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內斯是否會在 2023 年訪華仍不確定，但可能性很大。北京已發出邀請， 阿爾巴內斯 表示此行仍然“有可能”。外交部長 黃英賢證實 ，堪培拉“將確保能夠進行訪問”。但仍有兩個因素可能導致訪問脫軌。
首先，雙邊爭端仍未解決，包括影響澳大利亞大麥、龍蝦和葡萄酒的貿易限製，以及記者成蕾等澳大利亞公民持續被拘留。黃先生重新利用了中國外交部大力使用的一個話題， 表示這些爭端不利於營造有利於領導人成功訪問的“積極氛圍”。
其次，還需要克服官僚主義挑戰。 其中包括原定於七月底訪問澳大利亞的中國外交部長 秦剛公開失蹤。秦的訪問可能會進一步推動阿爾巴內塞訪華的準備工作。由於現任大使格雷厄姆·弗萊徹 將於 2023 年 8 月卸任，且其繼任者尚未公布，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在協調總理訪問方麵也存在困難 。
撇開“他會不會”不談，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總理訪問的實際目標是什麽水平。
1996年底，澳大利亞前總理約翰·霍華德與中國總理江澤民確定了“處理雙邊關係的框架”，從而克服了早期的雙邊緊張局勢。幾個月後，他首次訪問北京並取得了巨大成功。
霍華德-江澤民框架承認兩國的差異，但同意關注兩國的“共同利益”。霍華德還向江澤民保證，無論華盛頓的想法如何，堪培拉都不會“試圖遏製中國”，更廣泛地說，“澳大利亞和美國之間的聯盟……絕不是針對中國 的”。
重新致力於“重要的共同利益”也是2009年澳大利亞與中國 聯合聲明的支柱 ，該聲明旨在推動兩國關係擺脫被時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 銳描述 為“我們集體的災難年”的一年。
阿爾巴尼亞雄心勃勃的訪問將要求北京履行2009年聯合聲明中“按照市場原則開展互利貿易”的承諾。
至於堪培拉，尋求鞏固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以提供“戰略平衡”是一回事。但 加入華盛頓主導的 遏製中國崛起的行動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回避遏製很難代表澳大利亞的讓步。澳大利亞前總理 斯科特·莫裏森 在2020年堅稱中國經濟成功“對澳大利亞來說是一件好事”，並將其政府的立場與美國的立場進行了比較，稱“並非所有國家都持這種觀點，一些國家正在與澳大利亞進行戰略競爭”。中國。澳大利亞不是其中之一。
盡管 拜登政府 聲稱其政策並不等於遏製，但知情的美國分析人士對這一評估提出了異議。2022 年 10 月，並不是東京、首爾或海牙遊說華盛頓切斷中國獲得先進半導體的渠道。相反，拜登政府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達成協議，其細節仍不清楚。
澳大利亞不是著名的高科技產品生產國。但有人 建議 堪培拉可能會阻止中國投資者在澳大利亞關鍵礦產領域開發項目。 澳大利亞政府於 2023 年 6 月發布的關鍵礦產戰略強調，通過增加“誌同道合的合作夥伴”的投資來增強供應鏈的彈性 。列出的合作夥伴包括美國、英國、歐盟、日本、韓國和印度。但不是中國。
2023年， 澳大利亞關鍵礦產領域的多項與 中國利益相關的投資提案 均因“違背國家利益”而被否決。
鑒於中國的工業供應鏈“完全依賴”包括澳大利亞鐵礦石和鋰在內的進口原材料 ，全麵禁止中國企業入股礦場股份毫不奇怪會在北京遭到暗淡看待。堪培拉的另一種選擇是僅阻止那些具有明確國家安全敏感性的擬議投資，或在批準時增加條件，例如規定所產生的任何產出都必須在全球市場上提供。
將中國排除在全麵且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區域經濟一體化倡議之外也與避免遏製的做法不一致。當然，如果北京希望被考慮加入CPTPP，那麽堅持要求它遵守CPTPP的高標準，並打消北京方麵認為它可以否決台灣等其他申請國加入的想法，是適當的做法。
黃部長正確地指出，北京有責任創造許多“積極環境”，使 阿爾巴內斯總理的訪問取得成功。但堪培拉還必須決定目標是高還是低。
