，定都於外圍的大河之南、太行以東，然後成就其躋身“七雄”的霸業[4]。後來，又有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向洛陽的遷徙，李唐起兵於太原而建都於關中……可以說，任何曆史劇，都是在地理這一大舞台上上演的。“起於河東山西，成於河山之外”，地緣地理的規定性，使我們能捋清不少大曆史的脈絡。
四
關於中國曆史，許先生不是事不關己的旁觀者，他先是戰亂時被卷入，深懷流離失所之痛，後又親身參與到台灣的社會改革中，希冀能對故土更好的發展有所助益。他既是冷峻的觀察研究者，又是抱持熱望的踐行者。他是嚴肅的，又是熱忱的，他的文字融入了情感，但又質樸自然。他說自己“提出的解釋，不見於任何教科書之中，如果不用心在史料上，是看不出來的。”也正因此，他對自己抗戰時的親身經曆和對台灣從古代到現代演變的敘述，對知識分子如何影響中國曆史發展方向的分析，對湖湘經世學派及其後繼者作用的強調等，都構成該書區別於一般中國通史的鮮明特色和獨到難得之處。
先生的立意，是要“解答一個千古大問：中國為什麽到了近代兩百年來，麵對著西方無法抗拒那些乘潮而來的歐洲人？也就是，中國文化奔入世界大海洋這一關鍵性的時刻，為何我們的反應機製無法做適當的感受和發展應有的調節與更新？這個大問題，才是我寫作本書的主要動機：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希望通過這一番自省，“在我們源遠流長的基礎上，發展一個對於未來全人類有益處的選擇。”這些悲憫的哲思，令人感佩不已。
關於我者和他者，先生的敘述透徹超脫：“中華文明係統，是由儒家界定了普世的人文價值。這一係統，既是普世的，當然不再有‘自-他’的對立”，“這一社會關係圈，投射於中國與四鄰的關係，遂是理想中‘近者悅，遠者來’的‘向化’，沒有絕對的‘他者’，隻有相對的‘我人’。”甚至“南北朝數百年間，中國地區的政治文化各個係統，主客我他之間的關係，都有過位置倒易的現象。”或可稱為“我”“他”的大混合。[5]在本書中，先生更指出“中國沒有邊界，中國是一個‘天下國家’——就是一層層文化的自然發展。”
許先生在本書中，推測商人的“祖先大概生活在遼河流域。在後世的中國曆史上，東北方向進入中原的通古斯，他們的遠親匈奴和蒙古，近親鮮卑、契丹、女真和滿州人，都是從東北方向進入中國。尤其後麵這三支，他們進入中國的關口，不是從北方草原打進來，而是從燕山山脈到接近渤海的山地缺口，逐步滲透中原。這些族群與漢地居民的互相融合，相當順暢。相對於匈奴和蒙古，鮮卑的北魏、契丹的遼、女真的金、滿州的清，都終於完全融合於中華的大家庭之內”。這種對大曆史中人地關係的探索歸納，從信史時代的已知追溯原史時代的撲朔迷離的未知，都具有觀察視角和方法論上的啟發意義。帝國時代北方少數族群的屢屢南下自不必說，周人有濃重的西北羌戎的文化基因亦有跡可循，如是，夏商文化中如果有外來因素，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了。其實在殷墟的考古工作中，已有偏濃厚的北方因素不斷發現，許先生在書中述及婦好，就提到“據考證她是商王武丁的王後，在出嫁前是商王國北部方國的公主。”這一推論是合理的。包括三星堆文明由斯基泰人（Scythians）傳入的可能性很大的推斷，都很富啟發性。二裏頭文化中，也見有北方草原因素的長身青銅戰斧和環首刀，透露出當時大範圍文化交流的深度與廣度。
由是，我想起先生多年前接受采訪的一段話：
記者：你在50歲以後對中國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
許倬雲：那時候我就拿最大的全人類、最小的個人這兩個當作真實不虛的東西。餘外，國也罷，族也罷，姓也罷，都是空的，經常變化。哪個國的疆域沒有變過？哪個族是永遠這麽大的？哪個姓沒有（經）中間變化而來？哪個地方是永遠同一個地名？哪個村是永遠是同一批人？都是變化的，隻有全人類全體跟一個個人是真實的。[6]
這是一種大徹大悟後的平和與深刻。先生所描繪的萬古江河、一天星鬥，也不隻屬於中國，更屬於全人類。
許先生在全書的最後，談到對未來中國的希望，先坦言自己此前在關於“賽先生”、“德先生”和“進化論”認知上的誤區，又給出了殷殷的囑托，“希望《禮運·大同篇》那個‘大同世界’的夢想，早日在中國落實”。我在評價《許倬雲說美國》一書時談及:“許倬雲先生一直是一位前瞻者，他從前現代走來，身處現代文明的漩渦，又窺見了許多後現代的問題。這位世紀老人的警世恒言，處處散發著思想的輝光和對人類文明的終極關懷。”讀這本《一天星鬥》，你也不得不由衷地感歎：許倬雲，常讀常新。
（本文收錄於馮俊文主編《倬彼雲漢：許倬雲先生學思曆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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